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托派份子”的故事

　　「编者按」：这是作者的长篇自传小说《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中的一节。第一卷中讲到主人公在浦东被捕，被押往漕河泾第二模范监狱，他在狱中发明了用伙食中一星期供应一块的豆腐干，做成了拉丁化汉字印刷器，以豆腐干铅字进行创作。在一次监犯集体绝食斗争中，他将拉丁化印成的通讯经非法渠道发往上海报纸刊登。当时由马相伯、沈钧儒为首的各界救国会即派了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等抵漕河泾视察，支持政治犯的绝食斗争。这场大罢饭终于取得了胜利。在罢饭结束后没几天，监狱当局即把关押政治犯的牢房打乱拆散；本书主人公调往另一个囚房，在这里与一位怪人乔托结识。本书主人公又热心地给同室难友教会拉丁化新文字，用无色透明的墨水在地上写拉丁文。这样才引出本节关于乔托与他在地上用笔交谈的一段辛酸沉痛的悲剧来。

　　我在7号里没有蹲几天，看守长就将室内四个人分散调开，所有的监房都重新组合，另行搭配。我被调到弄堂深处的2 2号，发现里面的难友，全是陌生的，但有好几位亲切地喊我“小王”，并且熟悉天外飞来的牢狱鸳鸯的传奇性浪漫故事。头一天进去，我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天之骄子。监狱长这一手又落空了，他不知道政治犯之间是最易融合，最易“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从各个号子调到一处的难友，不出三天，就融洽无间，推心置腹了。共产党人好比是水分子，流到哪里，还是水，而且能溶人每个枝叶，不论有多深的土壤。

　　我又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号子里的难友踊跃参加速成班，只有一人没有参加，他名叫乔克仁，前额有点儿秃了，看上去大概有4 0多岁，穿一件开襟的囚衣，代替钮扣的绳子懒得系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但那眼神是忧伤的，冷漠的。

　　当号子里各人叙谈这次绝食四天中是如何熬过难忍的饥饿的，或是相互了解热烈进行情绪的交流，他却一言不发。他似乎不愿介入这个集体，包括学习新文字在内。这样，他给我一种自甘寂寞的冷淡的印象。证明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志，是他终日手不释卷，总是捧着象一块砖头那么厚的《英汉大辞典》，他一行一行啃那里面的英文词语。在下周的放风中，重新组合的犯人抓住各个号子可以互通消息的机会，讲明自己调入某号了，介绍某人调至几号了等等。这次放风对我的最大兴趣，却是不用拖着缠足的“白蛇”，试试自由地走路是什么滋味。非常使我惊讶的是，开了镣走路反而不适应，两只脚好似不是踏在地坪上，而有虚无飘渺、很难保持平衡的感觉。人啊人！习惯了旧的传统，即使戴在脚上经历了七百天的镣铐，也还留下了舍不得完全丢开的后遗症。

　　放风完了，回到监房里，同号的难友悄悄告诉我：“那个人原先关在5号里，他不是我们的同志，5号里的小张通知我，要特别提防他，他是留苏的学生，在那里他参加过托派组织，被苏共驱逐出境的，你晓得吗？他是托洛茨基派。你不要跟他讲话……别的号子里叫他乔托的，就是这个家伙。”“托”与 “秃”谐音，起初我以为他额头没有头发，才这么称呼他的。

　　这个消息我觉得挺新鲜，在这以前我还不知道扦洛茨基犯了什么错，我只听说，他曾是十月革命的红军总司令。我问这位难友：“这个姓乔的是不是一同参加大罢饭呢？”

　　“是的，他参加的。他若不参加，号子里的人能答应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当时在我的思想里，区别敌人和同志。看他是不是一同参加绝食为标准。既然他参加了罢饭，在我的心目中，他就不会是敌人。

