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十一至第十三章）
陶洛诵
第十一章
一个小薄册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我上初三时的政治教科书，政治老师反复告诉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三大法宝，第一，土地革命，先减租减息，再打土豪分田地。第二，统一战线。第三，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悠久的历史可以从许多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寻找，例如雄文四卷1927年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痞子运动”中的痞子到地主少奶奶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大为赞许。又例如作家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所描写农村赤贫打倒地主后把他小老婆分配给谁的情节，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对老地主本来不满，心怀希望等待能分配给个年相仿壮汉，没承想贫协一致决定，把她分配给一个其丑无比年老的娶不起妻的癞痢头，小老婆突然爆发出凄厉的哭喊：“我不干，我不干......”（大意如此）
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内取得彻底胜利，被打倒的敌人范围从地主富农逐步扩大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文革中还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黑帮”、“臭老九”......各种帽子应运而生，五花八门。
从公开资料上看，土地革命枪毙地主200万人，这应该是大大缩小的数字，有说800万的。我在澳大利亚悉尼认识一个姓胡的女画家，四川人，她奶奶因为是地主而被枪毙。
我的外公查焕然也是地主没被枪毙，还在1954年和我外婆先后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至到1962年正月十四日因病去世。
52年，我的爷爷在南京去世，安葬在雨花台。奶奶、妈妈带着我和陶湘诵回到北京东城区南小街老君堂34号科学院宿舍的四合院和爸爸团聚。
二弟陶江于52年5月12日在北京出世。
几个月以后，妈妈怀抱陶江，牵着我和陶湘诵到派出所，向民警询问：“同志，我的爸爸是地主，可不可以来北京？”她这种谦卑的态度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地主”显然是低人一等的，来去是没有自由的，是要被公安机关批准的。我五岁多，思维能力并不这样清晰，作为一种综合感觉深深烙在心里。在以后，他和外婆来北京，我和他们几乎没说过什么话，只是他离世的头几天，我到他屋里，搬着小板凳坐到他身边，流着眼泪，一个劲儿点头听他老人家对我的遗言：“你的脾气要改。”我那时十三岁，刚上初中一年级。
他逝世在东四北大街，56年我爸买的有九间小房子的独门独院里。
据我妈后来告诉我，外公其实挺看好我的，说我有武则天之才。
我奶奶和我爸都很尊敬我外公，奶奶说他学问很好，尤其是毛笔字写的好。我爸爸则给我们讲过外公的一个故事，说他被土匪绑票，要杀他，他一点儿都不怕，照吃照喝照睡，等到一个夜里，风高月黑，趁土匪警戒放松，翻墙头逃掉了。
我从我舅舅那儿知道了绑票的全过程，土匪就是当地的土八路。
我以前在Google上查看到我外公是安徽舒城新梅镇有名的乡绅，和当地头面人物打交道。
舅舅告诉我，48年正月的一天，游击队白天上街，他和外婆躲到别人家里，外公一个人在家被游击队捉到山里，同时被捉的还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霍秋林。
游击队捎口信给外婆，要拿五匹白市布、十打电池与十只钢笔去赎人。这些是游击队的紧缺物资。外婆东拉西借筹备这些东西去赎人。
外公被赎回来。讲他在游击队没受罪，因为被他救过的游击队员认出他，他们对冯政委讲查老先生是好人，救过他们的命。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外公家房子多，在国民党清剿新四军时，抗战时县政府搬到梅河，特务大队长李德宝住在外公家，他原来是新四军，叛变后当上国民党舒城县特务大队长。他孩子多，外婆为了让老舅好养活认他老婆当了干妈。他经常带人到山里清剿，有次从山里新四军服装厂搞回不少有机座无机头的缝纫机。每次都要捉些人回来。吊在房梁上要他们承认是新四军。这些人的死活就在特务们的一句话。李德宝爱抽鸦片烟，外公抽大烟的时候，他也过来凑份子抽两口。外公看吊在房梁上的这些人，他们穿的如铃铛似的实在可怜，就几次在烟床上对李说，那人是我的佃户，那人又是我的佃户。外公在山里也有田地，真佃户假佃户李也搞不清楚，说是佃户李就放了。没想到这些人在47年真参加了游击队，这次反过来又救了外公的性命。
有这些人证明他不是坏地主，因此政委（政委是大部队留下的，大多是太行山人，人们称政委是广八路，游击队是当地人，称土八路）就另眼相看，与外公能说到一起。外公又发挥他的“民为本，社稷次之”的道理，获得政委们的好感。他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政委们让他帮着写写布告标语等。再也没把他当做被捉的地主看待，也没放他回家。也没向家中催赎人的事。
冯政委找外公谈话说，他们三位政委共同研究过，说现在的县长杨震一个字不识，只会打仗，准备推荐外公做他的助手当副县长。外公考虑后说自己年纪大，打游击夜里跑不下来。其实那年他才45岁，为了装老留了长胡须。他也不相信共产党讲的话，他讲高敬亭那么大的干部还不是被自己人杀了。外公在山区西蒋冲亲戚家认识了高敬亭，高是新四军在皖西大别山区最高负责人，他俩也一起吸过鸦片烟，高是共产党在党内肃反时被杀的。
