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生涯
赵伯彦
赵伯彦同学1960-1966年在清华附中学习，1966-1969在清华附中经历文革，《梦断京华》是他的文革回忆录。
文革中的清华附中，曾经出现过全国最早的红卫兵，1966年8月初毛写信给他们：“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又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在此背景下，仅在这个“红八月”中，师生不过1300余人的清华附中，数十名老师同学被毒打、一名教师被打后跳进了清华浴室烟筒、一名同学服毒身亡、一名同学铁道卧轨重伤……，赵伯彦的回忆，准确记录了老红卫兵的野蛮、狂暴，广大师生的迷惑、压抑，虽然清华附中一度处于文革漩涡的中心，但在这里发生的倒行逆施，何尝不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赵伯彦的回忆，真实记录了自己对文革运动起源、文革运动本质、文革政治、文革人物的认识过程，深刻反映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在文革早期思想成熟的变化轨迹。
赵伯彦的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文革档案，愈到将来，愈加珍贵！每个文革过来人，或是运动中的先觉悟者，或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或是灵魂被钉上耻辱柱的人，历史终究会看到这一切！
殷鉴不远，只有反思文革、牢记文革教训，我们民族才能阻挡一切逆世界进步文明趋势的反动潮流，使文革之类惨祸永不再现！
戴建中
我的文革生涯
（一）梦断京华
1960年9月，由部长蒋南翔领导的高教部指示北京的各大高校开始设立附中并面向全市招生。当时我正值小学毕业，又正在沉迷于学习游泳，听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就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并顺利被录取，进入该校初中603班学习。1963年，我又考入清华附中高中学习，直到1969年1月离开该校到陕北插队，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八年半的时间，后两年半是在校参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年饥荒以及中苏论战、社教、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华附中从初创走向辉煌，成为全市闻名的一流中学，又在文革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实在令人扼腕。身处其中的我，初识人生便遭遇重大挫折，差点身败名裂，所幸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最终全身而退，侥幸顺利走入社会。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特别是前三年文革经历，更是刻骨铭心，恍如昨日。其中的世态炎凉、人心叵测、社会不公、生灵涂炭、礼崩乐坏、道义尽失、良善蒙冤、凶徒横行、邪说当道、正理噤声…，这种种的丑陋与邪恶，在文革中真是暴露得淋漓尽致，堪称一场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在距文革爆发五十年后的今天，对文革不但评价还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且大有回潮之势。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近观清华附中，在《百年校史》中也刻意回避掉了文革这段重要历史，这也当是母校的悲哀。如今我们这些文革的亲历者已经渐入古稀之年，为使文革不被后人遗忘，更为了防止真实的文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徒篡改歪曲，使另类文革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贻害后代，我觉得在有生之年，把我辈所经历的真实文革历史记录下来，留供后人分析参考，借以识别当今社会的种种文革回潮乱象，避免上当受骗，重蹈文革老路，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三重忧虑
1966年春天，我们高三毕业生进入了紧张的考前复习，但是我却一点儿也紧张不起来。原因是有三个挥之不去的忧虑时时困扰着我，使我无法静下心来。
要想说清楚我的忧虑，首先就必须说到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就是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因为这个“党的阶级路线”正是我几年来所有忧虑的根源。
在我的记忆中，阶级路线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样一段话。为了找到它的原始出处和完整表述，我到电脑上搜了个遍，却没找到。只是在刘小萌先生所著《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一文中看到如下的一些话：
“阶级”的本义，…是一个经济范畴。而在文革前十七年，当局划分所谓“阶级”分野…的，却往往并非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皆因人生的某种经历而被分门别类。
反右运动以后全面贯彻，针对广大城乡青年实施的、以家庭出身划线为基本标志 并决定其身份、地位、权利的路线。
1965年4月4 日，《人民日报》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的问题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不是进步，主要应该看他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作为主要根据。同年7月，… 周恩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随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要点是：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第三，要“重在表现”。
这应该就是文革前“党的阶级路线”最权威的表述了。对此，刘小萌先生评论道：
