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主激进主义”的讨论
——评颜真的访谈录
何谓“民主激进主义”？
五月号《北京之春》有一篇题为《民主激进主义不可取》，是何频采访颜真的访谈录，拜读之余，方知“民主激进主义”主张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以民主制和议会政治取代当今江李体制者。那么，颜先生服膺的渐进民主是什么呢？他所主张的原来是维持江、李、邓体制不倒，经过相当长的时期逐渐走上民主化。简言之，属于维持现状派，又可称做正统派。
何频打算以“邓小平后的中国”为题出一本书，采访诸多学者和民主精英，他的访问记散见于美国、港、台出版的华文报刊上，我看过十来篇，其中也有代表激进民主主义的；较多的人预测江李政权难以维持，或许中共政权经历震荡后得以不坠。而坦率地相信江李政权可以长久维持现状者，只有颜真先生的这一篇旗帜最鲜明，颇有特色，值得重视。
稳如泰山的江李政权？
颜先生从三方面来证明：江泽民的权力是稳固的，他说：“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基本奠定，潜在威胁力量虽不能说没有，但看不出有强大力量。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有时间为身后的稳定作出安排，比如对杨家将的处理，这是为江泽民权力的稳固扫清道路。这件事留给江去办，就很难办。”
第二点：“唯一能够对江泽民构成威胁的，在我看来只有陈云的力量。那种情况发生，可能导致中国向左转，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第三条，江的政绩如何呢？颜说：“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市场去看看都可以看到物质的丰足……我愿以‘经济奇迹’来形容。”他还夸赞中国人民在吃穿方面与西方没有本质差别，只是住和行方面还相差很远。
他举排除杨家将为例，能够证明江的权力稳固吗？按常识判断，杨家将是被贬被逐了，但其潜势力仍然留在军中，一旦邓撒手归西，被整肃的杨家将很可能东山再起，那时，秋后算帐的对象不会找已故的邓，而是把矛头指向江泽民，江正是打击杨家将的执行者和发动者。与颜先生的说法正好相反：无异是邓小平生前为江泽民政权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
第二个例证，据颜先生说陈云是唯一的威胁力量，但接着他又推翻了自己的判断，因此这一条威胁自行取消。至于他所说“将导致中国向左转”。这个分析肯定江李政权并不左，我必须给以纠正：江李政权本身已经左得出奇，本人在《闲话江泽民》（刊于今年四月号《北京之春》）一文中罗列了种种他的左祸、左风，例如，在十四大报告中，仍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念的还是从陈云那儿搬来的教条。据我所知，除了上述被排斥的杨家将以外，至少还存在三股以上的威胁力量：一种是先富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一种是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结盟，以及海外民主力量有朝一日会直接投入颜先生非常鄙视的民主激进主义阵营；第三种是私营工商界和三资企业的中产阶级的崛起。
上述第三条例证是有关大陆经济发展，他把市场繁荣的表面现象，称之为“经济奇迹”，却迥避了家喻户晓的贪官赃官横行不法，官僚资本和太子党公主党暴发了，而大多数人民依然贫困，盲流等情况。恰巧就在上月八日，新华社报导，国务委员陈俊生在全国扶贫会议上宣称，“目前尚有八千万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今年春天刚过，中新社报导在各大城市盲流的农民接近一亿人；据《南华早报》四月二十五日讯：大陆国营企业有数百万职工发不出工资，今年前两个月内国营企业的亏损即达一百七十六亿人民币，因为发不出工资而罢工的有一万人以上，其中包括西安、哈尔滨和沈阳等城市。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百分之四十，国务院生怕激起动乱，不得不多印钞票给失业的职工发工资。北京当局明知这是饮鸩止渴。信手拈来，就有这么多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信息，正好给吹捧江李政权如何稳定形成鲜明的对比。
给一个专制王朝算命，不仅分析领导层之间的倾轧或后台老板的亲疏，还应根据民心的向背，政绩的正面与负面效果作出衡量。即以民心向背而言，江泽民就是以红色恐怖总司令知名于世，他把民运人士捉捉放放，放了一两个，又抓一大批；不久前，席扬判刑十二年所产生的负效应，不仅激起了记者和媒体的抗议，还惹来了香港的反弹；江李政权在国内打击人民中的对日索赔运动，尤其失策，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怀疑江泽民是不是媚日亲日份子。由于大陆没有民意测验的定期公报，一方面使颜真等人常常冒充大多数人的名义，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一方面也使专制暴君闭目塞听，自满自足，关门称大王！
