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假如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子规
司马南是一个网络出现之前就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以司马南这一化名广为人知，而本名于力倒很少人知晓。社会上喜欢他的人对他赞赏有加，不喜欢他的人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复杂性，许多不同的立场观点都可以在他这里得到集中的反映。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坚持着追求科学精神、揭露事实真相及维护社会公正的立场，对形形色色的伪科学、伪气功、宗教泛滥以及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自己得罪了许多人，同时也赢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追求民主、法治、宪政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公知”阵营的形成，他在继续前一种事业的同时，又加入了批判公知及其所追求的普世价值的行列，从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以及开国领袖的地位的出发，对各种主张激进地改变现有制度以及批判开国领袖的人士及其观点进行激烈的批判。这使得围绕着他的争议变得更大了，极左一方强烈地支持他，认为他替自己说出了心声，极右一方激烈地反对他，认为他是大“五毛”，思想顽冥不化。两极的观点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互相驳斥，甚至攻击、谩骂，在舆论场上吵得不可开交。他在这两个领域都以鲜明的立场、不妥协的态度著称，因而一直处于舆论场的风头浪尖。前一个领域，由于涉及到科学精神、事实真相以及社会公正的问题，反对的人也只能私底下进行造谣诽谤甚至人身伤害，而无法光明正大地摆到台面上来，舆论是普遍站在他这一边的，他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公信力。后一个领域，则由于涉及到政治上的立场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很难变得一致了，因此会一直激烈地争论下去。但这种争论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架势，却是有着当下中国特色的，也是值得我们进行深思的。我们可以通过司马南这样一个公众人物，深入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
我在九十年代就耳闻过司马南反伪科学的大名，但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后来大约在2010年前后，由于关注起了方舟子，也顺带着关注起了他。他们俩在反对伪科学、批评宗教以及追求事实真相和社会公正等方面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是同一战壕里互相支援的战友。我在这个领域也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司南南的，与他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每天浏览他的自媒体是我必修的功课，从中了解了许多伪科学、宗教泛化以及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获得了许多事实真相，增长了许多见识。而他在政治上的观点，我有的认同，有的并不认同，但无论认同与否，都会认真地看一看，从中可以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知道中国像他这种思潮的来龙去脉，知道中国左和右两种思潮是如何产生冲突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当下的社会。谁说观点不同就不要看了？正因为观点不同，才更需要看，即使需要耐着性子也要坚持看下去，并且还要认真地看下去，从而才知道对方到底都讲了些什么，若有可取之处，也应该予以吸收和借鉴，若有荒谬之处，也知道怎么进行识别和批判。相同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往往会使自己产生思维的定势，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只有在不同观点的冲突和挑战中，才能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更好的检验和发展，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修正，不足的要补充。
八十年代时，司马南就已经通过反伪气功和反伪科学声名鹊起了。他因为坚定地揭露形形色色的伪气功和伪科学现象，而与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四人一起被列为“四大恶人”。那些招摇撞骗的骗子因为他们的揭露而伎俩败露，所以对他们恨之入骨，不断地进行造谣中伤，然而正是由于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冒着各种危险（司马南就因此而受到过人身伤害，至于各种的威胁、谩骂和诽谤就更不在话下了），使许多人看清了事实真相，使科学事业得到了维护，对社会实在是功莫大焉。不可设想，这些伪气功和伪科学要是任其蔓延下去——这并非杞人忧天，当时都有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出来为宣扬人体特异功能的所谓“思维科学”站台，都有国家领导人出来表态支持气功——我们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会面临多大的障碍，对社会和民众将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从2001年到2002年，司马南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联袂推出二十集的反伪科学和反迷信的《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揭秘》，更是把这项活动推向了高潮。当年他们俩曾经是亲密的战友，共同站在反伪科学的立场，借助央视这个平台，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各种伪科学的真面目，使科学精神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大推广。后来崔永元因为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与方舟子闹翻，司马南因为对其提出了规劝和批评，崔永元也与之绝交了，这是后话。
