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

 

 

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王宇知

 

在我国20年军阀混战历史阶段中,全国各省属四川军阀战争最让人震惊;大小战争高达478次,几乎连年战争不断处在军阀割据时代。近9年就有13任军阀占据,自任盐运使。有上任不久就被打跑;更有未等上任打得不敢就任。所以四川盐业极为紊乱,因此产运销也总是处在起伏动荡之中。

1929年,王缵绪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作为师长驻守重庆。因他是川军将领唯一科举有识之士,力图改变与挽救大西南的落后局面。

原座落在滨江望龙门、太平门、白象街、大梁子是个整体,白象街与大梁子之间有一条商家鳞次栉比,居家房挤天窄,供官轿、师爷、驿差、买办、马帮、滑杆及挑脚汉等杂陈们,共用丈许青石板道路。

(附:望龙门、太平街一带未修建前与建成后旧照模样。)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

王 缵绪在驻守重庆大搞城市道路建设带动经济发展。从朝天门经陕西街、道门口、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接南纪门的公路通车,上下半城两条商业街交相辉映,使观 音岩、两路口、菜元坝、上清寺等街,都呈现新的组合,让重庆区区四五平方公里,向东西南北拓展到百余平方公里,奠定城市规模新商贸圈的交通格局,使重庆轮 渡日运量已达五万人次。

城 内民众将目睹着南区干线贯通,道路拓宽至五丈,却紧连互依地块切割成内靠大梁子、外临滔滔长江,除白象街外又一条商贸繁荣通衢大道就此诞生。此时的望龙 门、太平门、白象街,不仅是重庆城湖广填贵族与外省人理想的落脚地,更是重庆开埠洋人的独拥特区。从此这里的历史人文积淀深厚,有不少实业家、文化媒体者 聚集此处开办起办事处,在街道不大的水陆要冲之地,商事兴旺,名人荟萃,且涌动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求新思变的活力景象。如下新建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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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缵绪为四川盐业发展组织盐业公会及创办文化事业


四川南部自贡为本省工业重镇之一,近2000年凿井采卤制盐历史称之“千年盐都”。而自贡市就是我国井盐生产中心。

最不幸的是,这年大西南地区灾情泛滥,时任四川盐运署总使王缵绪,面临最棘手是川江盐运在 重庆长江岸边,大量积压了2000余载(花盐每载450包,每包260斤;巴盐每载600包,每包210斤)。已导致盐运销商大量资金占压,造成自贡井商 与灶商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则幸运的是,恰逢遇到川盐运使王缵绪上任,他为官生涯富有担当、清廉刚正,其终生都在探索救国为民。

当面对重庆江岸积盐重大难题,王运使开始深入调查民情病症,整饬吏治,组织盐业公会,积极推行盐政改革;为全省脱贫抢修 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首办银行及保险业,创建学校和报业、抵御外侮。因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早在1928年底王缵绪完全以个人财力购买张家花园(上百顷), 是在重庆市中心开始创建巨大规模的巴蜀学校,以实现教育救国目标深得民心。如“棫园”就是王缵绪所建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围墙部分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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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教育救国,其担任军职同时,不但创办学校,还在1929年创办《巴蜀日报》社。报社初设重庆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重庆杨柳街70号。《巴蜀日报》社长为王缵绪本人,经理郭松年,总编辑黄绶(曾任重庆大学讲师), 编辑有江疑九、牟白棣、蒋阆仙、黄钦华、邓宰平、罗聘卿、钟山隐、罗一农、袁育梵、梅晓冰、熊介藩等。同年11月21日《巴蜀日报》首日刊出。办报宗旨 “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该报每天出刊八版,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自王缵绪创办起新闻喉舌传媒报社,就有了表达思想阵地,曾在《巴蜀日 报》发表《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宣言》,即公开表达自己创办巴蜀学校之目的及宗旨和办学方针。其宣言称:“为改变大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 新的教育理想目标。并明确提出创造新的学校环境,实验新的学校教育。学校育人目标为:头脑是科学的,身手是劳工的。为让学生不进入“三重生活”,他提倡 “教养兼施”、“手脑并用”教育原则。”《巴蜀宣言》是巴蜀学校的办学纲领,它明确提出“教育是时代上继往开来的事业,它要趋合时代;适应 潮流;它要发杨文化,扶植思想。”《巴蜀宣言》是具有先进理念的教育纲领及具有先进教育理论作指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宣言使重庆犹如一支“异军突 起”号角,立即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和赞同,吸引一大批教育界优秀人士加入到巴蜀教育中来,本校创办完全秉承王缵绪的教育革新理论,将“儿童中心论”、“生 活即教育”等理论指导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全部教学过程当中;校董强调“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教育兼施”教育模式。仅三年巴蜀学校已成为中华著名校府。

校 史记载:“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自经营学校20多年中,从未收取学校的分文费用。长年将他新建临街三十七套房屋出租供养学校正常开支。该校仅是王缵绪董事 高薪聘用教师团队,在诸多大事上均由周校长报准方可执行。王校董自律简约生活,为的是把节省和筹集钱财用来办学,其素来深居简出及简朴是他一项的工作作 风。

1935 年5月教育部派陈礼江视察全省教育工作后,特指定巴蜀学校为四川示范学校。1936年学校遵教育部选派该校师生生活照片、中小学各科成绩、学生利用劳作科 制作的各种工艺品等,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展览,获得最高奖励。同年,四川省教育厅教育部指示,把王缵绪巴蜀学校实验注意符号教育方法与使用 词组实验法进行全省推广实验。

从1937 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中国八年抗战时期,也是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在这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战时陪都,乃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等 中心,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自然重庆也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虽然处于战争日益残酷,环境艰苦的特殊期,巴蜀学校在国难中经历了生攸关 的考验,却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但王缵绪的巴蜀学校始终顽强地坚守教育阵地,从未停止办学。在日寇终日轮番轰炸下,巴蜀学校不仅被指定为“战时学 校”,还培养诸多人才及童子军。1939年底王缵绪在战火中不但没停止办学,还首创一所西充分校共11年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两校已成为两地第一所 (幼小中高)完全体系学校。王缵绪所创办的巴蜀学校,其发展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战结束后,王缵绪从前线返川,于1946年添办大学,实现与完成他五系 齐全基础教育体系。即名“巴蜀商业院”,一经消息传出,受到好友高度赞杨,因此校董王缵绪将诸多好友编为该校荣誉成员。(注:他们与学校投资毫无关系。)

据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多次返蜀称:“难忘八年就读重庆嘉陵江畔王缵绪校董创办的巴蜀学校。曾于1933 年1月校董王缵绪在重庆《巴蜀日报》、《新蜀报》刊登启事称:“缵绪深信惟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更以小学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础,爰发起创设本校。1933 年巴蜀学校正式开学,却令社会各界大加赞叹,校园环境清幽,树木茂盛,不仅宜于读书,还有益师生身心健康;一幢幢高大整齐的校园环境,足够学生运动的网 球、排球、篮球、垒球等运动场以及图书、仪器等设施;教师健全,造成勤学风气;课外活动的开展,为学生增加了丰富而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创下了独遥校风,凡 是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无论从仪态上、言语上、行动上,都可看到巴蜀学校的气习,自然体现该校董提出《公正诚朴》校训。校董对每届毕业学生都照例赠送一份毕 业纪念品,曾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亲自题写“忽忘国耻”四字的铜质墨盒上铭刻“巴蜀学校毕业纪念毋国耻”王缵绪敬赠。”并清楚记得,曾9次被炸校产1千多亿, 辽宁班级、吉林班级、黑龙江班级、绥远班级、热河班级、宁夏班级、察哈尔班级、西康班级等名称,则激励学生树立抱国之志,王校董以多种形式增加军事常识, 学校多数毕业学生已追随他投入抗战取得胜利。1938年,王缵绪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指定他的巴蜀学校为“战时学校”,在日机不断轰炸的战乱期中艰苦办 学,他承担收容战区儿童和军政人员子女的教育重任。又如在上海落魄不堪的黄炎培逃往重庆,投奔王缵绪。经巴蜀学校校董将其一家安置校内“菁园”居住。黄炎培曾在巴蜀校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一直在该校生活与办公至1949年8月。因黄炎培与毛泽东有过一次延安“窑中对”,才被调到北京任高职。全家由此从巴蜀学校迁居北上。”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