　　就在这一次放风以后，同号四位难友协同动作，开始向这个“托派分子”展开了无声的战斗。

　　先是将他的晾在一根绳子上的毛巾拿下来，不让他的毛巾占有六分之一的空间；接着安排睡觉的地方，命令他搬至靠近臭气熏蒸的马桶边。乔托毫不介意地忍受了，他手里还是没放下《英汉大辞典》。幸而我怀有区分敌我的那个朴素的简单的标准，我保持了中立，没有参与欺侮老实人的行动。

　　再一次放风回来（在大罢饭以前，给犯人放风原是不经常的，往往一个月也不放一次。自“救国会”的沈钧懦、沙千里来过漕河泾以后，才实行每星期放一次风的制度），别的号子的难友又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信息，说姓乔的是内奸，他会告密的。我知道内奸是最坏的坏人，为了提高警惕性，为了避免自己孤立，更重要的一点，还由于我打算重振旗鼓，用豆腐干再做一副活字印模，恢复我的印刷业务，如今号子里出了个内奸，我未来的计划只得放弃了。这时，我开始歧视这个阴险的书呆子，校正我的方向，我转人多数派的立场，来对付眼面前的这个凶恶的敌人。我没有作弄他，只是在分配别的号子接济来的食品时，一点也不分给他，或是分派一天两顿的饭罐子，我在龙华看守所培养出来的敏锐的鉴别力，有意挑罐油水少的、饭量欠缺的分给乔托。有一回他蹲马桶，忘了拿手纸，他对我说。“请你在我的枕头下边取一张草纸，对不起。”我拒绝为他效劳，我不给他拿。

　　由于监房里生活空虚，欧阳想出来的做法就近乎恶作剧了：乔托的两只鞋脱在欧阳的床跟前，那双鞋散发出异样的臭味。趁他睡着的时候，欧阳把那双鞋扔开，一只扔在王连贵的床角里，另一只扔在马桶后边。第二天一早，他四处寻找失落的鞋，但并不开口询问房里的任何人，真正做到了不通气，不讲话。巳醒过来的同志怀着戏弄人的趣味，观赏他的焦急疑惑的神色，看他学着狗的样子，匐匍在地探身到床下面寻觅的狼狈相。当他好容易找着了其中一只鞋，大概累了，竟从容不迫地自言自语道：“只要有一只鞋，就能吸引另一只鞋的，我相信它早晚会配对的。”他真的不再去寻那只鞋了。盘腿坐着又去啃他的词典。这就使得看客们很扫兴。

　　看到了他的怨而不怒，雍容大度的庄严相，作为看客之一的我，忽然升起一种自责的羞愧。经历一番思想、观点、立场的斗争，我自告奋勇的去把马桶后边的一只鞋掷还给他。他微笑着用那双锐厉的目光凝视我一下，怡然自得地说：“不是吗？这只鞋早晚会出来的。我相信，给我开这个玩笑的不是你。”他说这话倒使我更增添了悔恨，我重新审视池，我心里说：我同样相信耍阴谋做内奸的决不是你。

　　多数派方面对我的 “圯桥拾履”不太高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埸饶有趣味的恶作剧的最后结局，竟是如此的大煞风景。不过没有指责我是版徒，只是背后批评我“幼稚”。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的薄弱早就种下了根子。

　　我在教大家学拉丁化拼音，还是采用把地皮当黑板的教学法。当我蘸着无色透明的快干墨水，在地上画洋码字，乔克仁也在一旁观看，结果，因他有英语的底子，学起来最快，第二天就能在水泥地上写出长长的语句来。

