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
張成覺
章詒和此文，載於《這樣事和誰細講》（台北市，時報文化，2019年二月初版四刷，頁77-144）
千家駒何許人也？上世紀大陸中國經濟學家是也。曾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三十分鐘內引發全場三十一次熱烈掌聲。恐怕在國際憲政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1936年，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和楊梨音結婚照
該文從章伯鈞設家宴款待十幾位民盟大款講起。時在1957年春，即作者所稱“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段”。
這裏插上幾句。筆者親身經歷過這個美好的時段。那時作為應屆高中畢業班的一名剛滿十七歲的學生，儘管早年就讀於北京沙灘紅樓北大政治系（1918-1924）的老爸，已於1951年11月土改中被鎮壓，但本校曾肄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對我鍾愛有加，加以又意外地獲較我低三級的校花青睞，滿腦子花前月下，滿目陽光燦爛。尤其從廣播裡聽到中宣部長陸定一宣布的“雙百方針”，簡直就當是身在天堂門口那麼忘乎所以了。
比家父大一歲的留德哲學博士章伯鈞，當時對英明神武的“老毛”心悅誠服，故決定在中共分配給他的有六十九間房間（前清某親王府）的住宅設宴，於觥籌交錯中與新老朋友暢談如何配合領袖的戰略部署。時年四十八歲的千家駒就這樣首次進入十六歲的作者“小愚的眼簾”。
不過，該文底下的記述，應當不會全部出自作者的目睹，多半是其父母所言，或見之報刊。
在1951年“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中，著名學者,教授,政論家張東蓀成為鬥爭對象。......張東蓀被中共宣布犯有叛國罪，......負責民盟組織工作的父親提議，經統戰部審查批准，千家駒負責整理張東蓀的材料，並起草民盟開除張東蓀盟籍的報告。千的積極，令羅隆基心寒。而羅隆基所持的西方政治觀點以及洋派作風，也令千家駒反感。總之，反右以前，羅隆基和千家駒雖無明顯衝突，卻已存嫌隙。（同上書，頁79-80）
1956年官方派千家駒到蘇聯講學。歸來後身價看漲，再到民盟中央，情況就有了變化。四月，毛正式提出“雙百方針”。六月，中共決定讓《大公》,《光明》,《文匯》三報重返民間，將後兩報做為民主黨派報紙交民盟去辦。章伯鈞認為除了辦報，還應該辦個刊物。結果是請千家駒擔任這個名為《爭鳴》的刊物的主編。而羅隆基也認可了。
八月，父親提議請他代表民盟中央參加“處理城市反革命分子”座談會。會上，千家駒說：“肅反應發動群眾，這是對的。但過去在這個工作上可能有些毛病，形成逼供，用群眾壓力來逼供。有的群眾也不滿意這樣做法，但不敢公開表示。有的為了表示積極，也只得給人家戴上大帽子，其實並非由衷之言。有的知道這樣做不對，比較沈默的，結果組織上要他檢查思想，認為他有顧慮。肅反中這種不實事求是的逼供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父親看了發言全文，很滿意。
一次，民盟中央討論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講話。千家駒向民盟組織學習座談的人建議：“民盟中央學習性質的座談會，應該取消紀錄，這樣才好敞開發言。”會畢歸來，父親得意地說“我沒有看錯人吧？”（同上書，頁80-81）
1957年1月，在民盟的中常委增補會議上，父親提議儲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提議千家駒擔任民盟中央《爭鳴》刊物的總編輯。四月四日《爭鳴》邀請出席民盟全國工作會議的人士座談。會上，千家駒對《爭鳴》月刊的性質和目的作了說明。......沒多久，好消息傳來！雖都沒料到第四期的《爭鳴》發行總量，居然超過了民盟全體盟員的總人數。羅隆基也欣賞改刊後的《爭鳴》，並邀請千家駒到他擔任部長的森林工業部做報告。