“这就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纠正偏差的场合，当局也是把青年的家庭出身而非本人表现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公开提出“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更是将这部分人群置于明显低于其他同龄人的屈辱地位。可见，这类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其说是缓解了贱民子女承受的政治压力，还不如说是在他们与其他青年之间划出了一道更为深峻的鸿沟。”
岂止是鸿沟！这个“阶级路线”，简直就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令他彻底臣服的“紧箍咒”，又恰似仅用马尾儿般细丝危悬在达摩克利斯头上，随时可能落下来取他性命的“达摩斯之剑”。正是它，让我多年来忧心忡忡、时刻胆寒，在“红八月”中，还险些因为它丢了性命！
第一重忧虑是出身的烦恼。
记得60年暑假，当我接到邮递员叔叔送至我家的落款为清华附中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时，因为知道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大喜过望，把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和清华附中学生会的祝贺信翻来覆去看了个够。忽然发现信封里附带还有张纸，原来那是一张学生登记表，表内有“家庭出身”一项需要填写。
家庭出身这东西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绝对不会想到它与日后的入团、升学、就业等等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小学的历史课本上，我认识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祖师爷孔子，知道他老人家的教育理论中有一句名言是“有教无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只要是愿意上学，老人家都肯教他们。如此说来，出身自然就跟上学扯不上关系。我还从看过多遍，自己都能唱其中名段的评剧电影“秦香莲”中知道，就连陈世美这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小子，都能凭着满腹经纶，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此推之，只要肯学，就有学上，学得好了，就有好前途。这乃是古今之理，与这家庭出身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
话虽是这样说，既是填表，也得认真。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立刻得意地奉上录取通知，报告喜讯，一并也把登记表呈给父亲，请他填写。老人家高兴过后，拿起那张表看了，犹豫了一下，在出身那栏填上了“职员”二字。我从父亲的犹豫感到了似有不妥，因为父亲青年时便只身离家到北京开泰皮革庄学徒，出徒后自己开业，逐渐做大，到公私合营时已经是新泰制革厂的经理（老板）。照此来论，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商人才对，（在当时商人就是资本家的同义词，二者都无贬损之意。后来才废掉商人称呼，并且把资本家变成了一个罪恶阶级的代名词）。但是转念一想，父亲在公私合营以后是晨光农药厂的副厂长兼车间主任，后来又在厂子的供销科工作，填职员好像也属合理。反正当时对出身问题没有概念，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以后就在各种表格中一直把出身填成职员，直到文革之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主要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演变，我逐渐意识到了出身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只要是在单位供职，家庭出身就是职员那么简单。同学之间私下在议论某某出身是地主，某某出身是资本家等等，经我仔细推敲，明确感到我的出身应该是资本家，而非职员。但我依然按职员填报，主要是怕突然改了，会招致隐瞒出身，对组织不老实的嫌疑。那时候经常发下各种调查表让学生填写，这种表格特别令人反感：不管是调查什么，也不管调查内容与出身有无关系，总会列出一栏让你填报家庭出身！这不是明摆着出那些出身不好同学的洋相？填表方法也讨厌，总是把一张全班的总表在各行座位之间顺序传递。我因自己心虚，就特别注意那些据说出身不好的同学。于是发现他们中间好几个人总是空着这一格不写，先传给别人，等到都填完了快要交表时再匆忙补写上去，生怕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于是我便深深感到出身不好是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看了这些同学的窘态，我在为他们感到悲哀和不平的同时，暗自庆幸老爸当初为我写的职员出身真是救了我。也暗下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把出身改成资本家。虽说丑媳妇终要见公婆，总有事发的一天，眼前的毕业和高考报名就是个迈不过的坎儿。但我还是决心把这件事留到高考填报志愿时再说，反正人家做的调查档案里面肯定写得清清楚楚，又不看你自己说的，我又何必自找没趣儿呢？一想起这事我就如同一个偷了东西的小偷，表面无所牵挂，实际一天到晚心事重重，生怕哪一天组织找上门来，给我个难堪。真是烦死了，管它呢，混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吧！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还背负着另外一宗原罪，就是我父亲在当年还曾被划为右派，这是后来才听老爷子说的。据说当年在工商联开帮助党整风的会，大热天儿的打几次电话硬把老爷子从车间叫去，他来在会上什么都没说，只是喝了碗水，就赶回厂子抓车间的生产去了。可是到了最后收网时，动员老爷子说是划右派上面有指标，现在名额没够数，让老爷子顾全大局，顶个人头，并许愿说很快就会摘帽云云。就这样半哄半骗硬是把老爷子划成右派，随后降职降薪，地位一落千丈。虽说很快摘了帽，但工资从两三百降到一百，职务从副厂长、车间主任一撸到底成了科员。更有甚者，到了文革中人家又翻把了，竟然说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摘帽是当年彭真搞的，现在彭成了黑帮，摘帽自然也不能作数。听听！这世界上可还能找得出这么无耻的说法吗？我只记得那一年暑假好长，一放暑假家里就送我回河北辛集老家去玩了，临近开学父母一再来信说是推迟开学，我也就乐得在乡下逮蝈蝈儿，扑蜻蜓，玩得不亦乐乎，真个是乐不思蜀，全然不知家里发生了如此巨变，直到文革抄家时才知道，此是后话不提。
