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还可以言
子规
这些年来已不太关注网上的热点事件，但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网上流传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和“莫言被作协开除”的消息，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自己与文学好歹也沾点边，还对文学界的事情有些许兴趣，透过这一事件可出看出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于是，我就开始关注起此事来。
事件是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此文一经发布就迅速传播开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文章写道：“近日，中国作协、《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机构和央媒，正式将一贯暴露新中国新社会‘黑暗’的媚外‘作家’莫言，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这实际是彻底否定了他和他的作品。莫言和他的媚外文学只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心怀不轨的莫粉们，别妄想什么颜色革命了。你们那什么魔骗不了中国人民！”作者认为，《光明日报》6月22发表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的《中国百年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举了中国一百年来大量著名作家名单和著名作品名单，莫言及其作品榜上无名！文中指出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充分说明，莫言及其作品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6月24日又发表了《文艺报》总编梁鸿鹰的《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文中列举了大量著名作家和作品，指出中国的文学必须贯彻落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作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光明日报》的这两篇文章中均榜上无名，充分证明莫言及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已经失去了光彩。
且撇开这篇奇葩网文那种僵化保守的思想不谈，也撇开那种真理在握的语气不谈，首先这短短的一篇文章就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和事实上的谬误。这次活动推出的是“百年红色经典”，而不是“百年名作家”，两者有交集，却不能重叠，莫言的作品未能入选“百年红色经典”，但这并不涉及他是否属于“百年名作家”的问题。况且，即使他被踢出了“百年名作家”之列，也不意味着他以及他的作品就被彻底否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当代文坛失去了光彩。
这次活动评选的是“红色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即使炮制出这篇奇文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部文学经典吧，但它显然并无多少“红色基因”，因而并非红色经典。莫言“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作品，的确很不同于那些“红色作品”，未能入选“百年红色经典”也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要是入选了倒是让人莫名其妙呢。而六十部红色经典名单上的许多作品，由于采取过于狭隘的阶级立场以及文学视野，倒是充满了对现实以及人性的歪曲，是经不起时间检验，很难进入文学经典行列的。
这些人士的政治嗅觉就是灵敏，想象力就是丰富，一有风吹草动，就急急忙忙地引申出莫言被踢出“百年名作家”之列，甚至还说他被作协开除了。但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十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莫言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用铁的事实给这些左得可爱的人士重重地打了个脸。要是这一事件的背后不存在有关机构和个人出于吸引流量而“制造冲突”，只能说明这些人士过于顽冥不化了。他们坚信自己站在真理一边，要站出来捍卫真理，对那些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情急之下不惜进行捕风捉影，甚至使出造谣传谣这种极不光彩也极其拙劣的手段。
文学创作的题材、手法以及风格，都是十分多样的，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气质特征，有着不同的出庭出身、成长环境以及教育背景，有着不同的“三观”，不同的人生阅历，因而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千姿百态的，无法强求一致，否则就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而是一部留声机或者传声筒了。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各种内容和形式的作品都是允许的。只有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文学的园地才会繁荣起来，读者才能欣赏到丰富多彩的作品。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的确是一个经历很独特，作品也很怪诞的作家。他小时候经历过大饥慌的年代，小学未读完就因为文革的政治动荡而辍学了。他放过牛羊，干过农活，一心想逃离饥饿贫困的乡村。后来招工进了工厂，又参军到了部队，提职转干，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进入单位吃皇粮的人生理想。他入伍后拿起了笔，开始追逐自己的文学梦想，也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当初一心想逃离故乡，逃离农村，后来在精神上却又回到了故乡，故乡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建立起了一个文学共和国——高密东北乡。