在人体特异功能方面，本人也有过一段切身的经历，正可以留下作为佐证资料。九十年代初，我上高中了。平时经常看报纸，了解了不少社会现象，知道了各种伪科学现象，也知道了司马南这样的反伪科学人士。当时有一股气功热刮到了我们这个县城，据说一个从军队来的专家，通过发功可以使人产生各种特异功能，譬如可以使左右手的手指变得不一样长云云。这个“专家”在县展览馆授课，门票价格自然不菲，但据说场面还十分火爆。我高一数学老师的爱人也去听了，他后来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她一只手的手指如何变长了。他也是一个在专业上有所造诣的知识人，却对这种特异功能笃信不疑。到高二时，这种特异功能热仍未消退，还有人去花这冤枉钱。而我们的新数学老师就不信这一套，当有人问起这时，他说还不如把钱给我买烟抽。
这些形形色色的伪科学、伪气功现象，在司马南这样正直而有识之士的大力揭露下纷纷败露了，然而由于产生它们的社会土壤还在，就还会以各种新的名目出现。那些更加低级也更加离谱的人体特异功能之类容易被识破，也许不大会出现了，但各种以治病和保健的名目冒出来的中医保健如和养生术就不容易识破了，它们还会层出不穷地出现，不但骗取了人们的大量钱财，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还会使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下降，反智、反科学的氛围变得更加浓厚。同时，这些现象往往又以产业化的名头出现，其背后有着实力雄厚的资本集团以及当地政府的扶持，打起假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类现象，司马南也是坚定地站在维护科学精神和社会公正的立场，不断地进行发声，义正辞严地予以揭露和批判。
此外，对于社会上宗教活动的泛化、迷信活动的抬头、错误观念的流行以及许多其他负面现象，司马南都没有回避，而是选择站在无神论、科学以及公平正义一边，勇敢地进行发声，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所做的这些虽然也受到了对手的攻击，但更多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接下来该说说司马南在政治上的一面了。他原先在政治上并没有发声，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反伪科学的斗士，但这些年来他却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发声，坚定地维护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与不认同这一制度，主张进行激烈变革的公知阵营产生了激烈的对立和冲突。虽然他在反伪科学方面仍然一直在坚持着，但人们现在记住他的更多是这样一个反普世价值的大“五毛”。
司马南他们与公知阵营在政治立场上处于两个极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公知阵营说他是一个大“五毛”，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极左”，用各种激烈的言辞对他进行攻击。譬如，不论他本人怎么澄清，许多人仍在持续散布关于他移民美国的谣言，说他“骂美国是工作，移民美国是生活”。又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自己所不停批评的美国留学，而不是自己所向往不已的朝鲜。这些批评有的是站得住脚的，更多的则是流言蜚语，对他进行无端的造谣和诽谤。面对这些攻击，司马南的反应显得绅士多了，他没有气急败坏，总是不慌不忙，不愠不恼，从容不迫地进行回应，至多反唇相讥几句。在为人行事方面，他也显得十分随和、诙谐，以一个北京的“胡同大爷”自居。但他有时反应也是欠妥的。譬如，他把著名的右派学者秦晖说成“秦桧”。他可以不认同对方的观点，但在具备充分有力的事实根据之前，就轻易地把一个人定性为秦桧这样的反面人物，也多少显得不够宅心仁厚。观点尽可以不同，但彼此都有说话的权利。对方的观点再荒谬透顶，也不能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诬辱，这样受到败坏的只会是自己的形象而不是对方的形象。即使对方首先使用这样的语言，也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从而把自己也降低到对方的水平。其实，又何必如此气急败坏呢？只要没有权力背景，我们皆不过是升斗小民，在舆论场上发发议论，过过嘴瘾而已，要是觉得对方的声音不中听，不听也罢。有人跟我说司马南有多么讨厌、难缠，我说那还不简单，不理会他就是了。
其实，只要真正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够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共同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司马南他们与公知阵营在许多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到交集的。对于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他们的立场也是相近的，对于许多事实真相，他们更是没有分歧的，只要他们都能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有一次，司马南在微博上对某种社会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评论说要是没有看清作者，我还以这些话是公知说的呢。司马南很快就进行了回应，说公知是怎么说的，然后列举了公知说过的许多“撞墙沉船”之类的话语。公知固然说过许多类似这样的话谈，但司马南在这里所说的他们也说过了不少，双方不就可以找到共识了？不是也可以坐下来一块讨论问题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会存在差异，许多观点都是不同甚至对立的，只要不搞唯我独尊，不由权力来决定谁是谁非，更不由权力来决定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不同的观点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即使错误的东西也有存在的权利，你尽可以批判它们，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就不能剥夺它们存在的权利。有了错误才能显示出正确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更何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呢。
