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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作中共说客——柴玲

评柴玲关于释放吴弘达四点谈话



  要求释放人权斗士吴弘达,海外民运人士已作出强烈的反应,九个民运团体大联合,一直发出谴责中共的抗议书,吴的夫人陈景丽也向美国三个电视网控诉中共拘捕其丈夫的罪行。就在同一天《世界日报》上,我们看到尊敬的“六。四”学生领袖,却发出了异样的杂音,读后简直不敢置信,讲出四条谬论的竟是“六。四”领袖柴玲女士。

  时光流走了不过六年,今年在中共总领馆面外纪念六四,柴玲女士多么积极,她高举标语牌,那么气愤地诅咒中共屠夫,距今不到两个月,怎么一下子转向屠夫的一方?莫非北京当局拘捕吴弘达,使可敬的柴玲女士突然认贼作父,莫非近两个月中,北京当局已经放屠刀、立地成佛?

  请读四条“异样的杂音”吧!“柯林顿最近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一再出错,要做的第一件事发表不支持台湾独立和西藏独立的声明,但声言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台湾人民的基本权益,并关注大陆人权状况的改善;(二)华府应邀请江泽民访美,国务院应邀请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访美,柯林顿总统也应表示希望访问中国的意愿;(三)支持中国加入关贸经贸协定组织(G.A.Y.T.);(四)坚决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吴弘达。”

  她的最后一条还是提出要求释放吴弘达,是不是一种策略的考虑呢?我认为前面三条表明她甘愿作中共的说客,第四条理应看作是掩耳盗铃的假动作:“掩耳”其目的是前三条的“盗铃”。

  既然前面提出“要求柯林顿承诺做四件事”,后边一条怎么又要求释放吴弘达呢?这是角色定位人格分裂,历史上有过一个曹营小丑,名唤蒋干,庶几近乎。

  回头我们批判她的头一条,关于台湾和西藏独立,柴玲对此不以为然。她说不出正面的理由。这里只须讲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势所趋,便足以说明,她完全倒向大汉族主义和大一统主义思潮的怀抱。即以几年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原由斯大林强制许多民族组成所谓“大家庭”宣告瓦解,叶尔钦尊重各族人民意愿,分裂成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十多个独立国家,再如捷克斯洛伐克原是两个民族合成的国家,经济水平比较差的斯洛伐克人宁愿同样要求与捷克分家,经全民投票,斯洛伐克人选择了独立。即使是汉族,由于地理位置的天然区分,也可以分成几个国家,如新加坡就是华人占多数的独立国家,台湾也有权建立独立国家,中共处处打压台湾,连高雄举行亚运都没资格,这就更加助长了台独的要求,为什么中共对李光耀前倨后恭。而李登辉访美那么怒气冲天呢?想当初美国人和英国人原是盎格鲁撒克逊同一民族吧,英国女王可没有禁止华盛顿赴法兰西观赏足球吧!同理,处于西北高原的西藏,大多数藏人只要具有争取独立的觉悟,汉人就不能压制达赖提出西藏独立的诉求。

  只有确定了民族独立是合乎世界潮流的大前提下,再来考虑策略,也就是讨论可行性,才是必要的。台湾与西藏独立问题,从策略观点而言,二者同中有异;相同之处,西藏、台湾人民的对立面是北京政权,正是专制、蛮横、大国霸权主义的中共政权,激起这两处人民迫切要求摆脱魔鬼的羁绊。为此争取独立的方式,有利于争取国内外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台湾、西藏的不同之处,前者已形成国中之国,斗争的资本比西藏大,只因存在两项“公报”的制约即便总统出访,只得把官方出国降低为私人访问之类低调处理。

  不妨举藏人阿沛。阿旺晋美家族分化的例子,阿旺晋美的父亲投降了中共,他在北京当上装点民族大团结的花瓶,在西藏他原是农奴主,如今成了跪拜在奴隶主下面的农奴。

  阿旺晋美站在民主派一边,也就是达赖喇嘛坚定的伙伴,独立的概念本来与民主、自由并列,故反民主的大一统主义者一定是专制独裁的臣仆。其中也有一位柴玲女士在内。

  柴玲讲话第二条可简化为“三个邀请”,由柯林顿、国务院邀请对口的江泽民、乔石;而柯林顿只要“表示希望访问中国的意愿”。

  国家元首相互访问本是提升双方关系的有效方式,很遗憾的是只因李登辉总统访美一事,赢得中共朝野口诛笔伐,甚至打骂“要让柯林顿尝尝火与血的利害”。中共几乎疯狂的反对使美中关系逆转到零下,柴玲女士有所不知,是谁恶化了美中关系,是谁忍气吞声摸着石头过河,是谁“使吴弘达成为两国政争的牺牲品”?

  既然美中关系一落千丈,怎么能要求被伤害的一方向中共求饶?一个泱泱大国,绝不会听从柴玲的“三邀请”。

  柴玲在她总结性的发言中,说什么“目前美国对待中美关系上,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在人权问题采取软弱态度,迁就讨好中共;另一种是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支持藏独、台独,甚至扬言‘孤立中国’,反对克林顿访问北京,不同意邀请江泽民访美等。”

  这段总结把中美关系一落千丈的责任推给美国,并自以为是地把孤立中国定为美国的国策,至于讲到对人权问题软弱一节,探讨起来,软弱的事实确实存在,主要的表现给予最惠国待遇不再与人权挂钩上,我们不会忘记,去年五月二十五日柴玲女士在《世界日报》说过这样的话,“白宫应该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当时在民运队伍中引起极大不满。当时我相当诧异地认识到民运队伍中的名人怎么会赞许柯林顿对中共的软弱呢?时隔一年,还是那个民运队伍中的名人突然来个鹹鱼翻身,批评其柯林顿对中共太软弱了。

  至于“孤立中共”,按事实应颠倒过来,“中共孤立”,在中国人民中间,贪渎案暴露了中共上层的腐化堕落,一波接一波逮捕民运人士,已形成内外交困的孤立,在国际上,掀起反美、反台的狂热,更加剧了失道寡助的孤立,柴玲讳言中共孤立是咎由自取,与美国的政策何干?

  第三条是有关进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这里可看出柴玲女士对中共阿谀逢迎得周到和体贴入微。中共所以进不了这一项国际关贸协定的门槛,已谈判了三、四年,皆因中共不遵守国际公认的关税、出口外汇管理等等的条款,这个问题责任不在美国,只因中美贸易占的比重较大,美国财贸主管部门认为北京方面不能越规,美方已作了某些让步。如今柴玲女士把此事提出来大概她未触及中共能不能进入关贸协定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柴玲女士提出了四点意见,都是偏袒中共,责难美国,当年柴玲是以“八九”民运中敢于向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挑战而知名于世,曾几何时,同一个柴玲一变而为专制政权合法性的辩护士和说客,如今在她对记者的声明中,一派胡言乱语,有的提法反映了她的无知,硬充解人;有的建议则是无理取闹。只有一条差强人意者,她把个人的意见公诸于众,让公众遗憾地唏嘘曰:亲共阵营又多了一名说客,民运队伍弱了一位同路人。

  《世界日报》199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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