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的困境/王苡儒

 

 

现代民主的困境
 
 
王苡儒
 
 
这是三民主义系列的第10集,我们要讲:「反思西方民主的实践」。大家会不会觉得:当代的民主政治,好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呢?近年来不少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倒退的现象: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民选的领袖竟然利用合法程序,一步步侵蚀民主,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两位政治学者,列维茨基跟齐布拉特在《民主国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这本书中,提到现代民主国家走回威权专制的方式,往往不是透过军事政变,而是透过民选强人对民主机制的内部来瓦解。
 
像委内瑞拉、匈牙利、土耳其等国,他们的领导人都是透过选举,上台以后逐渐修改法律,操纵舆论、巩固执政党的权力,用合法的形式来巩固独裁统治。就像书中一段话所说的:「民主的刽子手,正是利用民主的制度,渐进地、隐蔽地、甚至合法地杀死民主。」。从美国国会山庄的骚乱到欧洲极右民粹的崛起,民主逐渐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牢不可破的体制。不禁引起我们深思:当前的民主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引以为豪的人民普选跟议会制度,为什么无法杜绝专制的幽灵卷土重来?
 
有趣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位中国革命先行者,针对这种「西方式民主」的问题提出了深刻反思。他就是被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对青年党员,发表《三民主义》演讲时,用了六讲篇幅阐述他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思想。其中第四讲的内容,国父放眼欧美,评析西方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大胆抛出一个问题:「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奋斗,像美国、法国这些先进国家的人民,到底争到了多少民权呢?」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所得甚少」!
 
他认为西方人民为自由奋战几百年,最终成果却只剩下「男女普选权而已」。听到这里,也许很多朋友会感到讶异:西方民主不一直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吗?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贬低西方民主的成就呢?难道他反对实行民主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孙中山对民主的思考脉络。他其实没有反对民主,而是基于中国当时动乱的现实,以及西方在民主实践上的历史教训,主张对西方民主进行检讨跟补强。他的这番反思,不只在当时为中国探索出路提供了灵感,放到今天来看,对我们依然具有启发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循着国父演讲的结构,深入浅出地解析民主的反思,让我们先从他怎么看待美国的民主说起。
 
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辩论
美国常被当成民主国家的模范生,但国父从美国的建国历史里面,看出了民主在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他在演讲中详细讲述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后,革命阵营内部有关于「民权应落实到何种程度」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有两位美国建国先贤做为代表,一方是主张充分民权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另一方是主张限制民权的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在主张反联邦主义的这一派当中,杰斐逊等人相信民权是「天赋的」,人民如果能充分掌握权力,就能自主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决定。这派观点源于对人民性善的信念,也深受法国思想家鲁索「人民主权」理想的影响。孙中山先生说,杰斐逊认为人民有分寸,给予充分自由平等将会带来国家的进步。他这其实概括了美国独立时期的反联邦派思想,他们担心建立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会侵蚀人民权利跟地方自治,主张分权来保障民主。
 
以笔名「布鲁图斯」(Brutus)发表文章的反联邦派代表人物,就猛烈抨击新宪法会夺去各州的权力、建立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并批评宪法草案缺乏人权保障。他还警告,如果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采取代议的体制,民意就难被真正地代表,恐怕会不利于共和制度的实践。这些观点都反映出,当时不少美国的革命者对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可能导致新专制的担忧。
 
国父曾经引用美国开国元勋,汉弥尔顿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不能让人民直接拥有全部的权力。汉弥尔顿认为,人性并不是完全善良的,如果放任所有人都能掌权,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就会利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终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让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因此,以汉弥尔顿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主张应该适度地限制人民的权力,同时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他们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希望透过设计良好的制度来防止多数人,利用权力去压迫少数人,或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另一位重要的联邦主义者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面,也清楚说明了「民主」跟「共和」的差别。他认为,「民主」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但这样可能会让多数人的意见,压过少数人的意见。而「共和」则是由人民选出代表来替他们管理国家,这样做的决定会更加稳重,也能避免一时的情绪化决定。他认为共和制度特别适合,像美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因为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
 
