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福泽谕吉式人物—杨绍政
紫电
以吸取西洋文明为目的，是福泽谕吉的志向。向文明看齐，是杨绍政的志向。这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异国志士，这方面的志向高度契合。
福泽谕吉1835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成长时期像所有日本青少年一样学习汉学。他熟读儒家经典，20岁时，据说受黑船事件影响，开始学习荷兰语及人文科技知识，其后来的兰学塾即源于此。
30岁前后的福泽谕吉还只是一名比较收敛的持不同政见者，只能将其所学所见写成《西洋事情》1866-1870年，介绍西方文明和思想，词语也较平和。除此之外，能表现其政见的文章也不多见。如果幕府不倒，或将就此。
1868年，日本庆应四年，日本倒幕成功，新政府成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主持下推行维新变法。福泽谕吉如鱼得水，将兰学塾迁到东京，改名庆应义塾，其系统性启蒙理论均始于此之后。他的《世界国尽》1869、《劝学篇》1872、《文明论概略》1875，《通俗民权论》1878，相继发表。
就是在这些著述中，福泽谕吉提出，学习欧洲文明首先要变革人心，而变革人心即不能用政令强制，也不能用宗教引导，也不能靠改善物质生活来实现，只能顺应人民的意愿。要放开对人民的束缚，让日本人独立。只有让日本国民在经济上和精神、思想上独立，才能使日本国家独立。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大久保利通等人在日本旧制度基础上推行维新变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福泽谕吉告诫，文明是相对的，西洋文明也有很多弊病，不能全盘西化，西洋只是相对中国和日本，是文明的。日本要向西洋文明看齐，就应该脱亚，学习西洋的文明制度和文化，抛弃从中国学来的中央集权制。他批评日本儒学，称其虚伪。提出抛弃这些无用的东西，用实学兴国。
所谓实学，即是“致力于世间日用的实际学问”，能使个人物质独立，精神独立的学问，是说到做到表里如一的制度体系。他举例大员们口口声声称颂大禹教导的要民为邦本，实际操弄却处处是官为邦本，以儒学之虚掩盖其私己之实。还说如果孔、孟有知，一定会支持他，不会支持这些僵化的用儒学为腐朽统治贴金的虚伪家伙。
西洋文明在福泽谕吉的时代和在今天，都同样是时代文明的最前沿，这才是福泽谕吉和杨绍政两位志士不期而遇的原因。向文明看齐，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志向。
一百多年后，1969年，杨绍政出生于四川巴中。他早年求学曾师从胡代光教授，受其影响颇深。胡教授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性和体制的务实性思想启发了他。在他的整个教学经历中，他严谨地遵循经济实学讲学，绝不用虚妄自大的伪学误导学生，严谨制学，只说真话。在满场的歌功学术圈中，他反向走进四川一个个村寨和农户家中，实地考察，从现场取回真实数据，经过整理、归纳，结合他的所学，写成《我国农村税费的理论解释》。
在此期间他还著有《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选择》、《税收公平与自由迁徙权——以美国为例进行的分析》、《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效率分析及改革取向》等等著述。在这些著述中直言政府过度管制的危害，提出放开对资本的管制，放松对农村土地的管制，解除对劳动力的管制。在政府职能上提出歧视外来劳动力可能构成流通屏障，直接提出迁徙自由，为劳动力提供更大空间，放开对劳动创造者的束缚。一针见血地指出户籍制度和产权缺陷是政府管制导致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推手，农村税费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歧视性税收。连同沉重的政府管制租金，税收的拉弗曲线的死亡线段已经呈现，农户种植无利反亏就是证明，这导致大量田土荒芜。
拉弗曲线是一个倒U型曲线，由于曲线形象一个坟包，被一些经济学者称为死亡曲线。其实它只一侧是死线，另一侧却是生线。它的含义是：当税收初起时，税收点处于左侧上升线段上，此时是生线。随着税收点上升，税收额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但随着税收点上升，生产被遏制而下降。如果税收点不顾一切继续上升，就会越过曲线顶端进入死亡线段。此时不但税收额会随着税率上升而下降，社会生产也将下降。国家经济将进入停止状态，直至经济崩溃。
杨绍政的实学经济理论以利民利国为唯一目的，因为这是文明的方向，是西方语言的政治经济学。他是在当今直接在著述中大胆提出：放松对资本形成、运作限制的唯一学者。他的理论与威权经济的利益集团经济学格格不入。连同他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百姓无义务养党的理论铺展，最终导致他被逐下讲台，逐出校园，身陷囹圄。
杨绍政与福泽谕吉最为相似的，是两人对“实学”的笃定坚持。福泽谕吉强调学习实用的学问，能使个人独立，家庭独立，使国家独立的学问，抛弃不切实际的学问。杨绍政在教学中坚持传授真实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从不把对个人经济，家庭经济和国家经济有害无益夸夸其谈似是而非的马经济灌输给学生。他教育学生说真话，做正确的事情，要有独立的思想。
比较起来，福泽谕吉是生逢其时。他在思想进入成熟期时恰逢明治维新时期，他的思想启蒙不但不会像在幕府统治下那样遭到打压，却正是维新变法需要的推手，因此受到了社会上下普遍的欢迎。
在日本倒幕成功的1868，当时日本社会除其近畿外，文明开化程度不及中国，中国相对日本是文明的。这是福泽谕吉在他的著述中直言表露的。新政府在这种状态开启维新变法，显然困难重重。但是大久保利通等人仍然大刀阔斧从上到下几年时间就完成了日本社会制度的转形。这虽然是大久保利通等维新变法人士对制度决定国运的笃信，也与福泽谕吉、色泽荣一等日本时代人物在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创造等社会全维度的助力分不开。这也印证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如果中国也有幸，中国人中有的是福泽谕吉和色泽荣一这样的杰出人物。
如果日本仍然是幕府时期的制度状态，福泽谕吉后期的著述很有可能生产不出来。特别是其代表作的《文明论概略》，其中的思想和观点即使发表，也会使他像杨绍政一样被投入监狱。哪里可能会在明治之下最后促成他站上日本万元大钞。他的诸如不崇拜，不服帖于威权的言论在中华先秦典籍中早已存在。中国自暴秦后，虽然没有完全屏蔽但也少有敢公开议论这些言论的时期。日本是从汉唐时期引入中华文明，虽然对中华上古文化也积极吸收，但官府与官府高度吻接，日本民间对这类声音自然噤若寒蝉，下层百姓更是闻所未闻。福泽谕吉能在吸取西洋文明中表达出来，是他的勇气和胆识，也有在能说之时说出的安全感鼓舞。可杨绍政却在不能说时说出，导致他身陷囹圄，出狱后清贫一身，只能靠卖酒度日。哪像福泽谕吉，不但受到日本全民敬重，据说连天皇都敬他三分，他至今还安居在日本万元大钞上。两位文明志向和实学思想高度相似的异国人杰，结局却如此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