第二重忧虑是入团的困惑。
申请入团在当年是每个青年学生的必做功课，尤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入不了团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至今清楚记得一个长我几岁的二哥的同学给我做的生动说明：人家录取考生时翻开你的材料第一篇儿一看：出身资本家，还不是团员。得了，结束了。至于你的成绩如何，看都不看就直接把你的报考材料放到“不予录取”那个堆儿里去了。当时他是拿过来一本儿书，边演示边说。虽然当时听了令我极为沮丧，这却是我后来了解到的高招录取流程的最生动的也是最真实的描述。从我考入清华附中那一天起，父亲就对我将来成为大学生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老爷子文化不高，只读了初中一年就出来学徒。我家无女儿，五个儿子我学习最好，他认为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可以算是祖坟冒青烟。所以他从我上高中开始就不断向我强调入团的重要性，那真可说得上是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平日威严庄重的老爸甚至不惜自贬身价，有一次竟然违心在家里现身说法，为我开展起了今昔对比的爱党教育，举例叙说什么他自己当年做买卖有多么艰难，现在比当年强多了，咱家也是党和新中国的真正受益者云云。虽是言不由衷，但老爸的爱子之心，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实在令我深深感动。其实我又不傻，何尝不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只是入团这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首先是认知上的排斥。申请入团的第一目的不管你如何粉饰，对于出身平常，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其实就是为了增加政治筹码，为通过高考政审打下基础。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但是你又绝对不可以这么说。你必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人生观世界观，为了更好地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必须说得跟真事儿一样，越革命越好。说白了就是必须说假话。当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我却一直认为这其实是件极其丢人的事儿，是心口不一，人格分裂。我曾经想过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却是终于难以自欺，申请书也就一直拖着没写。
更加让我抗拒的是申请入团的那个过程，冗长而且艰难。你必须时不时地去向组织汇报思想，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你得构想一条蜿蜒曲折的心路变化过程，先要说自己原先受到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思想是如何如何的不堪，最好给自己脸上多抹些屎，越臭越好，但帽子尽管戴，可千万不要漏出半点触及本质的事实。然后讲述在组织的引导教育下，通过谁谁和谁谁的启发开导，通过哪些事情，如何一步步认清了家庭的反动本质，遂决心与家庭划清界限，又是如何通过各种狗屁破事儿，如果实在没有，就是编也得编造些事由儿，说明长辈们的丑陋面目，然后展开上联下挂，先批判爷娘老子，直接骂他们个狗血淋头，接着再联系自己，深挖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老根儿，论述如何自觉而且痛苦地改造自己，历尽艰辛，这才有了些许进步，其间经历了怎样怎样的思想斗争，甚至是与爷娘老子发生直接的激烈冲突也是在所不惜。当然了，这也不能全凭嘴说，都这么说岂不乱套？最好是还有事实加以佐证。我后来的历劫好友刘某某在申请入团期间有一日突然头裹绷带来校，且白色纱布上洇透出红红血迹，据说是坚决要与老爸决裂被打的。姑且不论事情真假，就凭着这份执着，这般坚忍，可知这里面含了多少申请入团者深藏心底的无奈与酸辛！其实他出身才不过是个小业主儿，还属于团结之列。为了入伙儿，竟然需要送上带血的投名状！可不悲乎？就这也不能算完，只要还在组织甄别考验期间，你就得继续把思想改造进行下去！比如之后又有过哪些反复，这里面同样也可以编造些事由儿，同样是越像真的越好，至于在心明眼亮者看来是否恶心下作，绝对不要去想，否则你很可能因无法抗拒自己内心的谴责而崩溃。你还要说明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你的认识如何，将来准备怎样进一步改造锻炼自己等等，除了勤于汇报思想，你还必须在行动上不断地有所表现，并尽量要装成无意中让旁人看到，当无名英雄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机会有限，恶心者先得。因为这是一个许多人同时竞争的过程，只有你的表现超过了你的竞争对手，你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我看着班上那些入团积极分子整天价找人谈思想、交汇报、做好事、表忠心、满脸严肃、一本正经、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表现自己，心里着实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自己的入团欲望也在这悲哀中一步步的被磨灭消沉。我坚信自己做不出这种种不堪之举，无法通过组织的考验，更别说战胜那些竞争对手。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费事？不入团就是了。只是每当回家，面对老父的谆谆教诲，只能口是心非地哼哈应对，看着老人家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深歉意却又无法明言，当时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为了让老爸少些个伤心，慢慢的家也回得少了。