颜真先生信心十足地宣布：“没有任何政治功利性扭曲我观察的客观性。”因此，他似乎有权利去堵住海外朋友们的嘴：“我希望海外的朋友们不要为牢骚而对中国政治形势作出危机四伏的判断。……作出危机将爆发的政治判断的人，只会又一次跌破眼镜。”看了上面补充的极不完全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做政治判断吧，他自诩的“客观性”在哪里呀？究竟是谁跌破眼镜呢？
标榜“渐进改良”的先生们，无非是两个理由：一个是目下没有可以与中共抗衡的政治力量，另一个理由是：江李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符合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的需要（参看颜文第五节标题）。
我们先批驳他的第一个理由：与中共抗衡的力量不是没有，而是被公检法的专政机关在一露头的时候就镇压下去了。甚至在中共领导层中，内部反抗独裁暴君的斗争都是层出不穷，著名的例子就有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较量，庐山会议打压彭德怀，林彪父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暗杀毛泽东的事件等等。
颜真肯定“中国十年内没有戈尔巴乔夫。”他可忘了，十年之内中共高层中出现过自己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只是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则为寇”正是势利的庸俗历史观。靠镇压反对派来维护权力的稳定，无数历史事例证明，这种稳定是最脆弱的，即使维持了一个时期的表面的平衡吧，在社会低层却每时每刻酝酿着动乱或质变。上一节所举的极不完全的几条经济危机的信息，就说明江李政权掩盖不了它的病入膏肓。
上述一节中我指出至少有三种以上足以与现政权抗衡的力量，这些力量目前尚处在幼苗、不成熟状态，但只要大气候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夜之间就能拧成一股绳，由弱势转化为优势，因为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我曾经说过如下理想主义的预言：给邓小平料理后事，也就是给中共一党专制料理后事的时光。
鼠目寸光的“现实利益”
现在批驳渐进改良派的第二个理由：经济发展符合人民的现实利益吗？
生产发展与政治民主化本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因此推进民主化不是自发的过程。
上层建筑总是以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影响反馈于经济。如果是封建的专制政权或是军人执政的上层建筑，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家熟悉的伊拉克、伊朗、缅甸、印尼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属于这一类不景气的国家。例如缅甸实行军人专政，奈温将军退而不休，在幕后抓牢大权不放，似乎效仿邓小平。该国的宪法比中国文明，还实行公民大选，代表民主的“国家民族联盟”在一九九零年举行大选，该联盟获得百分之八十五的议席，可是军人政府却宣布大选无效，并把其联盟主席昂山苏姬女士软禁起来，至今未释放。
再如印尼的军人首脑苏哈托，连续执政近三十年，他的家族和皇亲国戚垄断了印尼工商业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印尼的十大富豪中，苏哈托的三个子女即占了三名。
苏哈托也曾调动军队残酷镇压民众的抗议示威，不让邓小平专美于前。一九九三年公布的世界人权报告中，人权记录最糟糕的倒数第一是印尼，中国屈居第二位。
北京当局人权恶名昭著，但在国际会议上却有不少应声虫，今年一次联合国讨论人权状况的会议上，在公报中通过了不谴责中共的内容。在新华社电讯中自鸣得意地罗列了投赞成票的一系列国家，说穿了，这些国家便是它的一丘之貉的小伙伴也。
综上所述，在军人执政或一党专政的上层建筑的干预下，政治经济就不再是良性互动，而是两败俱伤，政治的不景气必然带来经济上的不景气。
