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君与臣”和如今的“上与下”聊聊“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重要性
郑烨
看过《说岳全传》的读者，抑或知晓《满江红》背景故事的人想必对一个情节记忆犹新，即当韩世忠怒气冲冲地去质问秦桧为何将岳飞下狱的时候，秦桧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莫须有”，这句话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描写的是韩世忠大义凛然地去质问，而秦桧则是唯唯诺诺地做出回应。
针对“莫须有”，教科书上的解释是“恐怕有吧”？其实真实的情况则是，秦桧理直气壮地回怼韩世忠“难道没有吗”？带有反问、质问的口吻和语气，韩世忠闻言终于明白是宋高宗赵构想要置岳飞于死地，作为执行者的秦桧才会如此地有恃无恐，韩世忠沉默片刻，最终无言以对悻悻而走，可见当时的情境中尴尬的不是秦桧，而是韩世忠。
以上情节恐怕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似曾相识，在1987年1月的中共中央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腹背受敌，薄一波、邓力群、余秋里、王鹤寿、彭真、王震等人群起而攻之，习仲勋仗义执言为胡耀邦争辩，然而当他终于明了实则是邓小平和陈云在背后支持想让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为什么咱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会设定和强化这么一个情节呢？因为长期以来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有一种朴素的政治观，也许是来自于戏曲等民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的认知，即“有昏君没有暴君”“有佞臣宵小更有贤臣勇将”。如此政治观就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奇怪政治联合体，以至于很多情形始终无法理顺脉络和解释清楚。
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真实“政治生态图谱”是暴君、昏君属于“一体两面”的存在，过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即认为智商高一些的君主不能归为昏君之列，其实智商的高低不是回避昏暴的免责条款，权力拥有者的这一特性扭曲和造就了相当多的奸臣和佞臣，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咱们通常所说的“主昏臣佞”。
君臣关系扭曲为主奴关系是制度基因决定的，君臣关系变形为SM互动其根子在上，而不在于下，此即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最大弊病。绝大多数时间，拥有朴素思维的老百姓总是会下意识得觉得皇帝必然是好的，总归是心系黎民百姓疾苦的“天子”，只是囿于庙堂之上，身边围绕着佞臣宵小，被下面的小人给蒙蔽了，其实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反而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之后才是真相。
苏联曾经有一部禁书，描写的是合作化时期一位社员在大饥荒中苟活下来，痛感身边各级官僚的嚣张跋扈和对底层的剥削压迫，觉得伟大的“钢铁慈父”斯大林同志必然是被蒙蔽了，于是便想方设法越级上访想让斯大林同志知道真相，想让其了解到下层民众的真实状况，殊不知被他视为“大救星”的慈父斯大林也是造成民间哀鸿遍野的重要因素，在弥留时刻他看到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招呼他在其身边坐下来唠嗑，详细地询问社员、工人们的现状，慈眉善目的斯大林同志与宣传画中和蔼可亲的样子一模一样，告诉他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最终主人公在憧憬美好未来中含笑九泉，踏上“人间天国”之路。
当我们面对上述古代政治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然造就与其匹配的政治人物，任何人始终处于随时被“皇帝”和“现管”任意拿捏的状态，上对下的扭曲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如今泛滥成灾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知大行其道，造成了“随波逐流”的政治生态，面对“有奶便是娘”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群体，身为普通人既需要提高警惕，更需要清醒认知。
诞生君子和造就小人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的优劣，就像是对话剧《白毛女》的评论“坏的制度把人变成鬼，好的制度把鬼变成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缺少主语，给当权者留下了太多选择的空间、辩解的说辞、腾挪的余地。找到主语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和起死回生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