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人权溢出的全球威胁
张小驹
2000年初，中国学者秦晖提出了“低人权优势”这一概念，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一种特殊机制：通过剥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社会保障和政治参与空间，人为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低成本优势。这个概念最初主要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部分内在逻辑——低工资、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如何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但二十年过去，这一逻辑的外部效应正变得越来越突出。笔者的观察之下，这种制度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明显超越中国国内经济领域，逐渐表现出一种剧烈的国际外部效应，进而成为全球挑战。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论证：低人权如何从一种内部榨取性机制，演变为中共对外部世界实施非对称胁迫的核心武器。
一、 低人权低内需导致的海外倾销与贸易失衡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而非居民消费拉动，其根源恰恰在于中国劳动者权利的系统性缺失。在缺乏独立工会、集体谈判权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环境下，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生产率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长期低迷。
其结果是，经济增长无法形成以内需为支柱的正向循环，而更多依赖外部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低端产能。中共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和出口补贴，制造出一种畸形的出口竞争力, 而这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竞争优势”，而是利用榨取性制度换取的非对称的“贸易武器”。其他实行较高劳动保护和环境标准的西方国家，无法在同一价格维度上竞争。这正是过去十几年间，从光伏、钢铁到电动汽车，一轮又一轮反倾销调查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缺乏劳动者议价权、缺乏内需驱动力的经济体，必然依赖出口导向型的过剩产能与海外倾销。
换句话说，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就是中共低人权结构剧烈外溢所造成。这种建立在低人权结构之上的竞争优势，本质上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扭曲的产物。正是依靠十四亿劳动者长期被压低的人权成本，中共获得了远超正常市场竞争所能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供应链优势，并持续向国际市场输出过剩产能，从而不断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失衡。
二、低人权代价的买方胁迫力
在现代文明国家的逻辑中，公民的自由迁徙、旅行属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在中共的治理体系下，国民的权利从未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被视为国家掌握的一种 “买方资源”，也是为了博弈可以牺牲的筹码。
从“暂停赴台旅游”到“限制赴日旅游”，这种将国民出行权作为外交施压的手法被中国政府长期工具化，究其本质也是低人权所导致。在长期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下的中国民众，大多数缺乏自我维权意识，即使个别个体具备，社会也无法提供独立的法律救济渠道去挑战这种侵权，更没有法院会受理一个中国公民起诉政府“侵犯了公民旅行的宪法权利”的诉讼，没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司法机构可以裁定这种限制违宪。当公民权利本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自由支配的“战略资源”时，它自然会成为“大国战略”的外交博弈的筹码。
这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在于：中共执政当局可以随意将数以百万计公民的旅行、探亲、留学、经商等基本活动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调节工具，以此获得一种其他民主国家难以具备的外交施压能力。而这种工具化并不仅限于公民权利，也同样延伸至市场和企业采购行为。
类似的案例是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牛肉等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中共在外交摩擦期间针对特定国家商品采取行政性贸易管制，其共同特征都是将原本应由市场决定的经贸活动纳入国家战略考量，使贸易、消费乃至企业经营统统都异化为外交博弈的筹码。由于国家能够直接调配 “买方资源”，而中国国内又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做法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非对称施压能力。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源于低人权体制赋予政权对社会资源的100%掌控权。当公民权利、企业经营乃至市场交易都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目标时，国家便能够将企业、金融、供应链和消费市场迅速纳入外交博弈之中，对目标国家实施经济惩罚。正常情况下，经济制裁和贸易报复的成本具有双向性，实施制裁的一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代价；然而，在低人权体制下，这些成本并不会由决策者承担，而是通过行政力量转嫁给普通公民、劳动者和市场主体。正因如此，中共发动经济报复所面临的政治约束远低于民主国家，其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 从而获得民主国家难以拥有的买方胁迫能力。
三、 低人权导致对外军事冒险
一个政治体制对国民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其如何评估其战争成本。在缺乏新闻自由、独立司法的低人权的体制下，加之长期“为党牺牲光荣”等低人权政治洗脑宣传，大规模人员伤亡往往可以通过信息封锁、舆论引导和官方宣传被消化，甚至将代价巨大的失败战争包装为胜利，以塑造符合战争政治需要。譬如，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尽管志愿军付出了远超美军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的沉重代价，但在官方叙事中仍长期被塑造为一场具有重大胜利意义的战役。这种叙事方式，使战争的士兵伤亡损失难以转化为对决策层的政治压力。因此，即使战争失利或付出巨大代价，独裁体制的战争发动者所面临的国内政治成本远远低于民主国家, 而民主国家领导人因一场造成重大伤亡的战争而下台、失去选举或接受调查却屡见不鲜。