联系讲到中国，尽管颜先生宣称：“民主化在经济基础的发展中逐渐成熟。”事实上他的这个良好愿望一碰上专制王朝的顽固岩石，马上碰得粉碎。自毛泽东直至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他们在弹压民主运动上是一致的，决不手软，邓则发明了四项原则，并宣誓，决心用半个世纪时光不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则发誓：“必须把任何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想当初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曾倾倒了所有的知识青年，他唱的高调多么动听，何等美妙呀！人们期待中共“在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中逐渐推进新民主主义。”曾几何时，却以十亿人喊了三十年的毛泽东万岁代替新民主主义，并且枉死了五千万冤魂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牺牲品。这时，老实巴交的中国人才知道上了大当，其中有一部分御用文人至今还沉迷在领袖崇拜里，成为邓、江政权的帮凶或帮闲。
倡导新民主主义四十多年，这个过程还不够长吗？毛死后又历二十年，这时期经济基础确有长足的发展，但民主化的影子在哪里呢？
六十年的历史事实教训我们：只要专制政体不变，它与民主势力是死对头、势不两立的大气候就不会变。民主化的进程如地下之火，生生不息，中共领导层为了生存权而奋斗，千方百计消除民主的火焰。八九年的持续两个月的民主运动高潮，使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认识了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凶手和暴君是中共当权派。从此北京当局就开始走上孤立、疯狂、没落的下坡路。
由此可见，在一党专制或军人统治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并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经济利益，即使少数人在市场竞争中发了财，他们满足于邓小平的稳定繁荣局面，应该说，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稳定是奴隶式的身份，等同于丧失了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动物。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把“实际的经济利益”摆在首位。
奴隶式的稳定最不稳定
稳定的概念恰恰是不稳定的，实行民主、法治倒能建成稳定的长治久安的国家；象西方民主国家，几十年来能维持自由幸福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奴隶主和达官贵族所争取的稳定，其实他们坐在随时会爆发变乱的火山口上，有谁敢于扰乱了主人们的宁静，便是一项大罪，于是又打又压，又关又杀，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前者从来没有高喊稳定高于一切；后者则年年讲、月月讲“稳定压倒一切”，恰恰反映了国内的危机四伏，难以安枕。魏京生只用一句话批驳了“稳定压倒一切”
，他说：“稳定压不倒一切”，可谓一字戳穿了中共的戏法（魏京生接受何频采访时的回答）。原来，酝酿巨变的正是在“压倒一切”的口号声中埋下革命的种子！稳定与动乱是互为因果的。
颜真先生原来是第二类“稳定论”的崇拜者，于是责备激进民主派不顾大局啦，徒劳地破坏了江李体制的安定团结啦。他在诋毁民主运动时，少不了把方励之也捎带着挖苦几句：“如果今日有人象方励之当年那样讲话，知识分子中得到
的评价不是‘勇敢’而是‘轻率’，他受到的将不是欢呼而是嘲笑。”这是巧妙地用时间倒叙法来炮打一位推进民主运动的“出头鸟”。在这段引文前面，颜先生配合一位“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教师说：”现在搞什么政治，谁也别搞，对那些不甘寂寞的跳出来的人，我赞成枪打出头鸟。“这段自白无意间暴露了这位不甘寂寞跳出来的人的灵魂：他和他的同事原来都是专制政权的铁杆卫士，怪不得他们对民运人士如此咬牙切齿。
事有凑巧，就在刊出何频采访颜真的《民主激进主义不可取》的同期《北京之春》上，载有傅春雨作的《渐进改良与坚定民主之分歧》一文，其中有一段议论击中了渐进改良者的要害：“‘渐进改良’正是认为中共（尽管不进步）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唯一力量，中共的统治（尽管不合理）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唯一保障。从这点上讲，‘渐进改良’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上一厢情愿地与共产党结了盟。‘渐进改良’的观点之所以能与共产党的窃位心虚的强辩如此吻合，……一个重要因素是‘渐进改良’没能认识到共产党是一双头怪兽：一方面它是目前中国社会必乱因素的制造者、堆砌者；另一方面又同时是这一切危机因素强有力的压制者！……象中共这样的统治是一个不断增压的封闭系统。今日中共维护极权专制，强力控制社会等方面的非凡表现和顽固，恰恰表明它已走入一条‘压制—崩坍’的死胡同。”
