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派：从“游于艺”到文艺大腕/康正果

逍遥派：从“游于艺”到文艺大腕

康正果

今年是“文革”60周年，六十年来，纵观有关“文革”论题的文章，大致集中于以下几条主线：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权力斗争，由此引起的红来卫兵运动和派性武斗，从而导致国家机器如何瘫痪，在此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受难，闲置下来的失学人口如何经动员而投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毛死后四人帮及其余孽被彻底清算等等。检讨此类论题所讲述的十年文革（1966-1976），似乎全国人民十年如一日，天天都在毛主席的统领下轰轰烈烈混战闹革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记得：文革十年一直延续的形势并非持续的革命，而是漫长的停滞。相对而言，革命的高潮阶段其实比较短暂，基本上集中于1966—1968的政治狂欢阶段。1969后，全国全民普遍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拖延进程：革命口号依旧天天在空喊，政治风波此起彼伏，但整个社会实际上陷入了近乎冻结的状态：学校全面停课，科研中断，出版歇业，文化贫瘠，经济疲软，“抓革命”的口号喊得尽管响亮，“促生产”的号召却见效甚微。从党政机关到民间，全民尽管被动员读语录学文件，实际上热心投入运动的人群已在日益减少。于是出现了一大帮“闲人”，他们被官方扣上了带有贬义的"逍遥派"帽子，笔者本人即属于此类退出政治活动的游离分子。若要作明确的界定，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派其实归属有别，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兹列举如下。

第一类为政治疲劳者：他们多为曾一度狂热的老红卫兵。此类积极分子之所以趋于消沉，并非突然觉悟，而是在派性斗争中日渐疲软，陷于迷茫。他们武斗中打累打怕了，曾经的战友有些已在武斗中死于非命，各派的领袖人物翻云覆雨间纷纷变质，昨天还是“打砸抢”的英雄，今天就因踩了红线被打成反革命。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互斗到后来，不少成员都逐个退出，陷于革命幻灭，曾经的政治狂热分子有些竟蜕变为愤世嫉俗的犬儒。后来不少伤痕文学便描述了这群失意者并未彻底醒悟的追悔。

第二类为天生的旁观者：他们谨小慎微，从一开始即对所谓的“革命”噪动保持距离。其中理科学习优越者游艺无线电操作，兴趣偏于文艺者或自习乐器，欣赏音乐，或练习书法，耽读文学作品。学校停课和工厂停工后无须出席各种会议，他们终得以在家安心读书，从此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派”生活。他们未必有勇气反抗什么，多是无意凑热闹，懒得参与革命活动，聊以消遣时日而已。

第三类为黑五类青年：笔者本人即属于此类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他们根本没资格革命造反：红卫兵排斥他们，造反派避免接纳他们，干部子弟更看不起他们。他们因而侥幸获得意外的豁免，拥有了某种被迫处于废弃状态的自由，落入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值得去追求和维护的境遇。他们因此而得意偷闲，有机会阅读值得一读的书籍，更有人自学英语，涉笔翻译，练习书法，吟诗绘画，偷听短波等等。正因在那个年代曾从事此类未必受父母称赞或亲朋追随的活动，从而在此后刷新了各自的人生。笔者那本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所述的经历即属于此类地下教育的典型情境：在夜晚的独处时刻书写日记，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偷听被称为“敌台”的BBC、VOA等短波广播，阅读偶然到手的禁书，抄写笔记，翻译俄语诗歌小说，更怀抱一本《英语900句》自学哑巴英语。正是在那个“天地闭，贤人隐”的恐怖年代，从事此类地下活动的勤学苦练者涵养起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第四类应为真正的学者型人物：此类通常多被忽略的人群潜沉乱世，默默耕耘到八十年代，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在不同学科有所贡献的带头人。他们文革十年内没机会发表论文，但在靠边站的年代并未放弃阅读和钻研。后来恢复高考和读研的录取机制，课堂上急需导师，此类被废黜的饱学之士得以重登讲台，任职学科领头人。他们纷纷亮出各自十年磨剑的成果，所涉及的学问包括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

