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宏教授訪問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司政邊巴才讓先生
（附錄：司政參選人格桑多杰的書面回覆）
蘇嘉宏 教授/博士
臺北時間：2021年04月17日，下午一點至三點。
地點：臺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與印度達蘭薩拉邊巴才讓準司政自宅以「Google Meet」連線。
圖說：右為新當選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才讓先生，中為藏中翻譯達瓦才仁先生，左為本文作者蘇嘉宏教授。
目 錄
目 錄2
一、前言3
二、流亡藏人社會內在結構變遷的影響3
三、印度與海外的得票結構分佈所代表的意義5
四、「佛系」的選舉方式？6
五、平等公正、齊心協力、向前邁步8
六、美國兩黨參眾兩院都很支持西藏9
七、中間道路不是一種名義上的而沒有實質意義的政策10
八、誰能夠提出一個比中間道路更好的選擇？13
九、邊巴才讓司政事實上出於1966年13
附錄：司政參選人格桑多杰的書面回覆15
一、前言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日前舉行司政與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換屆選舉的預選和正式選舉，正式結果將會在5月14日由藏人行政中央選舉事務署公佈，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六屆內閣噶廈司政、第十七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正式選舉，本屆司政候選人分別為前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以及前藏人行政中央駐北美辦事處代表毋噶倉•格桑多傑（常見簡稱為格多），非正式的多種來源計票結果顯示，邊巴次仁獲得32890票、格桑多傑則獲得27444票，根據票數邊巴才讓確定當選下一任司政。以本屆八萬人登記註冊為合格選民（此次大選的預選共有82969名選民登記，而在正式選舉共有83076名選民註冊），七成投票率來算，這個五千多票的差距在「票已開完」的情況下，應該已經沒有被翻轉的空間了
這次選舉過程雙方幾乎沒有特別的議題，也沒有交集，只是各自表述自己的政見。邊巴才讓準司政是一個不羈小節的人，在訪問開始前當著鏡頭脫衣服，然後再換上傳統的藏式服裝。他是一個願意尊重別人的人，所以他能夠當上議長和司政選舉中敗過而後再勝出。準此，這位新的司政似乎是一個可以對話的人。如果沒有意外，他應該在將來還會連任，也就是從現在起10年的時間他會在轉世認證這個問題上，在執行、後勤層面上有不能替代的角色。這10年當中，高壽的尊者 達賴喇嘛將會從85歲變成95歲，新任司政若有某種程度的重要關鍵地位，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二、流亡藏人社會內在結構變遷的影響
蘇嘉宏教授：謝謝邊巴才讓司政，我非常高興現在能夠改尊稱您為司政，因為選舉的結果基本明朗，恭喜您！有一種觀察：將來印度派和海外派的流亡藏人將會代表兩種勢力、資源，在這個司政選舉的平臺上將持續政治互動，並決定流亡藏人走向。不過，「用腳投票（鎖鏈式移民）」的結果，海外派在未來的幾次選舉的力道，如果移民的藏人沒被西方社會「消融」，應該會越來越大。請教您的看法？
邊巴才讓：「消融」指的是什麼？指的僅僅是變成外國公民？
蘇嘉宏教授：就是被「同化」掉。不論語言、價值觀和文化等都向所在的國家之文明看齊，就像一些人會在西方世界中自稱是亞裔或藏裔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或歐洲國家人民等。
邊巴才讓：是的，我們藏人的流亡社會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尤其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最初是一千餘人移民美國，由此啟動了對外的移民，至今已經有很多人移民海外，有一種說法認為已經有五萬五千人移民到了海外，一般認為流亡社會的人口大約十三萬左右，去除前述的五萬五千人，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就大約還有六萬多人左右。
不論數據如何，這種現象和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不論政府、任何團體或權威都不可能對決定移民國外的藏人說：「不允許這樣做」，「你不要移民國外」等，不可能！因此，只能面對並接受這個趨勢，同時也考慮該怎麼辦？如你所說，我認為第一代移民的藏人應該沒有什麽大的問題，不論是在西藏接受教育後來到印度，再去國外的藏人，或者是在流亡社會中出生、長大、接受教育的藏人，他們這一代人即使移民國外也沒有大問題，不論宗教、語言或文化，他們都能夠存續下來。
