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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01年3月号-神州大地
祭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
（四川）长虹
我曾经有一个弟，名叫一平，父亲给他命名时，可能是讨吉利，希望他一生平安。
弟弟的长像我回忆不起了，我大他仅仅两岁。他是五岁时，过“粮食关”死的。每当我的五岁女儿，带着稚气而又懂事的神情向我问东问西，缠着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想起我的弟弟，我的五岁的弟弟饿死时的惨状，一九五九年那些哀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九五八年，老毛总导了一场闹剧。虽然这一场闹剧仅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小品，却让中国大地因此“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场闹剧的场次是“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跃进”，剧情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舞台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时间，“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竟在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变成了事实。谎言被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宣传，人们都信真了。老毛及其同党，把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操练场。老毛魔杖指处，幕僚、臣子都中邪，全国人民齐发疯。
“人祸”蔓延，饿殍遍地。我的家乡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三万四千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五八年荥经总人口是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人（荥经县志：“人口变动”）一九六二年，总人口降至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人（同上）。
五九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着，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着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着木棍，像是站着，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着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着食物，都已经死了。
上面指示，不准说饿，只能说病；不准报饿死，只能报病死。医院里挤满了浮泡脸胖的“病人”，“病人”们进了医院，就很少有再走出医院。医院里有种特效良药“红发丸”，用发酵的麦皮米糠加红糖制成。无论病情多麽严重的“病人”，只要吃上几粒，病情立刻缓转，此“药”胜过仙丹。当然，能够享用这种特效良药的“病人”，就得同上面攀上关系，没有关系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病”死在医院就算了；是没有资格接受“红发丸”治疗的。
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的“天堂”承诺，兑现每天给行步危艰的人们两勺稀饭。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餐具，有沙锅、铁锅、木桶、木盒；有瓷盆、瓷缸、竹筒。在食堂门口排起长龙；眼睛整齐地望着窗口，喉结有节律地随厨管师上下飞舞的勺子不停滑动。心里还惦着家人的家长，小心地捧着盛了全家稀饭的器皿，慢慢移回家，珍放起来，切碎草根，野菜，放进已经加了很多清水，看不见米粒的稀饭里。这样搅拌家长就能给每一个饿鬼掏心的成员多分一点食物了。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断了炊烟，饥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就用观音土（一种白泥巴）填胃。家乡七百多人的“建设队”饿死了一大半後，除了民兵连长、队长、会计家外，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人。
