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专制与共产檄文
周傥
中国苦专制两千两百年矣！
专制是人类整个前现代文明时期政治和政权的常态。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尤以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形态最持久、最系统、最严密、最酷虐、最残暴、最野蛮，以至近代西方政治学者特别为其指定了一个专有名词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以区分于欧洲的君主制monarchy和一般的独裁统治autocracy。从首个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秦开始到今天的共产党中国，不论江山姓氏如何轮替，不论朝代年号如何更迭，不论旗帜招牌如何变换，不论成败胜负如何易转，不论分合兴衰如何循环，也不管盛世乱邦、仁治暴政、王道霸业、圣主昏君、应天违命、顺守逆取、受命僭制，中国的专制只有疏密、宽严、轻重、缓急、驰紧、恤苛之分，其实质、核心、精髓、特征、规律和结果则从未有别：皆万恶百祸而无一是。
专制，是某个或极少数终身和世袭的统治者集国家、社会权力于一身的政权形式，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切都取决于他或他们的意志与意旨、由他或他们独裁专断。
专制，是管子《任法》和《国蓄》中所谓的：“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专制，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里说的“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之人君“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并将“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的“莫大之产业”。
专制，是严复《辟韩》里“中国之尊王者”口中的“富有四海、臣妾亿兆”。
专制，是孟德斯鸠形容的完全悖逆人的天性和自然情感、使“人性遭受极度痛苦”的制度，在那里绝对、极端和奴隶式的服从“被视为天经地义”并“不动声色地对人性进行着彻底摧残”，“人如同牲畜一样，只有本能、屈服和惩罚”。
专制，是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说的：“主子意志是唯一法律的政治形式，主子自视为帝国唯一所有者，政治团体——如果有的话——只是他的工具”。
专制，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笔下专横、恐怖、随意、滥用暴力和全然无法 律的统治。洛克的《政府论》说：“法律在哪里结束，暴政就在哪里开始”，伏尔泰的《哲学词典》说：“君主被称为暴君，除了他的任性，还因为他不懂法律”，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说：以恐惧作为原则和动力的东方专制政体“是一种严苛和暴虐的政府”、“没有法律与规则，全由个人意志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 切”。专制制度中的“法律”，根本等同于“刑”和“罚”，既不是用来规定统治者执政的程序和范围，更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它的产生、初衷和目 的，就是顾炎武所讲的“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薄日多于一日”、就是严复所说的“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
专 制，是现代政治学认为的“一个掌握一国最高权力和权威的政权，它建立残忍的暴力和严酷的刑罚系统，它贬低个人权利、限制个人自由；它管控宗教和言论传播渠 道、引导并限制非政府组织发展；它将自身利益置于全体国民之上，千方百计的维护其特权的最大化；它强制高额的公共征收，发展生产并从国民财富中进行剥夺和 转移；它将国家政权的主要追求设定为象征性或道德性的目标，而不是真切和现实的治理”。
迄今为止两千两百年来的中国，专制之害，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专制之毒，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专制，是暴政、恐怖、奴役和迫害的根源。黑格尔说“专制主义的舞台就是暴政的场地”，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就是“一以贯之的暴政”。专制本质下，没有任何善治、良治可言，有的只能和必然是恶政与暴君。中国专制理论和实践的开创者商鞅赤裸裸的宣扬其“贵尚谲诈、务行苛刻”的“虐民”政策：行善政，政权必然不稳，以恶治善、用奸恶者治国，国家才能强盛；轻罪重罚、用恐怖手段御民，是帝王根本之道：“国为善，奸必多”、“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重刑轻赏，则民爱上”、“刑胜而民静……刑胜，治之首也”。中国首个专制大暴君秦始皇毫不掩饰的笃信“仁义惠爱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于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发明了连坐法、挟书令、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创造了大辟、凿顶、抽肋、镬烹等等骇人听闻的刑罚；贾谊写《过秦论》控诉他：“重以无道，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专制制度违背自然、天理、人伦和人类热爱与追求自由的天性，看似稳定但永远不会太平，统治者眼里和心中也充满了真实或者想象的威胁：他们既虎视眈眈地仇视一切公开的敌人，又忧心忡忡的恐惧所有潜在的“谋大逆”者，认为只有通过和凭借最残酷、残暴、残忍和恐怖的手段来镇压、奴役和迫害，才能维护和维持住看似铁打实则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政权。正因此，几千年的中国史中，表外上充满了有关仁爱德政礼义的说教，洋溢着对于圣王明君英主的颂美，实际里却遍布着酷吏、诏狱、廷杖、锦衣卫，泛滥着冤狱、诛九族、“大狱频兴、毒刑锻炼”……
专制，是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被摧残被践踏被凌辱的根源。专制主义的特性是轻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在专制下，人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存在的意义只是“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一旦“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最高统治者是专制的源头，“出令者也”；各级官员是他的代表，是“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是一层层的专制者、大人、父母官、牧羊人，在每一层的范围里都有至高无上、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不光像黑格尔讲的“在中华帝国，这些特殊利益——指财产权和自由等——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余地”，人民还不存在任何思想、隐私的权利，甚至连安全、性命也无法得到保障。专制制度对生命极端漠视，国家机器哪一个环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一个人碾为齑粉，“杀人如草不闻声”。专制统治者还刻意奉行辱民之术：“民辱则尊官”、“民辱则贵爵”。在各级专制者的淫威和欺凌下，人民的意志被摧毁、个性被消除、自尊被粉碎、内心被奴化、灵魂被蹂躏，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尊严和价值，自暴自弃、自污自贱，以犬彘、以牛马、以草芥、以蝼蚁、以韭菜、以屌丝、以屁民来自诩、自谓、自甘、自嘲、自贬，完全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里形容的：“普天之士则纷纷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同时，正像黑格尔所说“东方专制国家只有一人是自由的，那就是专制君主”，在专制制度下，不仅仅普通百姓和寻常小民没有尊严、自由和权利，最高专制者之外的其他统治阶层成员同样没有尊严、自由和权利：他们不过都是最高专制者的鹰犬、走狗，完全以主人意志为意志，一旦稍微忤逆、违僭、越轨，立即就会粉身碎骨：“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于是他们终月经年战战兢兢、临渊屡冰、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样，最高专制者导演的一次次大规模清洗、一回回大面积屠杀、一个个大泼天冤案，仍然此伏彼起、还是从无止境。
专 制，是人民贫困苦难、丧失生存权的第一祸首，人民的所有痛苦与不幸全由专制制度而来。专制国家“窃国大盗之国”的本质决定了统治者必然“视民为奴虏，日以 掳掠欺蒙为能事”，对百姓敲骨吸髓、巧取豪夺、劫侵榨取、盘剥无度、“取之尽锱铢”，自己则穷奢极欲、挥霍盈天、“用之如泥砂”，另加“宁赠友邦、不与家 奴”的大撒币。为了千秋万代、永享淫虐，专制统治者“养虎狼百万于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军队机器，寄生黎庶、剥民膏脂、鱼肉百姓，让人民不堪重 负、苦不堪言。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都起源于反抗君主和国王的任意强征重税，“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更是写入了光芒万丈的1689年《权利法案》，成为英国宪政民主之肇始；而毫无私有产权保障法律的专制政权却利用无限权力，横征暴敛、重赋强捐，大兴无穷无尽、难填欲壑、劳民伤财、烈徭酷役的各种浩大工程，肆意剥夺人民可怜仅有的收入和生机，苛政猛于饿虎、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专制暴君还蓄意推行贫民、弱民政策：他们信奉“家有余食，则逸于岁”、“力富则淫、淫则有虱”，他们笃信“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他们竭泽而渔、千方百计的务要夺取、榨干、摧毁最后一点民力，让人民始终在生死线边缘苦苦挣扎，无法产生任何威胁、使自己江山万世永固。如此种种，专制中的人民，富足之年，苟且偷生、朝不保夕、危如累卵、奄奄一息，“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每到天灾、人祸、战乱，则“想做奴隶而不得”，饿莩流离、道殣相枕、馁殍相望、哀鸿遍野，人不如犬、生不如死。
专制，是历史上一切灾难和祸乱的根源，天灾人祸与专制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专制下的统治者，没有约束和制衡，无法无天、任性胡为、朝令夕改、一切由心；乱政失措之后，又无法纠错，结果乱上加祸、灾难接踵。专制下的统治者，一言九鼎、举国盲从，最易集中力量办坏事、办蠢事、办祸事。专制下的统治者，好大喜功，以为无所不能、人定胜天，于是逆天行事、胡作非为、移山倒海，最终导致人祸、人祸又引发天灾。更有丧尽天良的专制者，为了维护君威国体，为了标榜和欺骗世界“河清海晏、盛世中国”，为了不冲击、打扰皇家大典和万邦来朝，公然隐瞒灾情、蓄意弥天大谎，耽搁、拖延百姓的逃生、活命和救济，结果天灾变成人祸，枉死千百万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责。中国历史上无数水旱蝗灾、疾病瘟疫、千村薜荔、易子而食，都是专制者人为酿成的灾难。现代科学的研究、分析和统计证明：饥荒的发生与民主、自由、反对党、独立媒体存在与否紧密相关，民主指数越高、饥荒概率越小。专制制度的绝对权力下，人性之恶成倍膨胀，个人性格和心智的后果无限放大：因此谦恭简让的隋炀帝能脱人变鬼、行若禽兽、祸国殃民，因此智力超人、理想高远的王莽个性偏执、反复无常会让天下大乱、祸害无穷，因此洪秀全精神错乱、妄言谵语会断送了太平天国。
专制，不仅控制了人们的外在行为，还操纵着人们的精神、灵魂和内心世界。孟德斯鸠揭露说：“专制政体的教育是奴役性的，目的就是要降低人的心智”。荀子主张“正名”、“禁惑”，统治者为万事定义、给思想划一，强力禁止和根除所有可能动摇统治、造成“混乱”的“异端邪说”。商鞅直截了当践行愚民，隔绝人民与知识接触，让大众蒙昧无知、成为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驾驭：“民愚则易治也”、“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 商鞅把批评和赞扬变法令的人统统逮捕惩办：“此皆乱化之民也”，其后“民莫敢议令”，再也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主张 “太上禁其心”、使人“远仁义、去智能”；国家要彻底消灭“贵生、文学、有能、辩智、任誉”之士，只留下“失计、朴陋、寡闻从令、愚戆、重命畏事、謟谗” 之民。秦之后的愚民手段，从直接“畏之以罚”、焚书坑儒、制造文盲转变为教化人心：用统治者一家学说一个主义来改造民众、重塑灵魂，把专制主义由野蛮的外在霸权内化为心灵中驯服人性的宗教，让人民心悦诚服的成为顺民：神化领袖，宣称东方日出、受命于天、白头山血统、历史选择、永远正确，赋予专制神圣性、必然性、永恒性；用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等理论构建以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规定君、臣、民各自的权力与义务，使人民安贫乐道、敬天尊君、世世代代，达到严复说的“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与此同时，辅以严酷、血腥的文字狱，“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于是，专制主义成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因，民智被钳制，独立思考、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被扼杀，外来文化被排斥，教育、学术和文化被毁灭，创新和创造力被摧残，思想界一片荒芜，科学技术止步不前，中华文明长久停滞并且一次次大步倒退。
