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些不认错的“大师”们
子规
孔子被称作“至圣先师”，这样的人想必句句都是金科玉律，都不会犯错误吧。然而，《论语》中却提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表明君子犯错误时如日食月食般容易为人察觉，改正后也如日月复明般仍然受人敬仰。孔子这样的“君子”尚且如此，我们这样的“小人”就更不必说了。我们都不是神，都会犯各种错误，这是谁都乐于承认的事情，但是否敢于公开认错则未必了。
叫人公开认错总是一件有点难堪的事情，尤是当错误不是一时的疏忽造成，而是自己的能耐造成，这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承认自己的差劲。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承认错误还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反正本来就差劲，再怎么承认也差劲不到哪儿去，要是有那么高明就不是我了。而对于那些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权威人物而言，公开认错却有损于他们的威望，尤其当他们犯下一些低级错误时，如果公开承认了，就会让人觉得名不副实，并无想象的那么权威，就会影响到他们的高大形象。
对于那些权威人物而言，形象往往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威人物的形象使他们拥有超高的人气，走到哪儿都有鲜花掌声伴随着，社会上各种邀约不断，财源滚滚而来。而一旦形象受损，所有这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面对错误，他们往往会选择装聋作哑，但行动上已经悄悄改过来了。这虽然显得不够坦荡，未给人们一个应有的交待，也未给人们树立一个敢于认错的榜样，但性质还不算恶劣，他们至少未否认自己的错误，也未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有些人则不然，他们非但不公开认错，还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百般抵赖，以维护自己的高大形象。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要数曾经十分走红，也十分自恋，以中国文脉的传承人自居，动不动就给全国人民上文化课的“文化大师”余秋雨。文化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一个学者要是动不动就把文化拿出来谈，我们就理由怀疑他是一个万金油式的江湖术士，缺少足够的专业造诣，而只会拿文化忽悠人。说一个人是文化学者，就已经显得离谱了，说他是文化大师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而余秋雨却居然接过大师这样的称号，于2008年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聘请，入驻所谓的“大师工作室”。这个“大师”虽非自封的，但一个学者倘若还有自知之明，就应该谢辞才是。他也因此在社会上饱受非议，被人们戏称为“余大师”，“大师”至此已经贬值得一塌糊涂了。一个人是否出色，不是自我所能宣扬的，而是要由社会来评价的，要有公认的口碑才作数。一个人是否为为大师，更不是自封的，凡是自封的“大师”，都是一种欺世盗名。真正的大师是在某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极为罕见的人物，这样的大师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而立住的，是为世人所公认的，是不需要自封的。
余秋雨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出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有造诣的。但他不满足于这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在学术界取得一定地位后就开始四面出击，在文化领域无不涉猎，不断就各种话题发言，只要能跟文化沾上边就无所不谈。一个人不可能是万能的，他也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因而文章中就出现了各种硬伤，有的甚至还十分低级。本来胡乱发言，出现各种硬伤，就已经显得学风很不严谨了，当有人给他指出这些硬伤时，他却非但不认账，为自己百般辩解，还倒打一耙，说别人是想借机出名。拒不认错就已经很有失风度了，指责别人想借机出名就更是显得又臭又硬了。批评是不需要过问动机的，它只对事理负责，只要能站得往脚，出于任何动机都是无可厚非的。要是批评的没有道理，自己也可以进行反批评，却不必拿对方的动机说事。这样一来，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拒不认错方面，更能体现出余秋雨的人品，也更犯众怒的，是他对自己在文革期间参与写作组之事讳莫如深，百般否认。文革期间，各地都成立专门的写作组，罗织一批御用文人，炮制出一篇篇重头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传达上级指示，主导社会舆论。在各种的政治运动中，这些文章就像一发发的炮弹，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写作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这两个地方是极左力量的大本营，也是引领全国政治风向的地方。北京的写作组影响最大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组成的写作组“梁效”，上海的则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组“罗思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因为一部《文化苦旅》而红遍了大江南北，受到了无数读者的追捧，而他自己也开始漂漂然起来。