纵观上述第三、四类人群潜学苦读的过程，可以说文革十年中，全国各地都分布着无形的“地下大学”。学校尽管停课已久，个别人的求学进程却并未因受阻而停滞。随着官方教育机构一连串关门歇业，民间的自我教育应运而生。好学者涉猎的读物甚至包括专供高干参考的内部读物——“黄皮书”和“灰皮书”。此类由党中央预设为反修防修的“反面教材”多在抄家动乱中经高干子弟和红卫兵外传于个别读者之手。本来是专供批判的参考资料，传到年轻的嗜读者手中，竟闪现出春光乍泄的魅力，起到了最高层始料未及的启蒙作用。笔者本人即有幸大开眼界，曾涉猎过塞林格所著《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her in the Rye）、索尔仁琴尼所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等书。

纵览上述书籍，无论是美国少年的青春反叛，还是苏联作家对共产暴政的揭发批判，对像我这样早已被大学开除的“反动学生”来说，的确起到了“拂衣可同调”的启蒙示范作用。阅读了此类供高干参考批判的所谓“反面教材”，对我本人以及其他耽读者来说，不只更加明确认识到共产专制的残暴，更激励起反叛的决心。另有被官方定性为“黄色读物”的手抄本《少女的心》，更在知青群中一度广泛传阅。该书虽说文字质白，品味欠佳，但在当时那个革命高涨下性压抑的年代，对如获秘笈的知青读者来说，多少起到了宣泄压抑和性启蒙的作用。而通过短波偷听“敌台”的冒险活动，则是在深夜忐忑警惕的状况下，收听那些解除疑惑，略悉真相的信息，往往听得人有所开悟，颇为解恨。从那些被杂音干扰的信息中，不甘被蒙蔽的一群冒险者不只因获知真相而澄清了各自对当前现实的认识，更消解了政治高压下无从述说的认知苦闷。

官方尽可以关闭公立大学，却难以禁闭星星点点独立自学的个体大学：其中的求学者散布全国各地，师生互不相识，教材地下流通，没有登堂授课的教授，没有毕业证书，却自我教养出后来在八十年代初露锋芒的思想者、学问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由于学校停办，各行各业停工，党国体制局部的闲置竟空出了大量可供自学的时间。全民处于知识饥渴状态，禁止设限越繁多，求知的欲望便越强烈。再加上政治现实日益荒谬，对尚未被革命大潮冲昏头脑的个别人士来说，读书至少能保持头脑清醒。所以很多人后来回忆起那年月的日子，都有所感悟地认识到，真正得以自我救赎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那些读起来可圈可点的好书。世界上有待了解的知识和理论浩如烟海，对当年那些不甘受蒙蔽的自学者来说，与其死啃马列经典和毛的红宝书，还不如自学英语，去直接涉猎更值得一读的原文书籍。在那一场造反消沉后的人群开始专心读书，学习外语，把玩音乐，操弄无线电等技艺的日子里，他们告别革命的行动已延伸到精神上自我解放的地步了。

在极权社会迫使人不断革命的进程中，就这样意外地逼出了一批独立思考的人群。制度一直在驯化他们，却由于其运转过程造成的巨大空白：从学校停课到老师缺席，到考试取消和出版冻结，过度革命的僵局最终革出了一片无人管理的精神荒原。就是在这片荒原上，有人堕落，有人犬儒，有人沉沦，更有人醒悟后认真自学起来。他们被扣上逍遥派帽子的那个“逍遥”并不属于庄子大鹏展翅般遨游的逍遥，也不是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立，而是一场被迫重新寻找精神秩序的实践活动。有人借此补习了荒废的课程，有人培养了审美能力，有人保持了独立思考，也有人只是在自我愉悦中消磨岁月。正因效果各异，“逍遥派”群体才值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予以审视，以免按官方所贴的政治标签漠然视之。

