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的悲剧，时间不能把它泯灭，谎言不能把它掩盖。遇罗克、张志新惨遭杀害，这样的事只要有一件，就足够说明一个时代的暴虐性和反文明性。
有人赞扬“文革”有“四大民主”和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此观点者未看到毛泽东麾下红卫兵享有的迫害他人的自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由，而不是持不同观点者的言论自由、自卫的权利或反驳的权利。遇罗克、张志新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即遭逮捕、割喉和枪杀。这两件事例，把“文革”和“四大自由”的实质暴露无遗。
近读遇罗克胞弟遇罗文《我家》一书，不禁勾起荆棘岁月的回忆。遇罗克，是中国民族应当为之沉思、激励和骄傲的话题。就这一意义说，他已获得永生，成为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和勇气的象征。
二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祖籍山东，三代前逃亡到东北。他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公费留学生。遇罗克的母亲王秋林是北京人，她的父亲是京城营造业大户。她20岁时赴日本学习财商。他们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工程师兼企业家。遇罗克的父亲感情丰富而柔细，性格多感而内向，母亲则是理智型女性，性格坚强而开朗。后来她和丈夫一起，为儿子的冤案勇敢申诉。
从家系看，遇罗克一代人血液里，流动着北方血质，带有鲜明的北方性格和不甘卧食牖下的慷慨悲歌血脉。遇罗克的精神气质里，带有母亲那种理性、坚强、开朗。父亲那种多情善感，则为他的才性中那种沉静、善良和同情心增添酵母。
这个家庭，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在1950年以后20余年里，苦难重重、家破人亡。书中几幅照片，透露历史沧桑。以1949年为界，前后照片构成强烈对比。遇罗克的母亲16岁、19岁、20岁、30岁的照片，是清纯的微笑，自由的发型，高雅的气质。遇罗克的父亲1949年39岁时的照片，分头斜拢，整齐而光亮；西服领带，尊严而体面。此后年代，江河日下。从照片上看，衣装的个性逐渐丧失，由拘谨单调到寒酸不整，母亲的头发失去波浪的起伏，父亲的头发成了一堆乱草，浑似囚徒，昔日知识分子的体面扫地以尽。母亲的高跟鞋，象征前一个时代女性的高雅风姿和绰约不群，已无影无踪，父亲的皮鞋则被劳改犯的苦役鞋取代。他们失去微笑，面容凄冷，神情木然。在“旧社会”，他们是有尊严、有体面、有自由的人；在“新社会”，他们成了灰头灰脸、被欺辱被损害的贱民。这些照片，成为无数家庭和整个社会沦陷于破败和黑暗的缩影。
遇家四个孩子：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全家六口人，有四人共六次入狱。全家最早坐牢、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是父亲。他开办“大业营造厂”，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被怀疑偷税漏税几十亿元（年营业额只有几十万元）而遭逮捕，投入半步桥监狱；1957年又被划为“极右的右派”而被劳动教养7年。1966年12月，由于日记被搜去，发现所谓反动言论，遇罗锦被投入半步桥监狱，判3年劳改。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也投入这座监狱；同年，遇罗文也被投入此狱。遇罗克坐牢时间最短，两年零两个月，被以死刑结束生命。
三
这本书对遇罗克的性格、品质、为人以及当时与朋友们一同奔走出版《中学文革报》的情形有生动叙述，为人们了解这位年轻思想家的成长，了解“文革”时代多少人的精神迷惘和心灵痛苦，提供了史料。
遇罗克的奋发读书和深思精神，对民众苦难的深刻同情，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义的承担，挺身而出、舍己为人的品格、智慧和胆气过人、舍生取义、谈笑赴死的精神态度，这一系列非凡的精神品质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思想家，代表着那个黑暗时代中国民族并未泯灭的理性、良知、人格和勇气。
然而，这样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才子，却由于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和阶级歧视政策而不能进入大学深造，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是“文革”前出现的无数事例之一。这种等级制度和社会歧视，还不如君主专制社会面向全社会的科举取士制度公平。家庭的苦难，社会的不平等，揭露和批判这种社会制度的虚伪和荒谬，追求人权、平等、自由和尊严，成为激发青年遇罗克走向思想探索的动力。