我们观察到低人权体制极易助长危险的战争思维,“我们不怕牺牲(人命)”是独裁者最大的底气。正如曾经某解放军军方将领表达过的极端言论： “在中美冲突中可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中国城市群作为代价,与美国手牵手回到石器时代”。这种冷血的狂妄叫嚣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当独裁者无需对伤亡的数字承担责任时，极端的军事冒险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印证：一个缺乏有效问责机制的威权体制，其领导人可以在几乎不受国内任何制衡的情况下，发动一场造成上百万本国军人伤亡的战争。这意味着，对于高度集权且无视社会代价的中南海而言，其凭借‘低人权优势’所获得的不对称底气，正极大地削弱其对战争伤亡的顾虑。发动台海战争，极有可能是一个决策门槛极低、概率被外界严重低估的选项。
四、无限财政提款权支撑的域外扩张
低人权体制的另一项制度特征，是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缺乏实质性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预算约束机制。在缺乏独立议会审查、媒体监督和司法制衡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将巨额财政资源投入海外战略项目，而无需向纳税人充分说明其必要性，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这种制度扭曲的背后，同样反映出一种将社会承受能力视为几乎可以无限压缩的逻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曾被广泛引述一句话：“中国人吃草也可以活三年。”当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正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和福利水平，可以为了某些所谓的国家战略而被无限压缩和牺牲。
正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近年来饱受争议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外警务站、统战网络、跨境镇压等项目得以持续推进。由于财政资源缺乏充分的民主监督，这些项目所耗费天量资金，政府却丝毫无需向其公民解释“这笔钱为什么花在境外的政治操作与监控上,而非国内凋敝的民生上”，哪怕是在经济已经严重下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之下，也丝毫未见缓解。这种不受监督的财政支配力，正在对民主国家的国家主权和全球秩序构成严重而广泛的威胁。
五、 人质外交：不对称的司法胁迫工具
低人权体制还催生了一种民主国家几乎无法复制的外交工具——将外国公民 “人质化”，使其成为国际博弈中的人质交换筹码。
2018年至2021年间，在加拿大依法扣押孟晚舟后,加拿大公民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vor，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近三年，并最终在孟晚舟获释当天同步获释。这一时间上的高度一致，被国际社会广泛视为“人质外交”的典型案例。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澳大利亚籍记者成蕾身上。2020年，在中澳关系因病毒溯源调查等议题急速恶化之际，成蕾在北京被中国政府以涉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为由秘密关押并判刑，直到三年后中澳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她才于2023年重获自由。
上述人质勒索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更因为低人权体制赋予了决策者一种其他法治国家难以复制的博弈手段。在缺乏司法独立的体制下，刑事司法可以服务于政治目标，外国公民可以被迅速卷入国家间的政治博弈；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独立媒体、议会监督以及司法问责，中共无需承担国内政治成本，更不会因滥用司法而受到制度性制约。
更重要的是，低人权同样降低了这种策略的外部成本。对一个长期将本国公民视为“人矿”的体制而言，即使本国公民因此本国政府的鲁莽行为面临外国的签证限制、任意拘押甚至他国的报复性风险，执政者丝毫不会在意，因为中共眼中国民是随便可以被消耗的战略资源，根本无关痛痒。法治国家受到司法独立和公民权利的约束，难以采取同样手段来对等反制；而中共体制却轻而易举将司法、执法都转化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结论：反思“不谋求改变中共政权”的思路误区
我们从贸易失衡、买方胁迫力、军事冒险，到域外扩张与人质外交，这五个维度所观察到的危机和挑战，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中国低人权状况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全球公共安全议题。
近年来西方政界不断产生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误判，比如强调“不谋求改变中国政权（体制）”，试图仅通过贸易协定、关税壁垒、军备威慑或外交对话等技术性手段，来“管理护栏”或“遏制”这些外溢的风险。然而，基于本文的论证，这种“不谋求改变政权”的防御性思路，在逻辑上基本等于缘木求鱼，更是一种危险的绥靖和鸵鸟政策。
这种思路割裂了“症状”与“病因”的因果关系。国际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向外倾销过剩产能、买方胁迫，还是以更低的心理成本考虑战争选项、域外扩张、人质外交等，所谓的“大国战略”绝对不是中共一时兴起，而是共同指向了“低人权”这张战略底牌。只要驱动这一切的战略底牌不被遏制，中共政权继续行使对十四亿“人矿”的 “无限开采权”，上述危机便会不断以新的表现形式反复不断爆发。
低人权底牌导致的“战略不对称”的根源在于：文明国家处处受制于民意与人权底线，而中共却可以无限期、无底线地透支其治下十四亿“人矿”的血汗、权利乃至生命。只要这个剥夺十四亿人人权的内核结构不被合力打破，中共对全球秩序的侵蚀就绝不会停止，国际社会就无法迎来和平，而是无休止的经济争端和地缘摩擦。
对于民主国家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应该局限于某一起贸易争端、某一次外交危机或某一场地区冲突，而应当看到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制度根源。唯有国际社会聚焦中国"低人权"这一结构性问题，将其视为全球地缘安全战略中最核心的挑战，并合力促成中共极权体制的颠覆性更迭，使全体中国人民同民主国家国民一样真正享有天赋人权，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彻底化解低人权体制所衍生的各种全球性战略危机，建立真正稳定、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202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