附录二：

我的难题

羊 子

　　《家庭》杂志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生活。我跟王若望结婚已有八个年头，这些年中，有欢乐，有波涛汹涌，有日常琐事，也有激烈的争吵，正如一堆乱麻，不知从何说起。加之中国的风俗，妻子把家庭私生活公诸于众，总不大好意思，除非妻子成了「未亡人」，才写点怀念文章。我看了报刊上一些追怀「先夫」的文章，看完以后，还得用猜谜法猜出作者大概是遗孀。要我写活着的男人，又得拉开蒙在家庭玻璃窗上的窗帘，对我来说，实在是个「难题」。

　　跟王若望说明了我的苦恼，他倒是鼓励我，说：「你有好写好，有坏写坏，这就不怕人家说你为王某树碑立传了。至于不便写活人，这也是过去的禁区，如今应该打破。正好比我们的报刊只在某些人物死了以后才突然发现他的价值，活着的时候得了什么病并无人过问，死了才一下子重如泰山，这种风气也得一并打破才对。」他这个人呀，一开口就是杂文笔调。

　　婚后，我俩曾讨论改革旧的夫妻称谓，我反对被对方称「老婆」，这叫法太俗气，而且把「青春」往老朽方面靠拢，我也不情愿。至于称呼老爱人，老伴、皆因有「老」字，都不讨喜欢。最后通过，对我，以略去姓单叫名字为亲切；而我则叫他老乡，因他是我同乡。所以本文乃称他为老乡，这儿的「老」字是老少通用的。

　　我同他相处十九年中，发现他预测政治气候和给人算命有相当的准确性。我记得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风起云涌，到处煽起疯狂之际，他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你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去的蒺藜决长不出粮食。我国工业不久就要出现衰退的。」果然，不幸而言中。他还说：「旧市委唯一留下来的革命派马天水，他是怎么「革命」的呢？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出，是靠拍张春桥，江青的「马」屁上了「天」，你看吧，最后会跳进黄埔江「水」里。」我最初还以为他是开了一次危险的玩笑，搞拆字算命呢，当造反派号召牛棚里的老干部写材料揭发黑市委的领导人，他没写市委其它人，只写了一份揭发马天水的大字报。不久马天水结合进刚成立的革委会，这份大字报又退了回来，指出王若望反动透顶，包庇陈，曹，专门攻击在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又给老乡增添了一条「用心恶毒」的罪状。回头看看，老乡的预测可不是文字游戏咧。

　　「四人帮」粉碎了，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上边发下一个文件，说凡攻击过领袖和有过诋毁文化大革命言论的，一律不予复查和平反。当时我跟老乡都感到失望，而老乡竭力安慰我：「这一纸文件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不要重视它」。

　　没过几天，大家争着去看一场电影，电影是周恩来逝世的纪录片。因为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致悼词的是邓小平同志，大家主要想看看电影里有没有邓小平的形象出现。我们去看了这部电影，一直没出现邓小平念悼词的镜头。观众情绪显得沮丧，还有的人中途退了场。我们看完出场后，老乡情绪低落，悄悄地说：「为什么把邓小平的镜头剪掉？简直等于宣布自己跟「四人帮」站到一块去了。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是思想感情的问题。华国锋在台上不会长的，他不是政治家。」有了第二个事实材料，他才作出上述的推断。果然，又给他猜中了。不过他预测自己的命运却大都是不灵的，好几次我都发现他自己上当了。另外，言多必失，他好发表意见，也会有出错的时候，老朋友们都劝他要谨慎，现在他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了。

　　在日常生活中，老乡和蔼可亲，谈吐富于幽默感，来访者往往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他也有埋怨。一天，接待过一批又一批，送走了全部客人后，他说：「侬看，今天又没爬格子」。来访者中，大部分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朋友，但也有少数人确实没有时间观念，事无巨细，一谈就是老半天。对这些客人，老乡还是耐下心来听完。假如那客人来得太勤，老乡会拿一些读物请对方阅读，他旁若无人地伏案写他的东西。还有一种人——从前整过他的人，偶尔也来找他协商些事，不知是他忘了旧日恩恩怨怨，还是心胸豁达，不咎既往，他一律以礼相待，客观评价，弄得我们旁观者也无可奈何。他说：「我与曹操不一样，「宁使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嘛。从逻辑学讲，整过我的人再找上门来，足以证明他已认识了这个事实：被他整过的人原来是他可信赖的朋友，我还计较什么呢？」