“文革”爆发前，遇罗克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权问题以及政权本质问题，已看得相当透彻。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最富睿智者之一。毛泽东麾下那些戈培尔式制造谎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生、陈伯达之流，统统捆在一起，也敌不过遇罗克一支笔，敌不过他的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和侃侃而谈的声音。因此，无论遇罗克生前还是身后，毛泽东及其幕僚文痞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文章来与遇罗克对垒。他们只能以阴谋和卑鄙，以监禁、拷打和残酷的子弹，对待这位置身群狼扑咬于不顾、高昂着头颅的青年思想家。
遇罗克对阶级歧视和出身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实质是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对于一个有深思精神的人，毫无疑问会作这样的系统思考。阶级歧视和出身问题，是遇罗克展开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犀利批判的一个绝好起点，他抓住17年来（1949－1966）最困扰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灵的出身问题，并且聪明地把研究的话题集中于这一问题。他的更深刻的思考，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批判，包括对个人迷信、思想专制、“社会主义”实质以及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却是水下之冰山。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展开的长久战，他需要发出真知的声音，而且非常需要策略（使文章和论断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并且获得理论的某种合法性，自己先得能够存在，争取最广泛的读者，不把读者们吓跑，不给专制者封杀和镇压的口实），尽管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1966年春夏之际，“文革”爆发，北京那些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中学生紧跟号召，充当了惯于设计政治骗局的阴谋家和政治小人的别动队，组织起“红卫兵”（这些头脑狂热、心灵自私的青少年在政治卖身、充当卫兵的同时，渴望并获得那种不受法律约束、任意欺辱同学和民众、到处打砸抢杀、为所欲为的种种特权和私利），就像当年为希特勒效力的德国的那些冲锋队党卫军。
此时，京城盛传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强烈地反映出这些自称“红卫兵”的青年人思维和性格的狭隘性、野蛮性和自私性。当时传闻，此对联是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青年谭立夫提出的。最初，还有一个横批曰：“一般如此”，后来这副对联受到社会上强烈反对和批判，这横批又被顽固而偏执的拥护者改成“绝对如此”。这副对联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它是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政权日益兴盛的阶级歧视政策的产物，不过以非常直白的侮辱性话语表达出当时中国社会实行的政治歧视和人格侮辱政策的实质而已。
这副对联在当时的北京和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给数以千万计渴求学业和前途的青少年带来的心灵迷惘、痛苦和绝望，是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后代人难以想象的。无论当时人还是现代人，一眼可见这副对联的野蛮和荒谬，不值一驳。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大约无法理解，当时的阶级论是一块多么沉重地压在人们心灵中的磐石。在当时政治挂帅、阶级论神圣不可侵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严厉监控“地富反坏右”的年代里，驳斥这副野蛮、荒谬的对联，不仅需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例如以“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以马恩列毛的出身驳斥其阶级论和出身论）和文字策略，而且更需要极大的人格勇气。
批判者的理论水平和文字策略之所以要高，是因为他不能抛弃对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抛弃这一阶级论和专政论创立者的理论、从卢梭的“人生而平等”和“天赋人权”理论阐述问题，会使立论容易得多、明白得多，更具挑战性和批判性，但会立即失去存在的“合法性”、遭到诬蔑和镇压），不能触犯阶级论，不能触犯阶级斗争观点，不能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在这么多政治禁忌中找到光明磊落、理直气壮的立论和生存的空间。因此，批判者不仅需要熟悉马恩诸人被各国“跳蚤”式崇奉者撇开的若干理论与观点（例如《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异化观点、早期关于《莱茵报》和检查制度问题的观点等等），还需要掌握大量足资反驳的具体事实（包括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以及恩格斯经营过工厂这样的事实，乃至马克思娶贵族小姐燕妮为妻这样的事）。