問題最大的是在國外出生的那些人，藏人移民到國外後，自然會加入所在國的國籍，不加入國籍則很難長期存續；然而一旦變成所在地的國家的公民後，出生的孩子就會進入當地的學校，這些在國外出生的藏人，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環境或機會，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到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其民族認同也會被削弱，這是一個可以預見會遇到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之前除了流亡政府的官員或是宗教領袖等，當然主要還是尊者 達賴喇嘛，所有這些領導人都會一再地強調並教導他們要延續和維護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除了講，流亡藏人在海外大部分的地方都建有自己的「藏人協會」等各種團體，這些藏人團體也會舉辦各種傳授西藏語言、文字或傳統知識的學習班等，有些是週末班，但還是不夠，因為藏人在各國並沒有像在印度那樣具有集中性的定居點，而是散居在各個城市的各個角落，因此即使辦一些藏文學習的機構，也難於輻射到所有的藏人。比如說，有一些人可能需要坐車兩、三個小時送孩子來上藏文課，然後又坐兩、三個小時的車回家，這樣當然很辛苦。當然，現在是一個電子網絡化的時代，很多的資訊並不需要任何人際之間的實體接觸才能傳播，而西藏有無數的故事，不論是宗教、歷史或其他的故事，各種題材的故事可以說是取之不竭的，只要把這些故事編成能吸引人的形式，吸引年輕人來看，從而影響他們，也是一種辦法。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必須要盡可能地去影響那些（海外的）年輕人，跟他們接觸，吸引他們學習西藏的宗教文化；如果我真的當選（訪談時選舉正式結果還未經官方公佈），我將會致力於強化跟年輕人相關的各種活動的參與，並引導他們積極地參與或從事各種介紹西藏的自由運動。
我計畫強化有年輕人參與的介紹西藏的活動，從小培養他們的責任感，以及讓西藏的傳統、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影響從小就存在。其實，在美國、加拿大很多、很多的城鎮一些藏人居住的區域，已經有舉辦一些這種學習藏語文或介紹西藏宗教文化的活動；我設定想最好車程在一個小時以內，可以找到這樣的西藏文化中心，中心要有寺院和西藏文化、語言、文字的教育等，現在的流亡藏人多少還是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當然，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很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這是一個挑戰，當然也可以是一個機會，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是毫無疑問的
三、印度與海外的得票結構分佈所代表的意義
蘇嘉宏教授：這一次選舉結果已經越來越明確了，關於兩位候選人目前得票數的多寡、在印度與海外的分佈情況等等，對此，是不是可以聽聽您自己的見解？
邊巴才讓：現在的選舉的統計結果並不是官方認證的，官方的宣佈要等到下個月。目前看得到的是各地方的人或媒體各自根據各地選舉部門公佈的結果所自行做出來的統計的結果，所以並不是正式的。但是，從最近非正式的結果來看，似乎是比較明顯的，應該是已經當選了；這個結果中，如果說地域性的不同，印度或南亞有45到46個地方，分散分佈在不同的地方，是各有不同（指兩位候選人之間的得票高低輸贏），但這種不同很難歸類。
同樣的，十三萬左右的西藏人也分佈在世界不同的國家當中，相隔非常遙遠，但內部相互之間的連結卻又是很密切的，雖然住在不同的國家，但彼此不論是通過親戚、姻親、同鄉關係、朋友關係、熟人或同一個上師的弟子、學校的同學等等的連結，彼此之間即使相隔很多國家也維繫著很密切的聯繫，而且彼此之間的關係在選舉中會相互影響，從而影響投票的結果，這是很明顯的，相互之間通過說服或要求等各種方式在影響著投票的意願和結果。
因此，投票的結果不是根據地域方位的，也不論距離遠近的，互相間的影響其實是沒有距離的，因此很難籠統地說印度南方如何？北方如何？國外如何等，這個其實很難評估。