緊接著，千家駒在有章,羅參加的小型會議上，提出《爭鳴》的人手不夠，房子也少，希望大家支持。父親馬上答應。羅隆基也同意。（同上書，頁82-83）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說著“拳拳” 聽者藐藐》。毛澤東要“引蛇出洞”了。
1957年4月30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指出當前的形勢對知識分子來說，夠不上真正的春天，還有些寒氣，並鼓動黨外人士對共產黨領導科學機構,高等學校提出意見。“講話”屬於“內部”的，性質保密。但幾日內，大家都知道了。知識分子心花怒放，民主黨派欣喜欲狂。像章伯鈞,羅隆基這樣一些早就惦記著大幹一場的人，忙不迭傳達,擴散,開會,請客,議論,......樂瘋了。（同上書，頁84）
現在看來，毛的話本來意思很清楚。他說的是讓黨外人士就中共領導科學機構和高校問題提意見，其中關鍵詞為“中共領導”，涉及範圍限於科學機構和高校，也就是周恩來的國務院科教文委員會和其下第二（文教）辦公室。
章羅竟然不假思索地自行解讀，完全捉錯用神。
5月5日父親在民盟中央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時，說“黨委制可以取消，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興奮的千家駒立即跟進，親自起早組織“取消黨委制”的約稿通知。
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代表民盟中央參加5月11日座談會的是民盟中央常務委員黃藥眠和民盟中央副秘書長千家駒。發言的人共有八位，其中千家駒的講話很尖銳，非常惹眼。他談了這樣幾個問題。一個是有職有權問題。千家駒說：“在機關中工作的民主人士，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有職無權的現象，有職有權的也有，但是少數。一般說，如果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水平高，有民主作風，非黨人士權就多一些；如果黨員作風偏狹，宗派主義情緒嚴重，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現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個院子，據說情況就不同。幾年來，黨中央,統戰部一再強調民主人士有職有權有責，雖不能說沒有改進，但為什麼問題仍然存在？這除了沒有貫徹統一戰線政策以外，還有個制度問題。就是沒有好的制度來保證民主人士有職有權，也沒有制度來制約黨員大權獨攬。共產黨是領導黨，黨員要在工作中多負些責任，黨組要保證機關工作任務的完成。這是應該肯定的，沒有人反對。但事實上，現在黨委或黨組代替了行政，黨組的決定有時不經過行政而下達。有些決定，擔任科員,秘書的黨員都知道了，而非黨的行政領導幹部還不知道。黨的系統應該是一條粗線，但行政系統不應該是虛線。黨委或黨組應該通過行政而不是直接佈置工作。在機關工作的許多黨外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況，許多會不能參加，許多文件看不到，因而無從發揮力量。黨內文件,黨內會議，非黨員自不應閱讀,參加。也沒有人提出這種要求。問題是有些行政系統的會議也常限制民主人士參加，行政系統的文件也限制民主人士閱讀。總是“寧嚴毋寬”。其實，有些會議並非黨內會議，但黨員有機會參加，而非黨員就沒有機會。這已經形成一種習慣。這也是制度問題。“
第二是關於提拔幹部問題。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對非黨知識分子進步性估計不足。非黨員工作能力強，水平高，很少能發揮所長。......