联邦主义者强调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度跟权力互相制衡的机制。这就像麦迪逊说的要用「野心来制衡野心」,意思是利用不同的权力互相监督,来避免任何一方权力过大。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控制民主」来确保民主制度,不会因为缺乏约束而自我毁灭。
 
两派激烈争论以后,主张限制民权的联邦派,最终取得了胜利。1787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在汉弥尔顿等人提出的「强大中央政府」架构下,也同时纳入了反联邦派的一些意见,形成了一种中央跟地方,权力平衡的制度。国父对这部宪法给予了高度赞扬,他称美国是第一个实施,三权分立的成文宪法国家。他认为,正是因为这部宪法成功地建立了共和政体,以及权力分立的机制,才让美国迅速变得富裕而强大。
 
不过国父也清楚地指出,因为联邦派当时占了上风,美国人民一开始只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民主权利。像是在宪法刚制定的时候,普通民众只能直接选举众议院议员,还有少数的地方官员,而总统跟参议员,则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直到几十年以后,美国才逐渐扩大选举权,最终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而女性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才获得了投票权。孙中山感叹,西方人民奋斗了几百年,最终也只争取到了投票权,这还远不足以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国父对美国的这些观察,其实是为了对应他当时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他把美国建国时「中央集权派」跟「地方分权派」的争论,比喻为中国革命党内部,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分歧,尤其是他与陈炯明之间在政治理念上的冲突。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主张中国应该学习美国采取联邦制,让各省自行管理,而国义则主张武力北伐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922年,陈炯明甚至发动兵变,试图驱逐孙中山先生,这正是两人理念不合的直接体现。
 
针对陈炯明的联邦主义,国父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明确反驳。他认为美国原本的13个州各自为政,是透过《联邦宪法》才「合众为一」,进而走向富强。而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为了地方自治而让各省分裂,那将是本末倒置,只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国父想透过美国的例子来证明,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实现真正的民权而不是联邦制的分权自治。
 
当然,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的史观来看的话,国父在谈论美国建国历史的时候,虽然有些地方过于简化,但他其实是想藉此来阐述,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像是他把杰斐逊,当成反联邦派的代表,把汉弥尔顿当成联邦派的代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是为了突显两派理念的冲突,并用来比喻当时中国内部,关于中央集权跟地方分权的争论。
 
只能说国父对美国政治的基本观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清楚地指出,美国宪法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并且人民一开始只拥有有限的权力,没办法直接选举所有官员。孙中山抓住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关键特点,那就是「有限民权」。这种「有限民权」的设计,一方面确实成功地,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并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这正是国父想传达的核心观点:西方现有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真正让人民完全当家作主。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他接下来会分析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民主的优缺点,并最终认为,中国需要在民主制度上进行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
 
英法德三国简要分析
紧接着美国之后,他在第四讲中依次,评述了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民主发展经验,用来证明「西方民主并非完美」的论点。我们可以逐一来看,他对这三国的主张,以及当中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对孙中山而言,英国是近代民权思想,最早发源的地方。他赞赏英国人敢于处决国王查理一世来争取自由。但他也注意到了,英国的民主之路是渐进式的,花了两百多年才发展成型,即使到了他演讲的1920年代,英国还保留着虚位君主。孙中山对英国的议会内阁制,抱持着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建立议会政治,这样就能一劳永逸,但现实却充满了很多问题。他批评议会制度,常会出现政党间的恶斗、选举流于空谈、导致行政效率低落。他特别提到美国国会中,也常有能力不足的人混入,并且存在权力分配不公跟腐败的情况。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当时英国的民主制度其实也还不完善,上议院还是由贵族把持着,女性也还没有完全的投票权。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英美这样看似先进的民主国家,其实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扩展有限的民主。因此他对三权分立还有代议民主制度,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既肯定它的成就,也敢于指出它的结构性的缺陷,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终极方案。
国父把这形容为「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一次障碍是美国的联邦派妥协。因为他觉得法国革命以后,经历了80年的坎坷历程,几经王朝复辟跟共和再起,直到19世纪末的第三共和才算是彻底站稳了。所以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走了很多弯路。国父的这番论述,很明显带有当时爱尔兰出身的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保守主义的反思。柏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中,猛烈抨击法国革命,所倡导的激进平等路线,认为一下子解放农奴,并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将会导致暴民统治跟血腥混乱。
国父虽然是个革命家,但他对法国「过犹不及」的教训,是深表认同的。他必须要提醒中国的民众,第一次给人民完全不受限的自由民主,会演变成恐怖统治,这说明民主如果缺乏法治跟理性,也可能变质为新的专制。不过我们也要帮法国的民主革命经验,再加上一些背景说明,法国大革命历程曲折的原因,除了来自人民政治经验的不足以外,还有外部他国的干涉、社会经济动荡等多重因素。国父在演讲里面,并没有多谈这些因素,只在强调的是制度设计要防止「多数的暴政」。他以法国为借镜,就是希望中国未来推行民主时,不要重演极端民主导致混乱、再从民主倒退回专制的悲剧。
 