虽然是我亲手斩断了自己的入团之路，我却又绝非那种抗拒思想改造，自甘落后之人。初一那年，由于初次住校，又是恰逢全国饥荒，十四岁大小伙子，定量只有二十八斤半，糖肉油近乎绝迹，肚里少有油水，实在饿得不行。难免就干些逃学旷课、不守纪律、抓鱼摸虾、偷瓜摘枣、不择手段四处觅食之事，成了班里的后进少年。从初二开始，受到新班主任和高中派至我班的学生辅导员的激励教导，我就开始处处约束自己的顽皮天性，努力向着先进榜样学习。加之学校逐渐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那些革命理论、励志名言、血泪控诉、今昔对比、忆苦思甜、英雄事迹等等真是管事，渐渐使得我对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深信不疑，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这美好蓝图添砖加瓦。思想进步了，行动也自然跟上。什么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帮助同学、努力劳动、争做好事、认真值日等等，我都是一以贯之。初三那年冷泉农场劳动，我还成了代表年级在全校大会发言的劳动标兵。即使在高二我断了入团念头，我依然以思想上真正入团要求自己，对于毛老太爷和敬爱的党，那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奉若神明，绝无半点不敬和稍许怀疑。虽然今天看来这些都属于“洗脑”的结果，那时却真的是一个无知少年献出的不夹杂半点私心的绝对赤诚。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同学的真实情况。
关于入团，在刘小萌所著《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一文中看到如下的一段话：
1964年，路金栋（共青团中央书记）强调，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团，必须掌握从严。…总体来看，至文革前，共青团组织的新成员堪称纯上加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本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正是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的一个突出反映。
北京社科院的李伟东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我所在的高六三一班54 人中，团员24人，非团员28人，2人不详。24名团员中，高中入团7人，其中高一期间入团1人，高二分班后入团6人，按照出身，本班红五类出身18人中16 人是团员，干部子弟全部为团员；26个中间群体出身同学中10个团员，3个资本家出身同学中1个团员，1人不详；8个黑五类中没有团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入团实属妄想，没写申请倒是英明之举了。
第三重忧虑是对前途的迷茫。
66年5月，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但我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学习成绩虽尚属上乘，但能否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已经是心知肚明了。
这是一个早就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初中时我认识一个郑姓高三学生，经常来宿舍给我们大谈政治局势、革命理想，我们俱都心存崇敬。可他高考却没被录取，去了农场，听说原因是出身国民党军官；还有一个张姓高中学生，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结果由于父亲在台湾而高考落榜，他不服气，跑到高教部讨说法，备受批判。说是最后去了南口农场，实际是1962年被抓，发配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平反回京。万邦儒校长曾经以此人作为反面典型，告诫我们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无条件接受党的挑选，潜台词就是告诫出身有问题的学生要识趣认命，不要抗拒，以免招灾惹祸。
高一我所在的高六三四班，全部是从本校初中考进来的学习较有潜力的学生，到了高二开学，学校突然来了一次重新分班。高一四个班的学生重新组合，分成两个预科班和两个普通班。我被分到了高六三一班，是普通班。虽然没有公布分班的具体标准，家庭背景肯定是能否进预科班的重要依据。后来据当时的教导主任冯玉中回忆，分班时学校内部掌握的标准是：能否上清华大学的保密专业。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比如无线电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因为 1966 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在那几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毛泽东在1962年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对地主资本家的声讨也一浪高过一浪，什么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收租院泥塑、天津三条石工人血泪史、北京粮老虎发家史、东来顺发家史、同仁堂发家史、小英雄刘文学、戚建光大娘的血泪控诉等等，各种形式的阶级控诉和忆苦思甜铺天盖地而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告诫不绝于耳，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口号震天，生生把“阶级敌人”污蔑、丑化成一群穷凶极恶、青面獠牙，家藏变天账，夜磨杀人刀，时刻不忘复辟变天的嗜血魔鬼。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哪里还有我们这些人的上升空间？同期热映的表现军垦“战士”备受中央首长悉心关爱的《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把军垦农场美化成浪漫富饶的北国江南的《军垦战歌》两部纪录片则暗示了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学生的未来出路和命运。当时看了，我还真有点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的想法，本来嘛，高考落榜，无颜见家中父老，还不如远走高飞，效法张骞、班超，到边疆闯荡一番，何况那电影儿里的景物看着不错，充满了浪漫，适合我放荡不羁的性格。67年初，听了新疆建设兵团来的人的血泪控诉，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跟劳改犯人相差无几，电影里展示的全都是些无耻的骗人鬼话！