第三，千家駒希望中共更多地深入了解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而不要只聽黨員的片面彙報。他說：“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有高度的自尊心，服從真理而不懾於權威。“士可殺而不可辱”。這優良傳統，不應打擊。”（同上書，頁85-86）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他從“中右”挪到“左”邊》。
形勢比人強。隨著“政治風向大變，“整風”轉為“反右”，
大獲好評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被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時值酷暑盛夏，會場頓生寒光。在“綱領“五人起草小組裡，中央統戰部和中國科學院黨組對曾（昭掄）,錢（偉長）,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做了“右派分子（曾,錢）,”與“中右分子”（千,華,童）兩類區分。在一份《中共中央轉發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召開科學家反右派鬥爭座談會情況的報告》文件裡面用了一整段的篇幅，通過對千,華,童三人的具體分析，闡明了“右”與“中右”的區別，以及如何界定及展示這種區別。但是，參加會議的科學家對他們三人，尤其是對千和華二人有不少意見。（同上書，頁87-88）
於是，在中科院的批判右派分子大會上，千家駒作了《接受慘痛教訓，深刻檢查自己》的長篇檢討。有人對檢討不滿，他也很快對自己作適應性調整，全身心地投入反右派運動，並很快有了一點回應。六月十八日，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在被擴大的與會成員中，頭一名就是千家駒。六月二十五日，民盟成立了領導全盟反右整風運動領導小組和整風辦公室，胡愈之是辦公室主任，千家駒當上了副主任。此後，民盟左派自六月三十日起搞了三個“批羅”專場，均不如理想。八月三十,三十一日連續兩天揭批羅隆基，千家駒是三十一日會議上發言的人。他每揭發一件事，都令羅隆基心頭一陣緊。1958年1月16日，民盟整風領導小組舉行第十七次會議，其中第一項內容就是由千家駒報告民盟中常會擴大會議的籌備情況。他就此從“中右”派挪到了左派。（同上書，頁89-93）
筆者摘抄章詒和該書至此，有必要再次插上兩句話：請讀者切勿怪罪千家駒軟弱卑鄙，因為當年筆者在上海交大遭同班同學揪出批鬥，只招架了半天便不得不低頭“認罪”了。大陸中國五百萬五七右派，只有章乃器（1897-1977）先生一人始終沒有低頭承認自己的“罪行”，他反而對周恩來說道：我是你的下屬，從未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堅決拒絕在列舉其所謂“右派”的材料書上簽字。他會氣功，一直堅持鍛鍊身體。中共對之屈打，但他沒有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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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
章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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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一節的小標題是：“他是現實的，很現實的。”
到了劃右階段，，已是左派的千家駒不禁搖擺起來。“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在馬哲民來京參加民盟中央處理右派分子的會議時，他“拜託管總務的人要在生活上多加照顧，交代還很具體”。馬哲民是湖北頭號右派，章羅聯盟核心成員。千家駒偏偏跑去看望。他還在中常會上與胡愈之,閔剛侯爭辯,說“應該發送文件（給已劃為右派的中委）”。後來，他還寫信給李維漢，說：“反右鬥爭是必要的，但要防止打擊面過寬。”
反右於1958年一月基本結束。隨即，民主黨派轉入整風運動。每個人都必須以書面形式向黨交心。在民盟中央，每個人幾乎都被貼了大字報。有關千家駒的一百五十四張大字報材料中，都對他實行窮追猛打。之後運動進入自我檢查階段。首先主動提出作自我檢查的共有五人，頭一個是胡愈之，第三名是千家駒。三月十日晚，千家駒在民盟中央作自我檢查。翌日，胡愈之貼出大字報，表示對該檢查的不滿。第三天，千家駒以大字報方式呈交了第二份檢查。緊接著，胡愈之檢查，史良檢查，吳晗檢查，......無一例外。短短半載，毛澤東把民主黨派整成了一灘爛泥。他心滿意足了。（同上書，頁99-101）