　　在地上写拉丁字，有许多好处，我们可以使用快干墨水在地坪上作笔谈，第三者看不懂。年轻时我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一个陌生的外来词汇，出于好奇，也出于赶时髦的心理，喜欢寻根究底，喜欢向各色人等提出疑难问题。特别是这个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就给我带来一连串的问号，我必须跟他朝夕相处的乔托，是好人，还是坏人，首先就是个难解的谜；还由于监房里我学到了一连串的新名词，都是一知半解，听了一点皮毛，如托洛茨基啦，多数党（布尔什维克），少数党，还有什么杜马、杜林、纳粹党、棒喝党等等。既然乔托读熟《英汉大辞典》，我何不向他请教呢？《英汉大辞典》可不是托洛茨基编的吧。

　　当我用快干墨水在地上写出我的疑问时，他表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他也用棉花做的笔在地上一一作答。乔写起拉丁化新文字犹如笔走龙蛇，挥洒自如，并不比写汉字慢。多数派对此，对牢固的敌情观念也淡化了，多半是因为有一本《英汉大辞典》做幌子，他们对这部外文工具书的评偿是正确的，认为这是一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客观的书籍，所以我们照样做到不说话，而能旁若无人地自由交谈。

　　以下根据回忆的断片，不妨介绍几条问答在此：

　　王：托沾茨基主义有什么主张呢？

　　乔：托洛茨基本人没有什么 “主义”，只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纲领。因为他的主张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派才叫他“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也不大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但他认为，党内对建国的方案有不同看法是允许的，是很正常的；在联共党内就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并且在党组织内举行民意投票。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大多数党员都投票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列宁生前对他有批评，但并没开除他的党籍。宣布托洛茨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奸细、阴谋家，是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政以后的事。

　　王：你是托洛茨基信徒吗？

　　乔（他笑了，咬着嘴唇连连摇头）：我什么信徒都不是，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信仰，我有信仰，那就是当代水平的科学真理就是我的信仰。不妨说，我是真理的信徒，一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干嘛要做一个主义，一个党派的信徒呢？ “信徒”二字是借用宗教迷信的语词，宗教和帮会是靠诫律和严格的帮规约束信徒的，谁若是触犯教规和怀疑上帝，或批评活着的首领，那就犯了渎神罪和异端罪。这样的信徒，他的思想就被一种无形的框子封闭了。另一种历史现象是，世界名人之中，愈是自称是某某主义的信徒和捍卫者，恰恰是这种人反叛了他的那个主义，不妨说他不是信徒而是叛徒。比如：蒋介石自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他究竟实行了“三”个“民”里头哪一个“民”呢？斯大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列宁的信徒，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斯大林，他的很多项决策都跟列宁的主张背离。至于别人说我是托派啦，是托洛茨基信徒啦，这是强加给我的称呼，正象托洛茨基主义是斯大林给他的称呼一样。

　　当我怀着去俄国探求革命真理的一片热心，在中山大学学习，碰上头一桩事件就使我失望。在学校里乱扣反革命帽子是家常便饭，弄得中国去的留学生人人自危。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1928年，在一间宿舍里集合了六七位同学在饮酒吃喝改善点生活，有一位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主任从窗下经过，听到里面笑语喧哗，听口音都是江苏浙江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玩笑话，“可以成立江浙同乡会啦。”这句话传入米夫。王明耳中，就论定那里面一定是“江浙同乡会反动小集团”了。还调动苏联的KGB来校进行侦查。我是浙江台山人，并没参加吃喝，也连带定性为江浙同乡会的反共分子。（注：后来据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五十年》中的回忆，方知当时参加吃喝的有左权、董亦湘、孙冶方、陈启礼等人（有两名并非江、浙人），受株连的有150余人。陈修良本人是浙江人，也受株连。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三批联合调查组，一贯支持王明等人的诬告，经瞿秋白竭力申辩，证明确系株连极广的冤案，此案方才告一段落。因王明勾结了米夫为非作恶，此案尚未了结，瞿反被共产国际取消其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资格，限令其回国。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成了王明，米夫的世袭领地。

