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歷程〔民運百人談〕

　　不屈服於暴政

　　〖羊子的困惑〗最近，在整理若望作品时，发现了这篇“民运百人谈”，忽然想起了什么。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刘千石办公室》一成员，曾以“民运百人谈”约稿人名义，来函（也可能是越洋电话）告诉若望说：“我们最近正编辑一本「中国民运百人谈」，而您是当然的一员，我们邀请你写下你的从事民运的心路歷程。若望如期完成了写作，接着寄去香港，之后就不见踪影，及至后来《民运百人谈》出版，我们没有见到王若望的”心路歴程“，当时我们不便问，现如今，若望永远离我们三年半了，作为遗属，我想问个为什么？那个办公室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已踏過七十四個年頭的生命歷程。其中有半個世紀以上是和中共的歷史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我十五歲在上海一家藥廠做學徒，剛巧是１９３３年一二八松滬之戰，激於抗日救國的義憤，我跟著共產黨跑，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由於我開始給新聞報刊出議論時局的雜文和詩歌，我又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這對於我今後成爲作家有著重大的意義.

　　從事工人的地下工作一年餘，不幸在浦東被捕，解龍華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判有期徒刑十年，與我同時被捕的周心煥也判了十年，我们僥倖沒有坐滿刑期，七七事變後同日獲釋，周在監獄中放出後回到上海，組織起失業工人在川沙南匯一帶打遊擊，擊敗抗戰有功，並發動成百名工人同志參加了新四軍，四支隊調他到了江南新四軍任政治部主任，在反掃蕩夜行軍中，新四軍首長竟下令把周槍殺，罪名是託派。周死後三年我方才知道他被誣陷喪生的慘劇，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

　　出獄後我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入黨，學習兩個月，即調至安吳青年訓練班任講師（講政治經濟學）並兼大隊長，幹了不到三個月又調到西安從事工廠建黨的开闢工作，我曾改扮爲賣荒貨（即破爛）深入工人住宅區結交工人朋友，擇其抗戰意志堅強者介紹到安吳堡或延安，大華沙廠和陇海路機廠工人在我舉薦下有一百三十多人去了延安，這應該說是功勞不小，詎料竟因此而得禍。我的同案周心煥的悲劇又幾乎降臨到我的頭上。

　　這件冤案的起因是延安＂整頓三風＂的運動中，其目的之一是＂審幹＂。即弄清每個革命者的政治底蘊，參加過長征的幹部不在此例，從國統區來延安的青年，就不免成爲＂嫌犯＂。再加上康生發明出＂國民黨慣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鑽進革命陣營來＂的理論指導，每個忠於黨的人都成了潛藏得很深的特務或託派。我的歷史是清白的了，但我介紹到延安的工人同志中好多人囚禁在窯洞裏，嚴刑拷打，有好幾位供出自己是特務，王某是介紹人，王某自然就成了特務。

　　幸而這時候我已派往山東根據地，中共中央社會部一個電報發給中共山東分局，內稱＂王若望不得參與機密，因在延安整風中查出系特務嫌疑，他在延安青委工作時期還發起興辦反黨的壁報＜輕騎隊＞＂（這份電報，我是在抗戰勝利以後，恢復名譽時才知道有此內容。）由於我在延安時確曾創辦了一個影響頗大的大型壁報，在那上面寫過幾篇要求黨內民主的短文；後調往山東，在整風期間又故態複萌，辦了個＂民主壁報＂，山東分局就贈我＂山東王實味＂的雅號。發動分局和軍事單位紛紛來參觀反動壁報，於是＂山東王實味＂一下子名噪山東，接著就剝奪了我的自由，準備押送軍區鋤奸部砍下腦袋，（當時執行死刑都用殺頭，理由是子彈來之不易，王實味被殺，也是砍下腦袋一法）。我的一個老命得以保住，是在押往鋤奸部當作漢奸鎮壓之前，黨中央下達一條指示；鑒於湖西肅托殺黨內好同志近百人，幾乎消滅湖西地區整個黨組織，教訓慘痛，今後鎮壓敵特必須由軍區最高領導缜密查實後方可執行。我的案子送呈山東軍區政委羅榮桓審批，而當時的分局社會部長劉居英同志多方面爲我辯護，總算沒有殺頭.

　　九死一生的＂山東王實味＂事件發生在我二十五歲的年頭.連同周心煥的被殺，在我一生中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它使我認識到中共的革命對自己的同志同樣是殘酷無情，爲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權，往後做事都要小心謹慎，以防被自己的同志抓住辮子；我當時沒有脫離革命隊伍，主要考慮舍此一條已經走熟了的路，別無選擇，加之我已有妻兒留在延安，更重要的一點，我對猛喝一聲刀下留情的羅政委和劉部長有一種感恩戴德之情，這說明共產黨內還不是一團漆黑，我敬仰領導不是毛澤東或周恩來之輩，而是羅榮桓和劉居英，所以一次未完成的屠殺並未動搖我對共产党的忠誠.