然而，物質對於人畢竟是少不了的。反右這根惡藤滋生出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大饑荒。
1962年4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大會上，由千家駒起草並代表另五名經濟學家做了一次大會發言，主張開放農村集市貿易。發言贏得好評，特別受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宋慶齡的欣賞。......然而，在後來召開的全國人代大會上，民盟中央主席楊明軒發言，說有個別民主黨派成員在上次政協會議上竟借莊嚴的講壇，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後來，在民盟學習小組會上，李維漢對千家駒毫不客氣地說：“家駒同志，你應該好好自我檢查一下。”千家駒答：“對了，我應該做自我檢查，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
積極過，也消沉過；歡喜過，也悲哀過。我們的民主人士很像古代傷春女子：“寄簡傳書，三回五次，俏心腸再也不慈。多管是要死，俺也肯便死，待一個明傳示。”經過“三回五次”的政治運動和日常教訓，民主人士才懂得自己再高的職務，無非是“掛個名”，是“一種酬勞”—因為你“參加過反蔣鬥爭，也就是說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所以在革命取得勝利以後，需要加以照顧”。而你要真正負責地工作是不可能的。有了這個起碼的認識，在以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千家駒—這個研究經濟的人，閉口不談經濟問題，再也不寫經濟問題的文章。
在民盟高層，一直流傳父親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歸納羅隆基的，說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在野黨議員，又是一個蹩腳的在朝部長”。另一句是評價千家駒的，說“他是現實的，很現實的”。（同上書，頁101-102）
底下一節的小標題是“驚心危險無處是安瀾”。千家駒出生在清宣統元年，活到近乎世紀的尾端才發出一個清淨文人自我感召能力，找回了一個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人生本色。他的轉折發生在“文革”。
1966年8月27日，他的家被抄個精光。人被打得血流不止。跟著，民盟中央開來一輛小汽車把他拉到東廠胡同，接受民盟機關造反派揪鬥。揪鬥對象除了他，還有吳晗，陪鬥是父親。三人跪著，雙手向後高舉，口銜表明自己身分的大木牌。民盟的革命幹部一邊批判，一邊向他們吐口水。在這個慘境裡，父親與吳晗,千家駒作了最後的會晤,也作了最後的告別。自1957年始，父親必須接受且也接受各種形式的人格侮辱，儘管父親說：“這是人不能接受的對待。”對這個突然而至的“不能接受的對待”，千家駒也是不能接受的。會畢，瞞過了家人朋友和同事來到香山，縱身跳下，墜落懸崖。決意以“野死”了段殘生，其內心之淒滄絕望可想而知。不想，只是傷了筋骨。
自殺未遂，罪加一等。第二天又被批鬥。批鬥前，勒令千家駒自己清掃,布置會場。批鬥後，勒令他帶著折斷的肋骨，掛著“吳晗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分子”等五塊牌子，打掃廁所。人被侮辱被損害到非人程度，連“死”的自由也沒有。千家駒由此而徹悟。他決定留住性命，留住良心。
1967年11月，髮妻楊音梨去世。千家駒說，這是對自己一生的最大打擊。千家駒一直恨自己，恨自己無力保護病弱的妻子。（同上書，頁103-104）
1969年8月，千家駒以“公開審查對象”的身分，隨商業系統的人員下放到遼寧的盤錦。
妻子已逝，孩子被隔離。，他與九十五歲的老母相依為命。老人又只會方言，不會普通話，真是風燭殘年，命在旦夕。千家駒向軍代表提出申請，要求暫緩下放，以待母之終年。答覆竟是：
統統下去，一個不剩。同時還狠狠批了他一頓。這不禁使千家駒聯想到幼年背誦李密的《陳情表》，傷心欲絕。封建專制王朝都能講孝道,講人性。革命，革命，革到了今天為什麼還不如個有皇帝的時代？
離京的那個夜晚，火車站的月台無人為他送行。孤苦零丁，獨自一人在那裡勞動：割麥，喂豬，撿糞，除草，施肥，幫廚，挖水溝，看場院，幾乎沒有一種活兒他沒幹過。嘴上講“勞動光榮”，其實，勞動是懲罰。最累的事情，都由“審查對象”去幹。幹不了？那是活該，根本沒有照顧這一條。......他懷著戒慎恐懼整整幹了三年。晚年的他在回憶錄裡說，自己一到黑龍江就體會到古代罪犯充軍的心情，同時也看清了某些中共幹部的醜惡面目和靈魂深處的東西。逢楊音梨三週年忌日，面對一片荒野，半窗寒月，千家駒深感生命的莊嚴與渺小。除了叩頭認罪，唾面自乾，就是忍受屈辱。......