有知情者就撰文指出，他当年就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成员，参与了写作组的活动，也发表了大批判的文章。其实，在当时那样一个背景下，是否参加写作组是由不得自己的，一旦被上峰选中是无法拒绝的，否则就会被疯狂运转的专政机器碾为齑粉。我们后人是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否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问题并在于当年是否下水了，而在于后来是否敢于面对这件事情。许多当年参与写作组的人后来都承认了，有的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忏悔。但这个余大师却不是这样的，他非但没有忏悔，而是压根就不承认有过此事。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保持沉默也就罢了，还进行百般抵赖，这只能说明他的无耻了。
以前我在一所学校工作时，有一次开大会，旁边坐着一位同事，他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工作能力挺强的，把团委这一摊料理得井井有条。他在政治上中规中矩，紧跟形势的假大空的话很少说，当然有独立见解的话更不会说，更多的是说些事务性的事情。他看见我随身带着一本某位具有批判性的学者的著作，拿过去翻了翻，对之不置可否，但补了一句说要多读余秋雨的书，然后说他的成就有多高云云。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但意思我记得很牢。我听后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道，但是他把现实问题回避得干干净净的。他听后也没有作答。可不是这样的吗？一个学者号称“文化大师”，却对现实中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这个专制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不置一词，而在那里大讲特讲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中国的文脉，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师。他非但没有批判现实的话语，还在那里为现实涂脂抹粉。2008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员伤亡，而中小学又是重灾区，暴露出了当地校舍的严重质量问题。当痛失子女的家长起来要向政府讨个说法时，余秋雨却赶忙出来含泪劝阻他们不要为反华势力所乘，政府已经在尽最大努力组织抗震救灾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他进而安慰了他们一番，说是法师已经为这些死去的孩子诵经超度，他们都已经变成菩萨了。面对官商勾结带来的校舍豆腐渣工程，他不是起来声讨那些贪官和奸商，而是叫家长不要闹事，沦为了一个无耻的御用文人。他的煽情表演只会激起人们的愤怒，更引发人们的群嘲，由“余大师”变成了“余含泪”。
蜚声华文世界的李敖，更是狂妄得不行，他宣称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都是他李敖。他认为自己读过的书和具有的学问无人能及，自诩为“文化大师”和“国学大师”，谁都不在话下，就是鲁迅也不放在眼里。本来“全集”是一个人去世后别人为其整理出版的，而他生前就给自己编上了全集，还在全集之前加上一个“大”字。对于这种不可理喻的狂人妄语，我们也不必太当回事。
这个自诩为“国学大师”的狂人，有一次发微博宣称：“‘唐诗三百首’，念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老师说捣衣是洗衣服用木杵搥干净。你会嘀咕：长安有一万个女人发神经不睡觉，要月光下洗衣服！其实捣衣不是洗衣服，是用木杵搥松棉花，赶送前线保暖，等丈夫战胜回家。这样读，才读懂上下文。快拜李敖为师吧！”口气实在大得可以，不但以大师自诩，还叫人们赶快拜他为师，迟了一步都不行。
把捣衣理解成捣洗衣服，的确是许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本人学识十分有限，尤其在古代文史领域更是相当薄弱，在这里就不打自招，自己以前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打假名人，同时在文史领域也深有造诣的方舟子撰写了一篇《“国学大师”乱“捣衣”》，指出：“其实捣衣不是洗衣，而是为制作衣服做准备，是先捣再有衣，而不是相反。”我们普通人把捣衣理解成捣洗衣服固然很不高明，但这个“国学大师”把它说成“是用木杵搥松棉花”是否就高明了？方舟子认为，这错得更加离谱。“首先，棉花是要弹的，不是槌的，越槌只会越实。其次，唐朝时候中国并不成规模种棉花，基本也不穿棉布，当时只有从西域进口极少量的棉布，称为‘白叠布’，非常珍贵而罕见，不可能用来给将士做征衣。棉在宋朝传入中国内地，在元朝才开始在中国推广。”那么，捣衣捣的到底是什么名堂？他继续写道：“有人说是捣葛麻布，因为当时一般人穿的是葛麻布做的衣服。但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只是想当然。唐朝以及更早的六朝的“捣衣诗”凡是提到所捣的布料的，都说捣的是丝织品，特别是生丝制品。”
我读完此文后恍然大悟了，原来长安妇女都在捣衣，既不是发了神经不睡觉，在月光下洗衣服，而且捣的也不是棉花，而是生丝制品。这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国学大师”李敖居然也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可见他这顶“国学大师”的高帽也是纸糊的。