　　我的歷史上曾辦過三次壁報：我十五歲在新亞藥廠的厕所間辦了第一次壁報，受到工人普遍的歡迎，而在中共的根據地裏辦過二次大型的壁報，一次在延安，一次在山東，均受到中共當局的打擊，定性爲反黨壁報，當時我尚未意識到我是在專制統治下爭取言論自由的公開挑戰，但已經感到根據地裏無民主自由的苦腦和不滿，對連續兩次受打擊並不後悔。我始終認爲：講出人民的疾苦是一個革命作家光榮的職責。

　　從此，每有機會可以發表我的呼聲和意見，包括小說，詩歌，我仍是毫无顾忌地直言不諱，我也估計到難免招致橫逆襲來，當我想到殺頭之罪都闖過來了。其他可怕的迫害更不在話下，正是這個想法支援我敢言敢闖，敢哭敢笑，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人，反而成了＂一次死不成，拼死吃河豚＂的持不同政見者。所謂＂橫豎橫＂的性格大概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樣，我在１９５７年大鳴大放期間，聽信了毛的引蛇出洞阳謀，一個多月內，刊在北京和上海報刊上的文字達十多篇，公開揭露宣傳部門愛說假話和壓制言論自由，著名的有＂步步設防＂，＂一板之隔＂，＂釋落後分子＂等。結果帶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和公職，罰往農村勞改。我的第一個妻子同受迫害而死。

　　從文革期間坐了四年監獄放出來，頭上仍戴有反革命帽子，派到作協的地下挖放空洞，連續十餘年的一場惡夢結束後，我又出頭露面寫了一系列的反左雜文和批毛的政治評論，作文酣暢如潮般湧出，形成我寫作生涯的第二個高峰，波及全國的作品有＂五不怕小議＂，＂春天裏的一股冷風＂，＂談文藝的無爲而治＂，＂不以人廢言＂等，文藝作品則有＂饑餓三部曲＂，＂夢醒憶語＂，＂傷心溝代序＂。因兩篇短文公開批評鄧小平，他老人家缺乏政治家風度，一怒之下罵王若望此人很倡狂。１９８７年初，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頭一個便拿王若望開刀，這已是第二次開除王某的黨籍。這時，這時我把＂民主壁報＂辦到香港去，借那裏的《百姓》半月刊發表了“論中國人的心防”，“評‘橫比有害論’”以及“必須革除‘國營公害’的弊端”，“誹謗案在中國的崛起”等。

　　鄧小平時代接過毛時代喜愛發動政治運動的傳統，以致半個世紀的中共統治，乏善可陳，給人民留下深刻烙印的只是專挑好人鬥爭的政治運動，在人口占世界前列的中国大陸，屈死的冤魂和直接受害者數以億計，我是經歷了這兩個時代的少數幸存者之一，但也被弄得家破人亡，兒女星散，兩次開除，兩次戴帽，兩次坐牢，兩次勞改，這就是我坎坷一生的簡單的總結，也是中共如何對待一個工人出身的忠誠的老黨員的兇殘的記錄。

　　當我於１９９２年８月離開祖國來到美國的日子，我的子女含著熱淚送別，我的一個女兒象生離死別泣不成聲地說：＂爸爸，你去了那兒，不要回來吧。＂

　　子女們通常送別遠去的衰老的父親，總是說：＂你一定早日回來呀！＂

　　但是我卻聽到了這樣絕情的囑咐！

　　最後，引我的＂自傳＂第一卷前言裏的一段話道出我何以背叛這個党的心路歷程：

　　＂我先後有兩次被黨組織定性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簡稱＂兩反分子＂）歷史似乎跟我開了個玩笑，用莫須有的＂兩反＂罪名懲罰我，恰恰將一個純樸的＇三忠於＇（系忠於領袖，忠於党，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簡稱）的忠臣孝子引向＂兩反＂的道路，打棍子的假的＇兩反＇打出了真的＇兩反＇，不妨說是弄假成真吧。領袖們幹了蠢事，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政治迫害）首先打掉了挨整的人的盲目信仰和個人迷信；肉體的，精神的，人格的摧殘的侮辱，勢必誘發受害者及其家屬對党和領袖的反感和仇恨，用非人道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將大量的知識份子和老幹部關起來或終身勞改，這就提供了讓千百萬受害者閱曆社會最底層的殘酷的現實。

　　用專政的機器抓＂兩反＂；消滅＂兩反分子＂，結果卻造出了更多的兩反分子來；這正好應了馬克思的一句名言：＂自己給自己挖掘墳墓。＂所以我聽到有人罵我＂兩反＂，說我蛻化變質等等，我並不感到臉紅和緊張，這裏用得著江南的兩句諺語：愛吃醋的丈夫，泡出了愛偷漢的媳婦.＂愛吃醋的男人打罵妻子或用種種方法限制妻子的自由，反而泡出了妻子去愛第三者，與上述抓＂兩反＂的弄假成真有異曲同工（蠢）之妙！＂

　　１９９３年３月於紐約（佩雯于4/22/05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