　　我对苏联的失望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当托洛茨基发表小册子起来攻击斯大林，我曾在党的学习会议上支持他的一个论点。我听过托洛茨基的演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是个很善于鼓动，言词激烈，但都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斯大林是个铁腕式领袖，那么，托洛茨基则是以博学多识的个人魅力吸引公众的领袖。我发觉瞿秋白与托洛茨基有若干相同之处，同样是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个人魅力非常吸引人，只是瞿秋白身上有着较多的书生气，比较单纯、天真。

　　就在1927年11月7日，红场上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检阅，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在游行的队伍里忽然扯起几面横幅标语，上写着“拥护托洛茨基”，另一幅写着“反对斯大林”。这一下糟了，在这以后，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党籍，驱逐回国（主要是工人出身的），而小资产知识分子有1 2 0多位同学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们无一人能活着出来。我不曾参加红场的游行，但因我曾支持过托洛茨括的论点，又有江浙同乡会的牵连，我同样被放逐至西伯利亚（他没有言明是怎样从西伯利亚跑出来的。）

　　王：王明。米夫是不是靠斯大林的后台？是斯大林的信徒吧。他们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坏人？

　　乔：正象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那样，王明、米夫之流也绝不是斯大林的信徒。他们中间不一定是坏人，不过只要他们的头脑里没有思想，没有起码的是非感，没有文化素养，只知道为一个头头效劳，他虽则不一定是坏人，但这些人一定是愚人，一定是被人摆布的工具和木偶。当某个昏君统治的时期越长，这样的愚人和助纣为虐的帮凶，就会象蚂蚁那样繁殖起来。至于米夫和王明这两个人如何评价，与其说他们两个是斯大林的信徒，还不如说他们是往上爬的损人利己的猎狗（写到这儿，他向室内同伴努一努嘴）！ 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王明、米夫的影子呢。他们本来跟我无怨无仇，干吗跟我过不去呢？他们还以为在跟敌人斗争呢。这些同志，当然不是坏人，不过我要说他们是愚人吧。他们只相信别人指出的叛徒与反革命分子，而不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来核查，这不是可怜的一群，又是可悲的一群吗？这样的人物我在中山大学里就看得多了，你们做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是一个。在联共党内这样的人，为数一定更多。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最终是托洛茨基失败了，按照习惯，我们总是站在“为王”的一方，去痛骂被打败的一方，叫作“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庸俗的历史观，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识好歹，谁胜了就巴结谁的势利眼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理解，跟着“为王”做帮凶，踏在别人的肩胛上欺凌“为寇”的人，与不明真相，上当受骗随大流的人还是有区别的。帮凶是坏人，被愚弄的则是愚人。（他的种种议论我是同意的，唯有他骂同号难友是“猎犬”这一点，我不能接受。所有政治犯都是抛妻别子、不顾身家性命在这里坐监狱，骂他们是“猎狗”是一种骂人的侮辱语。不过我并没驳斥他的这种诬蔑，我以为大家孤立他，欺侮他，他才产生愤懑和敌对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偏激。）

　　……

　　我们两人的笔谈，我尚能忆述的已占了不少篇幅，当然我只能记得他答复的重要论点。为了使它连接成文字，只得用我现在的语句贯串起来，多少掺进我的添加剂，这一点请诸君见谅。已不可能请乔君过目审阅，只得声明“文责自负”了。

　　上述的对谈是断断续续，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积累而成的。他还有许多精采的片断，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因怕议题纷杂，离开本书中心，不一一记述了。从他的地面答案挥笔疾书，顺理成章，思路有层次，有说服力，我心中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虽然他写下的词句有些我不能接受，我真愿同号的难友能够一同听一听他的答复，他们一定会跟我一样，从左倾幼稚病里觉醒过来，改变那种刻薄的仇视他的心态吧。这时我真为他们的没来由的“敌情观念”和“警惕性”感到羞愧，我发觉自己要扭转这种“化友为敌”的愚蠢，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与他在一个号子里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又经历了一场大转移，监狱当局把大批政治犯解往苏州，他也一同去了。到了苏州的军人监狱，他与我分开了。直到1937年“八一三”以后，无条件释放我们，我在苏州水陆码头上又看见他也在等侯开往上海的轮船。很多政治犯聚集在那里，东一堆，西一群，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阶沿石上。我过去跟他热情而又无顾忌地打招呼，问他去上海后打算做什么？上海有熟人吗？