应该说，上引这段话对中共政权的长处和弱点同样作出了十分深刻的发掘！（傅文原是为批评周舵的渐进改良和社会和解而发。）
苏联巨变的两种观察
颜先生又找到了苏联巨变的事实来证明保持江李政权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他说：“……苏联的变化不是极大地促进而是极大地阻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苏联的现实使民主理想主义趋于破灭。人们这时才现实地意识到，民主并不会自动地带来一切，而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如果苏联情况在中国发生，结果将会严重得多。”
对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崩溃，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估价：一种是惊喜交加：“惊”其来得好快也，连同它的卫星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喜”的是从此挖去了红色法西斯的老根，结束了形成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更可喜的，还预示着中共独裁统治的末日来临，民主的理想将成为现实！
另一种是兔死狐悲的邓小平、江泽民、金日成父子之流，他们如丧考妣，就象“惶恐滩头叹伶仃”的诗句，给这一小撮人的沮丧和恐惧作了生动写照。继而制造舆论为自身生存权而辩护，辩护的要点：从此俄国人生活苦透了，富饶强大的超级大国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俄国靠西方国家的施舍过日子。归结到一点：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并非巧合的是，颜先生所说的苏联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只是“极大地阻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因民主派的胜利即意味着共产党统治的末日也。颜先生的担心恰与中宣部的舆论一致。
这里不预备全面介绍独联国协的民主进程和经济上向私营化转型的得失，只须简要地指出俄国和分立出去的国家，首先是服从各族人民自己的选择，实际情况并不如中共宣传的“糟得很”，虽然在联共垮台后开初一个短时期面临许多困难，但两年后经济、财政就稳定地上升了。民主制下的稳定与奴隶制下的稳定，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制度的鲜明对照，而前苏联两亿人民宁愿选择民主制的稳定，永远抛弃奴隶式的屈辱的稳定。在回答何频先生同一问题时，我说：“用南斯拉夫或者俄国的情况比，并不恰当。首先，俄国的情况并不象报导说的那样糟糕，中共更是夸大其词，强调俄国大乱，它是为了吓阻中国人不要步俄国的后尘。我举一点，当俄国的内部冲突到了不可开交之时，叶利钦提出由全民投票来公决，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稳定的局面，全俄那么广阔的城乡，举行公民投票是一件多么复杂而艰巨的民主运作。如果是大乱、中乱或是小乱，这么做就行不通。俄国先后数次公民投票都秩序井然，没有打砸抢的事发生。中共领导人有这样尊重民意的气魄吗？尊重民意就永远乱不起来嘛！”
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当第二次公民投票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数：一个法西斯党头头（号称自由民主党）得了高票，在议会里成了第二大党。中共的左王左将如邓力群、高狄之流又蠢蠢欲动，认为共产党还能借尸还魂，赶紧设法与吉利诺夫斯基取得联系。这一事态并不表明叶利钦的民主派触了礁，只能说明民族沙文主义在俄国还有一定市场。而下一个回合，全民投票将改选换届总统，我预先在这儿打赌，这个法西斯党魁肯定会名落孙山。
我相信俄国人受尽纳粹入侵之害，他们最终会觉醒过来，认识恢复沙皇加斯大林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不过是两场恶梦而已。
八九民运是一面镜子
对苏联巨变的看法，是测定一个人政治倾向的一面镜子、一个标尺；同样，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也是测验民主化真伪的一面镜子、一个标尺。
且看这面镜子里颜真先生是什么模样？
