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自述第二次结婚内情
　

　　我第二次结婚的喜日选择在l 9 7 9年旧历年年初五，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刚刚度过6 0个春秋，头上两顶帽子刚刚宣告摘去(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在l 9 7 8年底宣告作废；另一顶右派分子则在1 9 7 9年1月1 8曰连根拔除)。非常高兴，也是非常巧合的是，在大喜之日的前两天的早晨，广播电台的本市新闻节目里，报道了上海市委公布的给部局级的右派分子改正的2 4位同志的名单，快要做新郎的王若望也在里面。快近中午，新娘来了，她欣喜地告诉我听到了早上的好消息，我说：这是给我们喜上加喜呢。我们热烈地拥抱了一会，表示对这个天上传来的福音的祝贺。

　　新娘小名羊子，大概属羊吧，比我小了一轮生肖的序列，还得加四、五样小动物。她是1 9 6 3年的大学生，分派在外省某机车厂做技术员，我们相距 l 0 0 0公里，是怎么结识的呢?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年正逢着“文化大革命”。她所在的工厂停止生产闹革命，大中学生纷纷外出串连，她不大喜欢赶时毛，凑热闹，而回到上海老家探亲，闲得无聊，想看看书，所有的书又已毁灭或被没收，她母亲向女儿推荐我，说什么到王若望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能学到点学问。她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跟她自小同过学，这样，我们两人就认识了。

　　头一次见面，她母亲陪着，我们的谈话有点拘谨。第二次，我们的谈话就活泼多了，首先论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我记得很清楚，她那次就敢于把最犯忌的想法向我透露，说什么江青和叶群是凭着手段上去的，做这样的女人，我们女同志也瞧她不起，云云。我听着她这么讲，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真担心她在另外场合这么说真话。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说这样冒犯的话了，无论是对谁。

　　她漫不经心，但又胸有成竹地解释道：“是的，这个我懂。因为形势迫使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有许多乱麻似的思想困扰我，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对谁一吐为快，我知道你，我预先对你作过一番了解，我对你说不会出乱子。”

　　我问：“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

　　“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吗，她父亲也划为右派分子，但我们互不相识，岂不是天然盟友?她接着说：“母亲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是经历过好几次磨难的长辈，是善于苦中作乐的老干部，是吗?”

　　我苦笑着说：“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人，话到舌尖留半句，这个世道千万别忘了老祖宗教给我你的处世哲学。我几次吃亏栽了跟头，就是忘了这样的教训!既不去争一日之短长，也不随世沉浮，更不低头哈腰求人怜悯，故仍能泰然自若。”

　　我们的接触，是从谈政治开始的，她妈妈授意她到我这儿来学点什么学问，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那种杂文式的内容。这是没有一点学术意义的学问，在那个时代，只有判逆式的言谈倒真包含着某些真理。

　　正是这些真理伴随着令人颤栗的危险。这种一同冒险，一同在钢丝上跳舞的危险，把我们两个人拧在一起，心与心的接近特别快，各自了解对方的成长过程几乎在5分钟里就完成了!

　　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各人读过的书，也谈到大家关心的历史掌故，她也问起我的妻子李明同志怎么死的?我讲了头一次结婚的经过，讲了她是在我戴了右派帽子后思想不通，得了精神分裂症，郁郁而死，简直是我把她害死的。我带着无限哀思，无限沉痛的感情讲到我的妻子李明：6岁做童工，l 5岁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成了工人业余剧团的女主角，后参加共青团，在延安跟我相爱，她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模大会上选出的劳动英雄……当我讲到她临死时的凄惨情景，我肝肠欲裂，泣不成声；羊子也哭了。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想到爱情上去，正如她妈妈根本没想到妈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悻悻地去了远方，跟我偶有通信。1 9 6 7年年底，她给我寄来了贺年片，那一年通行的贺年片都印有最高指示，她却不买，不知从哪见弄到了一张书签，上面印有鲁迅头像，和两行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知道这副对联是鲁迅题给瞿秋白的，羊子独独给我寄这张书签贺年片，我赞赏她独特的审美眼光，还引得我想入非非，我猜想“得一知已足矣”，是不是嘤嘤求偶之意，只有找爱人，才用“得一知已”吧，后证明我误会她了。她当时实际是个“斯多葛”派，却向往罗曼、罗兰与魏尔维达·梅琛堡的亲切关系，模模糊糊地视我为理想中之人。我在写回信中，把语词的亲昵程度稍稍加温若干度，而对方来信不表示反感，不过始终回避“恋爱”、“爱你”那样的词汇。

　　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当初谁追求谁是说不上的。可以说双方的感情是同步增长、相互默契到了寻不出时间差的地步，当我们正式相爱了，她还解释说，当初她寄那张书签时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只是因为她很厌烦千片一律的贺年片，看到这一张偏偏不印最高指示，才选择了它的。我说人的爱心就是你寄的这张书签挑逗起的，是她先向我求爱之意，似乎这伤害了她的自尊，她挖苦的：“那是你自作多情。”于是为了弄清谁是爱情的发动者而发生了口角。不过这种闺房争议，只会增加生活的情趣，不会损害感情。让这笔历史的糊涂账永远糊涂下去吧，只要我们相爱就行了。