在通过群众运动掀起权力混战的过程中，极权所造成的反噬作用一直都在逐步消解其崇高的革命声势，正是经此暴力践踏，某些被贬斥丑化的价值反而在荒芜的边缘生长起来，在极权自身的裂缝中无意间催生了草民重新成为“人”的契机。这是一个极富张力的历史悖论现象。极权发动群众，本为实现更加彻底的控制，然而群众运动那种一哄而上的声势毕竟难以保持其持久的神圣秩序。随着革命不断升级，昨天的英雄今天成了牛鬼蛇神；昨天唯我独尊的造反派却在今天被另一派打倒；昨天还在高喊“忠于毛主席”，明天或被打成“反革命”。此类恶性循环遂日益削弱革命声势，以至逐渐丧失其赖以运行的高大空叙事。革命尽管仍在高喊着口号运行，却在其闹剧串演的过程中耗散了信用。这便是极权政治内部十分典型的“自我去魅作用”（self-disenchantment）。它令人联想到植物生态学中的一种现象：森林大火烧毁了整个树林，后来最早发芽的并非那些原有的树木，而是大地裂缝里冒出的野草。文革也有类似之处。官方教育崩溃了；官方文学空洞了；官方哲学变成语录学；真正的阅读，真正的写作，真正的思考，纷纷退到边缘，遂滋生着各自的“地下文化”。这种文化没有刊物，没有课堂，没有学位，却保存了精神生命。极权在自毁其制度性文化的同时，竟无形中遗留出个体性文化滋生的空间。比如我在深夜写日记，偷听“敌台”，私自翻译一本俄文小说，传阅“黄皮书”等行动……在公共文化仍为官方意识形态所霸占的形势下，人们悄然经营起各自隐秘而坚韧的文化修持。价值随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通过个人的亲身经验而得以含蓄存养。文革前，所谓人的“尊严”，仅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只有当你挨过批斗，被殴打，戴上高帽子游街，被迫站“喷气式”的境遇下，才真正体会到人格和尊严意味着什么。真理、诚实、独立、宽容、自由……诸如此类价值，都是在遭受到暴力摧残后，才得以在痛定思痛中有所领悟。确切地说，处于边缘境地的人群就是这样含辛茹苦着，在文明的废墟中重新发现了价值。

由此令人领悟到哈维尔所谓“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的论述。哈维尔认为，极权最大的力量，在于迫使每个人共同表演一种虚假的生活；而真正的反抗，并不一定首先表现为政治行动，而应从拒绝继续扮演那个虚假的角色起步，步入让真实的生活重新出现的方向。

如果把这一导向回放到文革“逍遥派”现象中，便会发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对应：那些读书、写诗、学外语、听短波、修钟表、练书法的人群，并未组成政治反对派，却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保存了不愿被政治完全吞没的精神空间。不过这种对应尚需保持分寸。哈维尔面对的毕竟是东欧后期的制度环境，中共的文革则属于持续发动群众运动的革命型极权，两者背景不同，尙难以简单等同。

文革年代并非一部只有摧残毁灭的历史，其中更充满悖论的情节：极权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垄断一切价值，却因不断发动政治混战而耗散了自身的神圣性；随着公共价值全面坍塌，真正的价值反而退入私人生活，通过阅读、写作、学艺和沉思，以其边缘而隐秘的方式得以重新萌生。这一情境比单纯奢谈“逍遥派”又前进了一步。可讨论的重心已不再限于某一类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种以彻底控制为目标的制度会在它制造的精神废墟中意外留下重新发现人的空间？这或许正是文革留给后人值得深究的一个历史悖论。

这又得进一步涉及毛后政坛执行所谓“拨乱反正”的改革程序。所谓“反正”，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平反，被打倒的当权派官复原职，他们的子弟率先进入体制。百废待兴的局面急需启用被打倒的学术权威，正是在此党国急于“用人”之际，应急的政策才转而看重起所谓的“人才”。但官方所看重的仅为可用之“才”，并非被用之“人”，因而新政运行不久，就出现了必须批判“精神污染”的问题。张弛有度的所谓“文武之道”，始终都是在党国的掌控中运行的。

“拨乱反正”并非思想解放，而是恢复国家的治理能力。1976年以后，中共面对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危机，而是治理危机。国家机器还能运转，但知识系统已经瘫痪。大学没有人才；科研没有专家；医院缺乏骨干；工厂缺少技术人员；外交也缺翻译。率先恢复的必须是国家机器的运转功能。因而“平反”之举首先是一种行政措施，其次才夹带了些微的道义色彩。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有所偏废的区别：它并非着意恢复“人的尊严”，只是为重新启用“人的功能”而已。于是就导致了“人才”与“人”的重新分离：政府偏重的只是技术、知识、管理、科研、教育，并没有重视人才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和公民权利。“人才”纷纷重新进入体制，却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人。文革否定了知识，拨乱反正恢复了知识，二者均未真正承认人格本身。一旦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思想及其价值自然就拥有了自主性。而只单纯承认人的工具价值，思想势必受政治管制。这就是八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你尽可以研究莎士比亚，讨论现代派，奢谈弗洛伊德，译介海德格尔……但政治戒律仍然严格规定：哪些理论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哪些思想仍属禁区。由此看来，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就不该被视作改革中的“倒退”。从制度逻辑来看，它反而说明：改革始终都是在政治控制所预设的边界内进行的。后来1987年“反自由化”依旧如此。所以说，行进中的改革并未突然结束，而是一直保持着所设定的边界。

