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郑烨
也许有很多读者乍一看今天的题目，会觉得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怎么会对经济有研究，而且还深度地影响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改开之后，尤其是入世之后，选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许更多地是出于“低人权优势”的支撑，然而在走向这条道路之初，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在1972年开始频繁回国访问，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早就出现的私人关系的龃龉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也许可以极端地说，当时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也就是“你支持的我必然反对，你反对的我绝对支持”。
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是亲密无间的“金牌搭档”，两人共同完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方面的研究，使得他们在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获奖时两人的国籍依然是“中国”，那时都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在此不得不提一句，被誉为“核物理女王”和“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做做的验证“宇称不守恒”试验是两人研究成果获得认可的重要基础试验，她未能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科学史上著名的争议之一。
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人在“合作蜜月期”之后出现了裂缝，进而形成了隔阂，最终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有传言说是杨振宁的老婆杜致礼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搅局者”的角色，如今真相已经被层层迷雾笼罩，成为一段著名的“公案”。
在改革开放之初，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中国政府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当然一开始是从科技发展的端点进行的建议，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定型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李政道提出中国的科学研究一定要以“基础科学”为基础，而杨振宁强调应以“应用科学”为基础。
事后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二十多年，是以杨振宁的建议为依据的，也就是以“应用科学”来发展企业，进而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体系。在拥有低人权优势的基础上，出口型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让中国牢牢占据了中低端制造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然而长期忽视“基础科学”的后果逐渐显现了出来，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低端制造业逐渐被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替代，尤其是在“三年疫情”之后，外资的进入开始减缓，国内的资金也纷纷“出海”，沉重打击了原有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出现了全面萧条的局面。
以上局面的形成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在高精尖技术方面的准入禁令成为重要催化剂，也就是俗称的被人“卡脖子”。在如此背景下，李政道曾经提出的优先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才显现了出来。
在以AI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基础科学”产生的芯片以此为依托催生的人工智能模型，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凡此种种都与“基础科学”所带来的创新和发展密不可分。
反观咱们如今的发展模式，依然是遵循杨振宁“应用科学”的路数在进行企业建设，比如最为成功的“华为”，依然是“组装型”企业，咱们国家依然是“应用型专利申请”的大国，而不是基础科学创新的“强国”。
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逆转的背景下，躺在“舒适区”里坐井观天只能是坐以待毙，有些企业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转型的必要性，却没有思路、毫无章法，在惯性的轨道上刹不住车。如今以经营“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基础进行国际竞争，也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额外增加的关税让企业苦不堪言、入不敷出。
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两条不同的科技发展道路，进而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之后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决策者采纳的偏向决定了如今的一切，既创造了繁荣的过去，也带来了落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