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这时，市委宣传部换了王元化，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陈沂部长本来把我调至党校，是把我踢出作家协会的第一步，第二步却未能实现，实由于作协党组的抵制，市委也不同意开革一个作家（全国还没有先例）。对于善写杂文的王若望，这么做尤其不可。

　　没过多久，陈沂本人告老退休，他的阳谋全部泡汤。

　　我去找新任部长王元化。到北京去是甚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能干甚么？

　　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吧”。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的地方是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小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派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你在文化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得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王：我没有明确站在两条路线哪一边（我以装傻的口吻说）。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算是精神污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之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两位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跳脚。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我听了很吃惊，只当作没看过《随想录》，便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嘛，象钱钟书，他就不谈政治嘛，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骂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钟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辩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的目的，回到正题，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联，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候，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略提升到“封官许愿”了。）

　　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你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

　　（胡掏出很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批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海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这是他在招降纳叛，而我的这条防线是不会被他攻破的），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反污染的论点。

　　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晋京谈话即告结束。

　　我起身要走，又碰上邓力群老先生，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

　　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嘛。明天还有徐悲鸿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她名谷羽，在四十六年前在安吴青训班，我跟她熟识，那时名叫黄桂英，乔木很有点浪漫，并不像如今一本正经，教务长乔木追求她，我在她跟前为浪漫的乔木说好话，实际上我成了他们的媒人。这一回没见着谷羽，不知是她丈夫的阻挠，还是她不愿见我。

　　我回到上海，第三天，有一位《解放日报》的记者，竟就来向我索取稿子！但因为我本来只是为应付的回话，所以对胡乔木要求的文章，始终没有写。

　　《中国之春》199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