《巴 蜀日报》独创盐政消息专栏,载有盐务政令和新闻,这是王缵绪任四川盐运使特有权限。为川盐事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乃盐业各界订阅颇多。于1933年 初,报社购置五灯收音机一部,可直接收听中外各地重要消息,曾是重庆最早安装无线电设备的领先媒体。该报先由蔚文印刷公司、博文印字馆代印,其后考虑办教 育、办报纸都离不开印刷、排字业务,作为文化教育配套产业。在王缵绪支持下,让侄女婿袁育梵开办实业,建立排字印刷厂。袁育梵是重庆七星岗巴渝排字工厂最 大的股东兼厂长。袁感动地说:“为了让文化人学有所用,既有理想、又有追求,适得其所,王缵绪就是这么做的。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费尽心机要求年轻人在文化、教育、实业上大有作为。但《巴蜀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因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军事作战重任,于1934年春节因后续无人供给开支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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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川盐发展,省盐运使王 缵绪一上任就督促自贡成立盐商同业商会(前身叫行帮)。并在自贡成立井、灶、行、垣19个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灶商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井商同业公 会、自贡市西场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灶商引盐同业公会、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行商引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炭商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炭巴盐业 同业公会、自贡市自流井区火花盐工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灶商炭盐业同业公会、自贡市东场票盐同业公会、自贡市西场票盐灶商同业公会、自贡市运盐商业同业 公会、自贡市药材同业公会、自贡市钱业同业公会、自贡市高硐炭业同业公会、自贡市苏广绸缎同业公会、自贡市脚当同业公会。这些公会在王运使管控下,不仅组 织建全,并按其要求制定出详细同业公会章程,以遵照新颁《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正常运行。于1930年10月21日,自贡市笕商同业公会定立章 程,包括总则、会员及职员、会期、会金、惩罚、共六章十五条。其最重要是这些条款中,对“宗旨”、“组织”、“会员权利”、“职员权责”都有极为详尽的文 字规定。该章程要求“凡本市笕商皆得入会为本会会员,每笕各摊派代表三至五人出席。”同年12月30日,王运使在富顺、荣县两县政府及自贡市指导监督,各 同业公会和商店会员选举代表,选出主席郭梦芝(灶商),另有常务委员4人,执委10人,候补执委5人,监委7人,候补监委3人,文牍1人,书记2人,会计 1人,庶务1人,收款1人,收发员1人,录事2人,商会会址设在自流井新街的井神祠。经王运使新法颁布,重庆盐业公会改组后,公选曾子唯担任主席,李鑫五为副主席。很快在自贡新建同业公会中出现了,熊佐周、罗华垓、侯策名、胡铁华、李云湘、诸子言、倪敬先、颜宪阳、颜心畲等一大批,新兴盐业企业家们当选为组织代表。如下为旧盐商与新盐商名册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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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会规定曾受过处分及有左列情事之一不得为会员:“褫夺公权者;有反革命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无行为能力者;有精神病者。关于“会员权利”明确规 定:“会员代表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会员代表有建议权、表决权;会员如确有受压迫、冤屈情事者有请本会援助权利;会员与会员间如发生争执时,有请本会排解处 理权利;会员有关商事行为有请本会上报政府或官厅权利。”这充分说明,凡加入同业公会的自身经营权益是有所保障。

自 古以来,自贡井盐依靠釜溪河至邓井关入沱江,进长江,溯赤水,转乌江、入嘉陵江,取道永宁河,远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然而这些井盐外运,却有着繁复 办理“证明单”上的“运照”、“单号”等手续,以及相关严格审查环节。许多“盐港”集结张家沱等待“圆载”,装满每五只一单,停靠在“歪脑壳”橹船形成编 队出发。在正式出发前,每一盐船经王爷庙到关外盐务管理局特设挚验处,履行系列报批手续,并缴纳相应税款取得专门运盐准单和运照,再依令出航。当盐船到达 邓井关时,又一次对盐运手续进行查验,再换长船进入沱江……。那时,作为自贡水运起点张家沱盐码头,既是釜溪河岸井盐生产地,又是釜溪河水运盐道的盐斤集 结地,同时还是自流井盐场井盐陆路运输始发地。它记录着昔日自流井繁华热闹的盐商及盐业生产所需物资交易盛况。这里所遗存下的灶房、井架、柜房、盐垣、盐 店盐铺,以及挑盐运盐的石板路等,已成为自贡井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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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1930年2月15日,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总督王缵绪曾任川南道尹暨成都市政督办,皆有政声。而他对川省盐务重任,也当有计划。从他任四川盐运使起,即筹建(自)贡泸(州)铁路,以解决自贡产盐地区交通不便导致运输困难问题。与此同时,王运使在全川推行“招专商运盐”(简称“专商”)新政,声称这个盐务新政试行两年;对推行盐业制度非常严厉,若不按规定及搞乱市场者毫不留情。为此,王运使还亲赴自流井,逮捕反抗闹事盐商李敬才、胡铁华,以推行新政制度扫清障碍,化解以往盐务种种恶劣局面。又经召集各军及产运销商等共同商议,决议招募多数认商,并规定章程,分配岸区,酌定销额,施行一种“减产疏销”的盐务政策。这一政策对四川自贡盐场影响很大,以致力于金融及工商业大力发展。”



二、王缵绪为川盐业发展 首创银行及保险事业


虽然,四川自贡井盐名满天下,可到民国中期大多数自贡盐商,却都还没有想到兴办一家自己的银行。而王缵绪任上,面对最大难题是,经营盐业工商从产地购进与途中运输,到抵岸销售需要三套本钱从中周转。虽然新盐商每月认销100载,但新盐商缺乏资金周转已无可经营。由曾子唯专程到王缵绪府上说明,自贡厂商疑难困境和请求。经王运使到基层了解井盐各井灶商的资金周转不足,与借贷困难,即召集新旧盐商共56家在重庆南山开会,并决定立即创办首家专为盐业服务银行,纾解盐商资金短缺困境,以从根本上解决盐商深感多年一大难题。在王运使带动下,集资100万元(法币),其明令专商按运盐每傤抽款100元为银行股本。依据专商两届任期,一次认足股额70余万元,分两年交足股金。余股30万元由王缵绪、吴受彤、石竹轩、陈焰光、何说崖等认购足额。由此自贡场商闻风而动,成立董事会,公推董事长王缵绪,由重庆盐业公会主席曾子唯、李鑫五任董事会正副主席,何鼎臣、白少玉任正副经理。该行设会计、营业、出纳、总务四个部,工作人员必须德才兼备,会作新式账科目,总行共计30人。为支持本项事业发展,王缵绪个人为组建银行启动,另出资8经过多方筹备报批,很快就在重庆创办起首家盐业银行。于193091日,在重庆新街口正式挂牌开业,由王缵绪取名为“裕商银行”,后改“重庆盐业银行”(简称盐业银行)

随 后,裕商银行陆续开设自贡办事处、乐山办事处、泸州办事处。裕商银行开业其主要业务是帮助井灶商资金周转、借贷。如:喻端甫经手的汇通炭巴灶,资金不够, 向裕商银行告贷成立合约,将其灶全部收交托裕商银行代办,并将营业执照抵押在行,待欠款还清之时,再解除合约。其他井灶往来亦是如此办理。

因 该行自成立以来,从不做《金融管理条例》禁止的投机生意,盈利仅靠利息及手续费,却运行良好,信誉卓著。董事会成员彼此制衡,透明公开,若董事会没有形成 决议,就连董事长也不能随意更改。该行经营宗旨更是本着为盐业服务,由盐运总督王缵绪定下四不许和两坚持方针:“一不许投机事业,二不许放信用贷款,三不 许发类似纸币票据,四不许赌重庆流行申汇。一要坚持自己经营方针扶持发展盐业,二要重点作好盐业保险。他严格要求该行新业务经营方向力求稳健,为盐业图建 设,为社会尽义务,为存户加保障,为股东谋福利”。经如此指导思想和严格管理与操作,却使银行逐年实现了可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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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贡虽盛产井盐,因地理条件限制,自贡井盐绝大多数都靠水路外运销售。过去自贡富荣盐场的盐载是用一种叫橹船(小船)由滏溪河运至邓关提载,再用大木船从沱 江河转运到泸县、重庆,然后再分别转运各销岸。这沿河一带险滩恶水,盐船多是重载,极易发生水损事故。则因风险巨大,连外国保险公司都拒绝受理盐载水险业 务。而王缵绪首创银行实行为盐业服务方针,续办盐业保险业务,为盐商分担风险,即解除后顾之忧。

