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以后，我和徐晓、徐友渔因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胞弟遇罗文联系，但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直到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陈明洋查到我的电话。由此我们相识而成为朋友。可惜认识太晚，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当时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他相识一年多来，我们一起去人民大学参加过与学生社团的对话，一起去拜访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烈士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被推入“沉默的大多数”的行列。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和我都是老三届，年龄比我稍长。他和他的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他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也应当有人记录下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基于这种想法，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他们全家的命运。

遇罗文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不愧是遇罗克的合作者和《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者。虽然多年从事技术发明，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位苦难的承担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取了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两个字———《我家》。

《我家》可以说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遇罗文的父母本来都是留学归国、学有专长的建设人才，一个擅长工程技术，一个擅长企业管理。但不幸的是均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遇罗克本来是一个功课拔尖的好学生，但两度参加高考都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遇罗文和他的另外几个兄妹也在这种秩序中被打入另册。

遇罗克当时能够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徒工的身份，成为人权思想家，不是偶然的。这种秩序的苦果已经让他品尝了多年，促使他思考了多年，准备了多年，他从马克思到卢梭，沿着人类思想的长河进行了艰苦的搜索。直到1966年末及1967年头几个月相对失控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他不是抱怨个人和自己家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为所有受到人权歧视的人们争取公道，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发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代表着良知的声音一经传播，马上得到千百万人，特别是在政治上被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共鸣。

《我家》又记录了中国新闻报刊史上的重要一页。遇罗文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计的小报之一，前后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它是一群不知名、没有财力、也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青春的热情在他们心中燃烧，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虽然夭折，但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

遇罗文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两度入狱，他和他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遇罗文这本书，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年代的社会底层，从城市的贫民，到穷苦的农民，一直到牢房里的囚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又是一份难得的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档案。

遇罗文一家也曾有过欢乐与荣耀，他的母亲打成右派以前当过市人大代表，平反以后又担任过区政协委员，他的弟弟也曾被评为市劳模，他父亲当年设计的竹筋楼和他们兄弟发明的“前混式水切机”都令人自豪。但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本书惜墨如金。他把主要的笔触都用于展示他的家庭和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上面了。就我读过的中国人撰写的回忆录而言，类似的写法并不多见。多数情况是大谈一生中怎么过五关斩六将，而谈到走麦城却一笔带过。这种反差正体现《我家》的特色所在和分量所在。

2001年，罗文决定移居美国。那年他已经54岁。他在北京有房有车，日子过得不错。美国回来的朋友劝他，那边是年轻人的天堂。像你这把年纪，语言又不通，再去闯生活，压力太大了。他还是乐观地说，我去了没问题。

2004年秋天，我去美国，又一次见到遇罗文。这次见面，觉得他比三年前瘦多了。原来，他到美国后，从事房屋装修，干的都是体力活。由于他做的活儿质量高，所以活干不完，但很辛苦。太太马淑玲，春天刚来，感到语言不通，经济压力很大。他这么大年纪洋插队，居然挺过来了，而且很快适应了环境，并且有了房子，周围的朋友都对他刮目相看。我想，罗文毕竟是经过大苦难的人，不但坐过牢，还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现在累一点，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那天，遇罗文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他的新家安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曾是美国第三大城，现在衰退了。遇罗文家住在一个古镇一条街的末端，风景很好。他用八万五买了一座上百年的老房子，两座独立别墅连在一起，面积很大，但只有一层的两三间还能住，二三层都是危房，因为曾经失火，要全部重新修。他利用业余时间，一点点地修成了新房。朋友们说起来，都觉得他真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