专制，是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社会溃败、精神文明消亡殆尽的始作俑者。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休战等最基本的人类文明是商鞅深恶痛绝、危害统治的“六虱”，他公开以国家名义鼓励“告奸”、严罚“匿奸”；在恐惧和利诱之下，父子、夫妻、亲人、朋友、邻里之间，人人告密、个个攀诬、事事构陷，致使道义无存、人伦尽失，导致了贾谊说的:“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其甚者杀父兄……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廉耻心”、“无渣滓心”荡然无存。专制国家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世界，为了争夺和保住统治者的权位，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弑父杀兄、骨肉相残，所谓“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人性天良、道义德行彻底灭绝。上行下效，在恐怖里生存和向上爬的官员们，互害、倾扎、人心鬼蜮、奸损歹毒，忠信不忍荡然一空——长此以往，专制下官员们都分裂成了双面人：一方面贪污唯恐不足、纳贿唯恐有漏、刮地皮唯恐落于人后，另一方面却热衷被百姓赞为“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追求让一方父老送“万民伞”、“功劳匾”，酷爱自诩为“淡泊明志”、“高风亮节”；这一点，看遍民主国家官员，找不到有此癖好、变态者。专制统治者礼义廉耻、纲常礼法的满口美轮美奂，私下行为却是败俗乱伦、荒淫糜烂、脏唐臭汉、无道无行，而上层的溃败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溃败。卢梭说“政府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酷虐惨苛的专制者必然造就残忍嗜血的暴民，因此民间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唯强是依、贼匪横行、男盗女娼；到了生存和性命悬于一线的年景，更是人性全无、甚于禽兽。看似强大实则虚弱的专制统治者，把臣下统统视为奸佞、把人民统统视为刁民，挖空心思的用阴谋、诡诈、权术来统御臣民，甚至经常公开炫扬其厚黑之术，这种示范，玷污风化、毒化灵魂、败坏人心，使社会争相仿效、使无耻公行于世。专制没有丝毫公正、公平和正义可言，人民没有尊严与权利，更没有公德和公民意识，百姓或是破罐破摔的无赖，或是鸡鸣狗盗的混混，或是滚刀无赖的泼皮，或是坑蒙拐骗的瘪三，或是欺软怕硬的流氓，或是欺男霸女的恶棍，或是谄媚厚颜的奴才，或是疯狂血腥的匪盗，或是掘坟戮尸的暴民，如同严 复《救亡决论》里形容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至于民之公德心，国乃一人或一伙人之国，国本私产，无公可言，奴虏不必为主人负 责。何公德之可言乎！”因此，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下，一切道德伦理、精神文明和教化人伦不复存在，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一步步毁灭，几近顾炎武的“亡天下”。
专制，是制造战争、挑动干戈、酿发兵燹的最大元凶。专制统治者“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本性，使他们对土地、财富、人口有着永无穷厌的贪婪和欲望，于是无止无休、年复一年的疯狂扩张、野蛮劫掠和凶残攘夺，兵祸无息、万民凄苦，造就了一幅幅“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况。专制统治者对“大一统”、“统一大业”、“伟大复兴”、“囊括六合、并吞八荒”和“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有着病态的狂热与渴望，他们打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旗号，一次又一次的讨伐、征剿、“封狼居胥”、“踏破贺兰山阙”、“席卷天下、包举宇内”， 结果征伐连年、战乱频仍、十室九空、天怒人怨。专制权力的登峰造极、为所欲为、无所不能，让不计其数的野心家、阴谋家觊觎垂涎、梦寐以求，一枕黄粱的幻想 和企望着“彼可取而代之”，铤而走险、飞蛾扑火、前仆后继、此伏彼起的敲响着一遍遍渔阳颦鼓，燃起了一场场烽火连天，演绎着一次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 位更迭。专制统治的恶政乱政、为非作歹，使政治混乱、中枢糜烂、朝廷昏昧、纲纪废弛、治理溃败、内卷党争、乱臣僭政、外族入侵、天下大乱的局面周而复始，导致诸侯、藩镇和地方实力派不停的起兵“勤王”、“清君侧”，“廓宇内”、“扫腥秽”、“解民倒悬”，以赤地千里、生灵涂炭的代价，恢复暂时的安定、秩序和王朝轮换。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黑暗、暴虐和压迫，使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痛苦煎熬，也日积月累着怨恨，就像龚自珍说的“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最终忍无可忍、走投无路，“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向死而生，揭竿而起、以暴易暴，尸骸蔽地、血流漂杵……然而，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还是以商鞅为代表的军国专制主义，它们把无止境的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当作了强君驯民弱民疲民的统治手段：“上无使战，必削至亡；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把“非战、羞兵”的和平主义视作对统治者的巨大不利。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死于战争、兵祸者数以几十亿计，其血腥、残酷程度使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难望项背：究其恶源，就是专制制度——这一点，也被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民主和平论”所验证。
专 制，是腐败贪污、吏治败坏、治理混乱、执政能力低下的根源。专制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代表的各级官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既无制衡、又无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 对的腐败；同时，专制下各级官员毫无主人翁意识，“千里做官只为财”，因此贪赃枉法、纳贿寻租、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权匪一家、敲诈勒索、刑以钱代、欺男 霸女、横夺民产、葫芦僧判葫芦案。像马基雅维利揭露的，最高统治者还时常对官僚集团的腐败采取放纵态度，以便持人之柄、更好役使。专制政权包揽一切社会功能，机构臃肿、颟顸傲慢、层层梗阻、传递不畅、效率迟缓，执政和治理能力低下。专制下没有选举、民意和舆论，凡事以主子和上级的意志为准，唯上是尊，官员把精力都用来钻营、倾扎、权谋、拍马屁、揣摩上意，结果逆向淘汰、满朝庸碌。历代专制者不约而同的酷爱帝王之术，深藏不露、阴晴不定、神秘莫测、难以把握，更有甚者动用周兴、来俊臣之类苛吏，相互诬陷、彼此坑害，请君入瓮：“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结果导致臣下们动辄得咎、如履薄冰、人人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磕头少说话，欺上瞒下、推诿塞责、上下相遁、报喜不报忧，最终吏治完全溃败。
专 制，是产生儿皇帝、卖国贼、带路党、叛徒内鬼、汉奸走狗以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背邦弃祖、叛卖变节、投降通敌等等一切行径的肇端，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 的死敌。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是一姓一人用来“强梗欺夺”、“刻剥天下”、“恣其无等之欲”的私产，统治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意愿在穷途末路之时向仇敌献出 自己大部分家业以换得苟延喘息， 在残山剩水间做一个“违命候”来继续残民以逞。在专制政权里，从上至下所有官员都是主子的股肱、爪牙、耳目和奴才、差役、打手，现政权和政府的覆灭对他们 无非是另换一个东家而已；如果临阵反水、同室操戈、背后插刀，或许还会成就爵禄跨越、跃升元勋重臣，因此《三国演义》四十三回书鲁肃告诉了孙权心里话：“众人皆可降曹操……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因此明末首辅魏藻德厚颜无耻的对质问他为何不殉国的李自成说“方求效用，哪敢擅死”。在专制国度中，草菅贱民没有任何权利，活着做人尚且勉强，国家沦亡、国土沦丧更与他们毫无干系，所以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所 以龚自珍长子龚半伦主动引领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并对“大不堪”他“世受国恩”却“为虎象翼”的恭亲王理直气壮的厉声回诘：“吾贫至糊口于外人，何恩之 有？”所以八国联军侵华时英军中由中国人组成的“华勇营”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奋不顾身；所以严复形容在外敌兵临的危急关头和大难时刻，民主国家人人奋勇争 先恐后、专制疆土个个离心散如鸟兽：“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专制，是政治僵化、保守、落后和国家积贫积弱、受气挨打、被瓜分豆剖的 根源：专制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绝不肯变革图强：“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我死了，哪管 洪水滔天？”专制，是经济停滞、工商凋敝、百业萧条的根源：“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专 制，是封闭锁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的根源：从商鞅的“废逆旅，则奸伪、燥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使民无得擅徙……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 静”，到明清的“海禁”、断绝对外贸易；从意在桎梏人民的眼界、头脑和心灵，到最终使自己颟顸愚昧、夜郎自大、井底之蛙。专制，是民族压迫、灾难和灭绝的 根源：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匈奴、百越、五胡、契丹、白族等等循环杀戮、周而复始、未有尽头……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永远说不完道不足专制弥天罪虐、盖地祸患之万一。
虽 然专制占据了、肆虐于人类前现代文明时期的大部分年头，尽管中国至今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前现代文明状态，但专制绝非是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历史进程的合理存 在。在希腊和罗马，最先出现的恰恰是理性和谐、光辉灿烂的民主共和国；在古代西欧，以荣誉和美德为原则的君主制远早于专制王朝存在；英国、北美、法国等等 更是在几百年前就彻底推翻了专制制度、永远结束了历史罪孽，开创了人类伟大的新纪元。在中国的历史上，古往今来的智者先贤们也先后洞察到和谴责着专制制度 违天理、悖人伦的滔天罪恶：