为更加拓展盐业及维护盐商利益,王运使指示首创银行办理保险业,并在重庆与自流井设立盐业公会保险部,承保富荣盐场至各口岸引盐。就在最贫穷落后背景下,四川自己盐运保险就此应运而生,却有效发辉重要作用,推动川盐事业不断发展。随之发展成中国盐运保险集中于四川各地,而自贡却是在王缵绪大力督促下,即真正开启有组织的盐载保险业务。这可是四川自贡盐业公会首家银行成立的保险机构,无疑为川盐运购商们解决多年困扰。

正如: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金融》书中介绍:“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注册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在西南落后地区,就这一个条件都很难达到,可见民国时期开办银行条件极高。但无论多难,王运使已成功首创该省为盐业服务的专业银行,其后该行又成立盐载保险,即逐渐有盐联产物14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自贡扩展诸多盐运保险业务,却都是在最困难局势中让盐业有了飞跃发展。但可想象在军阀混战中,兴办起银行可绝非小事。这功不可末重大贡献,源于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王缵绪当之无愧。

因川盐外运皆走水路,盐船重载,时有发生,盐商损失惨重。随后“裕商银行”改称“盐业银行”之保险“四联总处”诞生与川江盐运保险密不可分。随之外省进入保险行业,由四川盐运使王缵绪陆续推出系列有利于盐业保险发展政策与措施:

一是要求所有保险业照规经营。尤其规定重庆盐业银行经营方针为扶持发展盐业,重点经营盐载保险业务。经王运使组织载盐船舵工,实行领取"撑证"办法,由邓关领江公会办舵工培训班,经费则由保险部负担,经过鉴定合格者有140人。

二是为扩大川盐银行社会影响,广泛设置业务机构,修整滩堰,疏通航道。每年在枯水季节盐业银行都要拿出相当费用,采取"冬季预淘,春季全淘"办法对滩口进行全面清理。经川盐银行保险部支付淘滩费用50万元,占当年保险费收入的2.9%。

三是广泛招聘专业人才,尤其是熟悉盐业装载、运输、销售的人才和金融、保险、防灾防损的人才,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防灾与防损措施,让盐业银行保险部在沿江设立查验站、看滩管事,在险滩代放船只,引导盐船行驶,完善救助手段等,也全部由王运使专门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转军事机关和四川省政府下达通告:邓关、泸县河道枯水时滩口狭窄,上下船只应互相避让、以维盐运安全;并呈请交通部颁发川江重载木船上下船行规则及奖惩条例;另要求富顺、泸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沿河一带淘取沙金,以免淤塞妨碍运输。

加强水情报告,在洪水枯水季节皆用电报电话及时互通水情,以利船运出行。鉴于长江水位枯落,行驰宜昌至重庆线的轮船危险加大,经营长江下游水险的各保险公司均把下游水险保费,按原率提高1倍。要求收取保险费标准按路程远近计算,以花盐为例,由邓井关到泸州每载为100元,到合江为130元,到江津为140元,到重庆为160元,到万县为240元。”经严格管理,轮运等保险费较轻。以每月200载盐计算,如果没有较大赔偿支出,全年可获得纯利30万元。

(附:当时的重庆运输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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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 盐商由重庆运往湖鄂之盐,有向保险公司(如洋商白理洋行)保险,因领取保险赔款发生争执,则经王运使获解,以盐务机关发函称:“将来遇有盐斤淹消案件,经 照章调查属实者该分所均应饬令该商切实声明如下:甲,所淹消之盐载曾否保险。乙,该盐如曾保险,则所保者,谨保盐值,不兼保税款,如此,则所收回赔款,总 所仍不过问,抑或全批盐斤之盐值及其所缴税款一并兼保,如此则应将该批所保之价值以及价值核算之方法一律陈明。丙,该盐如曾保险,该保险公司曾否赔偿,或 可赔偿所保之全数,或其一部分,抑或该公司完全不允赔偿,查商人时或舞弊,向保险公司及公家两方面索取其所受损失之赔偿。该经协理将公家办理免税补运之案 例,分知各该保险公司,俾本机关与保险公司得以双方合作,该经协理遇有淹消案件,如查有商人曾经保税之实据,则应饬令该商呈验保单,如遇必要时,并应先向 该保险公司查询,然后始可将该商人所请免税补运一节,予以转呈等因。”盐商自此以后,大多先向保险公司声明:“只保资本,不保税额,注明保单,仍照旧章, 一同请予补配也。”

7月,王运使召集银行董事会,决定盐业银行设保险部总行,拨20万资本为保险基金专营盐载保险。原四川全省盐载保险主要由重庆盐业银行保险部首创独办。该行保险部则在四川自贡、邓井关、江津、合江、万县、合川、涪陵、泸县、内江、嘉定、江北等盐岸,设立保险办事处或代办处。曾于1932年9月设立在三圣桥(现自贡解放路),并在上海、成都、自流井设立分行,乃全面展开本省盐运保险业务。因王运使制定出盐运保险章程,以严 格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由保险部派专人考察查明,邓关至泸县沿河一带有大小滩槽67处,遂宁境内滩口26处,潼南境内有14处,安居境内有11处。经王运 使通过对这些滩口的水势深浅、洪水与枯水季节行船情况,以及整修滩堰时间和费用等全面了解,立即让川盐银行采取四大措施,力求最大限度减少盐运风险。一是规定盐业银行经营方针为扶持发展盐业,加强保险机构组织建设,重点做好经营盐载保险业务。以盐业银行保险部先后在各盐岸设立保险机构9个,滩务处4个;专有滩务员49人检船支,以及在滩口雇用熟悉水性、精于水手者放船和舵工放滩。本着遵守王运使增大盐船数量同时,为适应盐业经济发展需要,盐载保险及各银行办理盐载保险业务等,都采取各种安全系数进行管理。此后,太平、宝丰、丰盛以及代理保险业务的白理、华兴、安达生、三井等洋行也进入重庆保险市场。(附:当时盐运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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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防患未然,王运使责令首创保险机构,除在江河著名的险滩地方要增加舵工、导航红船,对河床险滩暗礁投资疏淘,设立航标导航外,还在沿江重要口岸设置了查 验站,并对保险盐船的坚固程度,舵手及水手熟练程度有严格制度;根据水情限制装载数量,要求服从滩师指挥等,在此基础制定了一整套更加完善查验标准。凡保 险船支要经查验站签署合格承担保险责任,一旦盐船失吉,经查勘属实,则及时赔偿。盐业银行及保险部是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各保险部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工作 措施。据统计:邓关至泸县沿河一带大小滩槽67处,在盐业银行业成立保险部后,因董事长王缵绪注重业务方针,呈准盐商同业保险各处在办理盐载保险业务采取严格管理措施,加强沿江险滩诸多地方舵工与救护红船组织和设备建全,这就大大减少每年的水险损失。

在王运使任内,首创四川重庆盐业银行及盐傤保险专利,以办理押汇或押借为银行基本业务。该保险业以盐运水险为主要险种之一,其官民运商、船户都以保险作为商税资本唯一的保障。经他严格要求盐运水险的保险期,从装货、查验、放行之时开始至到达目的口岸,起陆卸货堆存7天内都属有效保险期。责任范围为途内全航程发生搁浅、碰撞、沉没、着火焚毁造成损失外,对停泊、转载、起陆卸货堆存中火灾损失都有期限规定。对自流井辖区6个险滩花费2.5万元进行淘滩清理,疏通航道。所有川江盐运保险在开办前,经王运使严格制定盐运保险章程及系列有利盐业保险发展政策措施,即保障盐商正常经营,已解除盐船船户后顾之忧,使全川盐载保险业务蒸蒸日上。

(附:当时盐业市场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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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王运使指出:“改善盐工生活,决定实行下列计划:一扩大盐户资本60%以上,必要时以国家资本(低利或无息贷款)贷给盐户;并扩大盐工队伍。二改善盐工生活,如增加一半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公司应提全部售价1%作为工人文化教育费,3%作为社会保险救济等费,另1%作为工会办公费;修建工人宿舍等。”

与此同时,川盐在王运使努力与支持下,生产市场也急速扩大,在资本大量向自贡盐场集中状况时,又改变“减产疏销”盐业政策,经民意请示,他同意在四川盐运公益捐款中拿出20万银元,作为对食盐生产商减产津贴。这对大西南地区百姓生活则起到保障性的作用,以及更加为盐业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

