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议会化质疑
——评严家其《民主化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
专制王朝的古怪脾气
探索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说千头万绪，从“五四”运动作为民主化启蒙的起点，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严家其先生把他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中国民主化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刊于六月十日之《新闻自由导报》，以下简称“严文”），提供了一条具体的轻便的途径，自然令人高兴和注目。
捧读之余，本人感到尚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有必要率直指出，通过用民主研讨方式澄清几个问题。
严文首先从大陆的实际出发，举出人大表决的若干事例来证实“议会化”的可行性。他举了“八九”民运的一段往事：“戒严令颁布后第四天，北京知识界数百人集体签名，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戒严令。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有一五五人，胡绩伟发动的连署提案已达四十余人，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人大常委的连署还将继续下去，如果连署超过七十八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什么人，都阻止不了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在数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人大常委会完全有可能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
作个事后诸葛亮，是各人的自由，可惜只是神话，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证明中共专制的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证明所谓“议会化”道路失败了，真是大煞风景。
严文赞赏胡绩伟争取连署，为“议会民主化”而奔走。严酷的事实是，即使人大常委果真超过了七十八人的连署，也不会改变军委主席决心以暴力镇压的既定方针。在“六四”惨案之后，人大常委会特地通过决议：撤销了胡绩伟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以示惩罚。这就表明了中共专制皇朝容不得谏臣、诤臣和持不同政见者，“人大”并不是反映民意发扬民主的场所。中共的领袖自毛泽东传至邓小平、江泽民，他们在惩罚自作主张、不听党的话的党员干部（实际就是自由化、民主化的表现）时，从来都是冷酷无情，决不手软的，对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也不例外。
香港有个统战对象名张炳良者，他是民众团体“汇点”的主席。为了贯彻“港人治港”，以备九七年接管香港，张先生被选中任港事顾问。就在今年五月，“汇点”酝酿与“港同盟”合并建立民主党，这就大大增强了港同盟的实力。而港同盟是坚定的民主派，故有广泛的港人拥戴。中共的意识形态历来把民主派看成洪水猛兽，一旦两大政派结成一个民主党，势必成为推行奴化驯化港人的巨大障碍。故一夜之间，北京港澳办变脸炒了张炳良的鱿鱼，撤回他的聘书。
再如，在台湾做过县长的黄顺兴，他回大陆定居，被作为对台统战对象，选入人大常委。去年三月召开人代会，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反对李鹏、邹家华交议的兴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仅投反对票，中共不得而知）。他又在会场外，破天荒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结果被剥夺人大委员连同代表的资格，连对统战对象许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置诸脑后了。
上述港、台和北京的三位著名人物，加上政治学学者严家其先生，都吃不透党中央专制君王的古怪脾气，这种脾气可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句话形容之。哪里有一点民主气息呢？
中共如何包办选举
通常，是由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由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省市的代表。我国宪法的条款不能说不完备，其中主要的规章还是抄袭西方民主国家的范本。问题在于付诸实施中要不要服从什么党的旨意，由什么人去执行，有没有健全的公民监督和新闻自由的媒体监督。
只要一党专政的体制君临天下，为了捍卫党天下的利益和虚假的合法性，所有民主化的东西从里到外都会变质。遥想民国初年，也有过曹锟、袁世凯的选举总统和议会政治，那时的国会臭名昭彰，历史上称之曰“猪仔议会”。中共党天下的人代仍然继承了公开作弊一手包办的传统，与八十年前的“猪仔议会”的选举比起来，并无多大长进！
这里专门介绍人代的选举。首先，人代候选人都由各级党组织内部圈定，最高当局由统战部分配名额，送交各部委、各省市党委补充修订，例如：规定党员占多少，照顾四面八方，劳模、民主党派、成功的企业家、科技及教育界知名人士，港澳人士、军队官兵（如好八连指导员，去年三月的人代，军队代表猛增）、妇女代表等等。候选人的头一条标准，看他是不是听党的话。