《尚书·周书·泰誓》说：“抚我为后（帝王），虐我为仇”、 “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荀子·大略》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吕氏春秋·贵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黄宗羲《原君》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日知录》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这 一系列人民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和渴望自由正义、仇恨专制暴政、反抗独夫民贼的思想与呐喊，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在几千年暗无天 日、生命窒息的专制隧道里，在漆黑、惨淡、绝望的历史夜空下，在死寂、野蛮、荒芜的赤县丛林中和神州旷野上，如同火焰、惊雷、闪电、朝霞和阳光，照亮了东 方浑沌的天地，惊动了中华民族万马齐喑的沉睡心灵，穿透了华夏万古如长夜的黑暗，谱写出中华文明最耀眼、最辉煌的精神篇章。
到 了近代中国，立宪、共和、民主，已经是人类历史潮流、世界大势所趋，汹涌澎拜、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被启蒙，越来越多的华夏子孙在觉醒；改革维 新、变法图强、结束专制、铲除不平，逐一成为四海人心所向、九州民意共识。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难跋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至于辛亥革命，武昌一夫奋臂、天下万众景从，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但远远走在了亚洲各国、而且也走在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前面，给予世界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并向整个人类宣告：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共和、自由解放的路上绝非注定落于人后——这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与荣耀。
其 后的中华民国，虽然举足蹒跚、步履维艰、一波三折，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最自由、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往今来知识分子人格 最伟岸、精神最独立、意识最多元的岁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隐忍前行、力克时艰，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设国家，同时积极 筹备和推进宪政，以使中国尽快迈入长治久安。1937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计划在预定于同年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通过，开始宪政时 期。可惜，不到两个月后就发生的“七七事变”让这一切化归泡影。1943年，还在抗战最为残酷激烈的日子，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即决定：胜利后立即召开制 宪国民大会。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即宣布“制宪大业自民初至今已拖延35年，召集国大为还政于民、结束党治之要，著实不能再行拖延”，于是在1946 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年后实施，中国正式开启了宪政时代。1947年12月21日，就在宪法正式 实施的前四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向历史庄严宣告：“（12月25日）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最后目标的初步，但这对我们中国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划时代的进步”。乐观看去，中国终于走上了宪政终途、实现了民主梦想，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命定不能结束，中国的共和民主、自由解放之路注定生不逢辰、地不遇良。中国北与俄国、东与日本这两大对自己一直虎视鹰瞵、鲸 吞蚕食的列强肌肤相亲和隔海相望，地缘政治格局极为恶劣。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政体建立，正好发生在日本成为世界大国、开始全力以赴对外扩张、力图称霸亚洲 充当领袖、军国主义势力已成气候之后和俄国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列宁主义政权之前。这种地缘和时代条件的宿命，决定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根本走向，也 让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美梦再一次破碎。
日 本几十年来对中国近在咫尺、直接粗暴、强横无忌的干涉、霸凌、勒索、侵扰，让相当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存亡危机，把精神倾注迅 速从建设新文化转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上；他们看到民主共和并没能迅速、及时、有效的救亡图存，急于探索、寻找其他道路和手段，结果五四运动之后思想 启蒙就基本中断。俄国的共产政权在刚刚熬过生命垂危、喘息稍许平定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策划和发动世界革命、顺带实践几代沙皇梦寐以求的东方战略，把魔爪伸 向了中国，寻找代理人和第五纵队，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挑起冲突、制造动乱。中国的另一个生不逢时是：就在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知道向西方学习的 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欧洲蓬勃发展，结果中国人不但看到了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光芒万丈，同时也听到了对它们的无情批判、揭露和控诉。更不 幸的是，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一战的残酷和毁灭、战后西方的危机和混乱，给始终贬低和敌视西方制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口 实、使迷信和热爱西方文明的人们信念近于破灭。如果说，十九世纪先进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夺目和大道之行，那么进入二十世纪后，被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左 派放大了的西方缺点和弊端，已经纤毫毕现地让一直在吹毛求疵、浅尝辄止的中国人无法坐视——既典型又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封建大军阀”、“反共老手”阎锡 山居然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十月革命及其之后布尔什维克发表“废除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 款、归还中东铁路”的《对华宣言》，使无数迷茫、绝望、不耐烦和有病乱投医的人感觉到了新的希望，急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价值、转向同情苏联革命，企图 另寻一条想象中更佳的中国特色道路。就连蔡元培私下都曾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所作为”，一年前还主张“应该拿英美做 榜样”的陈独秀一年后就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应该向苏俄一样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最终，那些李大钊看不上的对马克思主 义“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于信仰和研究”的“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们和苏俄的阴谋一拍即合。在苏俄直接的操纵、资助、催生和助产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孽生和 为祸百年。
目光和心事跨越过整整一个世纪，重新回到今天。举目环球，当代世界上仅存的专制国家，除了中东、非洲、南美、南太平洋的几个寡民小国，剩下的，全部都是共产国家；其中为害最烈、为祸最巨的，无疑就是共产党中国。因此，讨专制不能不讨共产，讨专制尤其不能不讨中国共产党。
如 果说，最初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虽然不幸误入歧途、走火入魔，但还不失为或出于理想主义、或出于愤世嫉俗、或出于忧国忧民、或出于个人际遇 的一种积极尝试，那么，在中共已经被大度宽容的国民党忍无可忍、不分左右、一致同声的声讨、控诉和驱逐之后，在其所作所为已经被证明是倒行逆施、人神共愤 之后，它不但怙恶不悛、死不改悔，反而更变本加厉、死缠烂打的继续作恶，用最残忍、最丑陋、最野蛮、最下作的手段到处暴乱、屠戮、凶杀、灭门、绑架、勒 索、越货、制造各种血案，就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邪恶、暴力、恐怖、欺骗、阴谋集团和一个祸国殃民、为非作歹、十恶不赦、底线全无的匪帮。成立了才仅仅 六、七年的功夫，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脱胎换骨，和最初先行者们的目标与理念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它的领袖和核心已经由创立时的一批独立、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 莫斯科制造出来的工具、机器、奴隶以及一群对一切文明道义都蔑视摒弃、嗤之以鼻的流氓、恶棍、无赖、暴民和匪徒——就像“红军第一叛将”龚楚1935年5月2日在深思熟虑后毅然脱离中共和红军时留下的书信中终于认识到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正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
从1927年到1949年篡国僭政间的22年中，中国共产党还正逃亡，还被追杀，还钻在山沟里，还骑在马背上，还是山寨伪政权，还距离窃据神器、荼毒天下十万八千里，就已然狼性毕露、残贼无遗，就作孽急不可耐，就行恶只争朝夕，就施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能糟蹋、作贱多少人先糟蹋、作贱多少人。这22年里，“广州起义”屠城纵火，海陆丰暴动同宗残杀，富田事变血流成河，反AB团万人填壑，闽西社民党冤案错喊一句口号六千人屈死，夏曦在湘鄂西、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冤魂遍地，瑞金撤离前万人坑灭口，红四军在四川杀戮百万，各地土改白骨成山……这还没算上在自己的占领区“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跋扈恣睢、肆虐蹂躏、敲骨吸髓、强征巨敛、威福由己、祸害乡里， 同时挑动乡邻、宗亲之间的仇杀恶斗和清算互害，造成循环报复，颠倒了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固有的生活方式与根本秩序，毁灭了公序良俗、天理人伦，导致经济凋 敝、生产萎缩、万户萧疏，百姓人在民国却提前过上了暗无天日、恐怖战栗、饥寒交迫的囚牢生活，以至一个普通的陕北老农都仰天怒问：“老天瞎了，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这也还没算上长春围城等等难以尽数、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在国民政府立宪前后，共产党翻云覆雨、两面三刀、谎话连天、无耻成性：先在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上制造矛盾，又在国大代表和改组政府名额上挑起对抗，使制宪国大的召开一拖再拖，同时加紧扩军备战、挑动大量武装冲突，最后干脆自食其言、彻底撕毁协议，拒绝参加“伪国大”——就这样大会在召开期间始终给它保留了全部坐席——，宣称以自己意见为主制定的“政协宪法”是“独裁宪法”、“法西斯宪法”。在当时，共产党拉着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宪政的大旗蛊惑人心、欺世盗名，占领道义高点，蒙蔽、欺骗了大半个第三势力；二十年后的文革中，周恩来透露了真情：“我 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的很清楚：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 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 不错”。