因四川盐运总署政务繁多,王缵绪作为盐运主管将“重庆盐业银行”董事长转给曾子唯担任。该行服务及保险业务收入可观。在曾子唯春风得意时,涉入刘湘背景“中和银行”借款之事。不幸的是,1931年春,中和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牵扯曾子唯、张泽敷逮捕查办,重庆盐业银行暂时停业。经王运使授权盐运署秘书长吴受彤,清理银行账目得知,中和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前。刘湘强求各商会和重庆盐业银行支持中和银行。则因曾子唯与中和银行经理孙树培是挚友,而私下拨款援助。不料中和银行受创倒闭引起挤兑风潮。也让重庆盐业银行陷入资金高达70万元,就在曾子唯处于进退维谷时,刘湘心腹刘航琛工于筹划乘机而入。

原首家银行及盐傤保险经营有利条件,其获利润尚可弥补损失,还大有可为,只需增资改组方可恢复信誉进入营业阶段。经股东大会决议,原独家盐载保险由新接管盐业公会保险部移交,盐载保险费结余10余万元,入股约集新股凑足80万。该行股本认定为200万元,所差之数经吴受彤作为股东约集新股东凑足银行股本。新入股人要求“重庆盐业银行”改“重庆川盐银行”(简称:川盐银行),行址改设字永街(曹家巷口)。又于19326月经重庆盐业银行向国民政府申请注册,批复核准。王缵绪在董事会上明确提出:“业务趋向四川省盐业发展的专业银行,定位仍注重为盐业服务。”同年7月14日重庆川盐银行正式开业,因王缵绪感到不放心,指派郭松年为董事长,吴受彤被选为改组后的经理,副经理分别由吴说岩、陈丽生、谭备三担任,实行董事长制。(附:由王缵绪设计的“川盐银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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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行因有刘湘财政高手刘航琛的界入,其插手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行业,年盈利达25.4万元。又让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潘昌猷涉入本行,即从省行低息贷款参股经营。却以无股为由排挤掉董事长郭松年后,就以川盐银行交易所经纪人牌号——孚记证券号在交易所大赌申汇和买卖公债。当重庆申汇猛涨至1780元时,以川盐行名义由渝轮运现洋(银元)至上海赌申汇。实则,由川盐银行垫现钱,与军方合伙套取高价申汇利润买卖获取爆利,为刘湘财政增添巨额。其中,航琛盯住盐税与刘湘联手,双方平均瓜分盐税20万,一时间民众传出“川盐银行系吃公债起家”等言论。甚至刘湘老婆,下至营长太太们都不甘寂寞,也纷纷牟利做起盐运股东。这不外乎是刘湘称霸一时,让刘航琛大 显身手,谋取利益。而自贡盐场井、灶、运商均不敢言。那时川中军阀们,对自流井盐业经营利润眼红难耐。如邓锡侯等人就在自贡直接经营过“庆余井”、“裕隆 井”、“泰丰号”等井灶赚钱。因自贡井盐产、供、销之市场庞大,资金流量巨大,信贷需求旺盛,该川盐行利润可观。自流井盐场之金融自然成他们控制目标,作 为盘剝人民的手段。另由刘湘与刘文辉撑腰,任刘文彩为护商处长开设“仁和”银号,设总号在宜宾、分号在自流井处,除代收税款和经营存放、汇兑业务外,又以 手中护商武装护运,贩卖鸦片、棉纱、盐务等物资,都畅通无阻。加之刘氏一族靠种植鸦片和制造枪支起家,而赚大量不易之财兴建“刘氏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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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文辉也在自贡组建裕通银行自贡分行,以白手起家,仅投开办费2000元。该行自贡分行从事“代收自贡盐场之盐税和推销烟款”。每月吸收烟款达4万余,票盐税款达20万余,引盐税款达30万余。该总行盈利月收入就达300多万。经史料查证,刘文辉所设裕通银行自贡分行,曾双管齐下,另以二姨太名义独资经营“新怡丰”银号,总号设在成都,在两年内裕通银行、仁和银号和新怡丰银号在自贡经营,执自贡地区银钱业同业公会之牛耳。据 资料显示,王缵绪首创川盐银行及保险服务所实现盈利每年,分别为21万元、43万元、51万元、36万元、25万元、21万元,这些盈利为川盐银行奠定了 基础。可尽管后期新兴银行在盐业贷款业务上,不断被侵蚀,而首创银行到结束,历时19年,作为四川盐运署总使王缵绪任内,为盐运发展首创的银行机构,却对 自贡井盐与对外购运等诸多方面,都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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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1932年4月30日,自井至丰井之井丰铁路延长建筑,因故搁置。为此,王运使致函自流井行署委员,以促实现。

致自流井行署委员函:

“呈 悉。紫荆运盐依赖江河,诸多不便,自以修建铁道为切要之区。运署感此,亦议之有年,在张运使英华任内,曾由稽核总所提倡,允拨官款50万元,作为官商合 办。嗣因由聚兴诚银行承包,所聘工程师为德国人。时值欧战甚烈,总所以德人为仇敌,深致不满,遂取消此案,以致功败垂成。设使当时不因此种变动,则此路早 己完成。本署每念及此,辙为深慨。前据委员来函,旧事重提,且因曾修马路,其基已奠,改铺铁轨,事半功倍,本署亦甚为然。所以踌躇而未决定者,尚有数项, 兹与该委员商计之。

l、一条井丰殊不合算,应当推至泸县为止。因在贡井,可在荣威购炭,丰关无炭可购,远道运往,其价必贵。若到泸县,则胡市产炭,就近购用,所省甚多。

2、修铁路与马路不同,须得交通部核准,发给护照,所须材料方能购运来川。不然料不能来路即难建,而立案之手续甚多,必须先有详图及勘测情形预算工料并集股数目,乃即呈报,不必俟奉准,否则徒立其名,进行甚难也。

3、目前筹款亦不外按盐加征,而附加已重,盐因炭涨,价又增高,再筹修路之费,亦恐不易集宁也。

4、询诸各商,佥以刘文辉二十四军所修马路费款至巨,大部中饱或办理疏忽,吃亏尤重,即使筹集股本,亦概交存妥实银行,另觅外国银行承包兴筑,不愿自行修造。盖由于重庆之自来水费款二百余万,而尚不能供求各用也。

以上各节,均为要件,该委员既愿提倡,应即在井召集井灶垣商行各妥为核议,拟具办法,呈复核定,可也。此令,王缵绪。”

(注:寻自:1932年4月30日《四川晨报》)。



三、王缵绪为民除害 将刘文辉赶出川外雅安 落草为寇20年


时 值军阀割据年代,四川省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成勋、赖心辉等在中央军入川前的20年间,这些军阀打得热火朝天,相互攻打478场战争, 他们画地为牢,在各自防区征税纳粮,委任官吏,立法执法,军民两政说白无人胆敢说黑,老百姓常年忍其战苦,敢恨而不敢言。就连后来中原霸主蒋中正都知四川 本地,曾有20年军阀混战历史不敢轻易涉入。况且,1932年四川仍继续爆发“叔侄二刘争霸大战”,因刘文辉干掉保定系两位代表后,其军力膨胀所导致,非要打败刘湘不可,继而称王。要使百姓彻底摆脱战乱之苦,获得安居乐业,王缵绪已不忍民苦,再看刘氏叔侄继续发动“二刘大战”,决以还给百姓生机。

于是,王缵绪亲率自己军队讨伐刘氏一族。正当叔侄大战一年之久,刘湘已大败刘文辉时,王缵绪将刘文辉打至西康边境落草为寇,该刘氏一败涂地。由此彻底消除了四川20年军阀战争,实现四川统一。从而极大增强国民经济,不久成为‘天府之国’,为我国后来抗战作为战时大后方,奠定了雄厚基础。

自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以来,对全国盐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唯独四川地处边陲,国民政府权势也未可渗透,故改革措施一直不能在四川实现,四川之盐政大权 仍然被控制在“四川财政公署”,四川财政厅、四川盐运使署均归其监督考核,权力甚大。原稽核方面,分别在自流井和三台县分别设川南、川北两个不相隶属的盐 务稽核分所,分别掌管盐税征榷及盐斤称放,从而稽核系统与盐务行政平列,这在盐务史上称为“二元制。直到1923年下旬,仍由成都军政府取消官运,破除引岸,改为就场征税,实行自由运销。随之将盐运使署与辑私局一并撤销,由四川盐务稽核分所接收盐务行政及缉私局,实现政、税合一,以结束20多年四川盐务管理“二元制”。

这时,王缵绪为达到四川统一,却无暇顾及。令吴受彤离职盐运署任川盐银行董事长。四 川盐运经晏安澜仿官运法加以变通,恢复引岸,于各岸成立运盐公司,实行官督商运销法。由于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反对,仅实行一年随即取消,又改行有限制(分厂 分岸)自由贩运政策,即发生趋近避远之弊,使边远山区缺盐严重。乃盐产运销,在改行统制实行盐运自由政策后,川盐产销大幅下降。从1929年王缵绪任职以来为820多万担(41000万公斤),经他改后1936年降为740多万担(37000多万公斤),川盐处于了萧条时期。