在1966年“文革”初期整个社会处于思想的迷惘和痛苦之际，遇罗克出现了。他对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洞澈于心，强烈的道义感和思想家的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写出洋洋洒洒的《出身论》，以清醒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冷静的语言，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参以大量事实，轻蔑地驳斥了对联，有力地批判了17年来日益严重的阶级歧视政策和社会的极大不平等。此文一出，洛阳纸贵，山鸣谷应，全国震动。遇罗克解了人民心灵大惑和大痛苦，使迷惘的青年一代心中顿洒天光。全国民众对遇罗克文章的感激和敬佩，出于一片真心，而林彪之流欺行霸市哄抬的所谓毛泽东“红宝书”和所谓“最高指示”黯然失色。遇罗克化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立即成为全国所有被出身问题困扰和陷于绝望心境的青年男女们的精神拯救者。他们为之欢呼，无数雪片般来信，使这位为思想事业和民族前途而献身的年轻思想家深感欣慰。
毛泽东的诸多话语和批示，对中国社会起的是欺瞒人民、颠覆文明的卑劣作用，它扼杀人的良知，煽动野蛮暴力。与此相反，遇罗克的文章，对中国社会起的是启蒙和发智作用，是为了争取人权、平等与尊严，他呼唤的是理性、良知、博爱和文明。这一点，毛泽东及其效劳者十分清楚，也十分畏惧。毛泽东的书和话，有国家暴力作支撑，人们不得不手举小红书而虚晃之。遇罗克的思想和文字，靠的是思想的魅力和人格的勇气，只身一人挑战强权而毫无惧色，这是伟大的人格、英雄的气质。他已经获得全国数千万青年乃至上亿民众的由衷爱戴和支持。这种思想的力量及其与骗子们的谎言构成的优劣之势，毛泽东之辈很清楚。
遇罗克抓住重大社会问题和民众大痛苦，以雄辩的文字揭穿阶级歧视的反人权性质及其理论的虚伪性，征服了一代人心灵，产生巨大的思想魅力和社会力量，他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对深宫毛泽东享有的迷信和威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潜在的动摇。如果这样下去，24岁的遇罗克很可能会以他的理性、思想和声音，引导一代热情的青年走上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争取人权、平等、自由、博爱、消灭阶级歧视、消灭社会压迫、取消特权阶级的社会民主运动。这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也是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理想。
以下的事，在那个密如蛛网的专政制度和警察社会中，司空见惯：遇罗克被严密盯梢，1968年1月5日，在谢富治授意和批准下，他被秘密逮捕，开始两年的铁窗生活。当局日夜连番审问，他被提审80余次，遭到多次酷刑。值得深思的是，狂热提出和提倡对联、坚持阶级歧视、反对人权和平等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毛泽东政权的打击或迫害，而驳斥对联、批判阶级歧视政策、提倡人权和平等的遇罗克却遭到迫害。
在审讯中，遇罗克坚持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日记中对姚文元、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坚持对毛泽东祸国殃民路线和个人迷信行为的批判：“我过去就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第164页）。这样的话语，清晰透露出遇罗克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思考和批判达到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在他的头脑里，没有禁区或神圣物，只有良知和真知。这些话语，在那个年代，等于死罪。遇罗克心里十分清楚，然而，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里，他已预知自己撰写和发表《出身论》等文章会引来悲剧结果，他发出这样的汉尼拔誓言：“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1970年3月5日，北京早春时节，迎春串串开放，遇罗克倒在一滩血泊里，年仅28岁。他的罪名是：一、书写反动文章；二、在狱中气焰嚣张；三、扬言阴谋暗杀。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式诬陷，无须再辩。子夜时分，读到此节，心痛难言，竟成梦魇。