1949年10月，中共全面窃取大陆政权，立即就背叛了自己信 誓旦旦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许诺，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和苏联体制相叠加，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历史上空前、也必定绝后的大暴政。旧 时代的一切专制形态，至少都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彰告皇权至上、唯我独尊、朕即天下，而苏俄共产党却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明出盗冒人民名义、举着宪法旗 帜、披了共和外衣的专制，创造了专制升级版的共产极权制度——毛泽东精炼形象的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共产极权是二十世纪新型的专制制度、国家形 态和政府形式，而中共政权青出于蓝，把共产极权集大成的发挥到了登峰造极，远远超过祖师爷苏联。共产极权不但具有前文控诉的一切专制的罪恶，更将这些罪恶发扬光大、无微不至、无以复加、臻至极致：
共产极权的一个核心创举是：通过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权、党员个人没有任何意志、自由和权利的政党来控制整个国家、垄断全部政权和领导国家的一切方面。列宁毫无分辨的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来领导，不应该和其他政党分掌”、“在劳动者一切组织中起决定性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共产党特别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
极度提倡、崇尚、热衷、赞美和依赖暴力，是共产极权的又一核心特征。除了暴力，共产党人什么都不信：宗教是鸦片，道德是吃人，契约是谎言，诺言是欺骗，爱是资产阶级的呓语……马克思坚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暴力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把残忍、反人权和反人类的理论推向极致和唯一，并在夺取和维护政权时付诸实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共产党坚信，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战争等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继续使用军队、监狱、集中营、秘密警察等等暴力机器，实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红色恐怖”——以及包括“人民法庭”、“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的多数人暴力和群众恐怖，永久掌握和维持权力，才能最终完成自己改造人间的天赋使命。
分 裂人类、公开宣布要用国家暴力消灭一部分人类，是共产极权制度最反人类的罪行。以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都认同：不同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共生共存，一切学说 的宗旨、社会改造的方向、公平正义的目的，都是要努力使各个阶级达到更和谐、更融洽的共存状态；以往所有的国家形态，包括专制的皇权和现代的独裁，都明示 要成为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维护所有阶级的利益及其平衡的政权，“众皆朕之子民，必当一视同仁”。而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公然宣布：阶级之间是你死我活的， 世界上的一部分人有权判定另一部分人是否应该生存、一个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消灭另一个阶级；只有通过一部分人、一个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另一个阶级从经济上、 精神上直至肉体上的暴力剥夺，才能完成社会变革、达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和人类大同。同样，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认定而且毫不隐瞒的宣告：他追求建立的新 政权，目标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消灭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和一个阶级——由此根本颠覆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国家的作用由保护人变成了消灭人。
共产极权下，政党和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着绝对的权力并致力于一元化的改造和重塑社会各方面。古代的专制王朝、近现代的独裁政权或者党国体制，垄断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并不寻求控制社会与经济制度，也有限的存在着文化或政治多元、公民和财产权利、社会组织和私域活动空间，它们运用权力也还是在相对可以预测的边界内；尽管有着大量官营、专营和权贵企业，但它们不会通过制定国家计划来控制、垄断经济和实现中央政权制定的目标，更不违反人性的去“消灭私有制”，它们与不论传统社会还是开放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共通和相似，所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王国维宁愿投湖以殉大清，所以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坚定地选择了国民党。共产极权则是利用现代科技和官僚体系对国家、社会、公众与私人生活以及全体人民的一切领域、一切角落、一切细胞、一切资源、一切身体与灵魂、一切生理与心理——包括政治、经济、 教育、医疗、文化、科学、自然资源、个人行为和道德观念等等——进行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全面垄断、控制与侵犯。历史上所有政权更迭——不论通过和平还是 暴力途径——的共同点都只是执政集团或者最多是统治形式和政权结构的改变，而从不希图彻底消灭和改变既有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风尚习俗、精神世界、生活 方式、经济关系，从不会“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从不会人为的“移风易俗”、“造就一代新人”、建立“美丽新世界”。而第一次完整阐述初心和使 命的《共产党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昭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套用顾炎武 “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就是：以往专制要的只是“党国”，而共产极权要的则是储安平说的“党天下”。
传 统的君主专制和各种独裁政权，即便提倡某种价值观，但基本都没有强制性、压迫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存在动员全部国民追求与实现其目标的统一信念、共同信 仰和国家意志，中国古代帝王有时甚至特意采集和搜听民风歌谣以资行政。共产极权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把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强大粗暴的意识形态渗透、根 植、强加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使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和动员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极权详尽的制定了指引性的意识形态，用国家权力使其通过流水线灌输或者残酷的“思想再教育”等手段来完全左右和控制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念和文化生活，绝不容忍和坚决消灭任何偏离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言论、思想、信仰和行为。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对比了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不同，指出极权主义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著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是新型而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它们都声称自己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不解之谜带来了令人宽慰的绝对真理和单一答案——比如共产主义断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和目标就都可以被诉诸自然或历史法则的 说法正当化，继而极权国家结构也就合理化。同以往的专制依靠法理、传统树立权威和正当、合法性不同，共产极权将自己吹嘘成“历史必然”、“人民选择”， “三个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历史的终极，同时构造了一个远大、高尚的乌托邦目标——这个乌托邦是共产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美丽新世界”都 毫无二致——并以此欺骗、牺牲和永远支配民众，然后再通过煽动和操控个人崇 拜，为追随者们创造出一个个全能神、大救星般而又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领袖和导师，从而把专制代代相传。就像美国作家贺佛尔说的：“此类运动为遭到 挫败的人们带来了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使他们在作为个人缺乏成就感时，能够找到避难所；接著，这些个人被同化为紧密集合体，‘脱离现实而在萤幕上证明事实’ 的模式由此形成”。而所有反对和抵制这个“代表了和指引着全民族、全人类发展方向”政党、国家、领袖的人，就都是历史和正义的罪人，应该毫不犹疑的予以消 灭。
秉 持着共产极权的理念和本质，终于获得了肆孽全中国、淫虐各民族资格和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一刻不停的开始了它毒施人鬼、恶贯满盈、为非作歹、穷凶极恶的新长 征。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朝建立伊始，统治者都知道“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都尽量标榜“仁政”、“德政”，都会与民休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无为 而治。刘邦为了彰显与暴秦的苛法繁律截然不同、针锋相对，甚至和关中父老仅仅最简单的“约法三章”。可中国共产党是“和一切传统最彻底决裂”的特殊材料， 干的是史无前例、开天辟地的千秋伟业，所以气都不喘一口的立即杀降坑卒、屠灭政敌、肃清异己、穷兵黩武、横征酷敛、掠尽民财——"镇压反革命”、全国土改、“抗美援朝”、教育界“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清理中层”、合作化、“三反五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大肃托”、工商业改造、“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集体化……在自由、权利、财产、生活、肉体和生命上剥夺千万人的同时，还念念不忘触及灵魂、改造思想、摧残文化、败坏精神、毁灭道德、亵渎宗教、灭绝传统、砸烂遗产、践踏人格和尊严：“思想改造运动”、“仇视、鄙视、蔑视美帝”运动、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胡适思想批判……结果，这些绝无仅有的丧心病狂，仅仅八年就已经闹得天怨人怒、人神共愤，举国人民忍无可忍，在1957年“大 鸣大放”中人人喊打，使几年前还对呼吁“德政”的梁漱溟公开拒绝和叫嚣“我们就是不能给他们要的德政”的毛泽东都色厉内荏的说出了：“执政才八年，意见就 三十多万条，看来又得去打游击了”。可是，要是你以为共产党会当头一棒、以镜正冠、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像汉武帝一样下《轮台诏》罪己，“永思厥咎，在予 一人”，那你就太抬举和高看共产党了：共产党闯了大祸之后从不知责自、只懂得杀人，面对一片片抗议声浪，它想都没想一下，立即铺天盖地、雷霆万钧的坚决回 击，发动反右运动，割断喉咙、缝上嘴巴，使几十万民族优秀分子被驱逐流放、监禁苦役、“劳动教养”，受尽折磨屈辱，无数人含恨自尽，更多人惨死在夹边沟等 集中营。从此，中国用了半个世纪培育出的整个精英群体和自由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中华民族的精神元气直到今天还没能恢复。明着、真实的敌人都收拾干净了，共产党开始收拾大自然了：改天换地、人定胜天，大跃进、“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除四害”……几千万百姓尸盈荒野、人相残食。在遭天谴之后，稍稍消停了一会，共产党又开始收拾起暗藏的、幻觉中和想象里的敌人了：“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拔白旗”、人民公社化、“反对右倾思想”、“反瞒产私分”、“整风整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写三史”运动、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万岁”、“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共产极权不但荼害和涂炭它的敌人与异己，也同样凌辱和戕害自己的同志、同路人和人民，这一次次折腾无度的运动，就是一次次的大清洗、大诏狱和大株连案，让他们永无休止的疲于奔命、危在旦夕，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万劫不复。共产党统治的前三十年真的是尸山血海、累累白骨，“积怨满于山川、哭号动于天地”,数千万中国人的冤魂将纠缠华夏、千年不散。
