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风波
　

　　近读顾执中的《闲话茶馆》 （刊于5月20日《人民日报》）。他对若干大城市的茶馆业之兴衰，作了有趣的相当全面的调查。足证顾老先生平时留心民情风物。从纵的横的方面作对照研究，颇发人深省。读后感到遺憾的一点是，为什么首善之区的北京，茶馆未见恢复？文中这么说，“老舍时代的茶馆，天桥有，大栅栏有，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到处都有，现在仍寂然绝迹。迄未苏醒过来。首都风光少此点缀，未免美中不足。”

　　北京市的茶馆为什么恢复不起来，那答案就在六天前《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焘山庄’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里找到了。其中有一段这么说：北京闹市区西四有个个体户苏焘山兴办的“焘山庄茶座”。开业后得各方好评，接待顾客数万人次，连来华访问的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也曾专程光顾。但是这家茶馆终于被迫宣布关门了，去年市工商局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某科长有一条理由谓：“你看过老舍的《茶馆》吗？上茶馆的是什么人？尽是流氓地痞。今天让你开茶馆，明天你就会开酒吧，再发展就会是夜总会。”于是，生意兴隆的兼卖小吃的小茶馆只得关门了（据报道说，该茶座最近获准恢复营业）。

　　如果老舍能活至今日，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写的一出话剧会引出这么一种社会效果来。不过他又会发现，主张振兴茶馆者抬出他的《茶馆》为护符。主张封闭茶馆者也举他的《茶馆》作靠山，老舍与老舍作对，茶馆与茶馆打架，他老人家怎能不张惶失措、啼笑皆非呢！遥想当年，关闭上海的“大世界”（现改成“青年宫”），那理由跟上述的某科长的论点差不多：“大世界是旧社会的藏垢纳污之处，我们新社会还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吗”记得苏联立国初期有一篇讽刺超左派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某科长和主张关闭“大世界”的某负责人很有点安德伦味道，因为安德伦是竭力主张摧毁旧俄的一切文物和风俗的，只是某科长和安德伦多了一条未来学论证：即对西方文明入侵的恐惧。看来，他是把茶馆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留下了难忘的时代烙印！

　　顾老先生文中提到上海，只举了复兴公园有一处茶室，据我所知，除公园设有茶室，城隍庙还有一家，街头巷尾茶馆复业者几乎没有，偶见一老虎灶热气腾腾处安放一两张桌子。

　　接待茶客，那不是消闲饮茶，简直是寻罪受。不妨说，上海的茶馆业尚末振兴，大多数退休工人只得在马路边聚众打扑克消磨晚年。倒是郊县集镇，思想比较解放，允许开茶馆，往往还有故事员和评弹艺人前往助兴。看来，城市里对茶馆业的开放政策，也还要借助由农村兴起的改革之风的那股力量咧。

　　不过，无论是北京或是上海，在马路边喝大碗茶还是方便的，这是由于它露天供应，板凳桌椅一概免了。可是，这儿也还有那么一种想法，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进茶馆去消遣闲聊呢！渴了，让无产阶级站着喝杯茶，简单朴素，岂不更符合革命气派？这种想法不是来自安德伦，而是来自陆文夫作的《美食家》里的高小庭。高小庭身为苏州大饭店经理，他不赞成恢复名莱佳肴，只要烧一大锅大众菜，来一个客人盛一碗，顾客自我服务，加强劳动观点。这才是“为人民服务”。在高小庭眼里，无产阶级只配站着喝大碗茶，只配自己找一只碗吃大众菜。

　　《闲话茶馆》最后一段云：“有人说：茶馆虽小，却能体现国家的大治和高度民主的气氛。仔细一想，真有些道理。”此言极是，我甚至认为，茶馆里允许言论自由，那是体现国家高度民主的窗口之一。这里不妨把顾先生开头讲的过去茶馆里允许言论自由的幅度分三个层次作一个比较，一种是旧时代贴着“莫谈国事”招贴的茶馆，在里面议论朝政犯了忌，真的捉将官里去；第二种虽张贴有“莫谈国事”，政治问题不许讨论，但真有人议论国事，可并没人打小报告，又没有录音机，那招贴不过是虚应故事。搪塞官方，第三种是“四人帮”，他们最怕街谈巷议，最怕“扩散”丑闻，干脆的办法就是关闭所有茶馆，开荟馆的除阿庆嫂外，一律作资产阶级处理（小业主即资产阶级呀），罚他们扫马路。弄得我国十多年来消失了茶馆业，以致北京市工商局那位科长头脑里只知道老舍的“茶馆”。而不知茶馆乃劳动人民休养生息消遣取乐之地。他才发出令人捧腹的奇该怪论来，其情可悯，未可深责。从上述茶馆的兴亡史来看，要教‘四人帮’的统治最野蛮、最恶毒，难道还不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当然，随着搞活经济，对外开放而促进更多的茶馆开张，那里面的言论自由的幅度应该是更深更广了。

　　《人民日报》1984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