悠遊三年死別離，歲暮嚴霜有誰知？何當共君訴衷曲，九重泉路會有期。懷念亡妻的千家駒，寫下了這首絕句。
1972年年底，千家駒回京休假。自己決定不再回去。......態度強硬的千家駒算是“自動結業”了。他屬於自我解放，絕大多數朋友不敢與之往來，各民主黨派的學習會也不讓他參加。這樣，千家駒進入了自我進修時期，從四十多卷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讀到《資治通鑑》，從《魯迅全集》讀到西方政治家的回憶錄，還為《管子》一書做了校正工作。......有人形容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像一座鐵器作坊。上面只要有人發話，即有人做鐵鎚，有人做鐵砧。我想千家駒應是在先後做了鐵鎚,鐵砧之後而猛醒的。（同上書，頁104-106）
底下一節的小標題是《我要過自己的生活》。
1976年十月，“四人幫”被揪出，舉國歡騰。寄希望於共產黨新的領導，千家駒不揣冒昧投書“英明領袖”，。信中提出三點：一，起用鄧小平；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三，領袖要有朋友，不要只有部下。信從街頭郵筒寄出，便無下落。......千家駒判斷，這個“英明領袖”不成氣候。......
筆者又要插上兩句了。本人對華國鋒極度擁戴，不僅因為他“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帥和汪東興固然貢獻巨大，但決定性的因素在華。他去世後故鄉建起華陵，跟民國國父在南京的中山陵南北呼應，相得益彰。
從華陵下的呂梁英雄廣場仰觀華陵
華陵頂部的墓碑
1979年，千家駒又投書剛剛上台的鄧小平，提出四點意見。—信也是從郵局發出的，......。鄧小平也沒有回覆，但他看了，並印發給中共高級幹部。
繼而，千家駒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兩篇關於國家必須增加教育經費,改革大學教育體制的文章。再接著，他跑遍中國，到各大城市做了不下百次的報告，聽眾多達五,六千。報告的內容，多為經濟問題和教育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千家駒恢復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在政協會上，頭髮灰白的千家駒在國務院招待所大廳，一眼看見了灰白頭髮的母親。他飛奔到跟前，兩手扶住母親的胳膊，眼圈驀地紅了。......後來，母親告訴我：“在政協會上，見我落淚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千家駒，另一個你猜是誰？”我猜不出，母親說：“想不到吧？是李維漢。他說到伯鈞時，臉上清淚兩行。“
筆者認為，李維漢屬於天良未泯的共產黨人。他在毛的淫威下不得不把許多知識分子劃為右派，或者可以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來解讀他的困境。他的資格比鄧小平老得多，而鄧卻是全無人性的共黨死硬分子，跟毛獨夫心心相印。
千家駒復出後，極力為章羅聯盟鳴冤叫屈，對右派改正問題仗義執言。他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發言說：五十五萬右派份子（此乃中共官宣的說法，實際應為五百多萬—張註），現在只有五人被保留。我是學經濟的，用數字來說就是反右運動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是非常荒謬和錯誤的。為什麼中共偏還要堅持說它是正確的呢？
千家駒其後再婚，但與子女鬧翻。母親勸其要處理好。千家駒表示：“我態度明確，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下面一節的小標題是《其實，我一直很內疚......》
1985年，在全國政協二樓會議大廳，由農工中央,民盟中央聯合舉行章伯鈞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紀念會。父親的老友來了一些，千家駒是第一個。
散會時，民盟中央副秘書長金若年對母親表示感謝，說：“參加這個會很受啟發。李大姐，我想我們民盟也應該給羅隆基先生舉辦個紀念會。”