1976年9月 毛泽东恶贯满盈时，中国经济已经几近崩溃，社会矛盾已经面临爆发，不仅人民无法继续忍受、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他们内部的矛盾也彻底激化，最终，中共不得 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中国人民大度的原谅了它、真诚的拥护和帮助它改革进步，相信它能够改邪归正，也对它寄予了无限希望。但是，中共的本性和 私利让它绝不肯放弃铁打的江山万万年、绝不会改变对中国人民的铁血统治，狗永远也改不了吃屎。邓小平代表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誓：坚决维护“四项基本原 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反对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允许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共产党坚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原本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又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协同作恶，导致了腐败、贪污、官倒盛行，人民从希望、失望再到绝望。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整整四十年里，从1949年的暴政一开始，中国人民就不屈不挠的进行了或不绝如缕、或波澜壮阔，或于无声处、或惊天动地的抗争。
最 先觉醒的是曾长期被共产党蒙骗、把共产党引为知己的“第三势力”、民主党派们。一个必须反省的事实是：在中国百年歧途的路上，那些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 “第三势力”、民主党派和自由知识分子们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他们一厢情愿的以为共产党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幻想自己能够帮助共产 党马下治天下，或至少能成为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所以一个个勇敢无畏的与狼共舞、与虎谋皮。哪料到共产党使命不与人共，一旦坐了江山马上就狗脸一翻、原 形毕露。直到这个时候，“第三党”们才发觉被坑，才后悔莫及，才大喊上当了，才明白共产党的初心和他们水火不容，才在共产党引蛇出洞的“整风运动”阳谋中 发出了清醒与觉悟的最后呐喊。但此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很快他们就在“反右”中集体挨整、被罚、受难、横死和家破人亡。
与 此同时，年轻的一代代薪火相传、接力自由：储安平、顾准、林昭、张元勋、林希翎、遇罗克、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李一哲”、魏京生、胡平、王 炳章、刘晓波，等等等等。他们是长夜难明里的执烛者和掌灯人，是荒原迷雾中的敲钟者和吹哨人。“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时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涓成水，终 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拜的歌”，这一个个舍生取义、赴汤蹈火、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个人抗暴行为，终于汇聚成、引爆了、升华为1957年惊世骇俗的“大鸣大放”民主风潮、1976年振聋发聩的全国反抗巨浪和“四五运动”、1978年波澜壮阔的民主墙和北京之春以及1989年万众一心、感天动地的八九全民民主运动。这些贯穿了将近半个世纪、前赴后继的英勇反抗，毫无例外的都被共产党一一绞杀；最终，1989年的6月4日，在二十世纪末“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主题的时代里，中共政权公然与历史趋势、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相对抗和反动，在中国最中心的北京和天安门广场上，出动几十万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热血爱国、呼唤民主、渴望自由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失败后，中国先后曾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中国逐渐迈向后共产极权时代，并日益向法西斯化转型。保加利亚首位民选总统哲列夫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状况为例，论述了共产极权在衰微过程中是如何经历了一段法西斯时期的。《世界法西斯》百科全书在中国条目下也将后毛时代归为准法西斯国家（quasi-fascist state），其特征就是“名义上的意识型态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以‘发展主义—收复故土—民族统一主义’（developmental irrendentist nationalism）为内容”。在江胡时代，确立并大力推进市场经济、野蛮开发与建设、不顾一切的追求GDP，和市场结合权力寻租形成强大的权贵资本主义，全党全民腐败、“贪残满路、廉耻丧尽，衣冠皆为盗贼、人道沦于禽兽”，鼓吹和煽动民族主义，严厉镇压法轮功，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力维稳、抓捕监禁刘晓波、镇压包括异见人士与家庭教会等在内的一切反抗和异己力量，侵犯和剥夺人民的权力、自由直至生命，制造了孙志刚、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佘祥林、赵作海、廖海军等等一系列冤狱错案。
到了全民寇仇、人类公敌习近平统治的十年，其弥天大恶，饱尝祸害的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无辜殃及的世界各国有目共睹、感同身受，这里只需再列举大者：
—— 习近平狼子野心、潜包祸谋，十年之间用尽种种伎俩，冒天下大不韪的悍然复辟，把寡头政治又变回一人独断乾纲的个人独裁，彻底恢复了中共指天铭誓要废除的个 人崇拜和终身制。古代僭主们面对禅让时，还要假惺惺几次谦辞，以绝天下之谤；当年袁世凯面对劝进时，尚且一遍遍公开向国民解释、托称“民意所归、义不忍 拂”，生怕篡窃之名：都从未有过像习近平这样既厚颜无耻、又心虚讳莫的劫持国人、胁迫天下。至此，习近平一手遮天、威福由己、擅断万机，“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摧绝宪纲、败法乱纪，摧挠栋梁、除灭忠正，残贤害善、杜绝言路，眦睚必罪、擅收立杀。如今的朝堂上，“百僚钳口，公卿充员”，满眼尽是宵小、奸佞、谄徒、吹鼓手、马屁精。于是，“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饕餮放横、恣行凶忒”。历观载籍的无道之帝、横死之君，好乱乐祸、贪残酷烈，污国害民、豺狼遗丑，五毒备至、无耻之尤，于习为甚！
——习近平十年的统治里，“行桀虏之态，伤化虐民”，一步步彻底剥夺了人民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自由、人权和各项基本权利：对丁家喜等律师、记者、作家、公民组织活动者、宗教团体和信众等等有独立、异议思想的各界人士一网打尽；对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种族灭绝和残酷压制；放开警察执法手段，任何一个行人随时都可能在路上被拦截、拘捕、殴打直至毙命，甚至一个“大白”都可以擅闯民居、限制人身、捆绑架离；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监控网络，民众再无任何隐私和私域；煽动“斗争”，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制造相互提防、猜疑、告密和毒害的心理与人际氛围，加剧社会原子化；人民无法伸冤、无法维权、无法上访、无法摆摊、无法乞讨……还有上到仿效满清异族统治、严控北京市民在皇城边四区居住，下到取缔一系列公共场所、强制大众的娱乐和消费方式，等等等等。
——习近平随时发作的大头症，让他不但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和宪法，还想为整个世界指明方向、做全人类的导师。他妄言“东升西降”、自嗨“厉害了我的国”，幻想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痴人说梦来颠覆和取代美国主导、自由民主为基础的现 有国际规则和秩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生死较量中，他毫不犹疑地站在反人类的一边，与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 结成黑暗同盟，永远伤害了乌克兰和以色列这两个一直无保留帮助中国的朋友。他放纵战狼外交、蓄意四处撒野、誓言斗争一切、彻底毁掉香港、备战武统台湾…… 不但对美国等所有文明、发达和民主国家恩将仇报、势同水火，也搞得大部分邻国和第三世界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在公开作乱同时，更兼以最下流、卑劣的手段将 魔掌伸向世界：偷窃科技、黑客入侵、金钱收买、影响选举、渗透媒体和学校、制造和传播谎言，操控华人社会，威胁、骚扰和跨境追捕、绑架海外异议人士。
——2018年习近平甫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向全国人民公示其《八项规定》：领导人外出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出国访问严控随行，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不封路、不清场闭馆，厉行勤俭节约，等等等等。沽名钓誉的话声未绝，习近平就无法克制的开始了旷古绝今的穷奢极欲和骄侈暴佚。 历史上稍微心智健全一点的皇帝，巡游四方的目的都是了解施政弊病和民间疾苦，所谓“亲问疾苦、观省风谣”；同时尽量自备所需、不愿“地方疲惫、供顿辛 苦”，更没有共产党以国宾馆、省一招为名建起的各地行宫，不得不让地方勋戚私宅接驾，有的干脆还微服私访。而习近平外出“调研、考察”，为的是听取歌功颂 德、巡览辉煌成就、增加四个自信，而每次都地动山摇：禁飞、清场、戒严，武警、警察、便衣、特务、狙击手、御前侍卫、内外几围的上万人护卫。开国之祖的毛 泽东，无论再怎么沸反盈天、骄奢淫逸、混世魔王，能享受、能挥霍的充其量也只是春藕斋的 每周舞会、滴水洞的轮番侍寝、西湖刘庄的水天一色、每日食谱的中西皆备、人民大会堂的千篇一律宴会，再有无非就是国庆的礼花、天安门的检阅。而习近平就像 一个出身最低微、境遇最下贱，最后却莫名其妙成了人上人的仇视社会者，咬牙切齿的要报复、惩罚整个世界，发誓要享尽天下地上的所有富贵荣华，诅咒要糟蹋人 生世间的一切国色天香：2014 年APEC峰会耗巨资建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在水立方大排筵宴歌舞升平，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花天价造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连宴会餐具都极尽豪奢成 为热议，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费重金改造厦门国际会议中心、盛况极致，2017年盛妆修缮故宫院落接待川普，同年用金碧辉煌的场面和两百万一件的泥瓶茅 台款待金正恩，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仅灯光烟火秀就花费50亿、2023年西安中亚峰会硬要重现一个盛唐大明宫、同年杭州亚运会两千亿付之流水；借由四夷来朝之名，挖空心思、美轮美奂、宛若幻境、气象万千、争奇斗艳的营造每次国宴；把传说中和记载里昏君、哀宗们纵情迷溺的皇家声色、宫廷游宴、绮糜粉黛、歌舞锦绣、笙管丝竹、霓裳羽衣在21世 纪“人民共和国”里复制重演，供其一人独醉于帝王大梦……期间各个城市动辄停工放假、家家闭户、万人空巷、犹如鬼城。十几年前温家宝访问日本，为节省一晚 房费连夜飞回北京；今天习近平去南非随行五百人、包下两座饭店，所用之物全部从国内空运，改造、重建了总统套间；去葡萄牙豪掷两百万欧元租了整个丽兹卡尔 顿，甚至动手拓宽酒店大门，以方便其空运来的专车出入……将“取之尽锱铢”的民之血汗，如此“用之如泥沙”，朱元璋、崇祯固然不齿他，虽杨广、毛泽东也耻于其荒淫无穷、挥霍无忌、欲壑无填、作死无度矣！