分班以后，不仅是我，大部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学生都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嘴上不说，行动却有所显现。有几个学生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与我交好的戴建中动员我也去做，说是将来下到偏僻农村，缺医少药，得个“绞肠痧”（阑尾炎）就能要命。有人去夜游香山、长途远足十三陵，以锻炼体魄，应付未来的艰苦环境。其实那些拼命争取入团者，也只是在绝望中胡乱抓挠，希望能争取到一线生机，幻想能有奇迹出现。
此时的我已经是万念俱灰、心如止水，再不抱任何幻想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既然无力抗争，也只能听天由命。只是这一旦揭锅，如何去面对老父那失望的表情成了我心中唯一的纠结。
有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文革前高考的阶级路线及“政审”》的文章，现从中摘录出文革前三年的高校录取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面临的惨烈状况，这也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绝对难以想象的：
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了，招生的阶级路线趋紧，新生中出身不好的比例明显下降。
1964年，四清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全面升温，高校招生的阶级路线突然全面收紧。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完全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只有极个别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子女被录取。当年各高校已无权招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有省里才有权决定录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
1965年，基本承袭了上年的阶级路线，但有少许松动。如果说1964年高校的门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完全关闭的话， 1965年则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缝，这个缝小到只有很少的人受惠，这些人一方面要接受家长的供养，另一方面又要痛骂自己的家长以示“政治正确”。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的第一关就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当然，仅此还远远不够。
这正是：
布下重重天罗网，看尔能冲到几层！
只可惜，在出身、入团和高考升学这三个影响人一生命运重大问题上，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块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进行着的却是绝对“唯成分”的暗箱操作。可怜当时天真幼稚善良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满怀虔诚的赤子之心，一直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争取，对这阳光下隐藏着的罪恶，竟是毫不知情！
妈的，这公平吗？
出身不好，入团无望，进大学更是别想，上山下乡就在眼前。在这三重忧虑的困扰和挤压下，我哪里还有学习的动力？高中后两年，除了按部就班的上课学习，晚自习我更多的时间是在五楼的大阅览室里翻报纸、看杂书，转移和排解心中的郁闷，捎带也窥测一下政治方向，鲁迅全集是我翻看最多的书，鲁老先生语言尖刻犀利、一语中的、不留情面、藐视名人权贵的独特文风深深感染着我，我开始用剖析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包括曾被我认为不可触碰的那些金科玉律、伟人天才、至圣神明。人活一世，纵然抑郁不得志，可也总要活得明白嘛。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几个月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我的这些深深的忧虑竟被一扫而光，全都成了小事一桩，变得无足轻重了。
山雨欲来
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就刮起了一股批判风。什么评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批人大教授翦伯赞的“超阶级历史观”，批中央党校书记兼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批史学权威周谷城的“反动唯心历史观”，在文艺界也在批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等等，挖出了一批大毒草，如《逆风千里》、《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于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风渐起，直至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目标直指各界知名人士，直批得万民噤若寒蝉、目瞪口呆，谁也不知下一个又要批谁。
说到这批判“黑帮人物”的方法，也是国内独有，世所仅见。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这个过程大致要经过破题、佯攻、造势、收网四个阶段：
先是由某个身披“黄马褂儿”的重量级党棍学阀（如姚文元、戚本禹之流）出来抛出块砖头，对某个被批判者的某文章、某作品、某观点或某行动率先发难，观点倒是不见得特别尖锐，一般都留有一定的日后发挥余地。在局外人看来，只是一次一般的学术之争，一切似乎都有“商榷”的余地。但此时被批者已经落入套中，被封了口。你若想反驳，断然没有媒体让你发声，充其量可以让你发篇解释或认错之类的小块儿文章。而且，即便是你认了错，也必定要被批为“以守为攻，装死躺下，妄图蒙混过关”！网中之鱼岂能再放？这一阶段可以称为“破题”；
接着攻方会等待些时日，看看社会各方反应，也顺便锁定一些不服气、敢出头的傻鸟。当然攻方也不闲着，会有一些并不足以致命的轻量级批判文章出现，以保持火候防止冷场。这一段时间可以称为“佯攻”；