传统儒家所说的“一张一弛”，仅意味着治理应当适度，松紧相济。但毛后几十年的张弛有道则服务于维持稳定的统治目标，即习近平所谓的“收放自如”也。放是基于国家需要恢复能力，收是权力担心那个能力会演化成自主性。因此，或张或放，均非为了自由，而是基于维稳的统治手段。

现在可以就党国的人才机制做一小结。文革结束后，这种机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改变了形式。文革时期，人首先被化约为阶级。改革开放初期，人群才被部分地化约为人才。两者虽然差异甚大，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的价值首先都是来自其对国家目标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人的存在本身。前者强调的是：你属于哪个阶级；后者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本领。于是，人格、权利、主体性，始终都处于次要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确实带来了重要变化，它结束了群众运动式的政治环境，恢复了教育、科研和社会秩序,许多人的命运从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善；但如果从制度连续性的角度观察，它仍保留着一个深层逻辑：国家重新需要知识，但知识仍然要服务于国家；国家重新需要专家，但专家依旧不能完全成为独立的公民。

文革中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使人沦为阶级身份；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又使人主要作为“人才”重新进入国家体系；二者之间固然有巨大的历史差异，却都反映出一种持续存在的倾向：国家首先依据政治或功能来界定人，而非首先承认人作为主体本身。如果把这条线索与本文涉及的“逍遥派”结合起来，文革时期那些自学、读书、写日记、练书法、听短波的人，就呈现出另一重意义：他们在当时既不是革命主体，也不是国家急需的“人才”，却正好游学在体制之外的精神生活中，自在地保存了一种不完全由政治身份或社会功能定义的自我。

这或许正是他们后来能够在八十年代迅速成长为作家、学者、翻译家和思想者的重要原因，也是本文的论题最值得深入发掘的思想价值。诚如以上所说，他们——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自学令人联想到孔夫子强调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之后的“游于艺”。即使在那种个体生活一片荒芜的年代，有些人还是渴求学习，从而游于艺的。按以往学界的解释，“游于艺”仅限于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修养，被视为人格教育的最后一环。如果放到文革那个特殊时代来看，尚有一层新的历史意义有待认识。“游于艺”首先意味着一种不受政治目的支配的人生空间。孔子为什么不用“学于艺”，而要说“游于艺”呢？这个“游”字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不是训练，不必考试，不为功名利禄，而是一种自由出入、心灵徜徉和人格涵养。换句话说，艺不是工具，而是人的栖居之地，也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诗意栖居”。这一点，和文革中许多人的自学状况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那时候自学英语，并不存在应考留学的目的；摆弄半导体收音机收短波，更非想从事无线电工程师的工作；翻译莱蒙托夫的诗篇，也毫无发表出版的可能。所有此类自修兼自悦的行动均属“游于艺”的状态。

但极权社会的世俗标杆总是要询问：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能为国家创造什么价值？是否可服务于革命？而"游于艺"的回答则是：无所谓功利的用途。只是因为我愿意知道，我喜欢这样，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因此而丰富。只有处于这种学习状态，不求功利，摆脱政治束缚，才足以恢复人的主体性。

然而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需要“人才”了：英语作为外贸工具；书法作品展览于拍卖市场；音乐升级为专业教育；文学创作纳入了出版产业。而文革中的很多自学者并未进入这种学以致用的阶段。自学英语者难以预料以后会有什么用途，甚至不知道中国会不会重新开放。正是处于这种自在自为的状态，才称得上古典意义上的“为己之学”。文革造成的文化荒芜就这样意外地逼出了一批“为己之学”的人群。这确实是历史的悖论。基于这一情况，我甚至想对“逍遥派”重新命名。也许他们并不是逍遥派，而应属于游于艺的一代。这一命名要比“逍遥派”更富有韵味。因为“逍遥派”容易让人联想到逃避政治，明哲保身。而“游于艺”则强调主动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不是逃避，而是营造；不是犬儒，而是涵养。