三年後，也是在全國政協二樓會議大廳，民盟中央舉辦羅隆基誕辰九十週年紀念會。......發言者包括羅隆基的親戚，人人舉著稿子讀。......氣氛刻板而冷凝。......旁邊有兩個女工作人員，在悄聲嘀咕：“她（指我）從哪兒來的？還挺有感情。”我掉頭即罵：“你們他媽的是羅隆基的什麼人？我要是情婦，妳倆就是娼婦！。”
大會十時開始，由楚圖南主持。在葉篤義講話之後，千家駒要求發言，主席同意了。他是羅隆基紀念會上唯一站著講話的人，手上沒有稿子。他說：“......1957年，我們民盟對他的鬥爭，我認為是錯的。......（當時）我是一個積極分子。這件事在我的內心一直是不安的，很內疚。......那個時候劃為右派的，絕大多數不是因為他說了錯話或過頭話，而是因為他講了真話，老實話。”“現在很多右派都平反了。平反的人包括民盟的費孝通,錢偉長，沒有平反的羅隆基在思想上，的確與馬克思主義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內心是擁護人民政府，從來沒有打算推翻它。......他也很想把自己貢獻出來，為這個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結果，我們把他定為一個右派！”“下一個問題，是章羅聯盟。章羅聯盟，我認為是很冤枉的。那時，我是一個積極的批判者。現在我很內疚。其實，我一直很內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藉此機會說幾句話。儘管黨中央沒有對章羅聯盟表態，但我認為章羅聯盟是千古奇冤！事實可以證明，根本沒有這樣一回事嘛！”話頭突然頓住，千家駒靜默片刻，又道“我今天一定要說這樣幾句話。我很激動，語無倫次，如果說錯了1，請大家原諒。”刻板的會場，頓起波瀾。我抬頭仰望，大廳水晶吊燈像閃爍的星光。如果天國裡有羅隆基的身影，如果又剛好打從這裡經過，聽到了千家駒的這番講話，我想，他或許會因落淚而摘下眼鏡，或許還會笑著說：“老千，何必道歉。你不就是個積極份子嘛！”-目光親切而悵惘。......母親發言之後，楚圖南宣布散會。許多與會者趕過去和千家駒握手。離開政協禮堂的時候，千家駒對母親說：“章羅聯盟千古奇冤，不但要講，我還要寫出來。”“國內不許發，就拿到海外去發。”（同上書，頁114-116）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漸成“另類”》。
“秋風未動蟬先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後期，......漸變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千家駒在民主人士中漸成“另類”。他敢言,直言,諍言，也因為敢言,直言,諍言而聲名日隆。......他多次呼籲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多納忠言，少唱頌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曾就一篇講話稿覆信千家駒，讚揚他對國家大事直言不諱的風格。......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千家駒愈發地引人注目了。
1984年，千家駒聽說中共要“整黨”，薄一波是整黨負責人之一。他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提出必須整頓文風。......這封信在新聞界引起很大震動。但這次整黨，卻令他失望，......他說效果恰如老百姓所言，是“認認真真走過場”。
這一年，幾家日本媒體和學術團體，請千家駒到日本做學術講演。......呈報國務院批准後，......不想節外生枝，中共通過民盟中央，說服他不要出國。那天，既是民盟中央的三個副主席,也是三個中共黨員的胡愈之,薩空了,高天約他談話，說日本不安全。千問：“前些天，不是費孝通同志還去了日本回來了嗎？”答：“孝通與你不同啊......”
1986年，千家駒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講物價問題和修建三峽大壩問題，.......會場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一些中共幹部不刊發他的講話全文，還在背後整他的材料。......