等到火候差不多了，便又有重量级同伙党棍砸下第二块砖头。这次火力要猛，名人训诫、历史经验、真实事例、旁征博引、缜密分析、上纲上线、甚至被诬陷者的隐私丑闻等等，全都要一股脑儿的合盘抛出。主攻同时还要辅以足量的配合批判文章，造成众口铄金之势。阶段后期，就有一些街道大娘、工农代表之类的无脑人物现场说法，义愤填膺、声泪俱下的表达他们的痛恨控诉之情，甚至还有暴徒型的“革命群众”“忍无可忍”地打上门去，把那可怜人的家搞个天翻地覆，让他狼狈不堪，只求这场噩梦早日结束。这个阶段必须把各种火力上的足足的，造成“猎物”已经无力抵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印象。这一过程可以称为“造势”；
造势之后，便要收网了。此时的“猎物”一般都已经被捆扎停当，犹如一只被掰光了钳子和脚爪的螃蟹，任你是蒸是煮是煎是烹，都绝无再做任何反抗之能力，只等屠夫出来给那最后致命的一刀了。于是便有权威级的人物出现，“貌似公允、恰到好处”地给该“猎物”拍板定性，或抓或斗或交由群众专政或给予“出路”，以观后效。至此，一名“黑帮”便告诞生。当然了，如果不想让你消失，罪名定的再重，也会把那关住你的铁箱留下一道若隐若现的小缝儿，透进供你苟延残喘的一丝空气，让你在万般屈辱下苟活下去，当一名警示旁人的“反面教员”。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只要发现你想翻案，或是觉得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那道缝儿就会立刻闭死，让你完蛋。于是乎万民称颂、完事大吉！收网宣告结束。
接下来，“加工制作”下一名黑帮的工作也即将开始。
行文至此，我忽然又想起文革中开群众大会宣判反革命死刑犯时那诡异的一幕：那些行将上路的人竟然全都蔫头耷脑，服服帖帖，没有丝毫抗拒企图！听老年人讲早年菜市口处斩犯人时，不少都是昂首挺胸，面无惧色，还会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我想这将死之人还怕什么？况且这种经“群众法庭”判死刑的案子，岂会没有冤情？怎么也该挣蹦两下儿呀！多亏后来有过来人点拨我才明悉。原来这些可怜之人多数在大牢里已经被“修理”得半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早就盼着来个“痛快的”，出来“亮相”前又被告知，如不老实，还会被更狠地收拾，甚至会危及家里亲人；也有那无牵无挂、宁死不屈的硬汉，或者蒙冤太深、死不瞑目的“窦娥”，为防止他剧烈反抗，大呼冤枉，甚至呼喊于当局不利的口号之类，狱卒、法警们也早做出预案，或是封锁消息，让他“亮相”时才猛然知情，却是为时已晚；或是以“革命理论”摧垮其斗志，心甘情愿为“革命导师和红色政权”自愿献身，这才有了死刑犯临刑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革命口号的怪事。即使一切手段都失灵了，也还有最后一道保险：就是每个犯人脖子上都有一个细铁丝套儿，只要你胆敢出声儿，背后拘押的法警便把那套儿一收，管教你立刻翻了白眼儿。更有甚者，东北狱卒还发明了事先割断气管叫你无法出声的高招儿！文革后揭露出的女党员张志新烈士就是这样被“处理”后才宣判枪毙的。总之为了让这宣判场面“祥和热烈”，就可以不择手段！老人家不是说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名义下，为达目的， 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天理何在？人性何在！
返回来对比一下那“黑帮分子”的打造过程，竟是何其相似乃尔！后者简直就是从前者脱胎并发展延伸出来的。“革命者”一旦被洗了脑，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丧心病狂！真的服了！后来还拿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说事儿，脸呢？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只可惜，当时并不是完全明白。
与此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始作俑者是军队。1963年兴起的“学雷锋运动”虽然是借了为人民做好事之名，尊毛的意味已经很浓。接着又推出了欧阳海、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一大批学毛著英雄人物，及至以后兴起的全军全民学毛著活动，则彻底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毛俨然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据说一共印过50多亿册，超过了世界人口之和。书店里除了《毛选》别无它书，被戏称为《毛选》仓库。同期出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向人们证明着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历史上的唯一不犯错误的正确代表，是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伟大救星，是引导革命航船无往不胜的无敌大神。
至此，文革的爆发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其实，文革这个提法从1963年已经出现，当时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大家认为运动局限在文艺领域。到了66年，运动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在这股红色浪潮裹胁之下，我们这些尚未成年，涉世不深，又对未来充满期望，一心向上的年轻学子，自然是深信不疑，拼命紧跟，生怕落后半步。我因为身处逆境，对政治多了一层关心，经常去翻看那些批判文章，可只能看到一家之言，无法判别是非。只是觉得文章有点儿以势压人，过于专横，不许人家说话。对于包括雷锋在内的那些英雄人物，我倒是常有质疑。总觉得这些人如果继续健在，或者脱离了部队这个特殊环境，未必就还是英雄。但这也只是有时想想，不曾深究，更不敢道与旁人。对于毛老太爷，那时依然是尊崇备至，不曾也不敢有半丝怀疑。
当时流行一句励志的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曾经令广大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革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话其实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他们”说的，这个“他们”就是干部子弟。因为那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向基本全部是干部子弟的中国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的。
闹了半天，人家是自家人关起门儿来对自家子弟说私房话儿，根本就没咱们平民小子什么事儿！咱生往自家头上揽，自作多情了。瞧这事儿闹的！