我家同院住着一户张姓，张姓原是七口人的大家，五九年下半年，张家只剩母子二人了。一天，我和弟弟偶然进了张家屋子，看见张么哥嘴里嚼着什麽东西。
弟弟饿得真向他靠拢“给我……么哥……我要吃……”，弟弟伸着枯柴丫一样的小手，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要吃”很清楚。我看见张么哥将一团黑色东西穿在火钳上，把钳伸入火塘，在火塘里不断转动着火钳，火钳上的黑团冒着黑烟，那团黑东西发出咝、咝、咝的声音。黑烟弥漫在屋子里，屋子里充满了说不清楚的香味。
弟弟和我围着张么哥，盯着他把火钳上的黑团往嘴里塞。起初，他不理睬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我和弟弟的存在。弟弟拉着他的裤角，爬在地上“要吃……要吃……”地叫个不停。终於，那么哥转过头去贼一样地把半掩着的房门瞟了一眼，飞快地从为钳上撕下一黑团给了弟弟。弟弟接过，一口吞进肚里，又飞快地朝张么哥伸小手。“我呢！么哥！”我大声地喊叫，双手抱住他紧握火钳的手臂摇晃。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姐姐蹿了进来，她朝弟弟摊开的手心恨恨打了一把掌，跟着，抱着弟弟，一手揪着我的耳朵跑出了张家屋子。弟弟在姐姐怀里挣扎着，嘶叫着“我……要……吃”，扭头望着张家房门。
人是高级动物，人却常常用智慧去遮掩动物的一面。只有当灾难来临，那本性是无法掩饰的。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性，首先想到的并非是道德、真、善、美，甚至生存，直接面对的就是解决饥饿，智者的生存寻食。
父亲柱着一根竹杆，艰难地移动着“两肿两消”的身躯，颤颤巍巍朝我们走来，因面部浮肿而半睁半眯着眼睛疑惑地望着姐姐。姐姐流着眼泪，声音哽咽：“他们在老么哥那里吃……”，“吃什麽？”父亲顿时显得很紧张。“是不是张么哥的娘也去了？”姐姐无声地匆匆地点了点头。
父亲抬头望着天空，双掌紧握成拳，一行清泪涌出浮肿的眼眶。他突然丢了竹杆，快步进了么哥家的房门。过了一会儿，父亲喘着粗气，从张家里屋抱出一个裹席筒，沉沉地放在屋檐下。他站起身体，双腿抖动，抬手向姐姐示意，姐姐拾起父亲刚才甩了的竹杆，递送到他的手里。父亲走出大门，找人帮忙料理张大娘的後事去了，姐姐紧紧地搂着弟弟和我。屋檐下，破席边露出张大娘的一只细腿，腿肚子被刀割得零零落落，血红的骨头就裸露在外面。弟弟抬头望着姐姐，像是不明白姐姐为什麽流泪，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张大娘的裹席筒和张老么的房门，害怕得浑身打抖。
张大娘死後，弟弟每天都跟着张老么的屁股转，不肯和我在一起耍了。父亲也没有给我们叮咛几句有关弟弟的话语，偶尔，张老么那胆怯兮兮目光与父亲无可奈何的神情相遇，父亲还会给他挤一个苦涩的微笑。张老么那时就已经十七岁了，与我姐姐同年出生。他的长像尖嘴猴腮，豆鼓眼珠很吓人，腰背前弓有时也伸直，乍一看，就像一根畸形的被烧焦了的老树桩。听别人讲，只要吃过人肉，都会变成张老么那个样子。我看见张老么就害怕也不自觉地疏远了弟弟，因为他们俩天天都在吃死人肉，是死人维系着他们的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随父亲、姐姐在地名“乱葬岗”的坟包间寻杨雀草，把阳雀草搅和在粗糠里进食，大便时用手指去抠肛门的堵塞就要容易一些。地里田间，凡是能入口的草根，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只有这乱葬坟还有一点绿色，相信鬼神的人，轻易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的。父亲和姐姐脸贴着地面，专心地采摘每一朵小花，每一根可以进口的野草。我幻想着东一根西一根的古老的死人骨里，都藏着一个鬼，一到晚上，它们就亮着灯笼，燃着火把，在乱坟岗开会，看鬼的电影。突然，我看见张老么蹿蹿跌跌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平时从来就不答理谁，见人就弓腰而过，更难得谈上一句话。
“一平……一平……”，张老么声音沙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话，栽倒在父亲面前，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托起他的头，张老么尽力抬起右手，遥指着我们家的院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屋里……一平……快……”，话未说完，就死在父亲怀里。
我和姐姐最先进了么哥家屋子，弟弟卷缩在火炉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角流着白沫，左手仍紧握着一团腐了的死人肉……
审视过去的悲惨世界，我始终感到纳闷，“备战”粮多的是，为什麽没有人敢去抢，为什麽就那麽相信上面那些白白胖胖的家伙天天都在“瓜、草代”，不去偷他们，却宁肯乖乖地饿死，现在，我终於明白了，在长期的愚民政策和恐怖主义的高压下，我们这群动物已经失去原始野性，只能在巴甫洛夫的栅栏里乱撞。