他小时候经历的饥饿岁月和政治动荡，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反映。他从长辈那里听到的大量妖狐鬼怪故事，也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作品中大量地融入了民间故事。他在野外放牛羊，在孤寂的天地中只能跟各种动物和植物打交道，在发呆之中胡思乱想起来，听着大自然发出的各种声音，从而锻炼出丰富的想象力和视觉、听觉上的敏感。他作品中的那种瑰丽离奇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都与早年的这种经历分不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长期的封闭之后，国外的许多现代文学流派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进来，对当时的许多青年作家产生了极大冲击，他们也开始模仿这些手法进行创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而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最大的又数莫言。而他之所以如此，主要不是出于一种趋新猎奇的心理，而是这一文学流派与他故乡的环境，与他成长的经历有着十分契合的地方，因而一旦遇上，就相见恨晚，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因而2012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时，将其作品归纳为魔幻现实主义，无疑是有道理的，也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
他不仅在写作的语言、手法以及风格即怎么写的问题上是十分独特的，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即写什么的问题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他还说过：“很多优雅的读者，看到我的某些小说把人性的恶全部袒露无遗地表现出来，他们也不高兴。他们喜欢看一些温柔的，谈恋爱的舒舒服服的小说，对这种真正的能够触及到了人类灵魂，暴露出人类灵魂的丑恶的一面的作品，他们感觉到很受刺激。”有人不喜欢这类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认为要更多展示积极向上的一面，要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也不喜欢暴露人性中恶的一面，认为要更多表现心灵的美好。但你不能因为自己文学趣味的偏好就剥夺作者写作的权利，也剥夺读者阅读的权利。
倘若担心这类作品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使读者被误导甚至受到毒害，这不是出于一种借口，就是出于一种无知。莫言的作品虽然有许多会让一些人不满甚至愤怒的内容，但并无宣扬色情和暴力，反人类反种族等这些违背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道德的内容。倘若有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作品，认为会受到不良影响，只能说明他们神经过敏，或者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只能欣赏那些歌功颂德的，展示社会的光明和人性的美好的作品。这时他们所能做的是自己把眼睛闭上，而不是让这类作品消失。就像那些怕风怕光的病人一样，他们所能做的是自己躲进一个黑屋子，而不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没有风没有光的世界。
事实上何种作品对人们更有益还是需要讨论的。那种一味展示社会的光明和人性的美好的作品，看似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希望，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生活下去，但也会使人们在现实面前变得陶醉起来，对社会的阴暗面视而不见，对人性之恶避而不谈，社会就很难取得进步，人们的精神境界就很难得到提升，最后也不会真正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是还把它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写“假大空”的作品，就更是对人的一种欺骗，害人不浅了。只要不是虚假的，光明和美好的一面也不是不可以写，但也不必多写，因为不写它们也不会跑掉，人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那些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表现人性之恶的作品，看似会使人们变得消极颓唐起来，其实只要不抱着一种厌世的态度，而希望这个社会在不断消除自身的积弊中走向进步，反而会增强人们的信心，给人们以希望。在这个前提下，对积弊揭露得越充分，越让人们看清问题的所在，就越给人们以希望。最怕的是看不到问题，或者看到了却没有说出来，从而使问题得不到揭露，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国民性以及社会黑暗的批判和揭露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但这背后又是一个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使我们国家“由沙聚之邦变成人国”的拳拳之心，人们也并未因为读他的作品而变得消极颓唐起来，而是更加激起与黑暗作斗争，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走向进步的信念。正因为如此，他逝世后棺材被盖上了一面写有“民族魂”的旗帜。就是受到极左人士顶礼膜拜的毛泽东，他不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吗？因此，对于社会阴暗面和人性之恶，作家恰恰需要多进行暴露，多进行表现，从而才能改造我们的社会，提升我们的人性。
通过造谣传谣来诬蔑和攻击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这本来不值得一哂，把它当作思想偏激、顽冥不化之人的不可理喻和匪夷所思可也。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极端言论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每次炒出这样的话题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响应，从而掀起一场大批判的浪潮，大有把人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势，使当事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困扰，同时也让社会上的空气变得惶惶不安起来，使人们担忧是否又要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极左路线下的斗私批修，把无数人整得家破人亡，让整个社会进入那种人们肚子都吃不饱，却做梦都怕惹祸上身的年代。就莫言来说，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受到大批判了。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因为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这样借鉴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无论在表现手法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很大胆前卫的小说，引起了思想保守僵化人士的高声批判，说他的作品模糊了阶级观点，淡化了集体主义。九十年代他的那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更是遭到极左人士的大肆攻击，认为这部格调低下的作品充满了对党和国家的丑化。