干部子弟一直在各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顾，特别是高干子弟，他们大多跻身名校，入团入党升学这些在我们眼中难以攀爬的险峰，对他们来说却是稀松平常、如履平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小事。清华附中自然也不例外，贺龙元帅的公子贺鹏飞从四中毕业高考不理想（据说各科平均20多分），就来附中再读一年高三，然后就顺利升入了清华大学（各科平均30多分），录取通知书却又不写明专业，他去大学问，人家给了他个自选机会，他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成了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在强化阶级斗争教育，贯彻阶级路线的大趋势下，学校为干部子弟搞单独军训，作内部形势报告，在他们中间树立标兵，优先任命他们为班、团干部，处处优待，呵护有加。甚至在本班一起极为普通的学生推搡冲突事件中，由于一方是高干子弟，另一方就被全校通报，最后受到记过处分。由于过度偏袒还引发了全班几个下午的停课辩论，校、党、团领导齐刷刷上阵围剿，最后以平民子弟全面噤声告终。这件事就是清华附中有名的“娄熊事件”，后面还要专门说到。但是这些优待政策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追求的是对平民学生的绝对压倒优势。
后来的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在《自述》中说：
明白吗？这就是革命的“童子功”——“政治”、“接班”、“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红色江山”、“修正主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革命干部子弟”、“九评”、“粪土当年万户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青 年时笔名）”、“美帝”、 “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 、 “阶级斗争”、“讲成分、不惟成分，重在政治 表现”、“上课可以打瞌睡”、“教育革命”、“印尼共产党被屠杀”、“疏枝立寒窗”、“庐山仙人洞”、“毛主席语录”、 “用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雷锋”、“彭加木”、“董家耕”等等、等等，这些词汇、概念、观念、理论与我们 这些十七八岁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 们的灵魂。
上面这些文字虽欠通顺，却也不难悟其精髓。无非就是接班掌权舍我其谁！
卜某这厮故意把话说得这般晦涩，其实就是想用华丽辞藻包藏其险恶祸心。把这些胡言乱语翻译成大白话儿就是：我们革干子弟天生高贵，将来我想骑在你们平民脖子上拉屎！啧，啧，啧，啧！何等腌臜龌龊的灵魂告白！
至此，这些被红色接班理论培育出的小野心家们已经胃口大开，他们要的是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将来要的是升学、工作、掌权接班的绝对优先权，各种利益分配的绝对垄断权。总之，这是一群欲壑难填的狼崽子。
早在1964年7月，他们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 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 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1965 年 5 月和 1966 年 4 月，他们两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如清明节扫墓）活动、“两忆三查”活动，1966 年 5 月，预 651 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对校长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学校领导没有料到，狼崽子们已经羽翼丰满，断了奶，要喝血了。凭借多年练出的政治嗅觉，依仗从父母处看到、听到的以及大院子弟之间传递来的中央精神和内部消息，他们意识到：踢开校领导，自己掌权的机会来了。
他们的第一口，恰恰就咬向了一贯悉心呵护他们的学校领导。
他们知道底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讲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彭、罗、陆、杨事件”即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案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过了一年，1967年5月16日才向社会公开，当时老百姓并不知情。消息灵通的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却是捷足先登，闻风而动，开始私下联络，商讨行动计划，组织自己的队伍。其主要观点就是指责校党支部长期搞阶级调和，打击干部子弟，包庇白专学生，是个“烂掉的组织”。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多数人看来，这纯粹就是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人忘恩负义的举动，再加上附中领导自1963年以后，学生入校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新生观看清华大学常年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特别是其中的反右斗争教育。“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业者们中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之计，在一派诚恳祥和的气氛中应各单位领导的邀请，“开门帮党整风”，真心提了些意见建议，竟不料被反诬成“猖狂向党进攻，妄图变天”，结果被大批打成了右派。况且清华附中在万邦儒校长主持下6年来办学成绩斐然，已经成了全市的一流名校，这样的校领导怎么会是烂掉的组织呢？所以全校师生态度几乎一致：坚决拥护校领导。校领导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也采取多种措施来应对干部子弟对教育路线的批评，比如召开全校的讨论会，在讨论中通过语言诱导来化解矛盾；改组学生干部，把闹得凶的同学清理出学生干部队伍；在学校工作部署上紧跟形势等。但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红卫兵不依不饶，不断向校方施加压力，还利用自己干部子弟的身份优势，不断上书中央，“告御状”。昔日的宠儿指望不上了，学校开始另选依靠对象。一天，班主任丁老师把郑光召、戴建中和我叫去，说是班上要进行反击，让我们站稳立场，好好表现，经受组织考验等等，于是，我无意中成了保校领导的积极分子。