一时间,场商欲图打破川盐银行垄断盐傤保险,派代表赴渝经联系潘昌猷的重庆银行,张筱坡、曾俊臣等厂商兼运商于暗中约集自贡厂商,在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私宅开会,商议另组盐载保险机构。吴表示接办自流井盐傤保险,保费打八折,注明“失吉照赔”。以一年为期作为条件,签订草约。此消息让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得悉,出面干涉。建议潘昌猷重庆银行与川盐银行合办保险业务,协议由重庆银行提拨20万与川盐银行,占保险盈利40%股权,业务仍由川盐银行办理,利润均分,双方皆大欢喜但在经营中,并非采用旧制。

1933年9月,在重庆沙湾设了中国银行自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经理处;又于1935年初,重庆三圣桥聚兴诚银行设了兴华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流井办事处。这年,吴受彤他在曹家巷口购地160方丈,耗资60万修建川盐银行总行大楼。大楼由川盐股东、工程师刘杰设计,基泰工程公司承建。12月底,川盐银行总行大楼接近完工之日,为了达到高度超过美丰大楼的目的,吴受彤决定在房顶再加一“宝顶”,成为当年重庆最高建筑。川盐银行大楼为九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外部墙壁和内部营业厅用青岛花岗石和上海瓷砖装饰。南楼就是当时号称“川帮六大银行”之一的川盐银行。

(注:至1937年吴受彤病前将川盐银行“托孤”刘航琛。他认刘为理财好手,巧通人际。吴将银行股份转让刘后,刘先 后收购了王缵绪、石竹轩、唐华、邓宅华、郭松年、陈介生等人原始股本,其通过收买川盐股权资本总额70%。同年8月吴受彤病故。刘航琛作为刘湘财政厅长, 又正式成了川盐银行董事长,即不费吹灰之力占为己有,用不择手段大肆敛财。也正是该人龃龉行为丛生,乃首创者王缵绪已宣布退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原川盐银行楼旧址今重庆饭店,那一高一矮的两个建筑分别被叫做东楼和南楼。东楼是中国银行,就是现在的朝天宫大酒楼。南楼是川盐银行。直到1987年,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香港法华公司合资,双方各出资250万美元,建立重庆首家涉外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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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当蒋中正完成北阀时,已然产生入川想法。特派军统先入了解后,蒋很明智的看重川军将领王缵绪。不仅将其拉入“复兴社”,还将王的军队纳入到中央正规军,已等同分化川军一半实力,这又让其它将领深感望尘莫及。当时,就连李宗仁部属都还是中央旁系军队。作为王缵绪拥蒋不外乎希望全国统一对抗外侵,乃自然认定手中军权不能消弱,即向蒋建意将省主席之名扶持刘湘,借着帮他实现未能称王之心,以此可阻止他反中央入川。于是,蒋任刘省主席后,又不遗余力帮他将川内各派系打压的打压,统一的统一。于1935年2月,王缵绪已不在是四川盐运使,曾先后任四川剿匪第五路副 总指挥及第六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即奉蒋之命率着自己5个旅15个团,曾在合川、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区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作战,以阻击朱毛会合 在川北欲建根据地。因实战战功,则让老蒋看到王缵绪乃是不可多得文武将领,蒋亲自颁发国民政府三等云麾勋章。同年4月国民政府,经铨叙厅授予王缵绪为国民党第44军中将军长(下辖三师、16团,11独立营);实则他的军队已超两军兵力,但中央已按第44军正式编制配备及发放待遇,该军部设在绵竹,驻守水口场、夹门关、清江堰一线。于11月6日,蒋特邀王缵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此会是国民党第一次重要会议。因王缵绪热衷国家土地改革,并在大会提出良好建议,都全部采纳。尤其是他对我国经济与土地都有深刻研究,将其撰写《波斯农民状况之研究》载入《农村经济》二卷五期;《土地问题研究其内容及其解决方法》载入《地政月刊》三卷十期。乃陈立夫组织编撰民众教材《国民说部》即刊出王缵绪编著第六集《国民生产经济集》之《爱乡记》(乡村建设)作为全国教课书,由正中书局印行。曾供各省学校,在赣、鄂、皖、豫、闽等省市施行特种教育区域。中山民众学校,亦采用此书作为训练民众之工具书。寻自2008年孔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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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御外侵,必然国内统一。当刘湘靠老蒋达到“四川王”时,刘氏叔侄一族得到两军番号,刘湘第21军,刘文辉第24军。未曾料到的是,他俩始终蛊惑着川内派系联盟倒蒋,却长期与老蒋明里暗里争斗。而刘湘这个所为的省主席,乃治理的川政也是四分五裂。其倒蒋之举,如:1930年刘氏一族率部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倒蒋,史称“中原大战”。该刘氏叔侄联手,一是调集部队打算攻击武汉侧击蒋军,二是发通电逼蒋“克日下野”。可刘文辉第24军还未出川,冯、阎、李就已经彻底战败,此二刘只好偃旗息鼓,使老蒋恨之入骨!

刘湘仅为一己私利反中央入川,尤其是民国政府内忧外患时,虽二刘及某些川军将领表面上宣布效忠国府,但又在唐生智倒蒋战争中,则二刘毫不犹豫与唐生智发出反蒋通电称:“蒋氏乃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但唐生智很快被蒋军击败,乃刘氏叔侄痛心疾首。则刘湘肆意妄为,曾再次与刘文辉联手公开反蒋入川,借省主席为名发动川内将领,甚至扩展到川外与张学良、杨虎成、韩复榘等地方将领共同倒蒋。就中央军入川问题,王缵绪为支持老蒋抗战与刘湘形成对立。刘湘派周从化数10人,长期监视王缵绪在“复兴社”活动,却发现老蒋和身边陈诚与王缵绪交往甚密。最终,还是王缵绪凭着统一四川曾有的极高声望,极力出面联络各派首脑,努力作通诸多首脑原以刘湘狭隘之举,从而转变各系首脑之想法,以求同意接受中央顺利入川。

就在中央还未入川之前,蒋中正为改造川军将领之观念,在 峨嵋山创办起军官训练团,蒋任团长,王缵绪长子王泽浚任队长,陈诚任教育长。可这个教育长却三番五次地向川军军官训话,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并经常羞辱刘 湘说:“有些人狗屁不懂,从国外买了两架破飞机,就敢自称空军,这种空军连封信都送不了,能打什么仗?”刘湘处于尴尬召集军阀围攻军校,打出“川人治川” 口号!以排外趋向,使老蒋入川计划,遭到了严重抗拒及阻力。


四、王缵绪率军出川担任武汉外围江防作战总指挥


1937年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4月,四川盐务稽核分所与四川盐运使署奉令合并,改组为四川盐务管理局,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由四川盐务系统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将负责全川盐业生产、运输、销售、征税、缉私等事务。并统一了全国盐政新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对盐产运销及征税、缉私等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之法律,这标志中国盐政制度成熟趋势。

可最不幸的是,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北方瞬间丢掉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国土。11月日军杭州湾登陆展开淞沪战场,太原、上海又相继沦陷。国民党军牺牲惨重,已抵挡不住强敌向南京国民政府进攻。就在国处危急关头,川军将领王 缵绪举旗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乃重庆位于四川东南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可作西南抗敌重镇。吾表示接收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基于以下考虑,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可抵御日军入侵。今暴日穷兵黩武,让我中华民族灭亡,凡有血气军人,宁为 玉碎也不为瓦全。缵绪深知最后关头,则为国家民族生存皆无屈服之余地,力促国民政府兹为应战,移驻重庆统筹全局,从事长期抗战起见,乃强烈呼于全川军民以 民族为重。土地之广,人人本着必死之决心,用之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使之任何暴力不能分离。但靠全国民众之团结,才能做到继续抵抗与维护国家民族之生存目 的。”

1937年9月初,王缵绪率军请缨出战,与长子王泽浚共同奔赴抗战前线。首战夺回平汉铁路及交通战线,军委会将王缵绪原两军以上实力改称第二十九集团军(含第44军、第67军及后勤部等),王缵绪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4军军长、王泽浚任第44军师长。但王缵绪这个集团军总司令与其它川军绝然不同,该军是归属为中央正规军调配使用,在“武汉会战”王缵绪兼任武汉外围江防作战总指挥