弟弟吃腐人肉中毒死後，父亲说话更少了。他默默地将弟弟尸体抱进祖母那间阴森可怖的老屋的景象随时涌出我幼弱的心灵，在我眼前重现：父亲面对祖母的尸体，跪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微弱的灯光下，祖母的脸上，枕头边，一团团蛆在蠕动，已经面目全非了……
父亲每天照旧领取弟弟的一份口粮，我和姐姐饭碗里就能看见许多米粒了。
可是，这段日子还没有过上半月，我家却由此遭到了灭顶的灾难。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发现父亲冒领死人口粮，纠集起全队那几个吃饱饭的人，捆缚着父亲的双手，把他吊在我们家堂屋的屋檐下，用枪托捅，用锄把打，父亲仰着头，嘴口流血，望着远方任其毒打和凌辱。父亲紧咬牙关，不回答，不讨饶，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层层皇帝制下的最小的皇帝……生产队长，他逼父亲背着弟弟的尸体，站在保管室的晒坝中央示众。生产队长周卫兵，四九年前曾是东区最大的恶霸匪朱家兄弟的走狗，参加过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队。刘文辉舞“双枪”（国、共）得道後，周这个小恶棍沾祖宗好吃懒做的灵佑。四九年後，以赤贫、光棍为荣，周跨过鸭绿江，打过国际战争，回乡後，增加了几分荣耀，更多了许多霸气。我看见他用粪水从父亲头上淋下，父亲高大身体，全身糊满了污秽，顿时，我幼小的心灵，像被一把尖刀刺中，碧血长流。姐姐紧紧握着我的小手，眼泪掉在我的耳朵上，冰凉、冰凉的。周队长当众宣布，扣我父亲一月口粮。
姐姐用全身力量搀扶着父亲，拉着我的手，我走过那不到五百米的路程，肯定是一生中最长的路了。父亲躺在床上，一反寡言少语的常态：“强盗呀！土匪呀！你整死千千万万无辜的小民，你还要多少好人死在你的魔掌下，土匪啊……强盗啊……”。父亲把我和姐姐的手攒在一起，乾枯的眼窝含着泪水，泪眼望着姐姐：“带着三娃，带着三娃，逃命去吧，能不能活出来，尽人力吃天命吧！”整整一夜，父亲处在半昏迷中，一直说梦话和胡话。我不知道姐姐为什麽总用手去堵他的嘴，可父亲挣脱姐姐的阻拦，声音提得更高了：“匪啊，强盗啊！”他哪悲切的咒语一样的话语，我虽然听不懂，却像精灵一样地溶入了我的身心。黎明前，他平静了，即永远地离我而去了，父亲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周卫兵的仇恨已消，听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绝，我居然也为他感慨一番。这一类小皇帝，仅仅是大中国皇帝的小卒。无论他们如何可恶，如何放刀，没有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威逼，或许周卫兵的所为早就得到惩治了。我相信，讨伐罪魁的号角已经吹响，天上的，地下的，人间的各种各样怨鬼冤魂，都要向老毛们讨个公道！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1/185/20037312249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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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读者、作者、编者
《北京之春》编辑部和胡平先生：
贵刊二零零一年三月号刊登了一篇好文章，题为《祭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以下简称“祭父亲”。我等了多少年，等到了这篇好文章。我说的好不只是指文笔方面而是它真实记录了四川荥经县某村庄二户普通农民家庭饿死的悲惨遭遇，过程详细，情感真切。我订阅《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合起来已有十几年来了，这是我见到的第一篇文章详细描述饿死人的惨状。当然长篇记事丁杼著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是大范围、远距离论述全国范围内农村饿死人的惨象和缘由：“祭父亲”则是近距离身临其境观察描述，所以显得非常真切感人。
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五九年到六二年饿肚子的情景。多数人称这三年也只是模糊说法“三年困难时期”，更有甚者不少人至今跟著中共顽固派的欺骗宣传有意无意地开口闭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甚至《世界日报》也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字样。很少用而且必须用三年大饥荒——“人祸”一词。