看历史，需宽视野、长眼光、深见识。100多年前（1898年），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以生命证明中国政治改革的艰难性；72年后（1970年），遇罗克则以热血和生命证明当代中国人在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艰难历程中的悲怆性。他们的死难，不仅说明中国黑暗势力之猖獗、政治进步之艰难，而且证明中国民族还有勇士、思想家和脊梁。
如果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天平，一边挤满制造阶级歧视、锻造奴婢性格、以专政利器杀人、权倾一时的无数侏儒们，另一边是推倒阶级歧视、高扬天赋人权、高歌自由平等博爱的遇罗克，天平将向哪一方倾斜，历史将如何评说？有时想到，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把良知抛得干干净净，为权位而绞尽脑汁算计、不惜把无数生命浸于血泊，对照遇罗克这样为公义、为社会、为民权而献身的伟大人格境界，不禁悲从中来。
遇罗克献身已经40年。如果他有坟墓，早应墓木已拱。如果有人为他植几棵树苗，现在必已长成郁郁葱葱、冠盖四野的参天大树。一个民族的生命，本应当如此蓬勃。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获。
四
遇罗克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他们弟妹四人，情同手足，都有天分和刚烈、坦直之质，而无媚世媚俗之心。妹妹遇罗锦的性格，在《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作品中已有表露，那是长歌当哭。在罗文《我家》一书里，罗锦那种心直口快和勇敢性格也得到生动表现。作为一位怀有童话般心灵的年轻女孩，自然不懂应当如何收藏自己的和哥哥的日记，她为此遭到政治迫害、牢狱之苦、劳动改造、不得回北京、只能远徙北大荒、在冰天雪地为生存而奋斗。如果没有遇家人那种顽强意志，她是无法生存下来的。这种苦难经历不能不深度伤害她的心灵。
遇罗文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他的性格，从他对哥哥遇罗克的支持——与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合作奔走出版《中学文革报》，使哥哥的文章一篇篇得到发表、在京城和全国获得广泛传播——而数次陷身囹圄这样一些事例中，得到表现。他和哥哥遇罗克，以及那些年轻、勇敢的男男女女朋友们，共同创造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有这样一段历史，有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有正义事业的苦难交织着兴奋和初恋的甜蜜这种种生命感觉，他们可以说：生命长存。他们抗争过，他们战斗过，尽管九死一生，伤痕累累，他们可以说：青春无悔。
《我家》一书，笔墨真诚，不事修饰，态度坦直，实话实说，见出北京人的一种直爽性格和遇家兄弟的坦直气质。诸如父母之间静悄悄的短暂离异与璧合，自己初恋的幼稚，在陕北插队走20余里山路赶回村为女朋友菁菁搬离危窑、狗的撒娇、她的惊喜、“刚关上窑门，她第一次主动抱住了我。我立刻觉出前胸被泪水洇湿了”，后来全家到东北，与姐姐、弟弟、父亲生活在一起，由于帮助朋友销赃而被捕等等，都写得真诚、坦直，很见性格，读来花明柳暗，令人感慨。
这本书，把这个家庭遭受的家破人亡惨剧以及这家品格和才智皆出色的两代人的不幸，淡淡描述出来，为他们的心灵史和生命史留下历史写照。历史应当记住这家人和他们杰出儿女的才智、勇气和苦难，当代人应当走出苦难，成为具有社会平等、自由和尊严的人。然而，遇罗克当年为之献身的人权、自由、社会平等事业，在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需要当代人以生命的代价去争取。中国民族难道真的是一个养育在酒精瓶中的胎儿么？
附录：
致敬友人的一封信
XXX:
兄之言，最识我心。
古人曰，长歌可以当哭。其实，文亦如是。
罗克之惨遭杀害，四十年来，令我痛心不已。这是百年来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之一。
在我的字典里，从无“崇拜”二字。然而，我于罗克的思想、人格、胆略，最为倾心。他的文字是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每一句话都是胆。他过早为中国的人权、平等和自由事业而英勇就义，这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精神界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国民族可以没有毛泽东，但是不可没有孙中山先生。中国民族以出现毛泽东这类践踏人权、残害国民、倒行逆施、罪恶滔天之徒而深蒙耻辱；然而，我们有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首倡和高扬人权、民主、平等、自由以及天下为公、全民共和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理念而光耀古今。
中国民族可以没有偏狭愚暗、自私虚矫、一生作工具的鲁迅，但是不可没有思想寥廓、开朗大度、精神独立的胡适。
