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遇罗克面对的是专制当局，遇罗锦面对的是几千年沿袭的伦理道德和变态的文化心理。
今年（2009年）3月5日，是遇罗克蒙难39周年。
大学时代读北岛诗歌，印像最深的就是一句：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诗人以此描述了1970年在北京被文革当局枪杀的人权先驱遇罗克。最近，其胞妹遇罗锦在香港出版了她的自传《一个大童话》，揭示了那个骇人听闻的场面：刚刚被宣判死刑的遇罗克，马上被推进车里作了活体器官摘除。时年仅27岁。
倘若问80或者90后出身的年轻人，知不知道《出身论》？得到的回答也许会相当茫 然：《出身论》是什么？是不是谁家更有钱的比赛？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个时代过去之后，后来的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当时究竟黑暗到什么样的程度。正如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种族歧视和黑奴制度，中国1949年以后将近三十年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则是被叫做黑五类的贱民。他们的遭遇比之于美国历史上的黑奴，或者呻 吟在法西斯铁蹄下的犹太人，其悲苦，其惨烈，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遇罗克写出了檄文《出身论》。该文以缜密的逻辑思维，驳斥当时风行一时 的红卫兵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而断然否定按照家庭出身来划分社会等级的阶级成份论。该文由此成了一个贱民解放宣言，类似于美国历史上 林肯签署的解放黑奴文件。
从思想资源上说，遇罗克此举可谓是一次精神上的揭竿而起。那个年代的黑暗，与当今的 北韩无异。经由毛式焚书坑儒，除了马列书籍和领袖著作，平民百姓读不到什么人文书籍。文化资源被封杀到了几近窒息的地步。五十年代的右派学生林昭，还能读 到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还能从古希腊的人文典籍中汲取反抗暴政的力量。及至六十年代的遇罗克，虽然嗜书如命，博览群书，但一旦诉诸文字，除了凭借马列话语发声，无法引用人类历史上的其它人文经典。倘若说林昭在面对独裁者时还能举起刻有古希腊印记的精神长矛，那么到了遇罗克面对毛式专制时，可以捡起的， 唯有一根青年马克思式的思想竹竿。但也就是凭借着那种非常马克思式的语言，遇罗克写出了贱民解放的宣言。就此而言，遇罗克倒下的那一刻，既象征着思想自由 的遭受戕害，也意味着青年马克思的被枪杀。
过去人们总说，毛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专制加秦始皇暴政。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青年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这样的思想，到了列宁，转换成了革命党铁一般的纪律和残酷无情的意志。之后，斯大林又把人与人的相残引入革命党内，从而开创了自相残杀的先例。及至毛泽东把斯大林的残暴和秦始皇的专制结合到一起，整个国家随着党内斗争变成了一台绞肉机。在这样的社会，不要说地富反坏右那样的贱民，即便是马克思再世，也一样的被判刑，被践踏，被枪毙。
哥哥遇罗克是思想犯，妹妹遇罗锦则是情感犯。遇罗克在毛时代遇难，遇罗锦在邓时代去国流亡。遇罗克面对的是专制当局，遇罗锦面对的是几千年沿袭的伦理道德和扭曲到变态程度的文化心理。倘若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语）， 那么对女性情感的道德审判，则是中国专制历史的特殊标记。遇罗锦《童话》一作，生动描绘了她所亲历的一场道德审判，读来令人唏嘘。
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种审判最早源自几千年前的商周之交。周室姬氏家族在那场以专制集权取代诸侯联邦的殷商王朝的战争中，寻找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借口就是，殷商允许女性参政。以后的历史，中国文人学士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在把商纣妖魔化为暴君的同时，将参政的妲己诬蔑为荡妇，从而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女性进行道德审判的最大冤案。在这样的历史参照下，80年代闹得沸沸扬扬的遇罗锦离婚风波，不过是国人对弱女子无数个道德审判系列中的一个而已。慑于如此道德伦理压力，脆弱点的女性只好自寻短见（如阮玲玉），坚强些的则奋起反抗 （如遇罗锦）。
遇罗锦个案更为意味深长的，可能是对五四以降妇女解放历史的反讽。始于五四的妇女解放运动，使中国妇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专制的桎棝。但由于那场革命的朱元璋性质和洪秀全习气，女性依然被踩在男性的专制权力脚底下。躺在秀才娘子宁式 床上的那个臭男人，不过是由原来的秀才变成了成功了的阿Q。以前的中国男人，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三从四德要求女人。经由革命并且喊着妇女解放口号躺上宁式床的权力男人，不好意思再提三从四德，只好将对女性的占用诉诸不可言说的潜规则。于是就有了具有楷模意味的红朝宫妃，将领袖需要和组织纪律，视作自己的信 条；一面满足男人，一面约束自己。就此而言，遇罗锦太不识相，竟然遵循自己的情感，在大庭广众之下追求婚姻幸福。
以中国的所谓国情观之，女人尽管在台上宽衣解带地走秀，尽可以不声不响地被男人包养，但不能有自己的情感需要。无论是权贵还是富商，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女人有情感追求。被权力和金钱包养的女人有没有道德问题，要看当事人有没有情感需 求。放弃情感者，是贤妇；不愿放弃者，是荡妇。前朝宫妃因为贤良，至今活得气宇轩昂。相比之下，不顾一切地追求情感的女子如遇罗锦者，在强大的道德压力底下，蓬头垢面，流落他乡。只要国人依然崇拜权力，依然以权势作道德背景，那么社会舆论则永远按照权力男性的潜规则，审判追求情感的中国女性，制造一个又一 个的情感犯。
在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年代，遇罗克揭竿而起。在女人依然处在男性权力意志和社 会专制舆论连同变态文化心理的重压底下，遇罗锦重蹈履辙。借用一个毛时代的说法，一个自绝于党，一个自绝于人民。从兄妹俩分别上演的这两出悲剧里，人们可 以窥见，将来中国的标记，不啻在于民主联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样也应该在于重新审视妇女解放，不再制造情感犯，不再把妲己那样的女性说成狐狸精，不再让遇罗锦这样的女子因为追求爱情，而被舆论置于道德被告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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