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为什么会臭大街？
子规
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舶来词，在西方国家指一部分对社会具有强烈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经常对一些公共问题进行发言，指出其中的弊病所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许多词汇传入中国后，由于我们特定的社会环境，其语义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以至与原义相去甚远了。譬如，在西方国家，左派通常主张积极地进行变革，革除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右派通常主张稳妥、渐进地进行变革，强调维护既有的传统。而到了我们这里，左派和右派的含义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意思完全倒过来了——左派主张维护原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右派主张激进地变革原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同样也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上个世纪末这个词儿刚传播进来时，大体上还保留着原义。2005年的《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特别策划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这样一个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个热词，很快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但这时它的含义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指的是那些认同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以及人权等这些普世价值，主张对我们既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而与国际接轨的一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对公共问题进行批判性发言了。最初这个群体还是很受公众待见的，都是一些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同时又积极追求公平正义，公共关怀意识很强的人，他们的理念能够接入世界的潮流，又能够切近中国的现实，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其形象也是十分正面，甚至是高大的，会让人们肃然起敬，可望而不可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也变得越来越鱼龙混杂起来，各色人等都加入了这一行列，许多人的表现很令人失望，社会对他们日益反感起来，公共知识分子逐渐成了一个不好的词儿。2011年后，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它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公知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差，名声变得越来越臭，遭到了人们的群嘲，变得灰溜溜的，以至许多人都纷纷出来谢辞这一称号，避之唯恐不及。把好端端的一个词儿蹧蹋成这样，这也是够有中国特色的。许多人把公知的污名化归咎于政府的打压以及极左阵营的攻击，但人心有杠秤，要是公知自己足够争气，政府越是打压，极左阵营越是攻击，他们就会越得人心，形象就会越发高大。
公知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理想化了。他们追求的那一套未必都是错的，但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无视这种现实，一味地用自己的理想去衡量和裁剪现实。他们提出的一些目标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只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不可能成为气候。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提出了各种激进主张，要“里应外合”，要“撞墙沉船”，云云。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八字都没一撇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但在官方那里受到打压，就是在民众当中也不受待见。人们要过安生的日子，而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在幻想当中。我有一次乘火车出去旅行，听到一个做生意的中年人向一个对现实发起牢骚的年轻人说，你们应当感谢当局，过太平日子是最好的。公知对社会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无视普通人的感受和选择。我们只能面对现实，而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去寻找进步的途径，一件可以实现的事情要胜过一打无法实现的幻想。
公知的另一大问题是自以为在为民请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高人一等，昂首阔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认为自己代表着人类的公理，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道义在他们这一边，不认同他们观点的都是顽固不化的 “五毛”。公知日益污名化以后，大名鼎鼎的公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把他们的这种心态表露无遗。他说要是没有公知了，还有谁替你们（指民众）争取民主。这就未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自我膨胀得太厉害了。公共知识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固然是重要的，可以起到一种启蒙和批判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否能够实现民主化，实乃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即市场经济是否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社会结构是否已经发生足够大的变化，即是否已经产生了成熟的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倘若社会尚未发展到这个阶段，靠公知是争不来民主的，就是争来了也是靠不住的。
公知很让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自以为在追求一种正义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起来。2012年韩寒代笔事件发生后，张鸣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对揭露韩寒代表的方舟子说，我们一起去批评社会上的负面现象不是挺好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站在批判体制的立场，即使存在一些缺点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有什么可以用来批评体制的材料，他们都不会放过，都要借题发挥，甚至捕风捉影，有的还不惜制造各种谣言，惟恐天下不乱。只要有什么敏感事件发生，他们就会纷纷出场，不分清红皂白地把矛头对准政府，进行死磕，似乎政府永远都是错的，民众永远都是对的。2013年台湾发生了地震，福建沿海一带也有明显震感。张鸣就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张福州一幢高楼“被震歪”的照片，并加以评论说台湾那边的房子建筑质量多了得，在地震中都没有倒塌，而我们这边的房子却被震歪了。后来技术专家进行了实地勘测，得出结论说房子并没有歪，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造成的。人们在存在偏见的情况下是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觉的，而张鸣却迫不及待地把这张照片转发出去并大力加渲染，事后也不见他有出来澄清和道歉，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政府不是不能批评，而是应该进行批评和监督的，但所有这些又必须建立在事实根据的基础上，而不能造谣抹黑，不能无理取闹、无事生非。造谣只能说明自己的虚弱，用不正义的手段去追求正义，这本身就是不正义的。