中国民族可以没有邓小平之类政界庸夫俗子，但是不可没有遇罗克这样气宇鹰扬、洞察深刻的思想界英雄和文化界才智之士。“文革”初起，中国大地恶浪腾空、扑天蔽日，在疯狂的凌辱叫骂和怯懦的嗫嚅声中，24岁的遇罗克奋袂而起，以横扫千军之笔，痛斥谬论邪说，挽狂澜于既倒，救民众于水火，使邪正颠倒、罪恶横流、陷入迷狂谵语、迫害横行的中国大地升起人权思想的灿烂朝霞。
遇罗克的出现，是中国民族的骄傲，是中国民族浩然正气、深邃理性和道义良知依然存在的伟大表征。遇罗克的出现，使那些仰仗刀剑和权柄支撑和吹捧起来、为人为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的“伟大”顿现丑形、黯然失色。“文革”中出现过遇罗克还是没有出现过遇罗克，这是大不一样的。
后人谈论“文革”，首先应当把精神的目光投聚到这一伟大的精神殿堂、中国的帕特农神殿（Parthenon）：永恒的遇罗克以他24岁的鹰一般的锐眼，并不轻松地瞻望着阴霾浓重、浮云飘荡的未来；在他脚下，匍匐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各色骗子、肉体和精神的刽子手以及灵魂和人格的出卖者。历史的镜头，应当由此聚焦；学者的研究，应当由民族历史的悲剧契机开始。
作为“文革”的目睹者和亲历者，我一直考虑撰写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关于“文革”问题的研究文章，首先是关于“红卫兵”现象，这个问题与遇罗克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撰写《出身论》直接相关。
我在北京，“文革”的中心和发源地，对当年遇罗克文章的重大意义，以及对“红卫兵”之本质，深有洞悉。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时隔44年，当年那群“红卫兵”似乎已经而且正在卷土重来，进入各级政界掌起权来。红歌、红书重被提倡，红司令依然受崇拜。这个民族有进步么？“进步”难道只在林立的高楼、橱窗的商品、满街爬动着的甲壳虫似的小汽车这类器物么？人在哪里？灵魂在哪里？尊严在哪里？权利在哪里？脊梁在哪里？气质在哪里？人格在哪里？
“文革”至今已44年。我的分析和观点与一些研究者会有所不同，如果不写出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可能不会有人再写。我想，应当为这个历史事件，留下自己的一些沉思的痕迹，为学术界提供新鲜的观点，以推动历史研究走向更高的研究阶段、达到更高的思想水平。但是，以论文方式还是以回忆录方式，我还在思考。二者各有文体上的优点。
因此，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就遇罗克问题、就红卫兵问题，写几篇具有理论深度和心理洞察力的文章。“文革”研究，四十年来，始终是中国的思想禁区，这是十分不正常的。海外研究亦很薄弱。几百万红卫兵几乎全部噤声，如今他们已成祖父母一辈。我想，在怀念遇罗克之际，重振“文革”研究，重启人权反思，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契机。
我有时想，如果遇罗克还活着，我们的思想界会怎样？可惜，我们民族的、思想和品质最优秀的儿子，却被那只罪恶的手杀害了。我不想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我要指出的是：在那一瞬间，罗克的生命和他的思想迸射出宇宙中最璀璨、最瑰丽、最夺目的光焰，一同获得了永生；在那一瞬间，谋杀者们全部倒在他身后，永远跪在他脚下。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赶快做一些有重大思想意义、有深刻文化价值的事，为自己生命的价值，为安慰那些日日夜夜呐喊不已的英魂神灵，为眼下有希望的青年一代，为未来的优秀子孙，为社会的公正、人的尊严和人类的自由。
拜伦（Byron）在《唐璜》（Don Juan，Canto III）中写道：
难道我们命定终生饮泣、没有幸福么？
我们的父兄血洒大地，难道我们今日只会忍辱蒙羞？
大地呵！敞开你的胸膛，还给我们
斯巴达英烈留存的磅礴大气！
只要有三百勇士中的三个人，
定可重燃一场壮烈的萨摩比利战役！
怎么？还死气沉沉？到处鸦雀无声？
呵，不；——死难英灵的呼喊
犹如一条瀑布激流在远方喧腾，
在回答：“只要有一个男子汉，
只要他登高一呼，——我们就揭竿而起、立刻云集！
可是，这些活人不过是些活哑巴而已。”
最后两节，诗人情思低回缱绻，激越雄放，悲愤中完成绝唱：
快把杯中的美酒斟得满满！
我们的少女们正在树荫下舞姿翩翩——
我看到她们荣耀的黑眸光芒闪闪；
但是凝视着每个热情洋溢的姑娘，
想到这美好胸房却要给奴才们吸吮，
我的眼里不禁热泪滚滚。
让我到那苏尼大理石峭壁去吧，
在那里，断绝世俗，眼空无物，
只有海浪伴我低吟，柔声荡漾；
在那里，像天鹅，我要唱支临终的歌：
奴隶的国度决不属于我——
快把那斟满美酒之杯掷个粉碎！
此诗系吾最爱，1971年译于“文革”中昏惨而寒冷的北京一陋室中。此4节，据39年前之拙译（原诗16节），兹参照原文，略作改动。让我们共赏这位英国诗人的英风流韵吧。
此祝
安好！
乃修
2010年3月13 日雨夜，多伦多
P.S. 昨夜灯下写完此信，竟夜不能眠，脑中波澜翻腾，彻夜不息，一直处于自动写作状态。清晨，外面依然落雨，是春雨，伴着强风，带着料峭春寒。
3月14日晨，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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