　　他仍然是淡漠地回话：“有朋友，也许不在了。那也不要紧，住难民所也比蹲牢监好。”他苦笑了一下，问我：“你打算去哪里呢？”我说：“我也去上海，我们同一只轮船就好了。”

　　他低低地说：“小王，请不要太亲近我，我是为你好。今后各奔前程吧。”

　　我只得悻悻地走开了，不过心里还是纳闷：为什么在抗日炮火已日渐逼近的时刻，我们还不能消除监狱中存在的人为的隔阂呢？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才逐渐理解他所说的“不要太亲近我，我是为你好”这句话的份量，他的劝告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

　　苏州的内河码头一别，我没有能搭乘轮船去上海，而是回我的老家了。今后无缘再逢，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只是在1938年初我在安吴青年训练班做教员的时候，遇到该青年班的一位领导人张琴秋大姐，（她在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她也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悄悄地问她，在中共旅莫支部里可有个台州人名叫乔克仁的？

　　她在俄罗斯的记忆圈里努力搜索从中国去的共产党员，终于搜寻到了，她疑惑地问我：“有一个姓乔的，名字已记不起了，不过姓乔的人很少，不错，他是浙江人，他是哪个县的我可不清楚，我记得这个姓乔的是被米夫和王明打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当时，苏共正在全党发起大清洗运动，托洛茨基派是头号敌人，各国共产党在大学中的党组织也有任务清除奸细，叛徒的托派分子，留苏的中国学生有一批押往西伯利亚劳动营，有的受不住KGB的刑罚，乱咬一气，被放了出来宣布驱逐出境。姓乔的是被送往西伯利亚的一个。去那里的人总是有去无回，这个人的白骨大概早就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了。”

　　我不胜诧异地纠正她：“不，他没死，他还活着！”

　　轮到张大姐大为惊愕，他连忙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

　　我给她细述了在上海监狱中会见他的经过，她相信姓乔的还活着，脸上露出了一丝慰藉和喜悦。当我进一步问她：“托派是不是那么坏7难道苏联对中国留学生这样残忍？”

　　她的一丝笑容立即收敛了，语气沉重而转为痛苦，轻轻地说：“你千万不要瞎讲，这是个原则问题，没有联共党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就是原则哪。”　　.

　　我们两人不再讲下去，就好似有一股阴云在我们周围缭绕，警告我们：“赶快闭嘴，祸从口出！”

　　全国解放后我到了上海总工会工作，有幸遇见陈修良大姐，她年轻时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夫人，1957年，夫妇两人均被打成“右派分子”），她记性比张琴秋好，我向他询问乔克仁的情况，她能说出他的原名乔方舒。她说乔是一个刻苦用功、思想活跃、又是很有学问根底的同学。他俄语学得很好，从小由他父母之命结的婚，老家的妻子又不愿离婚，为此他很苦恼。在一个区电报局认识了一个姑娘，因他俄语讲得流利，大概俄国姑娘爱上了他。乔方舒不幸被押往劳动营以后，这个女子不知想的什么办法，帮他从西伯利亚脱身逃了出来。陈修良曾见过这位俄国的“苏菲亚”。（注：苏菲亚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中著名的女革命者）。她是从这位俄国姑娘那里知道乔方舒终于逃回中国去了。

　　陈修良说：她认识这位俄国姑娘，是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乔跟她一起在马路花园踏青谈恋爱的时候。