公知以批评为天职，对社会横挑鼻子竖挑眼，首先他们自己就应该经得起批评，自身的形象就应当十分正面，作好社会的表率。然而，许多公知的行为却是十分不检点的，在他们光鲜的外表之下有着极为丑陋的一面。去年7月被曝光的公知圈中众多对异性进行性侵和怪骚扰的大V，使公众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内幕，从而使公知的形象变得更加不堪。更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人站出来为这种行为辩解。公知圈中的这种丑行，也给了对手更好的口实，提供了更多的子弹。左派人士、著名媒体人郭松民就此写下了一篇文章——《公知的西门庆化》，对他们进行了百般挖苦。但这也怨不得别人，是他们自己太不争气了。就这路货色，人们还怎么相信他们能为民请命，为我们争来民主，还是拉倒吧。
公知一度在社会上十分吃香，许多投机分子也纷纷加入了公知阵营，蹭到一定热度后就开始兜售卖自己的私货，干尽了坏事，以至社会上流行起一句话：要干坏事，先去当几天公知。公知也是人，也会想到挣钱，也想到商海里游一游，只要不违法违规，不坑蒙拐骗就行。但要是尽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尽得一些不义之财，就不应该了，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你所打出的不过是一个幌子。
公知还有一个问题是吃体制骂体制。他们对体制有一万个不满乃至厌恶万分，体制在他们眼里简直一无是处，怎么骂都不解恨，似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都是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未能得到采纳所致。然而十分吊诡的是，这些公知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体制内的人，都是在吃体制饭的。张鸣一再声称自己在体制内出局了，看透了体制，却始终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体制内该有的待遇一个都不落。前年他退休了，领的也是体制内丰厚的退休工资，而不是普通人可怜的社保。在体制内并非就不可以批评体制，但既然是体制内的，就应当进行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像他们这样整天吃体制骂体制，不停地进行“撞墙沉船”，这说难听点就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人们有理由弱弱地问一句：既然体制这么不是东西，你们为何还赖着不走？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体制外对于公知也并非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张鸣把公立大学骂得狗血淋头，并且也多次说过要是有民办大学伸出橄榄枝，他也愿意前来加盟，可他光说不练，始终都没有另谋高就。他恋恋不舍的其实还是体制内的这种身份和地位，还是体制内的这只铁饭碗。
公知对西方那一套极其向往，有时也会政令智昏，口不择言起来，发出了许多雷人的“奇谈怪论”。他们对现有体制极其不满，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逆向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开始怀念起民国时代来，于是乎“民国范儿”就应运而生了，“民国粉”就大量出现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社会失望之至，认为我们的制度以及文化太落后，隋性太强，于是就极端地认为，当年要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会不会也像香港那样发展起来。还有的认为，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了中国，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他们认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观念与普世价值以及世界潮流相背，是需要进行解构的，台湾的地位要由台湾人自己去决定，西藏和新疆这两个民族地区要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甚至要允许他们通过自决独立出去，内地省份也要实行联邦制。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下，这些做法也未尝不可以，发表这种观点更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论对还是不对，可行还是不可行，都可以说出来。但在中国的当下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又是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因而显得大逆不道，于是就被骂为“汉奸言论”，公知在社会上的形象也因此大大败坏了。
数落了公知的这么多不是，也并非要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追求的那一套都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是必须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必须结合我们的国情。刘晓波提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论调，并非真正要让我们国家成为殖民地，而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包袱太过沉重，很难接受新的制度和文化，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就必须激进地改变现状，其动机也是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遗憾的是，现实并未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过去没有，将来更不会有。那么，路又在何方？只能从现实出发，在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去追求社会的进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否则就只能停留于空想，对现实并无裨益，甚至还会适得其反，把既有的成果都断送了。公知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饼，现在倒好，在新时代的个人独裁下，公知似乎已经从人间蒸发了，连公知两个字都成了敏感词，连我这篇数落公知不是的文章都无法在墙内发表。
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程序的正义，要用正义的手段去追求正义的目标。公知希望民主能够早日降临我们的大地，首先就要严于律己，注意自己作为为民众争民主的公知必须具备的素质，自己首先就要懂得民主的真谛，具备民主的精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既然追求的是民主宪政的事业，而民主宪政是要建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实行社会自治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否则就如同在沙滩上建塔，是建不起来，建起来也要倒塌的。为了中国的民主，需要的是去壮大民营经济，壮大包括民办大学在内的社会机构。但说归说，做归做，又有几个公知真正愿意去民办大学这样的机构，他们还不都是削尖脑袋想往公立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挤，或者脚踏两只船，在体制外捞到足够外快的同时，又享受着体制内让人艳羡的待遇。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地批评这个体制是如何烂透了，已经不是人待的地方了，可也没有几个愿意从这个体制内出走的。在体制内固然也可以批评体制，但要是都不愿意离开体制，批评起来就显得轻漂漂的，要是都不去壮大体制外的力量，这个体制就更没有改变的希望。
公知中的许多人有着极为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也要看到他们有着急公好义的一面，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倾听的。再以张鸣为例，他的一些行状固然很不敢恭维，但他的一些观点也是很客观很有见地的，他对民国史的研究也是有一定造诣的。同时，我们也不要一篙打翻一船人。公知这个阵营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什么样的角色都有，投机分子有之，鸡鸣狗盗者有之，太把自己当回事者有之，但其中也有许多脚踏实地地做学问，又具有很强的公共关怀意识，对许多公共问题进行理性发言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切莫因为厌恶了公知而把他们也一并冷落了。
2019年1月15日写就
2026年7月20至22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