——自2019年底至今仍未息止、仅仅头两年就致死1490万无辜生灵的新冠疫情，其产生、爆发、传播、扩散、泛滥、防控过程，最集中、最惨痛的彰显了习近平之恶和专制之祸。暗箱操作、泄露病毒肇始，全面隐瞒、谎言说遍在次，罔顾人命、丧尽天良随后，致使武汉成人间地狱、各国现哀鸿遍野。中共既毫无谦意、宁死不悔，又不知羞耻、厚颜无度，一面撒泼打滚、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栽赃他人，一面自吹自擂、以丑为美、丧事喜做、庆功表彰。同时外 拒同胞、内囚国民，锁国封城、暴力清零，砸闯民宅、毁坏民财，绑架居民、驱离家园，践踏人权、凌辱人格，草菅人命、荼毒众生。重病危症者拒治横死、痛苦自 了者惨绝人寰。虐民自肥的核酸、方舱弥天彻地，基本的物质、技术、医学储备一无所有；最后突然放开，致令枉死百万、灭尸无暇，至今仍旧完全掩盖。
“用人则以便辟巧佞为贤，以苛虐险戾为才；忠谠见疏，英俊召嫉，遵宵小之道，则立跻高明，抱耿介之志，或危及生命；以致正气销沈、廉耻扫地，国家元气，斲丧无馀。凡此政象，万目俱瞻，以较前清，黑黯泯棼，奚啻什倍！”这是1915年12月31日梁启超发表的《护国讨袁檄》中一段巨笔如椽、雷震虎步的文 字。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当年这段檄文，几乎不换一字便可淋漓尽致立现当下之中国。今日的“罗刹国”里，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鸿儒巨匠灰头土脸、抱头鼠 窜、销声匿迹，张维为、周小平等骗子和混混登堂入室、大行其道、惑害人心；君子贤人结舌缄眼、钳口以目、万马齐喑，粉红脑残邪妄昧佞、秽垢世风、坏纪伤 化；举国上下“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不知何时何故就成为“间谍”；整个社会人妖颠倒、黑白不分、指鹿为马，中华文化、礼义廉耻、道德伦理彻底毁灭；贤者远离政治，更多的人彻底躺平，没有自我、没有追求、没有前途、没有未来，颓废、纵欲、酒醉今朝，思想麻木、头脑迟钝、智力停滞、创造力枯竭、整个民族日益退化。长此以往，中国势必亡天下，被淘汰出世界和人类之林。
万 事系于一人，完全没有制度、法律、舆论的制衡监督且权力无限的政权，具有巨大的不确定风险，它的一切兴衰成败都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品质、良知、知识、智力 甚至精神状态。一旦遇到习近平这种好乱乐祸、忌刻为心又具有人格和精神上致命缺陷的人，必然会给中国和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就像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惨剧那 样。今天的中国，在习近平乱政下，权力任性胡来、恣行无忌、胡作非为、无孔不入，治理全面溃败、荼毒生灵、纲维尽失、无以复加。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极尽几万言，结果仅仅不到两个月月，一个病毒就把他的底裤扒得一干二净。此后，几年前的郑州水灾、涿州泄洪，正在进行时的雄安千年蠢计……日日造孽、月月招灾、岁岁遗毒。
人类自有群体以来，世界自有国家起始，还从未存在过像中共政权这样罪孽滔天、元凶大憝的“若斯之甚者”，也还从未出现过如习近平政权这样恶贯满盈、罪不容诛的“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共祸不灭，则中国永沉九渊；习逆不亡，则中国人民万劫不复。
多 少个世代里，特别是最近一百多年间，自由与压迫、民主和专制始终一刻不停、你死我活的进行着较量，一次次昙花一现，又一次次毁于一旦。今天的中国，无疑又 轮回到了千年史上一个神州陆沉的至暗时刻，黑云压城，伸手难见五指。近代以来的几番艰辛启蒙，再一次化为乌有和无用功：1949 年后的剿戮、虐杀和践踏，把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蒙才开启、培育了的民智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埋葬；反右和文革的腥风血雨把1957年刹那返照的精神灵光彻 底根除、扫荡，以至二十年后的中国人在民主墙下初见那些在包括早先国人在内的文明人类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理念时，好像石破天惊、顿感通天透地；1989年后 的屠刀和鸦片， 则使几代人干脆对曾经的历史与存在根本忘却和一无所知。“反右”运动章伯钧遭到整肃后，一天被罗隆基告知两个人上了《大英百科全书》的“反右”条目，章伯 钧心潮澎拜、彻夜难眠，激动地对章怡和说：“我要向你宣布：‘反右’时的爸爸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而今，近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离两院制南 辕北辙、愈行愈远。当下中国，蒙昧、沉沦、麻木、犬儒，遍 地行尸走肉，满眼狗肺狼心：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万众欢腾、弹冠相庆；2023年8月日本宣布排放净化核污染水后，每天给日本打去几万个骚扰辱骂 电话；2023年9月屠夫阿萨德君临华夏，网上线下、交口盛赞，大江南北、夹道相迎；2023年10月哈马斯的暴行赢得举国欢呼、奔走相告；每年10月1 日几十万民众彻夜等待，仰看升旗、高歌国歌；……这所有所有，让先行者痛楚，让牺牲者流泪，让抗争者奔沮，让清醒者愤懑，让善良者绝望，让观望者垂头，让 彷徨者失措，让糊涂者迷茫、犹疑、动摇，甚至落入“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陷阱和邪说，堕进“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骗局和邪路。
其 实，历史从来就没有过直线进步，黑暗战胜光明、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取代文明的情形比比皆是，“而今已觉不新鲜”。关东文明进化的各国被野蛮嗜血的暴秦吞 并，璀璨绚烂的古希腊被原始的马其顿颠覆，光芒万丈的古罗马被日耳曼蛮族终结，“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罗绮丽”的南宋被蒙古铁蹄蹂躏，洋溢着 人文精神和优雅情趣的沙俄被苏维埃粗粝的皮靴碾碎……共产党让中国从人间四月天坠入无底深渊、从人间正道沦为百年歧途，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文明的倒退 往往在一瞬之间、一念之间、一错之间，而且往往会倒退几百年、停滞几百年、沉寂几百年。中共以为残民以逞七十几年就会国祚永续，以为为非作歹一百年就能习 以为常，以为暗无天日一个世纪就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七十年、一百年、一个世纪又算个什么？欧洲还有过一千年的黑暗岁月呢！可一千年黑暗之后终究还是会迎来 光明。
但我们不会再多留给共产党哪怕一点点时间。
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期的政治纷乱、军阀割据，使孙中山周围大多数革命党人灰心丧气、意志消沉，对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失去耐心，“畏于行艰而不行”的气氛弥漫。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在知行观和中国革命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知难行易”学说，指出“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知”一旦确立，后面的“行”便会顺利展开直至事功告成；他鼓励“无所畏而乐于行”，确信只要能打破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古说的迷信，“则行之决无所难”、革命胜利“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以此来激励革命党人的勇气和信心。“知难行易”学说还包括“行先知后”，孙中山以维新变法为例：变法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西方政体思想，而变法之后这一思想却广为传播，所以“行”是获得新知的途径，“以行求知，因知以进行”。
此时此刻的中国，比百年前萦绕着孙中山的“畏于行之艰难”的氛围更加浓重百倍。当年的八九志士们在回首光辉岁月、四顾黯淡现实的时候，无不痛心疾首、扼腕不平、仰天长叹、蹙额切齿。 可是，在窒息于愁云惨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优势、有利和光亮一面：八九的时候，没有几个大学生有机会接触外界的信息、舆论和真相，没有多少中国 人曾经出国了解到海外真实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留学生直面过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和社会理念，没有全球化和信息化让所有国家连在一起谁也无法置身世外，没有互联 网能使国内外联络、沟通、协调、一致，没有网络、手机、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瞬间把反抗信息传递到全世界；那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依然盘踞着大部欧洲、 威胁着整个人类，其崩溃覆亡人们想都没敢想过；那时没有最新几次民主浪潮对中国的启迪，没有现在这么多民主国家和自由力量做中国人民的后盾，没有全世界民 主国家对中共共同的警惕、谴责和围堵。更重要的是，那时没有今天海外的一批批旗帜鲜明、意志顽强、不屈不挠、愈挫愈坚的反对势力和反抗力量，没有《北京之 春》和各种海外独立、自由媒体，没有一大 批身居各国的自由作家和艺术家、人权律师、人权活动家和宗教自由捍卫者……没有这些圣火相传、代代相继、生生不息的海外民主力量向世界呐喊、传播、弘扬、 揭露、声讨、控诉、警示，与国内同气连枝、呼和响应、携手相助，在全球传递和接力中国的自由声音。甚至，八九的时候连现在看来最基本的技术手段都没有：电 脑打印机扫描仪不用想了，海外发来一个声援信要先传真到四通公司，然后四通再派人送到广场；王丹接一个重要电话要从纪念碑走到历史博物馆；想找到一个学生 领袖要打车穿过北京城去他学校宿舍撞大运。所以，我们不用对自己妄自菲薄，更无需对时代沮丧绝望，最关键、最重要、最亟需先行的，是戳穿谰言、拨开迷雾、 澄清善恶、让真相昭然若揭的再一次启蒙和觉醒运动，是让最广大的中国人了解历史、看清现实、明悉未来、识破共产党的本质和所作所为。知难行易，中共害怕人 民行动，更害怕人民觉醒，因此一百年里始终是一边挥舞屠刀、制造恐惧，一边操控舆情、编织谎言，而新的启蒙和觉醒运动可以让人们知行合一：在行的过程中获 得知、在知的同时实践了行，并将恐惧和谎言驱逐干净。而一旦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再一次启蒙、再一次觉悟、再一次醒来、再一次将恐惧和谎言驱逐干净，就必将摧 枯拉朽、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所向披靡。
1927年，当共产祸乱还在暗伏潜行的时候，梁启超就目光如炬的看透了共产党，他在5月11日《与顺儿书》中写到：“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1940年11月28日，早已认清和识破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本质并与之彻底决裂的陈独秀发 表《我的根本意见》说：“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 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和陈独秀同时代的汪精卫，说起共产党更是滔滔不 绝、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我和共产党头目打了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以上三个人，一个是只闻共产党其声、从未见共产党其人的先知圣 哲，一个是创建共产党第一人的终身革命家，一个是当世对共产党知之最详、结交最深的国民党人，他们的身份、背景和经历截然不同，他们的个性、立场和信念迥 然相异，但最后不约而同、殊途同归的坚决站在了共产党的敌对面。近百年前，共产党的恶性还未整个膨胀释放，共产党的恶行还未完全嚣张显扬，他们就已经替共 产党盖棺论定、铁案如山、辩无可辩；在他们身后，他们永远不能知道、也永远无法想象的共产党的罪衍、罪孽、罪状、罪行又何止千百万倍！如果我们今天对共产 党的认识和觉悟还比不上他们，我们也太不肖、太无能、太可耻、太低劣了吧？
