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汉城和2008年的北京及2018年的中国
郑烨
最近看了一部韩国电影，片名叫《1987：逆权公民》。这部影片获得了2018年度韩国最佳影片。影片讲述了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爆发的“六月民主抗争运动”，这一运动迫使当时的独裁者全斗焕接受了旨在启动全民普选的“6·29宣言”，不久其政权倒台。作为一名中国人，当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201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又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显然结果是使人失望的。
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很多怀揣善良本意的西方人眼中是韩国和中国走向民主社会的契机，虽然这种一厢情愿是对两国政治背景的忽视所带来的“幼稚病”在作怪。当时韩国虽然处在全斗焕军政独裁统治之下，但是其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并深入人心，又存在着成熟的反对派力量，对政府产生着制约作用。2008年前的中国，没有任何一支反对派存在（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从来未曾有过），法律条文形同虚设，整个社会俨然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自诩为“人情味浓厚”的温情外衣的掩藏下，人脉、金钱大行其道，趋炎附势、蛮横霸道的一体两面成为人人必备的为人处世之道。
一次刑讯逼供造成的虐死事件成为韩国1987年“六月抗争”的导火索，其实追根溯源，在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之后，人民便希望着走向民主制度，从1980年的“光州事件”（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便取材于这一历史事件）开始，民众一直在进行着争取“普选”的努力，当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行在即之时，正是各国媒体聚焦韩国的时刻，此时的民主运动的掀起更容易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给当权者施加更多的国际压力。果然不出所料，当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蔓延扩散之后，全斗焕独裁政权被迫接受启动“普选”的政治议程，腐朽的军政独裁体系开始崩溃。
随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案件的披露，影片情节也铺展开来，各阶层的力量纷纷登场，展示了一副韩国社会的联动画面。影片中施暴者满心只想着尽快将尸体“火化”，毁尸灭迹。唆使医生诊断为“心脏病突发”。有多少非自然死亡被冠之以“心脏病突发”的名义而蒙混过关？政府高官以“公款消费”可以“如数报销”的名义进行赤裸裸的贿赂。观看尸检的家人被控制，名其名曰“维稳”。
此时，民众站了出来。被许以高官厚禄的检察官坚守住法律的底线；医生遵循着大医精诚的科学精神；记者恪守媒体的良知，锲而不舍地探寻真相；家人不在威逼利诱面前被和谐而失声；一个有良知的狱吏，积极参与独立工会的运作，传递着有价值的情报和珍贵的消息；虔诚的神职人员秉持着天父赐予的公义行事，尽力护佑着被通缉的“良心犯”；在政治高压下毅然举行游行示威的学生们，让我想到了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才是青年人应该有的正义感、责任心、使命感和青春的血性；不甘心成为一枚被摆布的棋子的维稳人员；坚守《探监守则》的监狱长记录下真相、保留着证据；一名致力于民众启蒙的男大学生身体力行参与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讨还公义，杀身成仁；一个现实的女孩子如何在舅父被捕之后求告无门尤其是男友的死亡最终让其蜕变觉醒，站在了游行的前列。任何一个环节被和谐了都不会有真相的被揭露出来，可贵的是任何一个环节里有坚守底线也原则的公职人员和普通百姓。
当一个社会只有维稳机关唱独角戏，社会各阶层均拒绝合作的时候，极权统治便会孤掌难鸣，势必会土崩瓦解。1987年的六月，大韩民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推动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的各阶层的人聚集起来，通过一件刑讯逼供的个案，将维稳机器推向毁灭的深渊。面对强权，体制内有良知的知情者阳奉阴违充当“深喉”泄密给媒体，助推真相的层层剥茧，为有良知的媒体记者提供材料，坚守底线的记者们挺身而出，穷追不舍，发掘背后隐藏的赤裸裸的血腥，做成炮弹，用真相做武器，精准打击着无法无天，企图瞒天过海的“维稳怪兽”。在影片中充满着狡猾痞子气的“姜检察官”、“尹记者”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具有此类气质的中国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面对蛮不讲理的强权，唯有以毒攻毒，才能在严密管控的夹缝中生存和抗争。
在检察官、记者、医生们坚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良知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时候，当纸包不住火的那天，最底层的执行者总是被当权者抛出来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去定罪。在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维稳集团”内部总会为推卸责任而起内讧，一顶“滥用私行致死罪”扣到了“替罪羊”头上，让曾经坚定的盲目信仰的执行者看清楚了官僚内部的实质，出现了“狗咬狗”，这种体制下被所谓的“自己人”出卖是家常便饭。也总有高高在上者高喊着“以大局为重”的口号来出卖自己的狐朋狗友和忠心耿耿的下属，最终自信可以收拾残局的人，被当局当做残局收拾了。抗争的多米诺骨牌一旦被推倒第一块，带来的连锁反应不是任何力量能够阻遏的，在当权者眼中也许刑讯逼供造成的虐死事件是第一块，其实远在七年前的“光州事件”已经推到了第一块。
当下的中国，那些自诩为与政府拍拖的资本家，被“三个代表”囊括进了体制内。北京奥运会召开十年之后的2018年，“修宪”后的鸦雀无声只展现出一副退化的社会图景，真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苍凉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指定继承人，甚至隔代指定，似乎在当下的社会见怪不怪了。昏聩无能的太上皇衰老但把持着政权，热衷于“内定”的游戏。“未做好准备实行民主”的论调甚嚣尘上，为极权独裁的延续摇旗呐喊，统治的正当性靠谎言来维持着。韩国民主化的成功得益于一个个底层小人物对良知的坚守和对不公的抗争来推动着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一场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中国民众听信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将会带来社会动荡的宣传，寄希望于没有压力怎会改革的独裁政权的良心发现而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所谓代价最小的改革，结果等来的是更加严厉的维稳镇压。
外国媒体的作用毋庸置疑，哪怕只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威慑，也会让极力维护国际正面形象的政府投鼠忌器。宗教团体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所起的作用更是巨大，韩国的“天主教公义联盟”始终为民众发声。中共政权在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不是看到了民主的大势所趋，而是仔细研究如何杜绝此类运动的发生，对本国律师的打压、对外国媒体的封杀、对宗教团体的取缔，种种措施都是为了瓦解社会上有可能形成的团结的反对力量，使自己的独裁统治不受挑战，继续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韩国电影近年来涌现出了诸如《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1987：逆权公民》等优秀的反映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电影。反观中国呢？《蓝宇》、《颐和园》等电影只是蜻蜓点水地以背景呈现涉及“六·四”的内容都被列为禁片受到封杀的命运。只身阻挡坦克的王维林、成功出逃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他们的事迹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相当吸引人，任何以民众抗争为背景的煽情故事都不会让人觉得矫情，只可惜在当下的社会管控下，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汉城和北京在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里，一个抗争终获收效，推动了民主进程，另一个加大维稳力度，依然原地踏步。
从1988年的汉城到2008年的北京，二十年，一个突飞猛进，一个原地踏步；从2008年的北京到2018年的中国，一个面目可憎，一个惨不忍睹。沉默的大多数是独裁的帮凶，永远面临被问责的境地，实用主义的追随者是极权的助推剂，随时会被当权者抛出去顶罪。“直选”的诉求是民主化的集结号，争取民主和自由，其实是在追求一个人应有的尊严。戳破看似五彩缤纷的乌托邦彩虹桥不是通往现实民主的道路，练就民众应对虚假海市蜃楼的火眼金睛，公共知识分子们责无旁贷。时代的发展会让所有参与暴行的人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相应的惩罚。冰封的大地，总有解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