抗战陪都国民党上将王缵绪公馆旧址:重庆渝中七星岗金汤街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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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缵绪接收中央政府入川落脚,来不及建都,他将重庆王公馆安排成军事部办公。虽刘湘反中央政府入川没能得逞,却反被老蒋所逼,加之王缵绪率军出川抗敌形势下,刘湘不得不向蒋提出条件任“七战区司令及部队番号”。但一出川刘湘被撤职、分化掉军队。乃一气病亡!而中央入川,必有主川者,才能实现,蒋本想任张群主川,即遭到四川各界强烈反抗,川局大乱,上街游行、贴标语等。而王陵基带头称:“张群若敢来川,以大炮相迎!”此动乱三月之久。在这期间,蒋派贺国光等入川协商,经全川军民各界一致推荐王缵绪主川,遵 照民意,任王缵绪主掌四川军政大权。在王缵绪领导下,接收国府及弃守省市机构人员入川落脚,作为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等职,担负起中华 民族劫难重托;却始终未放下前线指挥川军作战重任。在省主席任上仍是往返两地,不辞辛苦完成抗战前线及陪都后方的各项军政职责。(附:抗战之初,国民政府 已更换正式行政官员及抗战军人着装,凡属地方军系,仍着北伐内战装束。如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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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4月,武汉岌岌可危。国府紧急命令限5日全部迁往重庆。先前刚迁武汉党政机关,再一次开始大规模迁入四川,12月蒋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抵达重 庆;全国首脑机关各部党政军也迁入重庆办公。以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活动中心,即发挥中枢灵魂作用。此时,王缵绪比 任何省系军首脑地位要高,能登上国民党核心,在于1935年被蒋拉入“复兴社”有关。从此,川将无人超过他的军政地位。

随国府迁入落脚机构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其中高等学校20余所,以及大量内迁学生及人才涌入,都由省主席王缵绪安置在北碚夏坝与沙坪坝的小龙坎和磁器口、江津白沙镇形成学校区域。

附:抗战初期仅迁渝大学、中学名录一览表:川盐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王宇知

因抗战所需,则大量工矿企业必然迁入,四川作为战时工业命脉,在抗战初期已拥入200余家工厂,都得到省主席王缵绪的妥善安置。

而中共与国民党实现二次合作,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8年10月迁重庆红岩嘴13号和曾家岩50号两处办公。

附:抗战初期仅迁渝兵工企业名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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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39—1946年迁居重庆主要党派机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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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大量内迁人员、物资、设备曾滞留在宜昌。日军不断进逼与不停轰炸,离川江枯水期只剩40天时,这意为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内撤往四川。此时,王缵绪作为武汉会战外围战场总指挥,其好友卢作孚民生公司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卢毅然接受王缵绪指挥抢运物资艰巨任务,是在敌机轰炸中,由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与日军作战及掩护,经昼夜兼程40天奋战,终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150余难民和100万吨物资,安全抢救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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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作战及抢救行动,被称作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第二十九集团军有40多官兵付出牺牲,民生公司116名员工捐躯,61名伤残,损失轮船16艘。挽救了民族工业及战时工业命脉,王缵绪所率集团军与卢作孚运输公司受到国民政府最高嘉奖。

随之,省主席王缵绪提出将省川江航运统一起来,迫使外国航运退出长江上游,建议卢作孚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王主席指示“召集省市社会局、川江航务管理处、市驳渡事务所、民生公司等责人筹建“重庆轮渡股份有限公司”,由省政府出资10万与官方合办。曾始于乾隆年,人工划桨搬艄的柏木船义渡,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期,这载人运货过江的柏木船,是在抗战初期王缵绪任内,开通了望龙门至龙门浩蒸汽轮渡,一直延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今重庆望龙门却是无人不知,它在长江主航道靠南岸一侧,顺着江流卧着两条巨大龙形礁石,逶迤数公里,上溯盐店湾,下至野猫溪,在龙头相对处仅有一条木船能进出豁口,古人敬为“龙门”浩内是泊船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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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推出四十多项改革措施


省 主席王缵绪发表《告四川民众书》:“缵绪列名军籍二十余年,乡邦多难,建树毫无。上月奉召赴汉晋谒委座,请缨获准,遄返蜀中,正事积极部署,剋期出川,乃 荷殊知,复奉令代主川政。闻命之下,实切悚惶,切电恳辞,迄未得请,并奉电谕,尅日就职,各界同仁,又一致敦促,国难当前,宁敢暇逸,遵于本月8日就职视 政。按诸为政不在多言之义,雅不欲侈骋空谈,惟民众望治甚殷,藐躬责任加重,当兹受事伊始,仅就个人志愿所在,告我邦人。

其 一、继续出兵。川军前次出征参加抗战,颇为国人所重视,现第二次会战开始,中央及地方均盼望继续出兵。近已筹就巨款,补发欠饷,不日即可遵照最高统帅指定 地点集中待命,以慰民众之希望。但后方责任,应尽犹多,本府对于开发资源、补充军实、征集壮丁、训练民众、肃清汉奸诸事,凡有关于抗敌大计者,定当竭力以 赴,逐步推行。惟时抗战救亡,人人有责,所有人力、物力之贡献,尤望民众各尽所能。应在政府指导之下,踊跃从事,务期争取民族自由,获得最后胜利。庶几复 兴根据地,不托空言,川省光荣,永跃环宇矣。

其 二、整理财政。二十四年省府改组成立,刘故主席痛念民瘼,于逐次减征,早有规划,无有如司奉行,补苴罅漏,膏泽不逮,遗憾良多。军兴以来,尤感棘手,旧债 未偿,新债复垒。近年预算数目,债务数字,几倍于行政费,病态显然,宁无方剂。依个人所信,仍不外本财政公开之原则,对旧有税收,切实清釐,对财政机构, 力避重复,公家债务,总期有减无增,民众负担,应求易重为轻。至改善收支方法,严杜官吏中饱,誓当排除万难,一一促其买现。

当 此强寇深入,正吾人牺牲小我保全大我之时会,政府固应勤求民稳,力避烦苛,然民众亦应体验时艰,毁家纾难,古所谓薄敛轻徭,乃国家休暇之政,非所论于非常 之时,然政府视民如伤,决不忍竭泽而渔。川为农国,田赋厚薄与民众荣瘁有关,将欲培养民力,自应先从解除农民痛苦入手。政府今后清理田赋,将以一年两征为 过渡,以一年一征为原则。弊先去其太甚,欲速亦恐不达,倘能假以时日,必有以慰吾同胞之望也。

其 三、用人问题。任官惟贤,在位惟能,古有明训。况值此国难严重时期,非合群策群力,必无以资挽救。我最高当轴,领袖群伦,精减团结,日益巩固,党派之争, 概成过去。缵绪今后决本立贤无方之旨,化除畛域之见,凡系人才,无不广收慎取,只须才力能合时代,智识不致落伍,思虑最为忠纯者,当一同登用,仍考其成 绩,信赏必罚,如有卓越之才,决当超擢。其或贪污之辈,亦必严惩。此区区之愚,对国对川,信誓一旦所必期办到者也。

以 上三者,不过略举大凡,己觉兹事体大,决非一手一足之力。缵绪戎马半生,未谙治术,兹膺重寄,绠短滋惭,倘望我乡人父老,念国家处震撼危疑之会,四川为民 族复兴之基,不吝指导,时加督策。缵绪仰体委座经国之宏谟,绍述刘公未竟之遗志,白当勉竭驽钝,永矢忠贞,他日所怀万一成就,于公得一报国机会,于私可补 前愆,皆我全川同胞所赉予也。掬诚奉告,幸垂察焉。川省主席王缵绪。”