另外德国的民主发展路径,可说是集中统治对民主的压制。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四讲,最后的一个案例谈到德国。德国的情况跟美国、英国跟法国,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有很大不同,英、法、美三国,都曾经发生民主革命或是独立战争,而德国直到一战结束以后,才建立起威玛共和。孙中山指出,德国人的民主思想其实发展很早也很蓬勃,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尤其兴盛,被称作「最新的民权思想发源地」。但为什么德国在欧战前的民主发展成果,反而不如英法呢?国父把它归功给「铁血宰相」俾斯麦,对民主势力的高压跟巧妙利用。
在19世纪德国统一以后,成为了欧洲最强的国家,这完全是当时的首相俾斯麦,他狦专制集权的手段所赐。俾斯麦执政不到20年,就让原本松散的德意志邦国,统一并达到了富强、威震四方。在这过程里面,德国国内争取的民权的浪潮,也被俾斯麦给镇压了下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父强调19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崛起。
 
在第四讲的最后,国父总结了他对美、英、法、德,四个国家民主发展的看法,他认为西方民主其实还不够完善。他提到,当德国的工人运动,还有社会主义思想兴起时,宰相俾斯麦并没有直接镇压,而是很聪明地推行了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像他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跟福利制度。孙中山把这种做法当成「民权的第三道障碍」,他认为俾斯麦,用这种「开明专制」的方式,给人民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他们对政治权力不变的接受,最终让民主的进程,是延迟了几十年。
 
国父觉得这跟清朝末年的情况很像,当时清政府也想用一些,表面的改革来阻挡民主,但最终还是被革命给推翻了。他暗示,中国必须吸取德国的教训,不能让掌权者用国家的富强,来当作不发展民权的借口,否则最终也可能面临政权崩溃的下场。
孙中山总结说,西方民主并没有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因为美国跟英国,虽然建立了代议制度,但却在其中设下了许多限制,人民最初只拥有有限的权力。法国在大革命初期,给予人民无限制的权力,却导致了混乱的「暴民政治」。德国则是民主思想虽然盛行,却被强权者用「开明专制」给阻碍了。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几百年的民主历程,最后只得到了一种「半吊子民主」。他惋惜又警惕地说,欧美在争取到民权以后,又遇到了新的弊端,让民主难以彻底实行。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的成就,他认为代议制度虽然有缺陷,但仍然是民主的重要一步,只是不该是终点。孙中山在最后豪气地表示,中国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要从他们的历史中学习,然后超越他们。他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全民政治」民国,这句话也为他接下来,将提出的新民主方案埋下伏笔。
 
当代民主退潮的反思
回顾孙中山在1924年对西方民主的批判,会发现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洞察力,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民主退潮」的背景下。
 
国父指出代议制度的内在缺陷,至今还是很多民主国家的痛点。他担心如果人民只有投票权,却没有罢免权或创制权,这些更直接的权力,那选出来的代表就可能,会变质为新的独裁者。这种情况在今天许多国家正在真实的上演着:民选领袖利用制度漏洞,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并削弱原本用来制衡他们的机制。这导致人民在两次选举之间感到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主体制被侵蚀,最终引发民众对民主的幻灭感,反而助长了民粹主义,还有威权势力的崛起。
 