司马南的形象似乎是分裂的，许多赞成他反伪科学立场的人不认同他政治上的立场，许多赞成他政治立场的人又不认同他反伪科学的立场，尤其是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即左的觉得他右，右的觉得他左。然而，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也要有足够的宽容。司马南身上的这种两面性也可以用一个东西统一起来，即要做一个坚定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一个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一个既具有正义感又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其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社会所十分需要的，但仅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不够的，还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健全的理想主义者。
我看过司马南与另一个网络名人吴法天就“天才作家”和“青年意见领袖”韩寒的代笔事件进行对话的一个视频。在对话中，吴法天顺便说到了文革，对文革是持否定态度的。司马南立即就打断了他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了。这也符合他一贯的行状，即他是全面肯定毛泽东及其所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和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从来没有看见他对此说过半个不字。他认为这一套都是无比正确和崇高的，必须始终不渝地追求下去。他不但自己这么信奉，而且也不让别人进行非议。甚至对于官方的结论，他也是有所不满的。1981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做了全面否定，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下了重大错误。对此司马南也是不能接受的，说有还有哪个国家是这样贬损自己开国领袖的。这个历史决议也并非不能进行非议，文革也并非不能进行肯定，毛泽东也并非不能进行歌颂，这些都是司马南他个人的权利，但别人同样也有自己的权利，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你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呀。
每到毛泽东的诞辰，司马南都要出席有关纪念活动，都要在会上发表一通感言，都要当场流下激动的眼泪。这也招来了很多人的反感，并怀疑他这并非发自内心的，而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是鳄鱼的眼泪。如果是演戏，每年都要这样上演一番，演技可谓到家了，真是戏精一个。我看过这样的视频，也不敢相信他是真诚的。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独裁统治所带来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只要不是闭目塞听，接触不到任何的历史真相，或者被严重地洗脑过了，以致变成了脑残，任何历史真相都改变不了自己的认知，任何人都不会再对毛泽东如此盲目崇拜了。
当然，也不排除司马南是真正信奉这一套的，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但即便你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得有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也得有面对自己一方缺点和错误的勇气，也得具有反思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即便你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得让别人有不信奉你那一套的权利，也有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人们的一项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所须臾不可离的。只有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才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市场，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贡献出各种真知灼见；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纠错机制，使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错误得到及时的纠正；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與论生态，使各种极端的言论会失去市场。有各种杂音并不可怕，甚至有各种错误、极端的观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不能说话。如果各种杂音都消失了，黑暗也随之降临了。
面对永远都不会统一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从而使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各种的观点都可以存在，包括极左的和极右的，像司马南这样的人士也有存在的权利，只要在你说话的同时也让我说话，只要你不借助权力搞一言堂，封住我的口。
然而，我们又不是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之后，极端的政治人物与极端的社会思潮之间会进行互相激荡，利用已经掌握的权力一步步地削弱民主机制，一步步地开历史倒车，以至毁掉了民主，又恢复了独裁统治，这种现象在过去是屡屡出现过了，现在也还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着。现在许多国家极端主义思潮很有市场，以致把那些极端政治人物选上台，推行一系列极端政策，从而导致了严重后果。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关头，民主政治正面临着严峻考验，人类前途命运也十分堪忧。
制度再好，也得由人来操作，人的素质状况如何，决定了制度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会不会发生退化和变质。因此，如何提高人们的素质是一个一点都不务虚的问题。我们需要养成一种客观、理性、温和的素质，养成一种自己要活，同时也要让别人活，自己要说话，同时也要让别人说话的风度。对于不同的观点，我们不但要尊重对方说话的权利，甚至还要去捍卫对方的这种权利。不论谁被无端地剥夺说话的权利，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威胁，我们就要共同奋起捍卫，否则，总有一天也会轮到我们自己失去说话的权利。只有这样，民主政治才更容易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后才更容易得到巩固，自由民主才能根深叶茂，基业长青。
2019年1月2至4日写就
2026年7月13至16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