王缵绪就职四川省主席当日,向全川民众发表其治川方针,对“继续出兵整理财政和用人惟贤”三个方面详细阐述。

1938年5月10日 《济川公报》本社论:《读王缵绪主席治川伟论后》“自刘故主席病逝汉皋后,川省主席继任人选,成了举国瞩目的中心问题。因目前的四川,在复兴民族的前提 下,负有极重大的使命,如果主持失人,不仅无以对外抗战,对内建设遗志更将影响抗战全局,既深陷国家民族于万仞不复境地。以中央对此问题考虑至详,结果以 川中宿将王治易最为合格人选,已于日前明令公布。因王治易杀敌心切,一再恳辞,迄未邀得中央允准。现在王治易于七千万民众热忱的企盼之中,定期本月8日正 式视事,我们除了欣忭之外,预计川政前途,定能有一个光明的进步和开展。顷读王主席对记者发表新的治川伟论,藉悉他成竹在胸,对于川政积弊却了如指掌。综 其要义:1、决先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2、整理财政,决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3、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 一征;4、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从这四点中,我们看见了王主席超迈卓绝的精神,并增强我们对他无比信仰。5月10日国府公布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司令。因 此,希望王主席对于昭示于七千万民众之前的治川原则,用最大的努力,缜密的计划,以保障不致中途困难而有所变易。再者,政令是一种条文,若能求其发生具体 实效,还须仰赖于大公无私政治领袖督责和主持。王主席虽膺川省政治重寄,但因置身戎行,勋名久著,当此抗战方酣之际,保卫国土,御侮以敌,乃军人神圣责 任。何况王主席仍担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不日即将奔赴两地,效命疆场与后方政务。王主席为万民敬仰者,仍旧由邓汉祥继任川省府秘书长,而王主席出川督 军时,省府政务由邓氏主持。这足证明王主席认识力确有过人之处。”

但众人皆知,王缵绪所接手的川政已非常糟糕,用前任刘湘自己总结称:“本省不甚光彩,最主要是财政空虚及负债累累。”

恰在抗战之初,王缵绪作为四川党政军一把手外,曾任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军事训练处处长兼任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他所施行禁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因成绩显著,已被广大军民称其省主席王缵绪为“四川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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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已处于极度无序的混乱状态,库存空虚高额外债。于任职后,省主席推行各项川政改革使四川各项工作迅速进入轨道,并架起保证前线坚实的“输送战线”,却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需求。而中央入川前,本省重工业几乎是空白,原工厂92家,资本171.6万元,工人10415人,除炼钢厂、水泥厂稍具工业性质外,却是些制革、纺织、肥皂、面粉等轻工业。当四川成为战时陪都之后,省工 业首度繁荣是与抗战初期的内迁有关,因迫切军需要求和市场迅速膨胀,王主席号召本省掀起了工业建设热潮。尽管四川频繁遭受轰炸两年以来,该省开工工厂达 528家,是战前11.73倍。却形成兵工、纺织、矿业三大产业,其工业结构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体系迅速形成,成 为战时陪都制造业中心,从而在经济上支撑了抗战大业,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初期最为艰苦的时期,王主席为前线招集与训练、已送往前线200多万士兵;为抗战创建起多个兵工武器厂,并提前完成推进抗建工作。经他全方位推出政策与措施,而促成大后方各业迅速到位,着实为抗战打下了坚固基础。如他所建“洞穴兵器库“防备日机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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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王缵绪在主席任上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省保安总司令,不但保证川内安定,而促进国民政府对四川军阀改革,在军事上推行制度改革,建立军、师、团三级军事管理体制,把川内所有军阀势力在真正意义上,成功完成国家化军队,基于他手中军政统治权,统统纳入省军管区进行打造为强军,除刘文辉拒绝出川抗战外,已调动大部川军出川抗日,即保证抗战前线,源源不断输出兵源,奔赴到抗日战场。当初,为挽全省颓局,及时推行系列新政与改革四十多项措施及法规制度,后延至到抗战结束。如王主席安置好一些 著名大师内迁生活及工作,发挥了人才效益;二是将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带来的资金与技术,都用在改变四川落后生产,促进本省科技进步;三是除难民外, 将来川百万人进行统计,其各行工人不下15万人,都给予合理安置,作为本省生产力,加快改变各方产业落后状态。四是大力鼓励川民支援抗战,并以身作责率领着全川军民一体,积极贡献出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无数生命,换来持久抗战之巨大贡献。

又如1938年7月20日,广大川民在王主席指示及督促下,新辟渝中朝天门至南岸弹子石;与渝中朝天门至江北觐阳门2条轮渡航线;同年8月15日开通渝中望龙门到南岸龙门浩轮渡航线;8月18日,省主席王缵绪任卢作孚出任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何静源为轮渡公司筹备处处长,驳渡事务所和民生公司为承办主体。于10月1日重庆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股本为法币20万元,官股10万。经股东会选举何北衡任董事长,汪代玺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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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抗战物资从滇黔通过川黔公路运来,聚集在海棠溪,客货运送量较大。王主席责令交通运输卢作孚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先行开辟渝中储奇门至南岸海棠溪川江过江航线。(注:卢作孚的仕途与王缵绪分不开,于1919年王缵绪任川南安抚使兼永宁道尹时,就任卢作孚教育科长,任恽代英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随王搞革新运动。1924年王缵绪任成都总督,搞教育试验田,带动全川教育发展,创建“民众通俗教育馆”,特任卢作孚为馆长一年,后动员卢去搞实业。)


五、接收国府入川后 引日机轮番轰炸本省近两年以来


当中国大半省市失守,南京政府乃节节败退入川,日军为达到灭绝中国目的,制定轰炸重庆、成都“101号”作战计划;重点轰炸四川自流井各地制盐厂“102号”作战计划。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轰炸”等战术,进行大规模持续轮番轰炸到四川各地。四川蒙受最大灾难,尽管如此,省主席王缵绪却将重 庆政治地位发展到顶峰。在国民政府迁入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标志中华民国建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迹。为加快重庆城市与国际进程,王主席将城市发展为重中 之重,是以当家主人促进城市扩展及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他在日机轰炸旧城上加以改造,将督邮街广场(今解放碑)地区为重点,建成凯旋路、中兴路等,与南城 (下半城)相通,让上下半城形成整体,另把旧城区打造成,完整的道路体系,促进城市中心地区,由下半城向上半城转移;使整个新区道路建设以西郊地区为重 点,他带动广大川民不屈不挠,终日冒着日机轰炸,先后修建佛图关至九龙坡、佛图关至新桥、小龙坎至杨公桥、山洞至白市驿等公路;则以全面带动城镇建设,加 快建成通向广阳坝、珊瑚坝、九龙坡、白市驿4个机场路;让城市外部与内部交通有新改善与改观。另建城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南山山麓、南抵大渡 口、北到嘉陵江沿岸,其两江半岛市区形成若干城镇。经打造的重庆市区可分中心城区、江北沿岸一带、南岸沿江一带和沙(坪坝)磁(器口)区4大部分,奠定了 重庆城市现代格局,其中发展成西部地区最大工商业城市和文化、教育、科技、交通中心,城市人口达125万余人,城区面积发展到45平方千米。(附:抗战初 期打造的重庆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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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军占领多省市以来,我国沿海大部盐产地区相继沦陷。加上海盐运道阻塞,湖南、湖北等省断于内运,一向食用海盐各省盐销,全川盐供给。4 月13日,王主席在川盐增产计划上大费周折,首先从自贡地区富荣盐场着手。按国民政府要求一年内增产300万担,他在增产借款、增产余盐销售、自流井至重 庆运段、运盐等办法都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富荣盐场积极响应,采取起复废井、开凿新井、发放贷款、增加盐灶、改良技术、整修运道等一系列措施,已提高产 量,加运盐斤,开展增产赶运运动,承担起供应军需民食的重大责任。”