国父虽然也提出了「训政」阶段,用来提升人民的素质,但这个概念很容易,被独裁者利用来延迟民主。尽管国父的本意是为了,最终实现更完整的民权,但当今的威权政权,例如有些说是「中国式民主」的政权,却常用「西方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人民素质不够」等借口,为自己的专制统治辩护。
 
这种说法虽然表面上,跟孙中山的批判有点类似,但本质却完全不同。孙中山批判民主的缺点是为了让民主更进步,最终让人民获得更大的权利;而现代的独裁者们,则是利用这些缺点来破坏民主,目的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这提醒我们,当有人批评民主效率低下的时候,就必须要问清楚:这些集中的权力,到底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还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私利呢?就像孙中山曾说过的:「在专制国家里,国家越强大,人民受的苦难就越深。」这句话至今仍有力地驳斥了所有独裁者,以国家强大为借口的论述。
 
那我们的民主会不会,像美国知名历史学者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近年的著作《民主的黄昏:威权主义的诱惑》(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中说的一样:「在适当条件下,任何社会都可能背弃民主」呢?从历史上来看,这并非危言耸听。二十世纪1930年代的德国,在经历威玛时期的政治动乱以后,德国人选出了希特勒做为领导者,让德国建立的民主毁于一旦。二十一世纪的部分新兴民主国家,人民也因短视近利或对眼前民主运作不满,而选择了回到威权主义的老路。这再再告诉我们,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处于考验之中。
 
民主制度本身的漏洞,如果不加以补强的话,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所有社会最终都会面临民主被颠覆的危险。因此,国父反思西方民主的态度,对今天的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性:我们应该不停地检讨自己的民主制度,主动修补那些可能会被反民主势力利用的破绽。像现代民主的国家开始重视,宪政制度当中的民主防卫机制:透过加强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治理方式的透明化等手段,防止民选领袖破坏民主规则。
 
公民社会的觉醒跟参与,也是维持并深化民主的关键,就像《民主国家如何死亡》的作者所说:宪法和政治制度,只是文字层面的规定,真正捍卫民主的,是政治人物的自我节制以及公民的行动跟素质。当我们看到某些政治领袖,在破坏司法独立、收编媒体、修改选举制度等小动作时,公民社会就应该有所警觉,因为这些行动都是现代民主体制当中,走回威权的征兆,需要全民共同抵制才是。
 
就算拿到现在,国父在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演讲,他里面所表达的忧虑,还存在当代民主政体的上空。他提出的那些解方,比如说直接民权跟制衡,这或许不是很完美,但他的核心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民主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完成式,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良、深化的动态过程。面对当今的民主退潮的危机,我们应该用开放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国父当年,那种既不迷信西方的现成制度、又不放弃民主最终理想的观点。
 
三民主义对我们的提醒
今天我们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脚步,走了一趟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长河,也反思了民主制度,自身的不足与挑战。想不到国父在一百年多前,就不断地提醒我们:人民的选票只能用来开启民主的大门,但如果要真正守护民主制度,还需要更多柱子来支撑民主,让它屹立不摇。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这些都是他为民主,这栋宏伟建筑增加的柱子。而最终维持民主活力的关键,还是人民的素质。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一是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光靠定期选举的话,足够抵抗威权势力的侵蚀吗?面对当前全球出现的民主倒退,我们要「直接民权」来强化,人民对权力的掌控吗?如果是,你觉得哪些措施,像是公投、罢免、参与式民主、数位民主等等,哪个最有帮助呢?如果不要的话,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二是当今某些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宣称「民主没有效率,也不适合我国国情」。对比国父批评西方民主的本意,也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民主,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分辨,政客是真的在推动民主,还是借机削弱民主、壮大独裁呢?
 
参考数据:
孙文,192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维基文库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zh-
hant/%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1%E6%AC%8A%E4%B8%BB%E7%BE%A9%E7%AC%AC%E5%9B%9B%E8%A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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