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共匪政权，是所有民运工作中的头等工作
苏明
各位同仁、各位先进：
我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了，但是我所坚持的理念至今没有改变，并且始终在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我时常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加拿大的这三十多年。我承认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错误地加入了一个民运组织；另一个是错误地支持过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在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后，我立即退出了这个组织，停止了对那个团体的支持，再度回到了独自为战的状况至今。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三十多年前，因为什么迫使我不得不逃离中国，继而恳求加拿大政府能够收留我。我对加拿大的感激之情至今丝毫不减，但是我仍然忘不掉我的故土，和生活在那里的苦难深重的同胞。
有人说我固执，有人说我保守，也有人认为我太传统，但我不认为我是个食古不化的人。所谓事从两来，有因有果，也就出现了个轻重缓急的问题，这就是我始终在寻找一个革命党的原因。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既是个大业，且又是个必然的结果。不但政治正确，更是符合民意天心。但是实现宪政民主的最大阻力就是共匪政权，这是个既反人类又反对普世价值的罪行累累的团伙。那么推翻共匪政权，彻底铲除政权的残渣余孽，并且清算它所犯下的所有罪行的工作，就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行之前的首要大事。不去首先消灭共匪，又何谈中国的宪政民主。
这三十多年海外民运中的种种丑闻，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各种名堂的民运组织虽多，但又都是无组织、无守则、且又来去自由的松散的聚会。其活动的内容更多地像是个学会，好像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会一样，整天都是在认识、探讨和研究什么是宪政，什么是民主。启发民智固然重要，但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四十多年了，上亿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进步文明国家的社会和人文状况。虽说不少的中国猪混杂在其中，但不能否认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既受到了启发，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深思。他们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和民间产生巨大的启发，其影响远大于海外的这些民运组织。
再者，海外的民运人士的活动也极贫乏。除了在几个特定的日子举行悼念和抗争活动之外，就罕有其他了。而且参加活动的人数不多，甚至越来越少。固然这和海外民运的声誉有关，从而形不成一个声势和气候。
反共始终是个当务之急的严肃的大题目。可是不少的海外民运人士在这个大题目下的态度是吞吞吐吐，摸棱两可。甚至是观察、劝说，乃至合作，期望着共匪有一天能够幡然悔悟成为正人君子。于是就有人在土匪团伙里极力去发现什么改革派，开明派，甚至民主派。共匪内部的内讧和火并绝不是什么所谓的路线之争，而是纯粹的权和利之争。任何一个派系的胜出，都将继续坚持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尤其现在共匪正处于乱世末日的时期，它们争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争抢中国的最后一桶金。
海外的民运人士中即便出现了几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也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强大的势力，也不会成为推翻共匪政权实行中国宪政民主的主要力量。真正能够实行这两件大事的主力在中国的民间。纵观中国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改朝换代二十次，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领导者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大智大勇之士。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定而不移的规律。理由很简单，深受共匪虐待的民间，就是推翻共匪和要求建立新制度的动力和主力。
我由衷地希望海外即将出现真正的革命党，目标明确地以推翻共匪政权为首要任务，去联络和支持国内的一切反共行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反共大同盟，中国人又为什么在反共这件大事上羞羞答答的呢？海外的有智中国人更该全力支持国内民众的反共行动，毕竟血浓于水。
一旦海外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党，我将毫不犹豫地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