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途的一种预测

　　一一大陆火种之一
　

　　争取民主大势所趋

　　对于中共前景的猜测，莫衷一是：有走和平演变路线者，有体制外改革走群众路线者等等。我以为：因从两个方面作假定：一是必然的大势所趋，一是偶然事件促进必然运动的法则。所谓必然的大势所趋，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有一个论点证明是正确的，即生产力必然会冲破生产关系（即上层建筑）的桎梏的法则。现在中国的“大势”，正是一党专政的腐败专制的上层建筑严重限制和窒息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后，开始意识到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然而，当姓社的“四项基本原则”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时，中共宁愿牺牲经济的改革开放，仍坚持他的“四项原则”。直至“六。四”以后，邓小平有勇气给姓资的经济开辟道路，但他始终维护着业已腐朽的一整套姓社的上层建筑，现在是党内干部和老百姓都意识到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的征兆。

　　与表面的经济繁荣平行的社会现象可概括为；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浪费惊人，各省市罢工潮层出不穷。“六。四”惨案人神共愤，修建长江三峡，沿江农民聚众抗议已见端倪，太子党夸富堕落于前，军警专横施暴于后，收购农副产品，只发白条，国有企业月月亏损，但求补贴；上千万流民啸聚于通都大邑，三千所劳改营遍布国中，冤狱遍地］民不聊生，风声鹤唳，危机四伏。

　　上述种种，粗略地勾勒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大变革，中共政权面临穷途末路的“大势所趋”，即使中共领导集团也有此危机感，连忙修修补补，但也扭转不了这个总的趋势！

　　韦尔斯（英），茨维格（奥）等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成的，其来也暴，其去也疾。而思格斯的名言：“历史的必然进程，常常表现为偶然性。”这是一条公认的历史法则。据此，当我们掌握了必然性的大势所趋，却几乎无法确定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因一件偶然事故引发一场革命或大变革。正如里根或科尔曾预言共产主义这个魔鬼必然灭亡，而柏林墙的倒塌，一九九一年八月的莫斯科流产政变，却出人意表提前发生了。因此说，人们只能指出必然发展的一般性大趋势，很少有明察秋毫的具体的预测。

　　这里只是论述在中国可能爆发大变革的偶然事变的一、二热点，命名为“大陆火种之一”。

　　“六。四”情结变革火种

　　我认为，“六。四”情结就是这种星星之火的火种。

　　近有邓小平的“三不主义”之说，据传“三不”者，“六。四”不能平反，“六。四”的暴乱性质不变，“六。四”中犯有错误而下台的干部不起用。这是符合历史常规的行径，自古以来的昏君或法西斯暴君，冤杀好人无数，那几个肯公开认错，主动为其平反的？中共的几任首领同样如此，毛泽东作恶多端，文革和反右，必须在毛死后若干年才得以认错，而且还要为其遮丑，把文革罪恶推到“四人帮”头上，“反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之类。邓是“六。四”惨案的主谋，又是中共的太上皇。由他一手制造的“六。四”惨案，须待他本人死后，才能解决。果然跳不出祖宗的陈法。

　　香港的胡菊人，他对中共历史上的“平反”，有段精辟的剖析：

　　“中国大陆有所谓‘平反’或‘改正’，这也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在封建帝王时代，忠义之臣被冤死诬死，后世得到平反，很多人说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但在‘连坐’及‘株连’盛行的社会中，是有用的。……至少他的后人可以衣食无忧，后代也因此扬眉吐气。大陆上一有平反，大家就欢天喜地，认为黑暗已尽，光明来临。齐声歌颂英明君主，皇恩浩荡，这固然表现中国人性格善良，不念旧恶，却也显出中国人只顾眼前，懦弱颟顸，不能奋起永远杜绝冤狱平反的循环悲剧，因为，歌颂平反的笑声刚刚过去，第二次冤狱的哀号又来了。所以平反其实不值得庆贺，它是从丑恶的冤狱带来的。大陆与香港一对比，香港就显出她的美丽，我们完全脱离这种悲剧循环，法治与新闻自由，使任何人分分钟钟可以投诉，可以反控，可以招待记者，事理曲直可以大白于天下，我们随时可以平反，不必等皇恩浩荡，不必等十年二十年。”（引自胡菊人：《港里港外》）

　　中国人对冤狱——平反的循环悲剧的喜怒哀乐，被胡菊人先生说对了。故人们把平反“六。四”的希望仍寄予在邓小平身上，不久以后，邓小平死了呢？又把希望转给接班人江李体制上，俗话所说的债有头，冤有主，中国人不会放过这笔血债的由头和凶手的。