共 产极权的豺狼本质、对权力病态的热衷和执着、缺少合法性的天生受迫害狂心理和恐惧基因，使它毫无办法和可能汲取从前的教训和避免从前的不幸，只能一遍遍的 重复灾难：列宁的肃反、内战、合作化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惨绝人寰的共产主义作恶，在它骇人听闻的残酷、血腥广为世人所知和谴责之后，二战 后的东欧共产党各国又将其全盘复制了一遍；在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已经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后，中共还是要来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历史浩劫；有了苏联和中国的前车之鉴，柬埔寨共产党仍然要创造性的来一场超越所有先驱、让张春桥都叹为观止和自愧不如的种族灭绝；苏联集团和红色高棉早 已灰飞烟灭，朝鲜却一往无前、不死不休的步其后尘……真的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呀！45年前，中共中央代表有三千五百万党员的永远正确的执政党用党格向全中国、全世界信誓旦旦的保证：永远不会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永远不允许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再现。虽然饱受祸患、历尽浩劫，中国人还是梦想浪子的后代们终会回头，痛快的原谅了它，给了它整整十年的机会。30年前，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代表有五千一百万党员的永远伟大的执政党再次昭告： 改革开放绝不动摇、“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伤疤未愈就忘了痛的中国人二话不说的给了它再次原谅和更长时间的机会。今天的共产党，终于又背信 弃义、食言叛诺，使自己的信誉彻底荡然无存。习近平的所有行径，最新也是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已无可救药、失去了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想想历史竟是 这样的吊诡和可悲：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和控诉了斯大林的残暴和个人崇拜，在东、西方都掀起了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洪流；66年后的中共二十大，则又重新恢复个人崇拜，制造出全面倒退的历史逆流——。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中国人民不会再给它另外一次原谅、不会再给它更多一次机会。中国的百年歧途、中共的世纪孽生，明白无误、一再再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相信它，不但我们应该看不起自己，连它都应该看不起我们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13天后，蔡 锷在云南宣布起兵讨袁。在谈到讨袁原因时，蔡锷没有说“维护宪法、捍卫共和”等等大话，只说了几个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一百多年前四万万人的人格尚 且丢不起，更别说今天十四万万人的人格了：你想共和就共和、你想恢复帝制就恢复帝制，你想废除终生制就废除终身制，你想无限连任就无限连任，如果我们四万 万人、十四万万人都视若无睹、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偷生视息、莫之敢指”，听任一小撮孤家寡人、独夫民贼呼来喝去、翻来覆去、颠来倒去，脸不变色心不跳 的坦然甘做被鞭打、役使的牛马，竟无一人是男儿，那就不仅仅是对专制者的放任纵容，更是自己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专制制度密不透风的统治，使它貌似不可一世、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实际上却千疮百孔、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庞然巨兽的秦朝，在“戍卒叫，函谷举”之后两年即土崩瓦解，近三百年撼动不倒的大清王朝在楚望台的火光和枪声里冰消雪化，欧洲最强大的法国绝对君主制在攻陷巴士底狱的呐喊间烟消云散，控制和操纵了半个地球与人类的苏联、东欧集团在人民的一阵阵怒吼声中灰飞湮灭，现、当代亚洲、南美、非洲、中东数不胜数、五花八门的专制、独裁、威权、军人政权在一波波民主化浪潮中像破房子一样轮番崩塌、接连倒下……今天的中共极权也不会有任何意外。
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是中国人民的空前灾难，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空前灾难。二十大后，习近平的权力和嚣张到达极点和臻至巅峰、中共极权已经恶贯满盈和无以复加，同时它们也就迎来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一刻，到达了“国之将亡，身之将死，而犹不知也”的一刻。习近平的招乱取亡，已使自己坐在火山口上；他消灭其他一切家族、帮派和势力，不但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和唯一靶子，也做了民主力量的最好帮手。西汉桓宽《盐铁论》里的“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和《史记·商君列传》中的“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残伤民以骏刑……又南面而称寡人……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简直就是冥冥之中先知为习近平量身定制的谶语和断言；而他的最终结局，也势必应了商鞅同时代的赵良的预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距离习近平正式开始唯我独尊、随心所欲新时代的二十大还不到一年，中共统治就加速溃烂、败象毕露、急剧显露末日感：
执政如同儿戏、毫无脸面体统，既我行我素、又破罐破摔，既傲慢、又蠢笨；中枢糜烂，政治恶化，治理失序，朝令夕改，早行晚废；外交、国防国之重器，部首莫名失踪年半，完全不顾观瞻；全党齿冷、全军寒心，官 员命悬一线、人人自危，将军朝夕不保、各怀二心。其他如财政枯竭、省地破产，地产崩溃、债务爆雷，经济萎缩、企业倒闭，市场萧条、股市连跌，失业成潮、民 众返贫……以致士民愤痛、农商饮恨，四海怨沸、天下离心，“发指而咒詈、私谈而磨刀”。此情此景，和贾谊《过秦论》描绘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之前的秦朝如出一辙、惟妙惟肖：“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中共江山不亡，秦始皇千年地下，亦难瞑目！即便习 近平本人，尽管犹自打肿脸充胖子、故意咆哮着去壮胆，但崩溃前的内心恐惧和虚弱也已经溢于言表、无法遏制，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歇斯底里的怀疑、排斥一切 人，另一方面魔怔一样的逢场合必讲“重大风险”、“政治安全挑战”和“底线思维”；十月二十七日李克强突然去世后，近乎疯狂的封锁消息、压制悲痛、禁止悼 念、淡化气氛，毫不犹疑的把自己变成了1976年1月8日之后还有不到九个月寿命的“四人帮”。
天 道轮回，不枉不纵。中国共产党盗窃华夏、盘踞中国已经太久太久，不能再延续了！我们一生生、一代代牺牲和荒废的已经太多太多，不能再继续了！中共肆虐中国 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然得逞，但它将永远不会再看到其蹂躏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天象已呈，兆端已露，末日可数，我们不但顺天应人，而且要只争 朝夕，从此刻做起：
我 们呼吁，全中国人民要一致认识到：中共极权是不平等、贫富分化和民不聊生的总根源。中共垄断、瓜分、掠夺了一切权力、资源和资本，以此来谋取暴利、聚敛财 富。中共人为的制造机会不公、阶级固化和绝大多数人的贫困，“低端人口”饱尝歧视、侮辱、压迫，谋生步履维艰，永无出头之日。中共领袖为了满足穷奢极欲和 养活庞大的官僚集团，甚至仅仅为了世界大撒币的个人“荣光”，不惜让人民低薪重税，不堪医疗、住房、养老、教育重负。当今中国，“小康”下无数人衣衫褴 褛、家徒四壁、卖血鬻肾，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人尸油，到处事故、岁岁人祸；各级政府权力傲慢，城管农管肆意横行，强拆、打砸、罚没、平坟、毁林；公 检法全面腐败、贪赃枉法、勾结黑恶，滥捕、酷刑、冤狱、横死……全中国人民更要一致认识到：只有有了政治民主，才会有生存权、财产权、教育权、健康权，才 会有个人尊严和社会福利，也才会有地价公开、房价公平和居者有其屋梦想的实现。
我 们呼吁，每一个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先富起来的成员都识破和戳穿中共的谎言：从来没有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今天的成就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和“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创造力和自主精神的结果，同时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资金、科技、市场、先进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帮助中国进入WTO。从民营经济和外资占中国GDP、 税收和就业的百分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恰恰是由于共产党在穷途末路、山穷水尽之际不得不把他们夺走的一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并向世界开放，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发 展。“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用只是阻碍和破坏：如果没有它们，中国会提前七十年进入世界最前列。也正是因为共产党继续死死霸占着更多的人 民权力，才使今天的发展是以牺牲了环境、道德和弱势群体、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巨大灾难为代价实现的。茫茫四顾，多少残山剩水，多少家园破碎，多少生命早 逝，多少肢体损缺！一直以来，各级权力刻意压榨民营企业，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夺民生计，政府勒索、官吏敲诈、权贵强夺股份，企业家没有任何脸面和尊严。 到了习近平统治，共产党又故态复萌，逐步夺回这点人民仅有的权利、重新闭关锁国：人民毫无产权保障、财富随时遭剥夺，众多行业被随心所欲的“整顿”、摧毁，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被重刑入狱、一生心血瞬间被瓜分一空。而今，私企倒闭、内资外流、外资撤走、能润皆润，经济的衰退和中产阶级的消亡已经无可挽回。血淋淋的惨痛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中国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先富群体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 们呼吁，所有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知识分子们，勇敢的起来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捍卫思想、研究、表达的自由和不被封口、举报、开除的权利。即 便不能人人都像刘晓波那样勇敢无畏、大义凛然，至少也要做到季羡林说的“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更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让自己成为专制的帮凶和欺骗愚民的 工具，玷污和败坏知识分子的声誉。你们应该比谁都懂得，只有彻底结束共产极权，中国才会不再有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你们才会不再因为说真话而哭泣、分 别、流亡、父女离散、夫妻隔海相望和与父母至亲天人永诀。
我 们呼吁，作为中国未来、中华民族希望的所有少年和青年学生们，主动、自觉、理性的在内心中、思想上抵制与摒弃共产党的愚民教育和欺骗宣传，自强自尊，努力 汲取真知、学会识别谎言、认清世界大势、接受进步文化、拥抱普世价值、坚定自由信念，抵抗压迫、强制性的政治课和意识形态灌输，拒绝侮辱人格和智力的奴化 训练，与腐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邪说、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鬼话彻底决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新人。当教师们勇敢、负责的把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告诉 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深深的感激，而绝不是恩将仇报的举报、揭发。你们更应该懂得，只有最终消灭了共产极权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你们才能得到教育公 平、实现真正减负，才能获得科学、多元、前沿和世界性的教育，才能与时代接轨、融入全球化、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公民。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学生们，曾经是最有 热情、最有朝气、最富于理想、最渴望公平正义、最具有责任感的一批人，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的改良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今天的中国学生们也必将不 负前辈先贤，在未来的历史转折中再铸辉煌。
我 们呼吁，每一个今天的青年、将来的主人翁们都要清楚，正是中共的乱政恶政，才使你们看不到前途和未来、无奈选择躺平，才使你们难有工作、难有家庭、难有住 房、难有阶级流动、难有人格和尊严、甚至成为最后一代，才使你们找不到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九九六”的职业和维护自己权力的工会。
