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下行期的资产回收逻辑——以杨应江事件为例
陀先润
事情起于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视频中的杨应江反复强调自己在日化行业深耕三十年，最终却被迫关张；他说“创业抵不过上面一句话”，说一个民族品牌被彻底毁灭，并抛出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不如祖上扛枪”。这并非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一种体制语境中高度成熟的隐语，其指向并非市场竞争或经营失败，而是一种能够在规则与程序之内完成围剿的力量。如果仅停留在纸面层面，这一切当然可以被概括为一宗标准的债务纠纷：银行抽贷、企业违约、债权转让、资产执行。对大多数旁观者而言，这样的叙述已经足以封闭讨论空间，将所有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压缩为“经营不善”四个字。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合法、完整且无懈可击的叙事，往往遮蔽了真正值得警惕的部分。在大量相似案例中，决定企业最终命运的因素，很少是品牌、技术或经营能力，而是那些早已被抵押、被估值、被纳入处置清单的“硬资产”。当原本存在展期空间的债务在关键节点被突然抽离，当债权以明显低于常理的价格被迅速打包转让，当执行程序的推进速度与强度远超通常经验——这些操作本身并不必然违法，却共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结构性暗示：结局往往并非自然演化，而是被提前锁定。尤其是在资产处置环节，优质土地与厂房进入法拍程序时，参与者寥寥，甚至只有单一主体报名，并以接近底价成交；某些接盘主体注册时间极短，几乎与拍卖节奏同步；顺着股权结构或高管履历回溯，又往往能看到与地方土地、金融或监管系统之间若隐若现的关联。这些细节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指控，却足以形成一种制度层面的疑问：企业所面对的，未必是市场博弈，而更像一套顺畅运行、各环节高度配合的资产回收流程。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杨应江反复强调“祖上扛枪”的含义才显得清晰起来。这并不是对体制的挑战，而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内申诉方式：他试图将一宗已经被技术性定性为债务纠纷的事件，重新转译为“民族企业家遭遇权力围猎”的公共议题，从而引发更高层级的注意与介入。这是一种“清君侧”式的努力，而非对制度本身的否定。也正因如此，事件的讽刺性才尤为突出——杨应江并非体制的异议者，相反，他长期塑造并坚信的是一种“爱国企业家”“体制内成功者”的身份叙事，相信只要立场足够明确、态度足够忠诚，就能够获得制度性的庇护，并因此始终将自身视为“自己人”。
现实所给出的回应却异常冷淡。无论叙事多么正面，身份多么正统，一旦进入清算轨道，个人便只剩下一个技术性的标签——失信被执行人。品牌可以被弃置，身份可以被注销，政治表态在债务与资产处置面前几乎不具备任何实际权重。制度真正需要的，并非忠诚宣示，而是可被迅速变现的抵押物与现金流。这一点使得事件的意义超出了个体悲剧的范畴，它所折射的是一类人的共同处境：在改革开放红利中完成原始积累的一代民营企业家，长期对权力结构抱有信任与依赖，在经济上行阶段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合作，而在经济下行阶段才逐渐意识到自身始终处于可被重新分配的位置之中。尤其是那些资产高度本土化、产业链深度绑定土地与厂房的企业主体，几乎不存在安全撤离的可能——能够完成转移的早已离场，留下的往往正是最难移动、也最容易被处置的部分。
当这种回收逻辑以“定点”的方式展开时，它还会制造一种极具迷惑性的心理效应：幸存者幻觉。旁观者很少声援，更多的是庆幸；他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个人判断或个体失误，而非结构本身，并在心中得出一种自我安抚式的结论——只要自己更加谨慎、更加顺从，就可以避免同样的命运。由此，内部切割、彼此疏离乃至主动配合，逐渐演化为一种理性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忠诚一旦失效，未必会转化为对法治的追求，反而更容易滑向投机与虚无；规则被视为可变的，道德被理解为装饰，唯一真实的目标只剩下生存本身，而为了延后清算，有人甚至会选择协助清算。
这正是此类事件最令人不安之处：它并不依赖公开的对抗或剧烈的冲突，而是通过孤立、分化与定点处置，持续消耗一个社会阶层的公共意志。杨应江的遭遇，很难成为点燃社会情绪的火种，它更像一次悄无声息的献祭——在核心资产被处理完毕之后，个人命运的回响迅速消散，被新的叙事所覆盖。在这一逻辑之下，他的故事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他曾以为自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粒种子，却未曾意识到，在资源回收的周期中，自己更接近于一层可以被反复翻动的土壤，而当价值被榨取殆尽，个人的声音也随之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