　　她向陈大姐吐露了乔方舒已经脱险的消息，陈热泪盈眶地紧紧拥抱了她。

　　这一个激动人心的偷越国境回归祖国的故事，刚好给张琴秋没说完的断了线的风筝续上了连贯的结尾，也使提供第一手数据的我更怀念乔克仁了，最后离别时他那孤独寂寞的身影，在我心中一天一天地扩大。

　　当我给陈大姐叙述了乔在监狱中的情况，她叹息良久，并说。“我们祝愿他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自由后有个较好的命运！但你不知道，‘托派’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种顽症、绝症，‘死敌’的帽子一戴上，谁也不能提到他，别说给他恢复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我在一位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的老战友家里作客。这位副社长从一堆译稿中抽出一份字迹工整的原稿给我看，他一面说：“上海提篮桥监狱长期关着一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中间几乎全都是在俄国留过学的，我们委托监狱当局为我们翻译一些俄文书刊和内部数据，按字数给他们一定的报酬，使这批特殊的犯人改善一下伙食。”

　　我对这些译稿有了说不出的关切和好奇的兴趣，当他翻到译稿的最后一页空白处，指给我看有一行蝇头小字，我一下子愣了，我的心忽然紧缩，狂跳起来，那上面写的是：“请阅稿者行个方便，通知我的儿子，在我行将谢世之年，你写信告知他，在狱中的父亲现在还活着，赶快忘却吧！切勿告诉他我在这里。切切。”

　　以下是他的儿子的通信处：浙江台山某乡……

　　他本人没写姓名，写了他儿子的名字，叫“乔殷”，同个台山，又是姓乔，这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他！在这里终于寻觅着乔方舒的下落了。本应当喜出望外的快乐一场，但是我怎么能有 “他乡遇故知”的欢悦呢！我只有哭，只有眼泪，只有默默的痛彻心脾的悲哀。

　　副社长看着我泪下如注，他惊呆了。我向副社长坦白，这个人我认识，他现在正在牢中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身监禁，我能为他作证，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通知他儿子的事情你交给我去办，我将鼓励他向党政部门申请平反；或者要求保外就医，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袖手旁观，对他的遭遇漠不关心！

　　副社长才知道给我看的那一页“附言”，捅出了乱子，他说“他们译出了一本一本的书，从来不署上译者本人的姓名，都是无名氏。你看，他写在后边的这一行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写上，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后面一句”切勿告诉他我在这里“，”赶快忘却“，这是他怕自己的反动身份会连累他的下一代呀！你快别做这种傻事！你完全是感情冲动。你想想吧，你的妻子刚死不久，她不是为你吗？你自身难保，管得了人家的冤枉？在这种严酷的谈”托“色变的气氛里，任何拔刀相助的正义感只能是帮倒忙，于事无补，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谁都不肯去捡这个发烫的煤饼。如果此事让监狱当局知道了，反而使这个姓乔的遭受新的不幸，至少取消他参加翻泽的资格。我也要劝告你：切切，切勿轻举妄动哪！联想起我历史上确实干过不少次帮倒忙反而不落好的教训，我只有煞车了。当然，在我执笔写这一章节时，这个乔方舒早巳进了骨灰盒了！

　　为了安全，这个故事以前从来不敢往外讲，更不用说见诸文字了。不久前我开始给一帮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末了我添加了下面一段自我批评：

　　“回想起来，我在3 0年代的牢狱中，就干过初级阶段的红卫兵了，我们把关在一起的托派分子当作牛鬼蛇神、走资派对待，百般侮辱他，作弄他，给他扣上一顶比一顶更严重的反动帽子，我们并没有最高指示也没有最高领袖挥手叫我们这样做，我们都是自觉自愿，每人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才能，就是发明出各式各样把敌人往死里整的方法和技巧！”

　　在追思这位一生遭遇劫难的乔方舒，让我们再反思一下，形成这个灾难性历史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呢？

　　《文汇月刊》198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