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的“辣手”也不能“辣”到底
子规
王彬彬是当代相当活跃的一位评论家，1990年代就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以其直率而犀利的批评风格，指出许多作家创作中的弊病，以及当今文坛的一些乱象，从而引人们的注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在写评论文章之余，又写起了历史随笔，同样也是很有见地的。他通过深入地挖掘史料，得出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不一样看法，纠正了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不正确认识，让人感到别开生面，颇受启发。不论他的评论文章还是历史随笔，我都是逮到就看，并且很多都反复看过了。
近年来，他又从历史回到了现实，又写起了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见闻的散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呈现出了社会万象和世间百态，也成了一个作家。他在《钟山》开设了一个专栏”荒林拾叶”，又在《收获》开设了一个专栏“尘海挹滴”。《钟山》和《收获》都是最顶级的文字期刊，都是双月刊，每期只刊出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品，只有当今文坛那些最具实力的作家才有机会在上面一展身手，我等之辈是一辈子都别指望的，而他却可以在上面开设专栏，并且还是左右开弓，可见其实力是相当不俗的，作品是很受读者欢迎，也很受这些刊物青睐的。他以前出的那些书我都买过了，这些新作品很多也在网上读过了，今后要是也结集出版，我还会再去买一本。虽然由于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藏书太多实在没有地方塞了，因而很久都不买书了，但他的书却只能破例。
最近，在网上看了他在《收获》202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公私》，讲述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段人民公社的生活。人民公社从1958年开始建立，到1983年正式撤销，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25年，曾经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即规模大，由成千上万个农户组成，工农商学兵全都涵盖过去，实行政社合一；“公”即公有化程度高，实行集体所有制，并且还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不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它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当然更是毛泽东个人的浪漫想象和专断意志的产物。他试图按照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去改造中国社会，甚至还要改造人性，要把追求私利的旧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新人，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
然而，人性又岂是可以改造的？人们追求私利的倾向又岂是可以消除的？即便在当时的社会，也仍然存在私的一面，这是人性中所固有的，会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一种扭曲的形式。作者1976年春季开始上公社高中，寄宿在学校里。那时，生活条件还很差，他们饭都吃不饱，菜就更谈不上了，每周都是家里炒一些腌豇豆，也没有多少油，装在玻璃瓶里带到学校吃到星期三，然后中途再走回家拿一次。即使这样，菜仍然不够吃。穿的是从兄长甚至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土布衣服，破旧不堪，而且很不合身。在宿舍里也挂不起蚊帐，只能任蚊子叮咬。然而，他们班上有三个男生却显得有些特别。他们的菜都炒得很油，隔着玻璃都能看见一根根的豇豆汪在油里。更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们都有蚊帐和自行车，衣服都很鲜亮而且合身。其中两个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另一个是公社供销社营业员的儿子。
公社书记手中掌握着全公社的一切大权，生活自然可以比别人好，他们的子女可以比别人的子女优越得多。而供销社营业员也可以这样，这就有些费解了。其实，在那个年代，供销社营业员可不是普通的角色。供销社是人们购买日常用品的唯一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命根就捏在供销社营业员的手里，一些紧俏物资能不能买到就要看他们的脸色，扯布打酒时尺寸和重量的掌握也得由着他们，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伸缩度把上级预留的货品损耗放进自己的腰包。因此，当时供销社营业员是一个很让人艳羡的职业，其子女也可以像公社书记那样过得阔绰、风光。当时有一篇报刊上的文章，写到一个公社书记拍着一个中学老师的肩膀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营业员！”这看似荒诞不经，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个时代常常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说那时虽然生活水平低下，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是昂扬的，社会风气很好，干部很廉洁，很少有贪污腐败现象。后来虽然生活水平上去了，但人们却一切向“钱”看了，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因此，这些人总是动不动就怀旧起来。其实，他们如果不是昧于史实，就是睁着眼晴说瞎话。试想一下，连一个供销社的营业员都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对社员予取予求，坑了人家肥了自家，干部还会是廉洁的？社会风气还会是好的？人们的精神面貌还会是昂扬的？毛泽东贸然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意是要在人间建立起一个天堂来，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平等均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但由于它严重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严重违抝了人首先要利己的本性，到头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人间地狱，广大农民事实上沦为了毫无自由的农奴，甚至连农奴都不如——对于自己名下的农奴，封建主至少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还不能剥夺农奴相应的权利。他要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人们却长期过着一种紧日子，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尤其在他歇斯底里发动的大跃进期间，更是闯下了弥天大祸，导致了几千万人的饿死。他矢志不渝地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却在社会上造成了普遍的双重人格现象，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社会上更是揭发告密、凭空捏造成风，连夫妻和父子之间都会“大义灭亲”，人们连睡梦中都怕说错话而被别人听到，人性的堕落和道德底线的失守，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都说他这是出于一种良善的机，但我们不也可以说，这是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去强制改造社会和人性，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要说私，这才是最大的私。都说要对他进行“三七开”，他统一了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方面不说也罢，就以上所列数的那些罪恶，随便其中一个都是无法用功劳来抵销的。他把人民的自由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而只要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被无端地剥夺，人性被强制地改造，这都是一种罪恶——人的生命是等价的，权利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凭什么对我进行人性的改造。