我们呼吁，所有的农民兄弟们都应该知道：不管是在农村务农还是在城市打工，你们都是中国最辛劳、最吃苦，同时也最贫困、最饱受歧视、最缺少尊严的一群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自杀大国，农村人口是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而这一切的总根子，就是中共的罪恶统治。1953年， 共产党刚刚僭政、即露原形，大儒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农民请命，揭露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悲惨处境，大声疾呼“共产党不能丢了农民”、“不要对农村的空虚和农 村工作的落后无动于衷”，毛泽东流氓嘴脸瞬间毕现，破口大骂梁漱溟是“代表地主阶级反共反人民”的“野心家、伪君子”、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共产党窃 国伊始就利用剪刀差等手段野蛮劫掠、残酷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七十年后，农村和城市的二元不平等有增无减、贫富间差距愈加巨大。历史证明，只有消灭 中共极权制度，农民兄弟们才能永远结束受压迫、无权利、遭凌辱的命运。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郊区几乎所有地方的村民们都走出家门，挖沟断路、阻绝交通、拦 堵军车，以自己的勇敢行动极大支持了首都民主运动，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也为你们留下了在未来日子里的光荣榜样。
我们呼吁，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都要深刻觉醒到：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民族灭绝、摧毁和消灭民族文化与民族遗产，是专制统治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要获得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就必须消灭中共的极权制度。
我们呼吁，每一个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利维护者都要清醒意识到：制造“铁链女”惨剧、无视和剥夺你们天赋权利、封锁和打压你们声音与行动的根子就是共产极权制度，只有彻底结束中共统治，你们才能赢得最后的自由和解放。
我们呼吁，每一个宗教信仰者和教徒都要明确的看到，压制宗教信仰、迫害宗教信众、毁坏宗教场所、灭绝宗教精神、亵渎宗教圣物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它们是撒旦、魔罗、阿修罗、易卜劣斯和一切神的敌人与罪人。
我 们呼吁，每一个海外留学生都能觉悟到，你们的留学机会难能可贵，少之又少的人才能有你们的幸运；你们有责任把世界性的理念、国际化的视野、科学的逻辑、现 代的方法以及民主、自由、进步、宽容和多元的普世价值观带回国内，去传播、启迪更多的人们。你们万不能把在国内因被洗脑和欺骗形成的无知与谬误拿到海外丢 人现眼、污染视听，万不可以把国内粉红、战狼的愚昧和野蛮拿到世界上来对待同学和同胞、香港和台湾青年以及文明国家的人们。一百多年前，在清朝末年那个狂 飙突进、激荡转折、英雄辈出的时代里，留学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勇敢、最激昂、最领风气之先的一个群体，涌现过数不胜数的巨人和大师。今天的留学生们也 一定会无愧前人，在未来的关键时刻和历史关头让人们重睹芳华。
我 们呼吁，每一个中国母亲都能明白，中共先是用暴政恶法残酷折磨无数母亲的身心、虐杀和扼死了几亿个幼小无辜的生灵，使中国失去了几代人口，也让你们中的许 多人成为失独母亲，无依无靠、生命凄凉；如今又竭泽而渔、苛政盘剥，以致你们的儿女在绝望中拒绝生育后代，不但令中国即将落后于人类，也使你们失去做祖母 的权力和快乐。
我 们呼吁，每一个中共政权的官员和军队指战员们都要清楚的认识到：专制极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在专制极权下每个人都是人质、囚徒、奴隶、炮灰和 牺牲品，良莠不分、玉石俱焚、绝无完卵。专制极权不但能吞食异己，也可以反噬同仁；不仅会随时让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也会瞬间毁灭你们的自由与生命。从前的 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当代的陈希同、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今天的张又侠、刘振立、马兴瑞，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从九天之上刹那间粉身碎骨、灰飞烟 灭。溘然去世的李克强再次告诉你们：即便地位崇高如他，最终也会死的如此窝囊和憋屈——他 即便不是死于习近平的阴谋，也是死于习近平的压抑，在专制极权下，军人们家属也在随处随地受着各级政权、权贵集团、贪官污吏的压榨、盘剥和凌辱，生存维 难；军人们自己也在每时每刻受着“国贼”、军老虎的奴役、胁迫与欺压，用鲜血和尸骨为极少数战争贩子染红了勋章、铺垫着阶梯。我们理解，在中共和习近平的极权恐怖下，“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我们清楚，你们在“覆亡迫胁，权时苟从”的同时，实际上“各被创痍，人为雠敌”；我们也确信，不 管出于正义和良知，还是为了安危与生存，你们只有在未来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新生与死亡的最后选择中，坚决和人民站在一起，弃暗投明、毅然反正、脱鬼 成人、襄匡社稷，立非常之功，才能共享民主的纯净、自由和尊严，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们还敦促，切莫继续徘徊歧路、贪利怙权、坐困穷城，做专制极权的殉葬品；我们更告诫，任何人如犹不浚、执迷不悟、抱羞怙恶，都必将成为人民的罪人，永远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我 们呼吁，所有热爱和平、自由、生命和幸福生活的全世界华人、海外侨胞以及台湾和香港人民，在各自所在的自由民主国家里，挺身而出、齐心协力、同声一气，形 成反共讨习、席卷全球的巨大洪流，绝不能再埋头掩耳、事不关己、隔岸观火，不能再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幻想侥幸，更不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自欺欺人。从 来没有什么“中国方案”，全人类的道路、方向和前途是唯一和共同的。作为全球最强大的专制政权，中共的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人民水深火热，也危害、破坏和毁灭着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文明和生存。“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共一日不除、共产极权一日不终结，世界一日不得安全，即便远离中国、人在海外也无法幸免。 在新冠之前，民主国家长期绥靖偷安，认为中共和朝鲜一样，再怎么折腾，折磨和伤害的也是它活该自找的子民，只要不霍霍出国界，就无关西方本身，因此一直作 壁上观。现在他们终于看到：如果任其存在、无视纵容，必定一天中共会殃及、祸延全世界；只有彻底消灭中共，世界才能避免潜在的战争、享有永久的和平，人类 才能免于再次罹受新冠这类灾难，台湾、香港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安宁。
我们呼吁，每一个真正热爱中国、渴望以做中国人为骄傲的人们都要懂得：中共是中华民族自豪感的最大破坏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毁灭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阻碍者。从从前“打到封资修”、“破四旧” 、“西湖挖坟掘墓”、砸烂孔庙、捣毁孔府、焚烧孔像、刨平孔坟、砸碎孔子墓碑、暴尸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到今天让中国和中国人在全世界到处挨骂、遭嘲弄、受白眼、被孤立。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就在《爱 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告诉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更要有自觉心：“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他明确宣布：“恶国 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则“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我们呼吁，每一个曾经含冤受屈、有过切肤之痛的中国人，要铭刻教训，不忘“冤有头、债有主”，绝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时刻牢记只有铲除专制、结束共产极权，才能永远避免成为下一个孙志刚、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和雷洋。
我 们呼吁，每一个以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于己无关、袖手旁观的人们都警醒起来，对黑暗和罪恶再不要熟视无睹、漠然置之，否则你很快就会被它们吞噬，再不会有 机会发出一丝音响。动物尚且知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人类更应该明白“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在为你敲响”。
六 年之前，武汉三镇凄厉哭号、华夏大地鬼影憧憧，任志强、许章润、张展、耿潇男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戟指骂贼、义正辞严；四年之前，二十大即将正式开启末日 历程，举国上下阿谀诺诺、大江南北噤若寒蝉，彭立发挺身而出、舍身赴难，直面惨淡、正视鲜血，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使一人也男儿；四十三个月之前，清零的炼 狱使人忍无可忍、火山终于喷发之际，李梦康、曹芷馨、翟登蕊、李思琪等青年女性毅然决然的站上了白纸运动的第一列，令无数须眉汗颜……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今天，已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义之所在、义难袖手，对共产邪祟犁庭掘穴，务使其永不再祸害人间、肆虐中华的关键和终极时刻。待共产极权覆灭、专制独裁打倒，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经济自由化最终实现，人民永获自由解放、公平正义，永享共和宪政、法治人权；各政党公开竞争、各地方自决自治、各阶层群策群力、各群体共商国事；一切领域向民间开放，一切决策交人民讨论；司法独立、平等普选、言论保障、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财产公示；对外做一个和平、文明、友善、负责任的大国……以我伟大民族之悠久血脉、丰富精神和勤劳人民，一定会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东方、傲然于世界，赢得全人类的尊敬。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传檄而千里定”。中国历史上，每起正义之师，兴兵奋怒、讨逆诛暴、征乱剪凶、吊民伐罪、替天行道之际，必先发“檄移”文榜，来布告天下、晓喻遐迩、昭彰天理、宣示公愤、警醒人心、拨乱反正。檄文后，则继以筑坛誓师、董统鹰扬、十万甲胄、百万骁雄，去席天卷地、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如今，全中国“苦专制与共产久矣”且即将觉醒的十四万万同胞，其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举国一声、戮力齐心、气壮山河、雷霆万钧，更胜过千军万马，无坚而不催、无往而不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破；以此图功，何功不克！”今天的檄文，是预言、是先声、是誓师、是天谴，一旦“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待到“天相中国，其克有功”的时机降临，就会几人登高一呼、宇内云集响应，其势必将川崩海覆、惊天动地、山河易容、改天换日。到那一日， 铲 除党秽、扫荡共氛，廓清天地、澄澈宇宙，驱尽神州晦霾、洗净中华乾坤；到那一天，海内克定、自由归来，新邦终奠、共和再造，国运重光、人性复返，光明显 融、星月新晖；到那一时，普天同庆、中外同钦，天涯流亡者还乡、地角离散人相拥；到那一刻，全世界炎黄子孙沸腾雀跃、喜极若狂，五大洲华夏儿女扬眉吐气、 荣耀无疆……
走 笔行文至此，我神驰万里、思越关山，不禁浑身颤栗、血脉偾张、泪水盈眶、意难自控、几不能语。满纸全篇，洋洋洒洒，凡三万言，皆出肺腑，但犹未尽述我回肠 百转，实仍不足抒我胸襟千丈！檄出，既为鸣钟、吹角、击鼓，也为铭志历史、告知后浪、印证未来。愿人间咸闻、山河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