他在“希望‘六四’被冷处理”这个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六四’不可能平反。‘六四’平反作为一个信号，必然是全面政治改革的前奏。”这个说法太离奇，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读下去才知道他是不赞成全面政治改革，他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才有此怪论，换句话说，为了阻止政治改革，宁愿放弃渐进的民主改革，宁愿不要六四平反。
“六四”这面镜子照到刘晓波脸上，刘说：“六四”平反会损害邓小平的权威，还是不提为妙：“六四”这面镜子照到周舵脸上，他主张“六四”旧帐要淡化处理，不能煽情，连八九民运的录像不放也罢，否则激怒群众，会变成暴民，非常可怕；现在同样一面镜子，颜真发表的论点比他的两位前人更彻底、更乖张：“我希望‘六四’得到历史冷处理，一如台湾的‘二。二八’”，也就是等五十年后再说。
这是他比刘、周两位还激“退”之处。
这就好比在热恋中的姑娘，一旦听说结婚以后就有分娩之苦，为了免了贪吃禁果，免了长痛和短痛，她宁愿不结婚，甚至斩断了与情人的来往，一辈子守寡。（这个笑话不是现代的，现代的女子已经懂得用安全套了。）
颜先生从拥戴江、李、邓政权，找出理由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引向排斥一切民主改革，包括拒绝“六四”平反，往下又蜕变到赞扬策划“六四”大屠杀的暴君，他的观点演进的轨迹象一条黑线那样分明，可怕！你看他是如何赞赏凶手与暴君的，他分三个层次。第一步：“可以说大多数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有了某种理解，虽然他们对开枪的方式仍然是反感的。不止听到一个人感叹：”不开枪就好了！‘言下之意压下去还是对的。“第二步，他声明自己是用感情说话：”一个政府向人民开枪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但”用我的理智说话，我认为邓小平的选择毫无疑问避免了中国社会一场持续的动荡，这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步，索性撕下了羞答答的面纱，坦露出为屠夫张目的面目：“我相信历史会客观地认识到邓小平选择的正面意义。历史的是非毕竟不是由一种人道感情来确定的。如果中国陷入一种持续的政治不稳定局面，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将百倍沉重。那是一种更大的不人道。”
四月号《北京之春》恰好有一篇胡平的《从自由出发》长文，其中有一节似乎是针对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者的批评：“《封神演义》中的闻仲不象坏人，他对纣王的若干作法很不满，还提过不少意见。为什么武王兴师伐纣，他却要率兵镇压，助纣为虐呢？后来我才明白。大概闻仲也是相信‘稳定压倒一切’的人，任何反抗，不管多么正义，既然都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在他眼里便是”作乱“，所以就要镇压。本来闻仲出面维护秩序，目的之一是避免生灵涂炭，殊不知正是有了他的率兵镇压，才造成了人民流血牺牲。”抄来移赠颜真先生，句句打到要害上，只须把后面两句，改作“当今闻太师愿意助纣为虐，宁愿袖手旁观等他维持现状几十年，也就延长了桀纣残害人民的长痛的时间。”
分析师大教授颜先生何以堕入御用文人之孽障？访谈录有一段独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原话：“……我把对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这个民族前途的关注作为考虑中国问题的道义基础，前提是爱国主义。不爱国的人在谈论中国问题时候请免开尊口，做自己的世界公民好了，因为他们并不想在良心上承担什么。”原来他被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金钟罩罩住了。他误把中共执政的国家看作是爱国主义的对象，分不清党即国家的缠夹。
反民主势力最后的避难所，总是乞怜于爱国主义这面破旗。中共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丽图画皆告破灭后，如今也紧紧抓住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根稻草，俄国的共产党复辟份子和吉利诺夫斯基之流同样假借爱国主义企图卷土重来。可见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是滋生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或沙皇复国主义等最丑恶的东西！
颜先生的可悲，就在于受民族沙文主义的毒害颇深，尽管他用了“道义基础”、“承担良心责任”之类的词句作为包装，结果势必引导他堕入为江、李政权辩护的御用文人的泥坑。
《北京之春》1994年6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