候选人被圈定、指定出来，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公民投票不过是演戏走过场，最大的优点：只要候选人榜上有名，几乎是百发百中当选就是了。只是在胡耀邦执政时期，在候选人划圈的名单上，有几名可以不圈，试行差额选举，总算给民主选择留出一点儿变数。于是，才有党中央内定的贵州、浙江两省省长在差额选举中出现落选的新闻。
人大的选举既然是官方圈定的，就决定了“人大”是不民主的，尽管有差额，在总体上无碍大局。党员非党员只适宜充当对党效忠的角色，他们就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感情和义务。多年来，中国人把人代，政协委员看作是一种荣誉的称号，与上级组织部分配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我在去年初华府召开的民运团体合并未成的选举中，发现有一小撮以“民主”自诩的民运人士在选举运作上通同作弊，把从大陆学来的操纵选举的一套出口到美国来了。这一点令人万分失望。当时我无力挽救操纵选举的丑恶局面，本人乃退出竞选表示抗议。当时我初识严先生，因他熟悉“民权初步”和研究宪法被大会推重。令众人更为失望者，严先生竟站在弄虚作假的一边。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被“橡皮图章”的假民主蒙住了眼睛，才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严重的背离。
“人大”的量变冲不破专制硬壳
严先生乐观地说：“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在投票时，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按本人意愿，而不是党的意愿去投票。……总有一天，人民代表大会不仅会阻止某一议案通过，而且会按宪法六十三条规定罢免某一位不得人心的总理、副总理或部长，甚至通过‘废除四项原则’的宪法修正案”。
这里，作者也承认人民代表投票时，是“按党的意愿”，而且在时间表上又言明“在未来几年中”即可达到议会化的演变。他可忽略了极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无论人大呀、政协呀，它是先天的缺钙，只配成为专制政权的遮羞布。只要这种专制政体继续存在，人大的属性不会变，更谈不上议会化、民主化了。
辩证法讲到事物的渐变（又称“量变”）。人大即使在四十多年中有少许量的变化，如上节胡绩伟征求连署和差额选举等，但不可能引发质变。这是由于我们只知量变的进化论，不知量变是由不同质的事物属性（又译成“质的规定性”）决定的。“议会化”和“人大”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质”，“议会化”的质包含真正自由的选举、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宪法至上。做不到上述四个方面的配套成龙，“议会化”只会流于徒有虚名的橡皮图章。大家知道：赫鲁晓夫不愧为反斯大林暴君的先驱者，但他的改革没有触及拱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包括这个体制的装饰品——最高苏维埃。他不允许民众自由组党、自由办报，他虽枪决了万恶之首贝利亚，却没有解散KGB的特务队伍，这样就不会引发质变，更谈不到实施议会化、民主化了，结果仍然是KGB的特务推翻了赫鲁晓夫。
相似的历史教训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使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极为反感。邓小平利用群众的情绪，将反文革转移到反“四人帮”身上，又煞费苦心地竖立“毛泽东思想”保护和掩盖了毛的种种暴行，在毛死后的近二十年中，即使更换了三四个接班人，依然保住了一党专制的连续性。换句话说，量变并未引起质变。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有点象赫鲁晓夫。不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比邓的反毛早了二十年，而且反得彻底；赫鲁晓夫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没有屠杀人民的记录，也没有推倒两位总书记（如果两名总书记继续干下去，也许成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研究邓、赫两人的异同，对苏联提前崩溃，而中共尚能苟活至今，可以找出某种因果关系。
“议会化”的两次论战
严先生于去年四月号《开放》港刊上发表《改革“人大”已不是幻想》一文，我写了《纸上谈兵的幻想》与他展开论战，如今是第二回合了。这表明他仍未看出人大是专制体制的遮羞布。这里不妨摘录去年他的“幻想”一文开头一段：“‘人大’三月二十八日投票决定总理人选时，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达三百二十张，投票反对李铁映任国务委员的人数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八百五十九张，这一事实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今年严文又重提李铁映得票数大减，得出将成为“真正的议会”的乐观估计，不过已把“一夜之间”改为不确定的“未来几年”，只是弃权加反对票合计数字下跌为六百余张了。严先生两次举出李铁映的例子，只能证明相反的铁的法则：弹劾或选落中央要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铁映的后台系邓小平和陈云，这就决定了他是不倒翁。中共做官全凭靠山加资历。尽管李铁映并无政绩可言，尽管他上任以后表现很“左”，讲话满口党八股，