好在省主席王缵绪过去担任过四川盐运使,对管理机构制度健全问题上深入了解。他能意识到,自古以来盐是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物资及战略资源;制盐工业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川盐增产,促使川盐加快发展步伐,为 加大督促增产,特下令富荣东西两场训令指出:“百味盐为首”。同年7月,为了适应战时国家盐务所需,他将川康盐务管理局又分设为川康盐务管理局、川北盐务 分局、川东盐务分局,均直属于盐务总局。在全国15个直属局中四川就有3个,可见四川盐业在抗战时期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最不易的是,各项战时任务都是在 日机轰炸之中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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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众所周知,四川自贡因富荣盐场存在成为全国著名井盐中心。基于抗战形势迅速扩张,乃沿海辽东湾、莱州湾、长芦、淮盐等海盐产区相继沦陷,乃全国食盐供应量下降,盐价极贵。由于沿海地区已被日寇侵占,国民政府也陆续迁都重庆为战时陪都。这位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为解决战时等诸多问题,及时推出四十多项新政,提议国民政府通过,其盐政指出:“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但在战时以不适用,应按前五年计划以‘民制官收运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他以克服湖广地区缺乏海盐危机,则在对待川盐难题上则轻车熟路,为确保川盐大幅增产、加强运输供应军需民食,完成年产食盐300万担,使国民政府盐税收入得到极大增长。与之惊人成绩较比1937年产量(327万担)翻上三倍。自贡市档案馆记载:“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辽宁、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等各大盐场被日军侵占,盐商四处逃散,盐税锐减。当时王主席对盐务进行全面调整。除抢运沿海存盐,增加后方盐场产量和调整税制外,还加紧对盐业实行统制。至1939年初,王主席把四川盐务管理局更名为川康盐务管理局,政府部门和盐业管理机构下达命令及规章,至富荣东场、富荣西场、盐商灶户措施和办法等公文76件,出自抗战初期省主席王缵绪之手,所推行盐运政策延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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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川盐为抗战增产一年以来,富荣盐场场商“因本重灶贫,流动资金极感缺乏,兼以市面借款利高困难,井盐生产举步维艰。省主席以高度民族责任感,在自贡釜溪河运船岸上标注“还我河山”提振发展盐业劳苦精神!他亲自带动与号召盐厂与时间抢进度,淘汰过去自流井已停废老盐井,重点起动添设熬盐碳灶浩大工程,快速在富荣盐场新增熬盐碳巴灶锅440连半(每连为4个熬盐锅口)。王主席如此让井盐增产措施,所带来盐产量增加,使自流井原来已有的运销能力明显不适应了,“赶运济销”亦成为他急需解决矛盾性问题。因战争导致自贡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盐产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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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国败家亡时,王主席的诸多措施把全川打造成全国内地产盐大省,所产食盐保证战需及供给本省外,还远销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各省。他举社会各界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赶运济销”添招邓(井关)泸(州)段之临时拨船,连原有者共足几百载,并准随时集招;橹船以往5支一载,为增加运量起见,改为9支载盐两载;自制长船,本年计奉准制造30支; 于富荣(盐场)关外及邓井关、泸州、重庆四处设立临时官仓,以备盐船到达;组织重庆川盐运输处,负责办理黔、鄂、湘等岸盐运事物,由该处招集渝宜段木船, 组织团体承运;自备板车,于井(自流井)邓(邓井关)段兼运煤盐,并于渝松段载运湘黔盐斤;自备柴油汽车,装运由贡井至关外之西场一部分引盐;筹划铺设邓 井段轻变铁路;修理盐井河各堰滩,以便运输。这些“土洋结合”的增产赶运办法,使自贡井盐生产取得巨大成效。在1938年底,富荣盐场的卤井,由增产前的170余眼增加至210余眼。产盐达到456万余担,增产为128万担,已占四川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媒体报道称:“这在抗战初期最艰难时期,自贡盐税收入达到5000万以上,已占全国盐税80%以上。四川不仅成产盐战略中心,产盐增加90%以上,盐税增长了7.5倍。如国民政府会上热议我国产盐雄于西南,贡献于国家,自贡盐业举国惊甚宏伟!大家无不敬仰省主席王缵绪历尽艰辛,带动全川“增产赶运”特殊政策与各种方式,让川盐承担起抗战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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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现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滩”、“邓井关”等三个船闸,它们都是建造于抗战时期,是王缵绪主席专门为自贡井盐的“增产赶运” 所建。另外,修闸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两季,洪水时期可以直航,自贡至邓井关的盐船日内即可到达。但是一到冬春两季,水枯流断,要穿插起滩路运三至五处,用 人抬盐包下船,装上板车,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运。这样反复折腾,航行时间要从一天延长到十天半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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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解决这一困难,曾特请天津迁往四川相关工程队测量,由工程师徐世达设计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闸。由省主席王缵绪与财政部孔祥熙交涉,并向美国贷款3000万 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橹船往返缩短为10天,全年通航吨位已达到20多万吨,这充分满足战时赶运盐及煤的需要。”如自贡盐场车盐水工与熬 盐工人极为辛苦,终日汗流浃背的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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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1929年自贡盐场盐垣共计59家,至1930年王缵绪增加到69家。又于1938年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曾因多年主管盐业,则更加促进自贡井盐产量快速增长,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由政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盐商开办卤井,添置锅灶,赶运济销。在民食军用急需情况下,四川产盐中心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县和荣县分离出来,仅自贡盐场生产卤井就由57眼增加到122眼,产卤能力提高28%;盐锅由6300余口增加到13400余口,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328万担增加39%;产量增加50%。与此同时,在增添井灶的同时,四川盐业加快了机器生产的步伐,蒸汽卷扬机采卤进一步推广。王主席为五通桥宝昌井安装电动绞车采卤获得成功,开创井盐生产电力采卤历史新篇。

以上成绩都是在抗战初期完成,以王主席实施盐运政策,通过掌管盐源,调济供销,保障了战时食盐军需民食;以盐项收入的显著增加,为抗战经费支出做出巨大贡献。1939年川盐作为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自贡市。富荣盐场也因此叫自贡盐场,盐产不断增长,完成民国民政府要求自贡富荣盐场年产食盐量增加300万担。

在面对如此重大任务,王主席曾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以及日机轮番轰炸等严重问题,他却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井盐生产上,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七千万人在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直到1940年初王主席再次出川作战前,已达到526万担。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战火纷飞时期,王主席却对全川盐业生产与发展,以及为抗战“增产赶运”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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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艰苦卓绝的中日战争时期,我国却长期处在战乱动荡之中,经济十分萧条。四川作为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其沦陷地区保险机构与人员也都纷纷迁来本省。因川盐 是自贡大宗商品之交易,盐载水运保险更是自贡保险业一项主要业务,这自然是引起官商对保险公司互相争夺。当时来自贡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可以说是保险业一种 潮流。

也正因自贡、富荣为大后方食盐仅有产地,当川盐空前繁荣期。一时间,沦陷地区保险公司机构人员纷纷迁来自贡,保险事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因为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交易,盐载水运保险引起了官营、商营保险公司的互相争夺,促使盐载保险更新发展。

为此,川省主席王缵绪及时推出新政12条,《非常时期鄂岸商盐保障税款暂行办法》规定:“非常时期商盐税本,应以投保兵险为原则”。于84日公布《非常时期西岸淮商借运川盐济销西岸办法》共11条规定,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及盐务总局备案实行。其中规定:“盐斤发运前,商人应自设法照西岸最高税率投保水险”。又于8月9日公布《非常时期湘商借运川盐济销淮引行销各岸暂行办法》共14条规定,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及盐务总局备案实行。其中规定:“盐斤在发运前,商人应自行设法照湘岸最高税率投保水险。”

据史料记载:“从1930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除中间刘航琛把持外,却都延用了王缵绪所制定的保险章程,乃自贡围绕井盐产业保险险种有:“木船盐运水上保险”、“火灾保险”、“简易人寿保险”、“保申团体人寿保险”、“养老保险”、“运钞运银保险”共六大类。除了原 川盐银行与自贡井盐先后在上海、万县、自流井、成都、泸县、内江等地均有分行;在合江、嘉定、江津、合川、涪陵等地设有办事处;王主席在抗战期初曾增设了 昆明分行外,又新增设汉口、宜宾、邓关、香港以及重庆陪都的山洞、南泉、黄沙溪、民权路办事处等。因盐产对抗战而言十分重要,而省主席王缵绪执行国民政府 对食盐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将川盐银行盐业部原独家所经营盐载运销,以及贷款业务和盐载保险业务转60%业务,给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同时 运行。这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却都是在王缵绪主持下建立起来至完善。原川盐银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已不在是独营银行,盐业贷款业务与盐载保险业务也 只剩下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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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 作为川盐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了自贡市。富荣盐场也因此叫自贡盐场。面对如此重大而艰巨的抗战任 务,富荣盐场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日本飞机轰炸等严重问题,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井盐的生产上来,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 南、湖北、陕西七省区达七千多万人口在抗战间的军需民食。乃川省主席王缵绪以井盐生产快速发展,即保证了鄂、湘、黔、滇、陕、甘、西康和四川陪都的大后方等八省军需民食,又大大充裕了抗战财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为 适应战时经济形势,以满足大后方各项所需,以及支援前线作战物资和兵力,经决定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主要产盐区设市,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 自贡市,隶属于四川省政府。可以说,在抗战初期最艰难的时期,作为川盐主产区,对战时军需、民食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自贡、富荣盐场(包括富荣东场和富荣西 场)、增井增灶、增产增运,以其巨量盐产、高额盐税、踊跃捐献,维系着抗战日常生活,已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支柱,以及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后方经济稳 定,乃至坚守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年9月25日,由省主席王缵绪下令,四川省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川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数:特等县2000件、一等县1500件、二等县1000件,三等县600件、巴县、江津、璧山、永州、江北、长寿、合川等县积极征募。受省主席领导的自贡商会同业公会,特向抗日前线将士捐赠背心4.5万件,另捐寒衣费6万元。”


作者:王宇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