　　与胡文所说的历史上的平反冤狱不同，“六。四”事件是在全国规模上发生的，是上千人的集体屠杀，上万人的拘禁入狱，受害人的妻子儿女受尽歧视和折磨，并株连更多的党内干部削职丢官，这一点大大超过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已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要求平反“六。四”已成为全国广泛性紧迫性的斗争口号。虽然“平反”的提法还停留在中国人对专制政府的“皇恩浩荡”上面。如能在邓生前主动解决“六。四”这一结，也许还是个活结；让这一“火种”留待他死后，活结就变成死结，成为下一个回合全国性群众运动的一个热点。

　　在“天下大乱”的后面

　　平反“六。四”的要求如此广泛，甚至中共高层领导中也有人直言提出者，去年底港报曾传言杨尚昆，杨白冰因主张给“六。四”平反得罪了邓大人，故而贬杨白冰军职，这种猜测被推翻后，又传说乔石，田纪云主张平反“六。四”。后面这条新闻也许不确，但“六。四”这一火种已引发中央高层的派别斗争，甚至以此作为区别开明派与顽固派的分水岭。我们从罗冰的报道中（刊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前哨》）看到江泽民与邓小平在十四大召开前的对话，江这么汇报：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要求给‘六。四’平反的舆论，已经在党内引起反应，有人说：我们党在八九年时犯了七六年同样的错误，甚至政治局内也有人迎合这股平反风。”

　　邓小平怒不可遏地说：

　　“谁公开表示出对我们党‘六。四’决策的不同意见，谁就不能留在台上，你们要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四五平反，民心所向，‘六。四’翻案，天下大乱。”他的理由是：“两次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截然不同。”

　　在罗冰介绍的邓对江训话，谈到“六。四”惨案的后果，还有两句话：“我们只是开枪示警，误伤了一小部份无辜者。”邓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上千人的死伤讲得轻描淡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忘掉了刚才说的十六字诀了。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质问：既然是“误伤一小部无辜者，岂不成了必须”翻案“的理由吗？既然是要求解决一小部份无辜者的问题，怎么能引起”天下大乱“呢？邓的脑袋大概不听使唤了，才有前言不搭后语的顾此失彼。

　　唯有“天下大乱”一句倒是反映了邓为自己所作的罪孽所产生的恐惧，而由庸才组成的江李班子又是最怕大乱的。江泽民又拿邓的心病去吓唬中共干部，还由于苏，东，波的共产党国家分崩离析后，中共党内对大乱的前景滋长着普遍的恐惧。

　　人民中有一部份人也怕天下大乱，他们是富起来的工商界人士，加上不关心政治，只要求吃口安稳饭的公民，不过他们害怕的对手和中共当权派不同，这一类人恐惧的其实是怕中共动用武力。

　　不要惧怕“共产党垮台”

　　民运内部也有害怕天下大乱的，兹把其中代表性的意见介绍两节：

　　“六。四”是长在共产党头上的一个癌症，邓小平生前不解决它的话，在他身后马上就会爆发。不难想象，一旦“六。四”中的那些真实资料，血腥的镜头公布于众，很快就会把民众的激进主义情绪煽动起来。中国这个民族正在政治上是相当不成熟的，如果激进派占了主导地位的话，很快就会推行那种冒进的不计后果的改革，很可能把中国推向今天苏联和东欧的道路。共产党很可能会垮台，这本身虽然并不足惜，但问题是它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瓦解。

　　“六。四”镇压太不公平了，太残暴了，不翻案根本就不足以平民心，案是一定要翻，但问题是怎么个翻法，如果共产党一直压着，最后实在压不住了，迫不得已不得不翻的时候，很快就会导致共产党垮台，如果想在保持秩序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就必须很技巧地处理“六。四”问题，例如主动地低调地逐步地处理“六。四”问题，总之不能采取煽情的方法。

　　对未来的推测的兑现率要看他的假定所依据的条件的严密和科学性，其中也掺杂着本人的主观成份。上述的推测是建立在激进派的误导（煽情）使整个社会瓦解，人民在政治上不成熟，难免发生天下大乱的基础上。这位作者生怕天下大乱的心态几乎和邓的十六字诀不谋而合，不过他是从民运的角度，“想在保持秩序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

　　我认为他的推测里面就掺杂着主观色彩，比如，他把民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估计过低，仅仅举近期的一九八六年底与一九八九年的两次民运为例，中间只隔两年，就一浪高过一浪地连续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它成为东欧共产党体系迅速瓦解的导因之一，怎么能说中国人政治上不成熟呢？

　　至于争取公开放映天安门屠杀的现场录像片，实现这件事就是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的重大胜利成果！它是“六。四”平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补课，由此让公众认识当初袁木，张工之流所散布的弥天大谎。

　　被称作激进派的政治主张，据这位先生的介绍，是指望共产党独裁政权垮台，只有从里到外看透了中共残忍专制的本质的人才会发出这一信念，而看一看天安门大屠杀的实况录像，恰恰是获得这种信念的重要教材之一。如果说，主张补课的人就是激进派，那么，人民是欢迎这种激进派的，而反对补课者倒成了保守派了。