　　衣食住行方面，朋友请吃饭，他不落后，几乎有请必到。哪怕用餐时间到了，他也会上门走访，毫不客气地坐下吃饭，也不理会是否给朋友增添麻烦，是否家中要等他开饭。另一方面，他也想不到礼尚往来，很有只进不出的样子。至于穿着，西装革履，或褪了色的上装和布鞋，他都穿着舒服，从不讲究协调配套。只是近来，老乡发现自己黑发比白发要神气得多，主动要我为他染发。他从上影制片厂朋友处取回新产品「染发香波」，于是重新恢复了他的黑发。人家问他何以又返老还童，他轻松地说：「我是给上影厂的染发香波作模特儿咧。」只是有一点不便，乘坐公共车辆时，乘客不大为他让座了。在汽车电车上，有谁刚离座下车，他会一个箭步占到空座位。我有时埋怨他：「你好象这辈子没坐过位子，那么老远的空座你去抢占，何苦来？」他却说：侬看我灵活哦？」他又悄悄说：「可以坐，我就坐，寸权不让。」有时，他坐在里座，但只要看到老者、病人、孕妇站着，他主动让座。让他们走过别人的位子去坐他的座位。我说：「侬抢座第一，让座也第一呀？」他笑笑说：「有积极的抢才有积极的让嘛。」

　　老乡的坏习惯就是不讲究整洁，是个落拓不羁的文人。他不知道刮胡子，常把袜子丢剩一只，有时，竟将颜色不一的袜子穿出去，有时连裤钮子也忘了扣。袋里的钞票不见了，好几天以后才发现丢了，一点不心疼，还阿Q地说：「贼骨头有福了，刚巧碰着了我这个马大哈。」弄影戏票他倒是热心分子。

　　不过，有几次到了戏场门口，不是发现早了一天就是过期了。徒劳往返于大上海的东西之间，当时虽懊恼，过后又重犯。

　　丢了钱他无所谓，但平时老乡对金钱又很看重的。他曾说：「如果有朝一日发给我什么奖金，我不捐献，也不请客；买糖果大家分分我也不干。批评我爱财也不妨，只要爱的不是不义之财。只有社会全体实行供给制，那时候我就不用朝钱看了。」

　　他还说：「知识分子最清苦，杰出人才患了这种病那种病而不幸早逝的可排成一张名单，如果我们还要求活着的知识分子再刻苦些，甚至不取分文，那么这张名单还会扩大。共产主义风格并不等于一辈子清教徒式地生活吧！」

　　老乡很看重钱，但又不懂得买东西。有一次我打发他去买酒和醋，关照他在空瓶里拷一斤优质白酒，但一只尚余一两醋的瓶子里添满一瓶醋。他欣然「领命」前去，回来时，他说：「营业员只收我九两酒钱，却收一斤醋价，勿晓得怎么搞的？」我连忙闻闻酒瓶，闻出酸溜溜的酒味，原来醋瓶中含有九两酒，叫我啼笑皆非。结果是，我们各自饮了四两白酒，竟毫无醉意，原因是醋中和了酒精。从此再不敢请他购物，只是偶尔差他下楼倒倒垃圾。

　　前面写过，老乡见请客不落后，但此公吃东西又极不讲究，一根冷油条泡开水算一碗汤，加上一只面饱，算是一顿午餐。他到西藏去，吃抓羊肉，好多人都不能下咽，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最多。他的省吃俭用，到了使我生气的地步。在家中用水吧，人家洗过脸的水他还去洗，浴缸里放水洗澡，浅得刚刚沾湿脚脖子；挤牙膏刷牙，总是挤老鼠屎那么一点点。他会拣起他人扔掉的塑料袋用水冲冲继续派用场。我分析这些坏习惯是他长期的监狱生活和挑过破烂担子养成的，积习难改（他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从事过卖破烂营生，在他眼中无废品。）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童心末泯的老少年，他不知遗失过多少次手套和眼镜，可从来不曾躭误电台的京剧节目，电视的球类比赛。他爱运动，过去往往拉开饭桌跟孩子打乒乓球；一早起床，拉门框做引体向上或做俯卧撑。去年夏天，我们受广东《花城》出版社《浪潮》编辑部的邀请，去了斗门县白藤湖渡假村，中午那么猛的太阳，在人们午睡正酣的时间，他把李智平，戴厚英，刘征泰，王鲁夫等一个个叫起来，去海滨游泳场游泳。

　　遇着什么联欢会和余庆节目，不等人家邀请，他总是自动跳出来表演，一句客套话没有，还「命令」听众不喧闹，静听他唱几折京戏。唱得并不吸引人，我常常羞辱他，他却说：[京剧正遇到危机，我要见缝插针地散布京戏的影响。]靠他那几句破嗓子便能振兴京剧，我很怀疑，不过他的态度确是认真的，唉，用心良苦哪！

　　《家庭》一九八六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