外公在山区生活了有两个月被放回家，那位一无所有与外公同一天被捉去的贫下中农霍秋林没有活着回来，被活埋了。起因是他捉过奸，奸夫奸妇与他什么关系？我老舅不知道，但一两年前被捉到的奸夫奸妇用被子裹着游行，老舅亲眼目睹。这奸夫现在是游击队员，说他是狗腿子。霍秋林是大高儿，人高马大腿快，住在山区，他常年在街上帮人跑腿送信。
这就是爸爸告诉我的外公被土匪绑票的全部过程。
最近看到有人评价写“呼兰河传”的女作家萧红，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价值越会彰显，她笔下表现的农民的愚昧、自私，不适合领导中国的革命。
第十二章
我外公家，我妈妈和我舅舅出生的确切地方安徽舒城，大别山区西南边缘的中梅河镇，小镇在畈区里，四面环山一街傍河，商业发达，是西南山区物品集散地。
家乡土地肥沃，一石（读但 六亩）水浇地能产二十担稻，外公家在龙河口叶家庄子上，有祖上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八担佃租，与共太祖的叔叔共有。外公家占六十四担，外公家加上看老坟的佃租，能收二百几十担租稻。
打游击时的土地政策是二五减租，有的佃户就不买这个账，田租一粒也不交，少数有亲戚关系的佃户还给点。外公是家里的独子，曾外公让他在家里读私塾读到二十七岁。收租是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没了生活来源，外公就开私塾馆，教人读书。
大陆易帜，土改正式大張其鼓进行，斗争地主，枪毙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在中国广大农村如火如荼地进行。我想外公没被枪毙，总该在台上被斗了吧？就微信给美国的舅舅，希望他如实相告，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舅舅的回忆写道：“收不到租父亲再不教书生活没办法，刚解放新政府又叫家家买折实胜利公债，我家也摊了不少，人们都说我家有钱，说我爷爷用猪槽埋了银元在家里。为了解决生活难事，父亲借口买公债由头跑到安庆也来到大姐家，二表妈肚量真大，二表伯还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陶坤大哥在北京刚上班工资也不高，我们父子俩人就长期住下，她从没表示过反感。我们到北京，留父亲一个人在安庆，没钱买米买烟抽，他就将大姐留下的一大堆名人字画送人的送人，换米的换米，全部处理了。我看过这些字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大千的一副荷花吊屏，淡淡的几竖笔，点几点就是荷花杆，杆上的红白相间的荷花迎风怒放，看后叫人难忘，其它的已记不起来。二表伯叔叔是画家，与张大千有交往。......”
后来我妈妈把外公从安庆接到北京。我明白了，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我外公应该算是“逃亡地主”。
第十三章
地主，中国历来农民起义的打击目标，在1949年的起义成功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悲惨最最不幸的群体。不仅仅是土地财产被没收，肉体被凌辱被消灭，而是共产党诛连九族比历史上哪个朝代都周到。想必大家都身有体会，不用我在此赘述。
我外公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一双鹰隼大眼睛，黄色眼珠，鹰钩鼻子。我怀疑他是北方游牧民族侵犯中原的后代，我舅舅笑着说不是，引经据典地告诉我：“安徽泾县是皖南事变的地方，泾县有一查村，古村庄，现在是旅游胜地，舒城县以查命名的地方有查湾，查家大屋，查榜等村庄，按家谱，舒城姓查的是由皖南先到桐城再到舒城。案头家谱小时我看过。汉语大词典解释，安徽有一座查山，在商汤封的，即以山名为姓。”
外公在家读私塾读到27岁，后来请的是大学教授教他哲学，他笃信老庄。爱好写诗和麻衣相术。
五八年大跃进，北京全民都要干事情，他被安排到废品收购站工作，认识了拾荒老人顾姥姥。六一年，我舅舅刚被解除劳动教养（罪名是同情右派），没有老婆，顾姥姥正好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我外公对舅舅说，这个小姑娘是福相。遂同意了这门婚事。
66年红八月，因地主出身，舅舅舅妈带三岁儿子文革被遣返回安徽老家，舅妈不离不弃，在老家继续为舅舅生下一儿一女，为让大儿子一路读书，和人以死相拼。改开后，咸鱼翻身。现在全家移民加拿大和美国。舅舅认为，印证了外公的话。
56年，我们搬到东四，他和外婆带三弟住在外院两间屋子里。我和他们鲜少见面，更别提说话，关于他的死，我舅舅是这么写的：“父亲在六一年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医生说手术费要用一千多块钱，也只能多活三五年，陶坤大哥与大姐准备钱给他做手术。按陶坤大哥当时经济收入没有多大困难，他平常翻译书稿费不断。可父亲斟酌再三，决定不做手术，说花这么多钱，把你俩搞得一身亏空，多活三五年不值得，这是我回家他对我讲的。他病中做四首自挽诗寄给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两首，^人世优游六十春，不知稼穑与风尘，向平愿了回家去，含笑全归劫后身^ ，^魂魄悠悠返大荒，电光石火燎皮囊，不留迹象人世间，免致庄生问短长^。......”
我妈妈后来多次说外公死的适逢其时，要活着赶上文化大革命，他可就不是“含笑全归劫后身”了！
但我妈妈却因为地主出身，文革中被她教书的女十三中红卫兵剃头殴打，我外婆被遣返回安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皆因为外公是地主，这个倒霉的被农民起义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