其实，我的表现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只是与郑、戴二人接触较多，观点一致而已。这两人文才都好，对政治也都热心，特别是郑光召，也就是后来的作家郑义，在文学、体育、社会活动方面都是全校知名人物。由于66年初他成了我的入团联系人（当时班里团支部给没入团的都安排了联系人，包括我这个没写过申请书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戴建中则一直是我好友，平日里形影不离，对许多事情也都观点一致。我这个积极分子实在是沾了这二位的“光”。
当时我和老戴也分析形势。我对局势的看法是：干部子弟们肯定是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否则不会有如此举动。正因为他们知道“底牌”，所以心里有底。而且他们是有恃无恐——反对了，就一步登天，反错了，凭着自己根正苗红，学校也奈何他们不得。我们则恰恰相反，明知道对方知道底牌，也不可能同意对方观点。因为对方说学校包庇我们打击他们，这实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也就决定了我们明知学校历来是他们的利益维护者，也只能保校领导。这既是维护相对的正义，更是为了自保。至于利害得失，也有估计：保错了，对方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保对了，也未必得到校方的回报（据事后戴建中说：“当我们保校党委的时候，万邦儒就说，‘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现在一批干部 子弟反对我们，我们重点培养的人反对我们，而一些右派学生，如郑光召、戴建中，现在保我们，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校党委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在我的手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郑、戴二人不同，那二位当时还心存幻想，有入党、入团的追求，这种追求我一直认为是正当的，没什么不对，但我对入团已经心灰意冷。再说了，马上高考了，岂能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临时再争取也不赶趟呀。基于这种认识，我可以说是表现消极。除了常跟老戴一起交换看法、分析局势外，我对外从不讲任何看法，更不写任何文字东西，“积极”二字实在是高抬了我。天地良心，我一无言论，二无文字，三无行动。我生生是吃了他们的“挂落儿”，被冤枉的呀！
形势发展极快，令人目不暇接。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
5月29日，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在圆明园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天我校高三毕业班原计划进行的毕业考试也停课未考；
6 月 2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虽然大字报通篇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在大字报纸后面预留了一定的空白，以便支持大字报观点的同学签名，当时一共有 100 多人在上面签了名；
６月３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领头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元帅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黎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
6月4日，团中央派两人来附中了解情况；
与我同班的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
“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6月5日，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王铭找了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熊钢找了薄一波（副总理），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６月６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其中不乏高级干部子女。
6月8日声援达到高潮。
当天下午，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附中，组长是章建华，实际领导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兼海淀区中学文革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
红卫兵的亮相时机把握得如此精准，与高层的动作如此合拍，斗争艺术如此高超，曾经令大部分懵懂学子无比叹服。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绝不是凭着他们自己吹嘘的什么阶级感情深厚、路线斗争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因为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曾存在。原因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就是他们凭借自己独有的政治优势，不但背后有“高人（高级干部）”指点，还可以随时翻看“底牌（内部文件）”。这明明就是为人不齿的出老千行为呀！
进入6月份，大多数人也都逐渐看清了这一点，直接与红卫兵对立的明显减少，大家都在观望。工作组一进校，大家又都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工作组身上，希望亲人工作组来后能了解事实真相，秉承公道、主持正义。岂知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切善良的期待统统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