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胡 平
一
遇罗克的妹妹，现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将这部六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呈现于读者面前。
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就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1978－79年，民主墙运动兴起，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与《沃土》等率先发表了颂扬与纪念遇罗克的诗文。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导，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划破夜幕的陨星”。在1980年第3期《当代》文学杂志上，遇罗锦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引起广泛好评。但紧接着，由于她那部刚发表就被禁止的小说《春天的童话》以及她的离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卷入巨大争议的漩涡。作者受到来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罗锦应邀访问德国，并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爱的呼唤》。那以后，遇罗锦就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后，遇罗锦完成了这部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这部作品涵盖了她早先两部《童话》和《爱的呼唤》的内容，并有大量的增删修改和补充。可以说这一本书写尽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前半生。遇罗锦说：“我毕生只这一本书。”类似的话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种话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没想过当作家，而是怀抱别的志愿；然而，残酷的专制暴政无情地击碎了他们原有的人生理想，给他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这就刺激那颗不甘屈服的心灵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自己的苦难生涯成为一本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们毕生只有一本书。
遇罗锦说，她并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实上，这是写传记写回忆录常常遇到的问题。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说过：“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如果你写的是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简单些；如果你写的是普通人，写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会比较麻烦。这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涉及到要不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问题，更何况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可能有选择性，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发明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小说其实是传记，而有些传记倒更接近于小说。
可是，遇罗锦这部书要写她的哥哥遇罗克，而遇罗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不错，小说家虚构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实的英雄更绚烂多彩。有哪一个真实的间谍能比得过007呢？因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故事的主人翁安排下任意多的场合与机会，让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各种各样的伟大品质，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碰上这么多这么巧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成熟的人们总是更敬仰真实的英雄。因为任何英雄行为，无不意味着对人生的孤注一掷，而生命是没有替代品的。那种触及我们生命存在最深处的震撼只能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行为。
是故，遇罗锦把自己这本书叫“传记小说”。“为什么这本书叫传记小说？”遇罗锦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解释道，“有关遇罗克的文字，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与‘小说’无关的；而有关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单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说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议读者把后一部份当小说读，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实，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实；不必把书中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只看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故事。
二
这里，我要谈谈遇罗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出身论》时的那种喜悦与振奋。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一间昏暗而零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类子女，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遇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得比它还好。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论》的作者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他的名字叫遇罗克。我异常悲愤，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在这一年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三
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与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罗克，理解《出身论》，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实行多年的所谓阶级路线。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像，在当年，出身歧视问题有多严重多荒谬多恶劣，恐怕也很难理解遇罗克发表《出身论》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有西方汉学家说，民主墙时期出现的朦胧诗人，是“在宇宙飞船时代独立地发明了自行车”。诚然，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遇罗克是在极端黑暗、极端闭塞的环境中独立获得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相当赋予原创性的。不错，在当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黑五类子女—认识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但是他们未能把此一认识提升到人权与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彻的阐发，更未能像遇罗克那样敢于发出不平之鸣，并善于利用机会，把平等与人权的理念传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间很多名噪一时的文章相比，《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四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遇罗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样。这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是认同。遇罗克属于我们。他是为我们而呼喊，为我们而牺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属于右派，遇罗克也不只属于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遇罗克呼吁的是普遍的人权与平等。遇罗克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写文章呼吁：一切感念、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不久前，万润南也写文章纪念遇罗克。他把遇罗克和发表《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万润南说：“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2008年10月于纽约
（遇罗锦着《一个大童话》，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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