作者在结尾这样写道：“那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三个同学，说是鹤立鸡群，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对于这三只鹤，我们这些鸡们，并没有人表现出丝毫嫉妒之心，甚至连羡慕之意都没有。只是针对他们的挂蚊帐，有个数学特别好的同学曾经算过一笔账。那三个同学，也是与人共睡一铺。这样，每天晚上就有六个人是睡在蚊帐里。本来寝室里是46个人。如果每天晚上寝室里有1000只蚊子在活动，那本来平均每人摊到20.68只蚊子。现在，有六个人躲进了蚊帐，1000只蚊子就要由40个人来摊了，平均每人摊到22.2只。因为他们的挂蚊帐，每天晚上，没在蚊帐里的40个人，就多被1.5只蚊子叮咬。如果一只蚊子每晚吸走我们一小滴血，我们也要因为他们的挂蚊帐，而每夜多失去一点点血。我的数学不好，没有复核过，不知他算得对不对。这个同学是以玩笑的口气算这笔账的。后来，我回想起他算出的这笔‘血债’，才意识到，当时虽然所有同学都没有表现出羡慕甚至嫉妒，但未必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毫不在意。”
说的都是日常的事情，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但又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的。我看了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作品，包括当事人的回忆性文字，都很少有从这种角度切入的，很少提及这些日常的事情。但正因为是日常的，才更能反映那个年代，反映那个年代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极为平实的，几乎就是大白话，就是我们日常的语言。这也难怪，写日常生活不使用日常语言，又使用什么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似乎不加修饰，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作者特定的价值观，即要实现人人平等，要尊重人性以及人的权利。但在那个年代，这些却统统谈不上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自己的价值观，也没有直接批判那个年代，而是原汁原味地呈现那个年代的荒诞。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东西都已经不落痕迹地表现出来了。作品最后说到因为那三个同学有了蚊帐，其他人平均要多被蚊子咬几下，这看似荒诞无稽，其实又是分外严肃甚至沉重的。如此说来，王彬彬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就像作者的其他许多作品，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是有自己立场的，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是认同的，对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是持批判态度的。这还可以在他悼念自己导师的《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得到更直接的说明。潘旭澜是复旦大学中系教授，是解放后不久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来自苏联的那一套文艺理论深深影响了他们。但进入新时期后，他努力挣脱了这种影响，终于写出了一系列站得住脚的文艺理论作品。他影响更大的，还是一部读史随笔《太平杂记》，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农民起义高峰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许多新见，尖锐地指出其来自中世纪的落后性。这离不开他对史料的扎实考证，同时又是以他所秉持的自由和人道理念作为支撑的。王彬彬是他的高足，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他指导的，俩人的关系已经超越普通的师生关系，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按照王彬彬的说法，他可以随时拨通老师的电话，毫无顾忌地就一些话题包括政治话题交流看法，即便毕业了也还是如此。他在此文还透露，在1989年的六四运动期间，他们也是十分关心时局走向的，频繁地在一起交流看法。
然而，王彬彬却不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作品也不对现有体制提出直接的批判，对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是知所回避的，即使有些地方涉及到了，也只是委婉地透露出一层意思，让人们可以去联想，也让那些检查官无从挑刺。我有一次听他在某地举行讲座的音频。他讲的是中国的权谋文化，其中着重讲到了秦始皇，认为他是中国权谋文化的集大成者，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吞并了六国，而电影《英雄》还在歌颂这样一个暴君。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谁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场下顿时轰然起来，听众对他的观点表乐惊讶，也表示难以苟同。他这里其实讲到了历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当时中国要走向统一，而统一要付出代价，这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但从人道以及自由的角度看，这又是应当予以批判甚至否定的。到了提问和互动环节，他又讲到当时就是一个国际社会，对他国是不能用武力进行吞并的，要统一也只能像现在的欧盟那样去谈判。场下又开始咋乎起来，听众显然难以接受他的观点。有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辩论了起来，说这是统一必须付出的代价，解放战争还死了几百万人呢。场下哄堂大笑了起来，听众都在为如此精彩的交锋叫好，同时也在为他捏了一把汗，看他怎么接住解放战争这一敏感之至的话题。他沉吟了片刻，机智地回应道，我不跟你谈解放战争！假如现在美国有这个实力，要把全世界统一为一个国家，叫美利坚合众国，你说这合理吗？他的策略显然是成功的——对于解放战争，顺着主流观点谈未免言不由衷，逆着主流观点谈又犯了大忌，将会惹祸上身，所以只能绕开，而捡美国这个想怎么谈就怎么谈的国家来谈。可见，王彬彬的“辣手”又是不能“辣”到底的。
虽然从我们读者的角度看，这种不把问题说破、有所回避的话语方式总是一种缺憾，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这样做又是必要的。倘若他公开站出来反对体制，就无法在学术界生存，甚至无法在中国生存了；倘若他放言无忌，作品就无法公开发表了。现实虽然严酷，但还是需要有人来坚守，还是需要有人在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多写出一些虽有缺憾但又是社会所需的作品。其实，以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来看，他这样的表达尺度已经比我大多了。同样一个话题，要是出自我等无名之辈之手，早就被编辑老爷大笔一挥，咔嚓掉了。他的这些还算有点骨头的作品得以问世，也是基于他的知名评论家这一身份，编辑要给他留有一定的面子，同时也是因为编辑队伍中还有一些明白人和有担当的人，他们除了要考虑自己的饭碗，还要考虑对社会以及文化事业的一种责任，即使要冒一定的风险，也要让这样的作品过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是不会死了。正因为如此，王彬彬的辣手才有了施展空间，我们对未来才多了一些希望。
2023年8月11日写就
20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