　　这个年月，我是当作牛鬼蛇神靠边站，白天关在牛棚里，晚上就谈恋爱(书面上的，有时她又回沪，我们就相约在儿童乐园谈)，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平衡，倒也自得其乐。她寄给我的信往往给我子女拆开，大人的私生活在儿女跟前还是需要保密的，我就通知她．寄信给魏绍昌转。老魏跟我关在同一牛棚，从那以后，他成了我生活中的“红太阳”。

　　1 9 6 8年8月突然宣布将我隔离，一个人关在文联的贮藏室里，这对我是一场无情的打击，又想到这给羊子的打击一定也大，我必须把想法写信告诉她，我失去了自由，叫我怎能跟她通信呢?为着达到这个神圣又是紧迫的目的，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要我跟王西彦一同到街上贴大字报。我欣喜地想，这下机会到了，我先把信写好(通知她不幸的消息，并安慰她，我没啥问题，顶多两个月就能出来)。用饭米和纸头糊了个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我忽然记起，哈华同志有一天手持小红本在主席像前请罪念语录，不小心小红本掉在地下，从塑料封套里落下好几张邮票，我用什么办法弄到他的邮票呢?我正在为此事焦心，一位造反派通知我，说有外调的找我谈情况，叫我出去。我走出门去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绿，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在门外对哈华嚷嚷说：“你的语录本我要用一用。”哈华说： “我也要用呀!”这一下僵了，我放低声说：“只消1 0分钟。”

　　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塑料封套。好几张“8分”的赫然在目，这时候“8分”邮票的价值一下子涨到了珍珠宝贝的水平。9点敲过，造反派开门叫我出去扛梯子并且抱了一大捆大字报纸头；接着，满头银发的王西彦做我的搭挡，他比较年轻力壮，我一只手拎着浆糊桶，并且肩扛着梯子的一头。他在前边，架着梯子的另一头，这时我心里最焦虑的是生怕造反派跟在后边做监工。可巧的是，那个造反派小伙计不愿到马路上晒毒日头，他没跟去。我跟西彦架着梯子出大门后，走一段路就有一个立式邮筒，我在后头吆喝，过马路去，到茂名路去贴，他顺从地听我的指挥，我肩上架着梯子，用快步子走近邮筒，眼捷手快，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封煞费苦心制作的信扔进了邮筒，方才松了口气．往下贴大字报的劲头一点也没有了。我把大字报贴得很高很高，而且把页数也贴颠倒了，只有戴着望远镜，才能发现那上面的差错。为了补偿我偷了哈华的邮票的过失，l 1年后我们结婚时，给哈华同志送了双份喜糖。

　　羊子接到这封信紧张了一阵，她真的相信我在那信上的良好宣告，她苦苦数着两个月难耐的日子。过了两个月音讯杳无，她一反寻常，一贯坚持爱而远之只爱恋而不结婚的羊子，突然急于要见到我，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要来探望我的话，身份不明确。她独断独行，胆大包天地、偷偷地走到万人大厂的党委办，趁着无人，利索地找到一张结婚证明信，那年头乱作一团，党的官僚们根本无心上班，羊子毫无惧色完成了填写和盖章，之后谁都不晓得开过结婚证，可怜的羊子以为从此可以家属的身份合法地探望亲人了。她很快到了上海，打听到我被关在石门一路交响乐团，几乎每天都去到门口，傻乎乎地等待我解除隔离重返自由。……直到几年后，我转移到第二看守所去了，她每年探亲总还要到那个大门口去静站几十分钟(她以为我还在老地方关着)，这时她苦恋着一个头上有两顶帽子，下面有六、七个孩子的半老头子。这事终于被父母发觉了，引起的高血压，责难、谩骂是可想而知的。羊子的妈妈想出的最佳方案是赶快替女儿物色个好对象。对象也有了，据说还是著名科学家的儿子，会两国外语，长得一表人才。为着缓和家庭压力，她答应与这个一表人才见面，地点在北京电影院门口，她提前去了，没去看熟悉的介绍人和未见面的一表人才，却走向南京路王家沙后面，那里是“交响乐团”所在地，不过牌子已摘去了，她在大院门外徘徊，里头什么交响乐也听不到，只听得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押进牢狱时唱的戏文，和老娘哭啼啼的唱腔。她不敢闯进去，但又不忍心离开这个关着心上人的地方，她想象牛鬼一定关在楼上，也许能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王某的面影吧。她移动着沉重的步子绕着那院子转游，抬头探望院里的高楼，直到脖子都酸了，还是没见老王的头像。一共转了多少圈子，已经在这儿翘首盼望了多长时间，她全然不知。最后，她失望地没精打采地又走到北京电影院门口。原来相约的人影子都没有。她才意识到已经错过原定时间一个多小时。

　　她回到家中，对父母说了谎：“我去了北京电影院，他们没去嘛，叫我跑了个空。”

　　　　　　　　　　　　　　　　　　《满江红》(澳洲)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