当年有多少城里人，有多少知识份子知道乡下大批饿死人呢？我想是不多的。根据是：直到七九年彭德怀冤案平反以後，八十年代初我在学校教研室的政治学习会上说：报纸一边胡吹一亩地产几万斤稻米、几十万斤红薯的同时，另一边全国范围内大批农民饿死，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风调雨顺的年月把人饿死这麽多！会後一些年轻人轻轻地问：“我们国家还有饿死人的？”他们是闻所未闻，他们听到只是“社会主义怎麽好怎麽好，毛泽东怎麽怎麽伟大”。另件事是毛泽东指示党内大小爪牙於六四年在大学校园抓阶级斗争、抓攻击大跃进的反动学生时，我班五十个学生被批判六人当中，除我之外竟然没有一人知道农村有饿死的，而我只说了轻轻一句：农村有饿死人。我从来没有敢把饿死人的惨象稍许描述一下，即使这样也遭批判斗争。
为什麽死那麽多人而只有极少人知道农村饿死人的惨象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杀人、抓人、斗人太多，人们都给整怕了。只有在非常亲近的朋友当中，偶尔则能听道一些饿死人的消息，这就是即便是知识份子也仅有很少人知道这样的事。
我家是在南京郊区，离安徽和县不远，和县大批饿死人的消息在我家农村传得比较广。农村小青年不那麽怕，他们时常说：“和县的人死光了。”芜湖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和县紧靠芜湖，是鱼米之乡。和县常有逃难的人到我们家所在农村讨饭，我们那里有许多人去芜湖一带做生意贩卖农产品，所以听到许多和县饿死人的消息，“和县人死的死、逃的逃，丈夫饿倒，病倒在床上，人还没断气，女人怕等在家里会饿死，逃出来跟人说丈夫死了”：“好多人家死绝了户，一个村里人死了都没有抬，没有人有力气抬死人出去”：“有的村庄竟然没有冒烟的”：“和县人什麽都便宜卖了，把衣服都换了，换成吃的了，十几岁的小姑娘已经发身，没衣服穿，光著上身，两个奶头子甩甩的”：“什麽世道啊，真缺德啊”！至於人死後放在家中发臭，为的多领一份口粮，不仅和县有，在甘肃河西走廊也有。六七年底我们参加调查走资派大搞吹牛风（实则多数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当时一个贫协主席就对我说：“那时，这里饿死人很惨，为了多领一份口粮，居然把死者放在家里好久不对外说。”实际是真正的走资派才是敢於抵制毛泽东倒行逆施，多数人自保顺大流跟著毛泽东胡吹，不吹也没办法，不吹就整你、斗你，极少数的邪恶份子跟著毛泽东兴风作浪。
我说这些只想说明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内一批邪恶势力是怎样剥夺人民说话的权力，是怎样封锁消息掩盖其罪恶的。直到今天这股邪恶势力仍然把这个罪犯供在殿堂，不许人稍有不敬。天安门事件时，湖南的三个小青年仅用墨水弄污老头子的像，其中一人竟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少奇曾对安徽省省委书记李葆华说要把大跃进的事记下来立个碑，胆子再大些写成剧搬上舞台。其结果碑未立成，剧也未见，倒把自己的老命赔上去了，还闹出一个文化大革命。
像在中共这样极权制度下，在中国这古老的封建专制的国度里，只要一个疯子上台，什麽怪事都能发生。希望《北京之春》今後能多发表这样的好文章，把那些死绝了户、死绝了人的村庄写得更详细更感人。在保证作者安全前提下，文章除了点明县的名称，还点区的名称、乡的名称，准备好接受来自中共的挑战。我们要让全国人民不论大人和小孩，不论国内和国外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曾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黑暗丑恶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干了那麽多坏事，他怕有一天人民来清算他，他拖出阶级斗争的杀手锏，他要把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们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来控诉极权制度的罪恶。让人们理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让中国人也明白权力需要制衡这个重要大道理。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和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重演。
另外提个建议，“祭父亲”这篇文章能否让《世界日报》等海外报纸转载，在英特网上转载，当然需得到作者同意之前提下。
读者：贾成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1/290/2003728049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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