人民甚至不知朝中有这么一位要员，他的失票超过李鹏，而他任国务委员又兼体改委主任仍照做不误。而这一事实，又提供了中共政要遵循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李铁映是个默默无闻的“劣币”，人大委员长乔石可不是庸碌之辈吧，十四大以来，乔石声言健全法制的谈话，人们期待他将大有作为，不过任职一年半以来，并无行动的表现，例如：许多敢言之士上书“人大”，皆反映了拯民于水火的迫切的呼声。但未闻人大委员长采取什么措施，犹如石沉大海，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这一事实表明：“人大”这个机构原是聋子的耳朵，无职无权，连乔石这样的干才在这个清水衙门里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纸上谈兵的幻想》一文的结束语，至今仍然有效：“中国知识分子太善良，太驯服，又善忘，总是对压在十亿人民头上的太上皇寄予幻想和祝福。八届人大中小小两个弃权和反对票数字，便使某些人忘乎所以，说什么‘全国人大的改革也许无需经过四个循序渐进，而迅速实现议员的直接自由选举。’我们忘了在台上的当权派，正是四年前在天子脚下屠杀青年的同一伙人，我们常常被表面现象和说谎话所蒙骗，时过境迁，又为独裁者唱赞歌了！”
人大票决产生变数的原因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如意算盘，无论是政协会、人代会，委员和代表只有点头权，没有说“不”字或不置可否权。毛时代的人代，政协确实作到了万众响应，百发百中。只因物换星移，延至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党的权威日渐式微，统治的力度开始弱化，再加上“六四”屠城的大失民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一切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政协和人大代表的愚忠心态，自一九八零年后的数届人代会，开始出现敢于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现象。根据这种“变数”，看作是多少反映了一点儿民意，表明看出了党的权威已大为削弱，这才是务实的态度。而严先生把这一类变数夸大到邓小平的“专制帝国”正在走向“自由帝国”（且不谈自由而称“帝国”，文法上也欠通），这不是忘乎所以的一厢情愿吗？他的幻想的翅膀不由得飞到巴黎和纽约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冲击着人大的百发百中的统一局面，那就是一千几百位人大代表中，总有一些是富有正义感，并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仁人志士。上述胡绩伟、黄顺兴就是著名的例子。这里再补充两位：在中共九次代表会上只有陈少敏大姐一人挺身而出投了反对票，她公开声明不同意给刘少奇扣上三顶诬陷的帽子，党内称她为孤胆英雄；另外一位人大常委千家驹，他在一次人代会上揭出经济界的弊端，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人民日报》报导，鼓掌持续五分钟之久）。党中央高层人士不仅不去重视千老的呼吁，反而恼羞成怒责难千家驹哗众取宠，个人突出。胡乔木还责成《人民日报》负责人检讨瞎捧场，并通知报刊封杀千家驹的文字或转载他的谈话，充分暴露了遮羞布后面连鼓掌的自由都是犯忌的。
如果把“人大”从整个上层建筑里割裂开来，让它担负不能胜任的质变（导向“议会化”），将永远冲不破专制的硬壳。英、法、美、德、俄诸国走上议会政治的历史，都是在该国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和广泛的民主运动，各个阶层齐心协力进行革命，后来占压倒优势下，才做到突变的彻底改造政府的整个架构。
严文比他一年前的那篇“已不是幻想”有了一点进步，他在结尾这么说：“未来的中国将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骚动、罢工，选举制改革，金权政治的恶化和被揭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府危机和政府更迭，中国的民主才得以成长起来。”这种预见虽则与该文大部分论点并不契合，所举事例与后边的结论大相径庭，不过他看到“政府更迭”的不可免，这就跳出了进化论的套子，应该说是认识论的一次飞跃。□
附录：对《人权九十九条》的意见
对七月号《北京之春》发表的《人权九十九条》，与同期刊出李晓平的《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加以对照研究，我赞赏李先生的提法。如按照首要人权的解释，九十九条里有许多可以归并到李先生的条目中。想用通俗的语言，把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原则，传播给大陆人民，这个立意很好。我觉得提纲挈领的提法，正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宪法，首要人权皆放在首位加以抽象的高度概括，作到了言简意赅。只是在执法中卫护人权的各个方面，则通过本国某省某县的具体判例，在实践中给以充实与完善。而各国的司法案例可以出版厚厚的一本书。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保护“首要人权”的影子，至于由首要人权派生的细目，尚不是最迫切的诉求。应看到人权保护规定得太琐碎，有可能模糊了最关紧要的部分。不过我还是认为把争取人权开列得完整，涵盖面大一些，作为启蒙的读物，还是有益的。
以下，对个别具体条目提出一些意见：
第十六条用词“把人划分为超法律的类别（如右派、反革命份子……等），而加以区别对待。”。这里的“超法律”匪解，“区别对待”是政府的政治迫害和歧视，还是处分上把几种受害者分成等级？不明朗。
关于律师的职能，中国律师必须服从上峰的意旨，而且不能自由开办律师事务所。这一类对保护人权至关重要，但它又属于法律范围。将它列在“监狱条件下的人权保障”的栏目里，在观念上缩小了律师的功能。
中共治下，践踏人权最令人难堪的是株连受害人家属；应增加根绝株连家属一条。
还有一条是中国特有的蛮横，犯人服刑期满，变成留场人员，仍不得自由，等于终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