《论语》中归纳的四句话排列，其实是很有层次的：志于道，标举人生方向；据于德，奠定人格根基；依于仁，确立人与人的关系；游于艺，营造精神生活。为什么最后不说“终于艺”，而是“游于艺”呢？因为，艺术与学问并非人生的负担，而应当成为生命最自由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才得以穿越政治。文革可以关闭大学，可以停止考试，可以取消学位，可以烧书，可以批判教授，却无法彻底消灭一个人在夜里读一本小说，练一下毛笔字，拉一段小提琴，尤其像笔者那样，在深夜打开晶体管收音机偷听世界另一端传来的声音。

极权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把人化约为标签化的政治身份。正是通过“游于艺”的活动，部分人退出政治中心，在读书、音乐、书法、无线电、外语、自学的过程中保存了人格与求知的内在动力。那不是庄子意义上的“逍遥”，而是通向了更接近孔子所说的“游于艺”：也不是逃避人生，而是在荒芜中维系人格的完整。

在文革结束后的年代，虽说国家重新发现了这些人的知识与能力，更将他们重新纳入制度之中，但首先看重的只是他们的功能，却未必充分承认其主体性。尤其到了市场化的今日，那些曾经游于艺而成名成家的一群，久已名利双收，纷纷成为与官商勾兑的大腕，都兴冲冲点染起千禧年太平盛世的文化风景了。随着市场繁荣，出版业发达，拍卖会兴起，电视、手机与网络普及，文化产业蒸蒸日上，他们多跃居为文艺大腕。

走笔至此，还需进一步申辩：“游于艺”的精神，与后来“文化产业”的形成，并不是一回事。文革期间的“游于艺”纯属个人所好，无市场，无名声，无出版，无商业利益，更无公开展示的机会。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些游于艺的操作均属“为己之学”：写字独自练，写诗独自吟，弹琴独自听，读书独自省，所有的操作均无观众，更无市场。

九十年代以降的文化事业拥有了市场。房地产和资本迅速扩张：“艺”开始拥有价格。书法有润格，绘画有行情，诗文有版权，大学教授有讲座费，文化人升级明星行列。收藏家、开发商、地方政府开始共同参与文化消费的市场了。“游于艺”日渐滑向“售于艺”的行列。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艺”的行当重新进入交换体系。这种局面让我想起《荀子•劝学》中一段话：荀子重复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界定，但接着阐述曰：“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所谓“美其身”是把做学问作为个体的修行与涵养，而“为禽犊”则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才学作为赢得利益的资本而自诩、张扬和交换。倘若艺术家、文化人所面对的只是读者、观众、收藏者，他们即使要谋名利，其经营仍限于张弛有度的境遇，卖家面对买家，毕竟还受到货真价实的约束，讨价还价的商榷。但在党国体制的当今中国，市场从未完全脱离权力，政府仍旧掌控资源，官与商因而得以狼狈为奸。正是在这一权力与资本联袂的形势下，一群与官商勾兑的学术权威和文艺大腕得以徜徉于得其所哉的场地，串演起一道道千禧年势利熏心的文化风景了。三者于是互通有无：官需要文化包装，商需要文化背书，文化人需要资源，从而在“官、商、文”新联盟的形势下构成今日十分繁荣，却并不完全自由的文化市场。近日来，文艺大腕贾平凹放纵保驾其爱女贾浅浅串通权威名流，弄虚作假，几经揭发后曝光媒体的丑闻便是一活生生的案例。

综上所述，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才恢复秩序，营造繁荣。曾经的“臭知识分子”、“黑五类”、“牛鬼蛇神”始得以平反，重新启用，从“不是人”成为“人才”。随着市场日益繁荣，此类人才中有些人被打造成“品牌”，庞大的人才群在市场化进程中遂出现了分化。进入体制者成为文化官员、大学管理者、国家级文艺机构的掌舵人物。拥抱市场者成为畅销作家、明星艺术家、拍卖市场的宠儿，从而与资本和地方政府形成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始终与权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者仍在保持其独立的写作、研究或创新，他们的物质条件未必优越，却仍在力求维持其相对自主的治学或创意生活。另一些与权力和市场有所对峙者日渐在风浪起伏中趋于沉寂，不要说未能升级为所谓的“大腕”，甚至因秉持学术良心，不甘同流合污而成为异议分子，沦落到被禁言的境地；个别人甚或被迫出国流亡，在自由世界著书立说，乃至介入民运活动。

