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晓波我们纪念什么
陈维健
首先感谢“欧洲之声”“中国研究”邀请我们来莱比锡参加《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与《中国民主宪政研讨会》。莱比锡是我多年想往的城市。1989年东欧民主运动的重要发生地，当地的民运人士每周一在圣，尼古拉教堂探讨国家的民主问题，后来每次讨论结束，人们就举着腊烛上街游行。这就是著名的“周一游行”。他们自始自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攻击警察，不砸商店，不冲击政府。89年10 月9日这一天，约7万人上街，政府已经部署镇压，但最后没有开枪，游行和平结束 。刘晓波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平理性，非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这里纪念他有着非凡的意义。
刘晓波作为和理非的倡导者与代表人物获得了一个政治人物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诺奖委员会将这一荣誉给了被 专制政权关在狱中的异见民主人人士，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邪恶的政权。故不其然，中国政府不但制裁挪威与诺奖委员会，还以恶劣的环境败坏刘晓波的身体直至死亡。和理非与荣誉并没有让他幸免遇难。这就是迫使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残酷的政权，坚持和理非有用吗？
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主运动是1989六四民主运动。这个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自始自终都坚持和平理性，在运动期间甚至将三位来京支持学生运动，向天安门的毛像扔鸡蛋的青年人扭送到派出所。虽然三位青年的行为很难说是激进，但仍不容于学生，对此我们可见广场学生的和理非已恪守到什么程度。刘晓波在那场运动中因提出非暴力的理念与周舵，高新，候德建一起被 称为四君子。在局势恶化的6月3日，他与在场的学生沟通呼吁学生撤出广场，以避免伤亡。六四运动最终以血腥镇压告终，刘晓波并没有因坚持和平理性而逃出中共的迫害仍然被捕审查。后又因发起推动政治改革被 监视居住与劳动教养，最后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 判11年。在刑满即将释放前，因肝癌在保外求医中死亡。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狱中遭遇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是不会让他活着离开监狱的。因为诺贝尔奖的巨大名声，他将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当时海外民运也确实在讨论他出狱后如何将他接到海外，继王炳章之后接掌中国民运大旗。
纵观刘晓波的政治理念与实际行动。自始自终都是坚持和平理性的。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的《零八宪章》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根据中共本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撰写的。既没有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没有禁止共产党执政，更没有取缔共产党。而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要害就是共产党领导。除出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外，与西方民主国家宪法并没有多大差异。《零八宪章不过提出了中国宪法本身已有的东西，宪政自由，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句话，《零八宪章》不过是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宪法而已。当然对专制政权 来说，是对他提出挑战。任何向他提出挑战的人，不管什么形式，多么的和平理性，都是欲除而快的敌人。
刘晓波作为和理非的代表人物，他最为人诟病的是“我没有敌人”。这是他在2009年12 月23日在法院审理时准备的一份陈述。虽然这份陈述没有能够在法庭上得到陈述。因其在2010年诺奖典礼上被 引用而广为人知。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一个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人最后被他的敌人迫害而死。那么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还有意义吗？不少人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让他死得没有气节，也误导了许多人。让和理非成为愚蠢和荒唐。需要一提的是，在时下的反共圈，和理非是贬义词。这些年许多人国内出来 自称“反贼”的反共人士，大都不认同和理非。
89六四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但没有烧杀抢掠，也没有冲击政府机关，那一段期间是社会最平和的时期，甚至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了。当军队进城前，学生市民拿着食物去慰劳在郊区的解放军，呈现出军民鱼水情令人动容的场面。学生最激烈的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用绝食来宣示民主的决心。如果我们把北京天安门的学生与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民众相比，他们的和平理性一点也不下于尼古拉教堂的民众。但是中共政权开枪了，东德政府没有开枪。两厢对照，不是学生理性不理性，而是政府理性不理性。六四屠杀的原因，罪不在学生，而是政府，是政府执意要杀人。六四之后中共的理论是六四镇压保了国家的平安。这个平安当然是中共政权的平安。而西德共产党政权最后没有开枪，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文化分不开的，与教会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尽管都是共产政权，他们还保留了最后一丝人性。
