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千古文章未尽才
子规
晚上十点多（国内已是7日的早上十点多），打开手机看了看微信公众号，头条竟赫然跳出了丁东先生的《惜别傅国涌》一文，心头顿时抽紧了起来——年纪轻轻的傅国涌先生（他出生于1967年，还不到60岁，这在如今还算是壮年）怎么突然就走了？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这是否是真的，莫非“惜别”还有对方远走他乡，作者遗憾地与之告别之义？打开一看，说是他因为突发心脏病已于7日凌晨离世。原来是我在情绪慌乱之下产生的一个误解，而不是别有所解，呜呼哀哉！我从此与这位未曾谋面但有过联系的友人天人永隔了！
大约2008年左右，我通过调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谢泳先生跟傅先生取得了联系。他虽然是一个名人，但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同道的缘故，还是有跟我进行过一些交流；他出版过一本叫《百年寻梦》的中国近代史随笔集，我很想找来读，但在书店又买不到，他也慷慨地从杭州寄一本过来赠我；我有一篇文章苦于无处发表，跟他沟通后也挂在了他的新浪博客上。但我这人生性不善于甚至还有些惧怕人际交往，并且考虑到他们都是名人，像我这样要找他们的无名小卒很多，而他们一天也只有24小时，自己在读书治学上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很难抽出时间跟我们打交道，因而就不愿再去打扰他们，后来就与他们失去联系了。
傅国涌和谢泳他们属于当今中国思想最敏锐最开放的学者，不同于那些固守僵化的教条，处处都在为主流意识形态做注脚的学者，也不同于那些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只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炮制出一篇篇充满空话套话、空洞无物的文字垃圾的学者，他们是真正把读书治学当作自己的人生志业来追求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即使身在体制之内，也具有那种对做学问十分重要的品格——独立性。他们做学问除了要追求真相和探索真理，同时还要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使我们由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因此，他们是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近现代的中国社会，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钩沉和爬梳，探索近现代中国在追求自由民主，实现社会转型方面曾经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又有着怎样的启示等，即在追寻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他们还十分关注现实，经常就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发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从九十年代上大学起就开始接触这些学者的著作，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认同，很喜欢他们所做的这种擦掉粉饰的油彩，拨开历史的迷雾从而还原真相的工作，同时也很喜欢他们这种以平实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很接地气的风格。他们的著作我只要能找到的都找来读了，而且很多还是反复地读，从中增长了许多见识，受到了许多启发。如果说我对社会和历史的真相有一定的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出于他们这样的学者。对于我而言，他们既是友人，也是老师。
后来，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崛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也越来越发展起来。这些思潮的特点就是非理性、极端化，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僵化的意识形态，大力抨击和抵制普世价值，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因此，像傅国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为许多人排斥和攻击的对象。他们极力地对这一群体进行污名化，使其成为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样的所谓“公知”。当然，这也是与公知阵营本身所存在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的现象分不开的——他们当中有的以公知之名谋取私利，在“为民请命”的幌子下不停地捞钱；有的并不真正具有宽容的精神，一副唯我独真、唯我独革的派头，而不承认世界是多元的，人们的立场也必然是多元的，他们与自己的对立面在思维方式上其实是高度同构的，即都是一种一元化和极端化的思维；有的过于自信，以“为民请命”自居，似乎只他们这一群体才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代表社会发展进步方向的，并且显得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到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任何话题都敢接过来发言一通。这些现象都严重暴露出了这一群体的缺陷和不成熟，也不断增加了大众对他们不良的观感。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抹黑这整个群体，他们当中有的立场还是十分公正，态度还是十分严谨，形象也是十分正面的。傅国涌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无论在对历史的研究上，还是在对社会进行的思想启蒙上，都是有很大贡献，我们要予以充分肯定的。
又过了些年，社会进入了“定于一尊”，实行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的所谓新时代，舆论生态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舆论不仅是收紧，而是干脆收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傅国涌这样的独立学者就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公知这一群体像集体蒸发了一般。他是一个社会使命感很强，十分勤于治学的人，能够不断地撰写出很有分量的著作来，但这些年都无法在国内公开出版这类著作了。现在他遽然离世，再也无法撰写了，惜哉！
他出生成长于浙江温州的雁荡山。虽然地处偏僻的山区，但大山并没有隔断他的视野，而是更加激发起他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他有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娘舅，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当时的农村少年很难接触到的书报资料，从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进入八十年代后，他年岁增长了，开始自己大量地购书，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在精神上进一步得到了成长。1986年他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一年后回到家乡的一所中学教语文和历史。
1989年4月，胡耀邦的突然离世引发了大规模的学潮。他毅然前往北京亲身投入了这场民主运动，跟大学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抗议。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曹丽蓉女士。后来这两个在广场上结识的有着共同理想追求的热血青年结为了伉俪，傅先生虽然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而两度身陷囹圄，曹女士仍然坚定地支持他追求的事业，对他不离不弃，从而成为了一段佳话。“六四事件”后，傅先生前往山西继续宣传民主，遭到当局的拘押，被劳教了两年。他出狱后来到杭州,在一家企业上班，并和曹女士结婚成家。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他仍然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经常与志同道合之士讨论社会问题，为民众的疾苦大胆地发声。 1995年他联合浙江的一批民运人士向全国人大发出一封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再度被判有期徒刑3年。对于他的这一段经历，国内的网络都很难找到，他本人也很少提及，这除了因为话题敏感而不便提及之外，也许他自己也不愿提及。当人们到广场上进行和平抗议要遭到铁腕镇压，甚至连发出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也要面临牢狱之灾，即所有的异议分子和不同声音都不允许存在之后，我们并非就只能选择躺平而无所作为了，而是仍然要在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积极地拓展言论的边界，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点滴的进步。
他第二次出狱后，来到北京拜访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也是著名的民运人士许良英先生。当时他正处于生计无着的窘境，许先生慷慨地资助了他一笔钱，并鼓励他要潜下心来读书治学，为社会留下一个读书的种子。他没有辜负许先生的期望，1999后在著名学者丁东的大力推荐下，开始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出版著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不断地有著作问世，成为一个高产又高质的著名人文学者，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年他又转入教育领域，办起了一个民间的“国语书塾”，以自己的人文理念对青少年学子进行一种别开生面的语文教育。除了在家中授课，还带领学子到国内外各个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地方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在情景交融中接受了很好的人文薰陶。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学子，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人生版图。他在这一领域做得顺风顺水的，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教育的新路，也探索出了一条知识分子在体制之外追求自己事业的新路，可惜天不假年，随着他的离世，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2025年7月6至7日初稿，2026年l月2日重于写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