1988年，千家駒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就是這次三十分鐘的講話，博得三十一次的掌聲，連政協會場的工作人員和新聞攝影師，都放下手裡的活兒，使勁鼓掌。宣布散會，各路記者湧到千家駒跟前要求採訪。......這篇轟動大會的發言刺痛了官方，中央各大報均未刊出全文。（同上書，頁118-120）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可憐寂寞無窮恨，憔悴江湖九世魂》。
1988年十月，民盟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我被推為代表，......中午在京豐賓館剛吃過午飯，......便迎頭碰上身穿灰色中山裝的千家駒。他約我一會兒到他房間。......他問起母親的身體，對於修改盟章，他說應標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他講了宋美齡的信被蔣介石拆閱後三天不理蔣的故事，說它告訴我們民主與專制的區別是什麼。章詒和說現在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千家駒囑咐她要向他父親學習，還有努生（羅隆基）。......在這次大會選舉中，千家駒以最高票當選為新一屆民盟中央委員和副主席。
1989年春全國政協召開大會，事先，民盟中央便有人對千家駒說：本屆政協大會民主黨派成員發言，應代表組織，而不是個人。換句話說，千家駒要發言的話，必須先要通過民盟中央。見政協大會民主氣氛日益稀薄，這次會議他藉故請假了。（同上書，頁122-124）
四月，《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兩篇文章，引人注目。一篇是溫元凱寫的關於政治改革。......另一篇則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文章就像當年儲安平拋出的“黨天下”，驚天動地，雷霆驟鳴。《新民報》老板陳銘德對章詒和翹起了大拇指。
一語成讖。六月四日，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千家駒所言很快應驗。......一天晚飯後，全家照例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電視裡出現費孝通和其他民主黨派頭面人物慰問戒嚴部隊官兵的鏡頭。......第二天，文化團體的一些老盟員聚會，提起民主黨派慰問戒嚴部隊，個個無語凝咽。中央美術學院的一個老教授，雙拳緊握，失聲而呼：“恥辱，恥辱！我要退盟！”隔了幾日，一天深夜母親讓章詒和把她丈夫馬克郁找來，說打算在金水橋前自焚抗議。克郁說我們拿著汽油能走到天安門嗎？母親聞言，垂首弗應。“可憐寂寞窮途恨，憔悴江湖九世魂”。四周萬籟俱寂，窗外明月如水。（同上書，頁125-128）
底下一節的小標題是《滿腔心事向誰論》
局勢丕變，千家駒絕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他對家人說：“殺人還殺出理來了！”“乃國民黨統治時代所未見，亦北洋軍閥政府所未見”。於是，憤然而走，悵然而去。有人說，他是一以“走”來做無聲的抗議。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989年7月初，千家駒投書台灣《傳記文學》主編劉紹唐先生。信尾有這樣一句：“弟日內將有遠行，待行蹤定後，國內外傳媒或會有發表。”7月10日，人們從台灣的《聯合報》上讀到一則“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逃離大陸，八十高齡受點名批判，前天經港轉往安全地點”的消息。知情者釋然於懷，不知情者目瞪口呆。而千家駒的“走”和美術家的“退”（盟），則應視為是保持血性和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人類尊嚴的維護，同時也是對現行政治的失望。