曾经因为作品《驿路梨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军旅作家彭荆风，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十分清新、正面的，这次加入对莫言的大批判，很是让我惊诧不已。这场大批判让莫言𠄘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向组织做出了检讨，两年后从军队转业到了地方，几年内都鲜有作品问世。这种大批判之所以能够屡屡兴风作浪，无疑是与官方的纵容和支持分不开的。在执政党的统治下，历来是宁左勿右，极左的东西总是与主流意合形态更为合拍，更有于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在一个健全的舆论生态中，这种极左的叫嚣掀不起风浪，但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在我们这样一个畸形的舆论生态中，它们却站在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地，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对文学作品是无法找出一个统一标准进行衡量的，面对同一个作家，面对同一部作品，人们可以按照各自对文学的理解进行评价，无论说好还是说歹，都属于批评的自由，就像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创作的自由一样。对于莫言的作品，那些持左派立场的人士尽可以从文艺创作得失的角度进行批评，哪怕把他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无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就有多高的文学价值，更不意味着人们对他的作品只能说好而不能说歹了。然而，这些极左人士却不是从文艺创作得失的角度对他进行批评，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他进行攻击，从而要剥夺他的创作自由，这就十分要不得了。
健康的文学生态应当是多样共存，赋予作家创作的自由，真正做到百花齐放，让不同风格、不同取向的作品去自由地竞争，让读者自由地选择。倘若实行政治至上，要用一元化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才能存在，不符合的就要宣判为反动作品，就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能导致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最后进入文革时期那样全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在那样的年代，就是那些被树立为样板的人物也很少会有善终的。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左了，但还有人嫌你还不够左。你觉得自己已经在紧跟领导的意图，在奋力为领导充当马前卒了，但领导还会觉得你还不能真正领会自己的意图，从而把你无情地抛出来——毕竟是人心隔肚皮啊。将文化专制主义贯彻到底，最后得到的必然是寸草不生的文化沙漠。
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不争气，未能产生出更多的经典之作，是与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严重禁锢，官方对出版领域的严苛控制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首先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眼界就受到了很大限制，很难写出什么大作品来了。即便有所谓的大作家，除非他们要为抽屉而写作，都必须首先进行自我审查，然后再由官方进行审查。经过这样的重重审查，还能有什么大作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定了性，认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执政党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文艺意识形态体系，并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文艺作品生产机制。这种状态至今仍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屡屡说要赋予作家的创作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作家的头上始终戴着延安讲话的紧箍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鉴于以往极左年代的惨痛教训，官方对文艺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文学环境变得较为宽松，允许作家更大胆地进行探索，因而这一时期文学就取得了较大发展，各种文学流派都在兴起，也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但这种宽松也只是相对的，官方仍然保持对文艺创作的控制，有时文艺政策还发生很大的收紧，相继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作品和作品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文艺政策反复的背后，是政治上的开明力量与保守势力的博弈。九十年代后，政治上的开倒车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同步进行，那些商业化、娱乐化的文学大行其道，因为这种文学对现实失去了批判的锋芒，相反还与现实进行媾和，有利于稳固极权统治，也有利于文化市场的虚假繁荣，对执政党是有利的，因而事实上是得到鼓励的。而那些仍然保持对现实的批判，坚持启蒙和人道主义立场的文学，由于会对极权统治构成冲击，因而是处处受到限制的，生存环境要比八十年代严峻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具有艺术追求和艺术良知的作家，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着，只能自甘于边缘的位置，隐晦地地表达着，甚至只能处于一种地下文学的状态。
对于莫言和他的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说好，有人说歹，不喜欢的尽可以不喜欢，认为不好的尽可以进行批评，只要能以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进行即可。所有这些都不足为怪，可怪的倒是有人居然因为不喜欢他和他的作品，就捕风捉影地编造出他被踢出“百年名作家”之列，甚至被作协开除的谣言。但事实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出版着，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他也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仍然没有完全绝望。但我们只能仅仅是没有完全绝望吗？
2022年2月4日写就
2026年3月28至31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