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口述自傳》讀後
張成覺
《舒蕪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面世近二十四年了。筆者首次拜讀至今也不止二十三年。日前細細重讀，頗有所感。
概而言之，三句話：
一）舒蕪家學淵源不同凡響，他僅肄業高中而成為教授,哲學家,作家，並且是在抗戰顛沛流離的環境中脫穎而出，不能不令人佩服；
二）他作為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骨幹分子及“五七反右”另冊中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至1978年“右派改正”，二十三年間經歷家破人亡，乃大陸中國文化人悲慘際遇之縮影，使人感嘆唏噓；
三）殄除四魔後他成了紅學家和周作人研究專家，成就斐然，但若干見解不無偏激之處，值得商榷。
其父方時喬（1897--1973），字孝岳，以字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到北大當過預科國文講師，後去日本東京大學進修。返國後1924年赴廣州嶺南大學（1952年起成了中山大學）任教授直至去世。
方家乃桐城名門，但“要算最清寒的一家”，祖先是聚居於山野以打獵為生的平民百姓，舒蕪曾祖父方宗誠（柏堂）算是姚鼐再傳弟子，入了曾國藩幕府，官不大，卻成了全國知名的理學家。祖父是詩人，書法家。外祖父馬其昶出身翰墨世家，民國五年（1916）當過清史館總纂。方馬兩家聯姻，對舒蕪後來的成就關係重大（跟先輩的基因顯然密切相關）。諺云：一命二運三風水。他命好，運氣更好，22歲就成了當時的高校副教授。此前三四年間他才十八,九歲在四川重慶附近縣,區到處求職，以便養活自己和母親，居然得償所願地跟老同學先後辦了幾所小學，還當過戴帽中學（小學附設）的國文老師。
下面是他的簡歷：
1937年（15歲）考入高中時適逢抗戰爆發，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動，并為《桐报》主編副刊《十月》，发發表第一篇作品《及時行樂》，抨擊上層人物在抗戰中醉生夢死的生活狀態，開始文學生涯。1940年，辍學，在湖北、四川等地農村任小學、中學教師。1944年至1949年，歷任國立女子和師範學院、江蘇學院、南京師範學院副教授、教授，進行文學、哲學的教學與研究。1945年初在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論主觀》一文，成為一場長達5年之久的文藝論爭的主要焦點之一。此時期還創作了不少雜文，結為《掛劍集》。（摘自百度百科有關條目）
舒蕪後來遭人詬病，原因在於
1952年，他公開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致路翎的公開信》，率先點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熒的名字。1955年胡風事件中，他因提供胡風給他的信件（“交信”），使態勢迅速轉向而成為人們眼中的“猶大”。（資料來源同上）
在《舒蕪口述自傳》中，他斬釘截鐵地說：
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當時，只是《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奉命給我出了一個“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這個題目，向我組稿。......我接受這個約稿。......《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篇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麼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
至於以後的事態發展，那完全非我所願，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報》當時文藝組長袁水拍他們，背著我（葉遙其實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裏，結果搞得不可收拾。這裡更沒有什麼“間接交信”的問題。......等到林默涵從袁水拍手裏看到了這些信，那就等於公安部門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誰知又驚動了毛澤東親自介入進來，搞了那麽一個“編者按”。定了那麽一個嚇人的罪名，後來的一切更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資料來源《舒蕪口述自傳》，頁282-283）
筆者認為舒蕪上面的話可信。事實上聶紺弩也一直沒把他看成“猶大”！
徐庆全：两个“右派”成就《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載文革與當代史研究網2020-7-14 08:52:37)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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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軔，學界多認為，為舒蕪交出胡風的“密信”所致，舒蕪芜被認為是告密者。身受連累的聶紺弩後来却為舒蕪辯解：“一个卅来歲的青年，面前擺着一架天平，一邊是中共和毛公，一邊是胡風，會看出谁輕谁重？我那時已五十多了，我是以為胡風這邊輕的”。“因此我說‘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討廷咒惡来’。”聶認為，人們恨猶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總督，是一大怪事（《聶紺弩全集》第9卷，武漢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聶紺弩洞察歷史，深知告密非告密者個人之罪，乃體制裹挟之下的屈從。
我并不赞同把胡風案簡單歸結於舒蕪告密所致，但很贊成聶紺弩對此事的看法。我的《聶紺弩也是告密者》一文，舉發生在聶氏身上的一件關於告密的事，闡釋聶氏觀點。但在2009年對“告密”義憤填膺者眼中，正義話語盎然，史實倒被忽略。所以，這篇小文當時很不受待見，我不以為意。我認為，即使歷史讓你傷感、流淚，但書寫時你還得冷静地尊重事實。當然，這是題外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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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共秉承斯大林共產國際旨意，一直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舒蕪被洗腦，青年時期起就竭盡全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晚年舒蕪做了反思：
“我解放以前自以爲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就為權威所否認；解放後我用毛澤東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確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結論，與權威者達成共識。解放後，我自以爲學到了毛澤東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學成了’右派’，學成了’反革命集團起義人員’，真是’讀書越多越反動’。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學到任何馬克思主义，曾經自以爲信馬克思主義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樣的，我其實毫無所知。”（摘自百度百科有關條目）
實際上，毛本人對馬克思主義又知道多少呢？他不是聲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嗎？他沒讀過《資本論》，自詡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卻崇拜曾國藩。一邊指責下屬“不懂馬列，喜歡罵人訓人”，他罵人訓人比誰都厲害。黃敬就是1958年南寧會議上被他罵到精神失常而跳樓自殺的。
說回舒蕪。他研究周作人的“附逆”，結論是否認周出任“華北教育督辦”乃受中共地下黨委派。他還把錢理群教授扯在一起以壯聲勢。然而，曾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的王定南承認他佈置周把繆斌排擠掉。國民黨方面的許寶騤也向周交待過同樣的任務。北大負責人則在離平南下前請他維護校產。樁樁件件證據確鑿。可惜此刻已不可能讓墓木已拱的舒蕪逐一鑑別了。
舒蕪為人極度主觀。他在其《口述自傳》中駁斥“論證”周“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問題，說自己“是根據周作人的日記來論證”。他先舉出了錢理群和倪墨炎兩位知名魯研學者為助，然後寫道：
他（周作人）這一時期的日記，決不是寫給別人看的，是當時心情狀況的真實記錄。可以看出，他當時做那個高級偽官，做得很有滋味。生活也優裕起來了。沒做到一年，又捲入了官場糾紛，被排擠下來，做了一個閒官，情緒一落千丈，於是對排擠他的人切齒痛恨。不久這個人死了，他居然在日記裡幸災樂禍，說什麼“小人做壞事自己也想不到活不了多久”等等。這哪裡像一個地下工作者的心態呢？更遠遠不是那個高雅淡泊的“苦茶老人”了，簡直就是老舍《四世同堂》裡面的冠曉荷藍東陽之流的心態了。（《舒蕪口述自傳》頁365-366）
筆者認為，儘管舒蕪的敘述邏輯嚴謹，可是全都基於他對周作人日記的分析推理，沒什麼說服力。事實勝於雄辯，上面所舉的人證足以說明舒蕪對周作人有偏見。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舒蕪的武斷或可視為白璧微瑕，毋需理會。而且，他在大陸中國除了本身受盡折磨外，愛妻文革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幼女因腦癌1976年自殺，相信讀者給予同情就好了。
2026年2月9日下午4:55完稿
附錄《周作人的“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