然而，要李敖这样一个睥睨一切的“国学大师”公开认错，又是比登天还难。一个月后，他总算发了一条微博进行回应：“可知道48,900 的意义？那是唐朝人写诗的总数，也是我读过的唐诗总数。只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无法想象我多么用过功。用功的我，顺便亮一首：‘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有人说唐朝军人无绵衣，请读这首当时人自己的诗吧，别跟李敖比学问了。”在他看来，别人是没有资格在他身上挑刺的，否则只会证明自己的愚蠢。
我看到这条微博时，还真为方舟子捏了一把汗——莫非他这次真出了什么纰漏，打错了？但他亦非等闲之辈，很快就又撰写了一篇《再评“国学大师”乱“捣衣”》进行了回应：“李‘大师’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康熙在《全唐诗》序里说的不准确的收录唐诗数，当成了唐朝人写诗的总数，再作为吹牛的资本。”“就算李‘大师’把《全唐诗》全看了一遍，也不等于他就看懂了。比如他引用的这首唐诗，并非什么罕见得无人知道的诗，我在《“国学大师”乱“捣衣”》一文的后记中已引用，并已论证了‘征衣一倍装绵厚’说的‘绵’，指的是丝绵，而不是今天说的棉花。没人否认唐朝也有‘绵衣’，但是那不是‘棉衣’，字不一样，意思更不一样。而李‘大师’在当初说的是唐朝用‘棉花’做寒衣（‘用木杵搥松棉花’），已闹了大笑话，现在又拿无关的‘绵衣’来为自己遮羞，要跟人比学问，虽然口气冲天，却进一步暴露出其对国学的无知，口气越大，也就越滑稽可笑。”
至此，我这个吃瓜群众总算对这桩笔墨官司看出点眉目来了，对李敖这个“国学大师”的真面目也看得更加清楚了。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在文史领域有相当造诣，白话文也写得很出色的学者和作家，对思想文化界是有贡献的。但这与承认他是一个大师又是两码事，他的真实造诣也绝非自我吹嘘的那样，而是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狂态也许是性格使然，有一种人总是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也许更是出于一种自我营销的策略。他是一个很会造势的人，通过卖狂，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文化大师”和“国学大师”，在华文世界猎取了巨大名声，出版了大量著作，还在凤凰卫视上定期做电视节目，社会上各种的邀约不断，从而给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成为学者和作家当中少有的富豪。
李大师的私生活荒淫无度，这且不去说它了，他在与人论战以及打官司的过程中，也处处可见他的卑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也不去说它了，他尤为人所不齿的是对中国当局的那种媚态。他在台湾利用国民党“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所提供的空间，对蒋氏父子大骂特骂。台湾解除党禁后，他更是骂遍天下无敌手。然而，当他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当局时，却大大放低了身段，变得低眉顺眼起来。大跃进、文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不提了，“六四”的血腥镇压他也认为镇压有理。他一再为中国当局辉煌业绩唱赞歌，认为在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对于他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人而言，这又是不奇怪的。只要这样，他的著作才能大举进入庞大的大陆市场，才能收获巨大的名利，才能回到大陆展开他的“神州文化之旅”，受到当局高规格的接待。一个如此无良的文人，也戴上一顶大师的高帽，这是对大师这一称号的严重渎亵。
余秋雨、李敖这样自恋自大型的“大师”，他们营营苟苟于自己的名利，从不认为自己有错，从而有损于自己的名利。其正的大师是不讳言自己的错误的，他们都是坦荡的君子，都乐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古希腊的大哲人苏格拉底更是认为，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的无知。真正的大师是不惧怕因为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失去名利的，他们以探寻真知、追求真理为职志，名利于他们如浮云。余秋雨、李敖他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铁的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不是他们想抵赖就抵赖得掉的，我们要相信真相的力量，相信时间的力量。
这些“大师”们如果只是自恋自大倒也罢了，由于他们不完全是水货，而是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造诣，也具有一定的文才，因而就更具有迷惑性。许多不明底细的人还真把他们当作大师来顶礼膜拜，把他们的许多信口开河当作金玉良言，从而被他们所误导，因而他们又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面对这样的“大师”，我们要不断增长自己的学识，要具备一双慧眼，识破他们的面目，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同时还要出于良知与正义，敢于出来戳破他们的假面。
2022年2月1日写就
2026年3月20至23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