六四民主运动，和理非没有避免镇压，刘晓波和理非没有避免他被迫害而死。那么和理非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是否已经死亡？答案是否定的。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把政治理念上升宗教的高度。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圣经说要宽恕伤害你们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以说宽恕，包括宽恕敌人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 在佛教里也是同样，不要生嗔恨之心，怨怨相报，何时了。当然宗教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中共是对牛谈琴。我没有敌人，在制造仇恨为理论的中共面前必是惨不忍睹。刘晓波死后，960万平方公里，竟然连一坟一穴都不给，逼着家属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不过这反到使他的骨灰流向大海，流向世界，让他的精神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求仁得仁。尽管如此但我们依然要放下仇恨，这并不是我们能够上升到基督的高度，菩萨的境界，而是我们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避免处于万劫不复的仇恨轮回之中。
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平理性的倡导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尊者达赖喇嘛曾经对激进要搞武装的藏人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决定要武力达到目的，首先要有枪，还要有弹药，几支枪不够，要几千支，但谁会卖给我们呢？印度？美国？，即使买到了钱从哪里来？又怎样运进中国。”尊者的进话是告诉即使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没有可能性。这个话是早期讲的，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在大数据面前，即使有枪还没有动就被发现了，何况几支枪又如何敌得了现代化的正规军队。尊者作为喇嘛以他的慈悲性，以佛教的中道理论，提出他的和平理性的中间道路。西藏流亡政府与流亡社区至所以得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是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分不开的。刘晓波与达赖喇嘛两位都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追求，坚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达赖喇嘛与刘晓波是以和理非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双雄巨擘。是我们战胜中共暴政的法宝。
和理非并不是反对暴力革命，而是因为暴力革命的不可行。但这并不是说被压迫的民众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与正当性。比如，扬佳杀警，这就是被 逼之下民众的正义选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是无可非议的正义宣言。如果没有杨佳这样的死士，我们中国人就为被睢不起的，没有血性的中国人，只是一批任人宰割的草民。
主张和理非的人士从来不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不可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主张暴力的人士也没有在中国打过一枪一弹。这不是非议他们，实在是很难做到。当然对于以动刀，以汽车撞人滥杀无辜的社会报复是坚决反对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前面拐弯是政府。和理非不排除暴力革命，当它成为可能时，绝不会自废武功。当民众起义，当军队哗变，以军事力量摧毁中共政权时，秉持和理非的人士不但不会反对，必定是全力支持。而以当下社会 民众与中共权贵矛盾激化，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的残酷无度的清洗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一句话：和理非与暴力革命从来是不割席的。两者相互相存，是民主战车上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雨果的“悲惨世界”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即：绝对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 主义。
我们坚持达赖喇嘛与刘晓波倡导的和平理性，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中国发生政治变局中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荡，混乱，杀戮。共产党几十的的执政其罪行罄竹难书。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包括中共的干部官员。有血债，有血仇。时机一到，就会报复，仇杀。血流成河并非耸人呼闻，看看这些年的社会报复事件有多么的血腥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将它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要清算共产党的罪行，但不是仇杀，不是私刑，而是法律，以法律来还公道，该判的判，该关的关，但不杀人。以文明的方式来清算罪行。这就是和理非。这就是达赖喇嘛，刘晓波的非暴力路线。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
在强大的中共政权面前，我们除出道义力量，几乎一无所有。有人说海外民运几十年一无所成，但我们心中有数，我们的坚持就是胜利。已故的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曾经说过，“旗子不倒，队伍不散”我们凭着信念做到了。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唯觉祭文多”。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走了。打开网页看到的都是悼念祭文，但我们不觉凄凉，因为我们为我们所珍视的理念奋斗了，为理念奋斗就没有失败。我们以自己的年华的牺牲，这样的牺牲就是胜利。“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坚持 到今天的每一个民运人士都有那样一种大气度，这样一种大境界。我们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是骄傲的，因为我们是投向中共暴政的一块石子，更是中国民主道路上的铺路石。不！我们还有一个名字，梦想被延迟的人。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在座的每一位人都知道，这就是宪政民主。
谢谢主办单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