正因存在上述的分化，市场化本身才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历史过程，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单向度的堕落。而所谓的“游于艺”，在十年文革中曾作为避难所，进入改革初期，始成为文化资源，国家藉此以恢复教育、科研和文化，毕竟功不可没。到了市场化年代，它升值为资本，成群的人才怀抱艺术、学问和名望进入市场，与权力和财富发生了复杂的互动。一个原本属于人格修养的“游于艺”，竟先后经历了避难所、资源、资本三种运作形态。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变化，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从革命政治到发展图强，再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

当年那些在荒凉岁月中"游于艺"的人，后来究竟是保持了"游"的精神，还是逐渐被“艺”所带来的名声，所投靠的权力和所涉及的资本重新塑造成党国体制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当代文化史最值得追问的命运之一，很难在此做出一概而论的道德判断。

《庄子》有言：君子化猿鹤，小人化虫沙

这句话恰好可用作以上所述历史演变线索的结尾，对比现代社会学的“阶层分化”论说，它更含有一种文明史意味。不过需要稍作辨析的是：《庄子》所谓“君子化猿鹤，小人化虫沙”，本义是说人在不同精神境界中的变化，借神话寓言说明人的生命归宿并不相同。我援引在此，只是做个创造性的“借典”，用来比喻文革一代知识人的后续命运。读者不必拘泥于原义，且看它所显示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同一历史经历未必会塑造出同一种人格。作为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文革十年，并没造就可称之为“文革一代”的统一人群，它所提供的只是相同的起点。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群开始迅速分化。有人终身保持独立人格，有人进入体制，有人成为市场明星，有人犬儒处世，有人坚持批判，有人沉默不语。由此可见，决定他们后半生的，并不仅仅是文革，而是他们在文革中形成的精神品质能否经受后来各种诱惑的考验。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庄子的另一则论述，对比“猿鹤虫沙”的比喻，似乎更贴近以上所讨论的问题。《庄子·人间世》曰：“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文革期间，不少人曾确实有过“乘物以游心”的经历：他们借读书而游；借吟诗而游；借音乐而游；借外语而游；借无线电收听外台而游。他们并没拥有多少物质条件，却仍力求保持其心灵的活动。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来了。“游心”渐渐滑向“游市”：艺术开始有价格，学术开始有项目，文学开始有排行榜，书法开始有润格，文化开始有资本。原来那些“游心”的人群出现了分化：有人依旧坚守各自的“本心”，有人则逐渐为“市场”所吸引。从此出现了真正的分化。正是这些最初都同样“游于艺”的人群，在政治形势退潮之后，又在市场波澜之中再次分化。

这是第二次分化。第一次分化，发生在文革。有人投入革命，有人退出革命。第二次分化，发生在市场兴起。有人守住人格，有人拥抱名利。还有更多的人，一直骑墙，趑趄摇摆在两者之间。走笔至此，本文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文革，而更延伸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史。它至少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革命化——人首先是政治人，服从阶级斗争。
游于艺——退出政治，在私人学习和艺术中保存精神生命。
人才化——改革开放后重新被国家吸纳，以专业能力服务现代化。
市场化——文化成为资本，知识人成为品牌，人与艺都进入市场。
再分化——在权力、资本和人格之间，各人作出其不同的选择，遂有以上所借自《庄子》文本而区分的“化猿鹤”与“化虫沙”。

我并无意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简单地歌颂为“文革受难者”，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贬斥其“后来都堕落了”。我更为关注的是那个复杂的过程，即同一代人如何在革命、改革和市场三个时代中不断经历新的考验。

现在可以用以下更具概括力的话做出总结：文革毁掉了一代人正常成长的道路，却没有决定他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其人格归宿的，是他们在经历那场革命之后，进入改革之中，涉足市场之间，每一次面对权力、利益与精神自由时所作出的选择。经过以上讨论，本文的论述脉络就从掠影“文革史”而入髓“人格史“了。文中所讨论的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在追问：人在历史巨变中，究竟如何成为他自己：从“去人化机制”到“游于艺”，直到进入市场过程中的再分化。这一过程就不是官方话语带有贬义的“逍遥派”这顶帽子所能涵盖，而是人在极权、改革和市场三重历史变迁中，如何保存、实现，又如何有可能失去各自主体性的问题了。

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