　　用什么指标来评定某人政治上是否成熟呢？我以为“指望共产党政权垮台”便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此说来，果能在“六。四”平反中，共产党政权难免垮台的话，那是求之不得的大转折，大好事。邓小平似乎也感觉到这一危险性，所以死咬紧牙关不松口，制定出所谓三不主义来。

　　这位先生往下作出如下的推测：共产党的垮台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瓦解，因此会走向不可收拾的天下大乱。他举出苏联东欧的大乱作为根据。只要过细研究苏联东欧近三年来的现状，便知道不能以“整个社会的瓦解”一言以蔽之。真正瓦解掉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格别乌的情报系统、共产党各级权力机关、新闻广播等一言堂的舆论垄断系统，改名换姓的共产党虽继续存在，但却大大缩小和削弱了，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享有的特权一律取消。这些骑在人们头上作恶多端的衙门的瓦解，是人民的福音，是民主民权的全面胜利，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将来中共一旦垮台之日，上述这类大变革仍然是不可免的，让民主的道德的法治的新秩序来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旧秩序，这称得上是一场大变革，“六。四”平反只不过是诱发这场大变革的火种。这位先生所作的预测，唯有这一条是可能的、可信的推论。

　　中国人民能够承受变革的代价

　　对独联体和东欧的所谓大乱的传闻也要作出分析，经传媒煊染的“大乱”无非是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由于物资匮乏引起人民生活下降；

　　（二）由于外债高筑货币贬值引起经济萎缩市场混乱，

　　（三）老一代共产党的残余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常常到红场和街头举行示威抗议，

　　（四）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引起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纷争和武斗。

　　一，二两条皆因国营企业转入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阵痛，经两年来的调整和转型，供销脱节，货币混乱的情况已有改善。第三项只是证明这些国家结束了共产党专政，是按照民主程序进行和平演变，并未出现相互厮杀的大乱，而老一代共产党人走上街头追怀列宁斯大林的幽灵，估计到下一个世纪还会有这类故事发生，但始终成不了气候。第四项由民族问题挑起的内战，皆在短期内和平解决了，只有南斯拉夫内战连绵，这并非共产党垮台引发了整个社会瓦解，恰恰相反，大塞尔维亚的共产党首脑未曾打倒，才是其主要原因。

　　以苏联东欧作为我们的参考系：第一，第二条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出现，中国经济已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农村的改革已有十年的历史，即使中共政体瓦解了，物资匮乏和货币混乱的情况可以避免，即使有一部份国有经济需要动大手术，它所引起的阵痛只能是局部的，是短痛而不是长痛，已经占国民经济一半以上的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完全承受得住。

　　第四条民族纷争，中国得天独厚的民族分布状况与南斯拉夫不一样，汉族人分布在中原绝大部份领土，新疆、西藏、蒙古等民族皆在西北或西南边疆，汉人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历来相处和睦，并无矛盾，他们原是向中共独裁政权要求独立，一旦中共政权垮台，便有利于双方坐下来，进行对话，如能实行各族人民充分自治的邦联或联邦制，便根本避免了民族纷争的可能。

　　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共军队会不会动手？只因长久以来实行着“党指挥枪”的传统。如果军人

　　干预，大乱就不可避免。不过，自“六。四”以后，军人挺身而出保卫党的意念已大大削弱淡化了。正是在“六。四”惨案不久，罗马尼亚的独裁者拜邓为师，迷信武力，没料想动用军警弹压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军人却倒转枪口，反将这一对独裁者夫妇置于死地，无独有偶，紧接着一九九一年八月莫斯科政变，保守派动用坦克车冲向红场叶立钦总部，坦克车队不但没向那里开炮，反而让叶立钦堂堂皇皇攀上坦克车发表了那篇震撼世界的使政变首领丧魂失魄的演说。

　　可见动用军队把枪口对准群众，自取灭亡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上述两起以手无寸铁的民主派面对全副武装反而取得胜利的历史事件，对大陆的军警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何况邓小平一死，只剩下一名有名无实的庸碌之辈做他们的主席，军队处在一个群龙无首，权威真空之下，再加上军中倒杨之后留下的后遗症等负面因素，就使众人惧怕的军人动武造成天下大乱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

　　不过，当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到来，要估计到不出一点乱子，一帆风顺的事也是没有的。既然是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我们一方面指出邓小平以“天下大乱”来虚声恫吓，同时也要指出程度不同的社会震荡是必不可免的，我国地广人众，局部的短期的大乱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出现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即“社会秩序的瓦解”），那也不是民运的过错，而是老邓的三不主义和江李体制对政治民主深闭固拒逼上梁山的结果，所以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也还是值得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于纽约）

　　《北京之春》199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