離開大陸的三年時間裡，千家駒回望舊事，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七十年的經歷》，一本是《發憤集》。前者為傳記性質，後者屬雜感文章。有人評價說：“千先生在這兩本書裡，不諱言早年沈浸馬克思主義，也不諱言他早已決定跟共產黨走。最值得敬佩的是他垂暮之年，毫無顧忌地寫出他自己想說的話，無論是對國民黨,對共產黨以及對中共領導人與在“反右”“文革”中的種種......”千家駒抵美後，沒有參加任何的民運組織與活動。他翻檢半個世紀以來的人生經歷後，沈痛地說：“我為了新中國的實現，為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奮鬥終身，結果落得一場空，真叫“枉拋心力作英雄”。我現在還追求什麼呢？雖然，我深信祖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個有四,五千年文化的中華民族決不會被開除“球籍”，民主終將取代專制，自由終將取代奴役，理智終將戰勝愚昧，但我這一輩子也許是看不見了。一個人再沒有比為之奮鬥終身的理想，竟被實踐證明原來是是一場春夢，醒過之後更為痛苦的了。”
夕陽在野，彼岸的景致當是蒼涼又靜謐的吧！“滿腔心事向誰論？可憐天地無家客。”他在抗拒著時間，也在反抗著命運。......酒闌燭跋，追懷述往。......這裡面，有倔強自負，悲涼寂寞；也有慷慨大義，英勇無畏。
1991年3月，七屆全國政協舉行第十三次會議常委會，會議撤銷了千家駒全國政協委員及常委職務。在此前後，民盟中央也“吊銷”了他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等職務。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叫做“一擼到底”。......風起雪飛，茫茫如煙如霧。......醒對瀟瀟夜雨，夢遊無限江山。流血的地方，沒有了痕跡。金水橋畔，已是車水馬龍，紅塵萬丈。
撤了千家駒，民盟清淨了。八個民主黨派爭相輸忠盡智，辦實事，辦好事。比如，建國五十週年大典在即，中共內部有人撰文，感嘆五十年之風雨蒼黃。而某民主黨派的一個副主席則提議建座有永恆意義的中華世紀壇。兩廂對照，頗有角色互換之感。
不久，我去閩南出差，進了一家餐館。那裡面，有八個侏儒做服務生。一個福建戲劇史專家問我：“詒和，你看他們像誰？”“像什麼？”我反問。“像不像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呀。”
這一年的十月，千家駒發表了著名的《致中共元老陳雲,薄一波的公開信》,針對中共提出的所謂“反和平演變”與“反西化”方針，明確指出，唯有和平演變才能救中國。他對社會上層腐敗的指責，措辭尖銳，態度激烈。雖關山萬里，遠隔重洋，但我依然感受到千家駒昔日那股飛揚之氣，感受著他維護到最後一刻的清明理性。
後來，從海外傳來他在星雲大師主持下皈依佛門的消息。乍一聽我是不信的，轉而又想：在極端複雜的政治環境裡，此舉也許是近乎明智的選擇。（同上書，頁131-132）
底下一節也就是最後一節的小標題是“悄然落地，淒然而死”
1992年，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同意千家駒返回大陸。此舉我認為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回家，回家，就是要回家。......記得父親在1949年以前，曾多次流亡海外，逃日本，避香港。返回大陸時，國民黨,蔣介石好像沒要求他寫過什麼悔過書。據說，千家駒給官方高層寫過信函，只是請求回家。
一日剛吃過晚飯，我哥哥電告電視裡千家駒正在講自己學習“三個代表”的收穫。......我以為九旬老人自當靜臥床榻，生命難道真的是件無可推諉的苦差嗎？再一細想，也好。千家駒的螢屏露面，當眾表態，正如一盤對峙多年的棋局，總算收場了。
返回大陸的千家駒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幾年是怎樣過的？我四處打聽，卻無從知曉。......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羅隆基死於孤絕，章伯鈞死於孤絕。時間跨越了半個世紀，千家駒仍死於孤絕。
千家駒2000年9月3日病逝於深圳。......深圳是特區，屬於國土，算是葉落歸根，這符合他的心願。......千家駒追悼會定於九月十一日在深圳舉行。......因所有的花圈均為紙質，令家屬無法接受，使喪事又推遲了一日。聽朋友說，千家駒在深圳看病欠下許多藥費，是李瑞環得知才准予報銷。......
山之陬，水之涯,埋沒英雄幾許？......鄉親們愛戴千家駒，將骨灰安葬在青山綠水之間，......千家駒魂歸故里，子女們感念不已，他們決定在家鄉設立千家駒教育基金。......
千家駒已然遠去。那些消失的名字，自然帶走了他們曾經發出過的聲音。......從我的記憶裡，讀到的都是淚。（同上書，頁133-136）
2026-3-18下午11:4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