現在粗略地看來，在印度等南亞地區，一般民眾當中，支援我的人似乎多一點，僧侶中支持我的比率比較少，至於要在這中間做出其他的一些分析，還是很困難的，其實也說不準，目前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邊巴才讓：比如說格多先生住在美國，後來到瑞士等，我住在印度，那麼是否在印度的選民大部分會投我？在國外西方社會的選民應該多投票支持格多？如果使用地區或用西方和南亞印度這樣的二分法，結果應該是如此，但實際並不是這樣，兩個人在各地都有相應的支持者，不論是在西方的藏人或在印度的藏人，不論基於什麼理由，總之可以看出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兩者的社會或很多東西可能不一樣，但因為藏人社會內部的連結很密切，很小的社會卻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就是靠那些連結在維持，這種不分距離和國籍的連結才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居住地的影響。
在國外出生長大的，如果不懂藏文，加上受外界的影響等，可能跟在印度等南亞地方出生成長的藏人在價值觀或一些文化上面可能會產生一些不一樣（信號中斷）。
邊巴才讓：很抱歉，今天這裡（達蘭薩拉）好像一直在停電。所以說，未來在境外（指南亞以外的國家）出生長大的西藏人，以及在印度出生長大的流亡藏人，還有在西藏境內出生長大的西藏人，因為出生成長的環境不一樣，因而產生不同的觀點或想法是極有可能的。一如西藏境內出生和在印度出生的也有一些不同，但這是無可逆轉的，因此也要面對，而不能放任這種情勢影響到西藏民族內部的凝聚力。因此，需要通過不斷的接觸、交流，相互認識，相互影響來縮短彼此的關係，消除彼此的隔閡，加深彼此的認同，強化民族意識，這個一定要做。
四、「佛系」的選舉方式？
蘇嘉宏教授：我想在這裡給司政講一件過去發生的故事，之前我去達蘭薩拉觀察選舉時，拍了很多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司政抽煙的照片，我回來後沒多看、也不以為意地把照片上傳到我自己的臉書上，結果竟然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邊巴才讓是一個「煙鬼」等等，其他還有很多難聽的留言，我感到很驚訝，後來我就把我臉書上的這個爭議內容刪除掉了。我覺得上一次的選舉，是衝突性很高的一次選舉，而這次的選舉，好像兩位候選人似乎都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發言非常的謹慎，候選人的自我克制也似乎帶動流亡社區的緩和，對立衝突也跟著平靜很多，那麼您自己在這次選舉裡面採取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說明？
邊巴才讓：尊者 達賴喇嘛賦予我們民主已經很久了，近六十年了，但是我們的人民當中，真正關心民主價值、民主素養等方面的還是很少，很不夠，大家似乎是把一切都託付給尊者，認為 達賴喇嘛會處理一切，會做決定，因而較少考慮我們作為難民或流亡者所肩負的責任或個人的角色與責任，並容易受謠言或網絡流言的影響。
對於選舉，很多時候並不是去看候選人的主見、對西藏境內外現狀的認知和做法等，以及展現領導能力等其他成為領導人必需的那些因素，而是根據個人的地區傾向、好惡、或者是根據周邊人的評價盲從，主要看候選人的籍貫是哪裡，或其他方面的親疏遠近，從而決定投票意願等等，或是用一些細微末節的小事來評判候選人，而不去管這個人是否真的關心西藏？是不是有能力領導西藏的自由事業？是否值得把權力交給這個人？等等類似這樣一些在正常民主國家的選民最基本的素養還是比較欠缺，所以，在社交媒體上表現的很不理性，那也是需要時間慢慢地走向成熟。
至於我個人在這次的選舉中，我就曾設想著西藏人能否把這個選舉變成一個對世人來說具有典型範例的一次選舉，同時也因為疫情的關係，我想不要去各定居點做競選，因為可能會傷害或者說影響到防疫，雖然候選人到各地去跟選民直接見面造勢，真的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對候選人的選舉是有利的。但是，我考量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會影響到防疫，可能會造成很多人感染，基於對生命的尊重，所以我就決定不去做造勢集會的活動，因為大家很可能不會完全遵守防疫的距離和戴口罩等。對此，我其實也面臨很大的壓力，很多人認為這樣做是很不智的行為，但我還是堅持了自己最初的看法。
此外，我從一開始就拒絕參加一些媒體等舉辦的所謂辯論會，那種受主持人控制的辯論會，每個人總是被要求在限定的兩分鐘內發表講話，然後就消音，兩分鐘能表達什麼？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立場和主張，因此常常會將這極短的時間用來攻擊對方，而不是彰顯自己。因此，當參加辯論的一方提出一些過分的主張或者是對另一方提出一些指責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利用這很有限的時間在現場對此予以反駁，因為你不反駁就等於默認，但是反駁就會變成比爛，將爭議和攻擊變成選舉的主軸，整個辯論會就變得像是被告在法庭上的辯駁一樣，相互指責，自我辯白一番，真正的焦點消失了，或者說就沒有焦點了，辯論反而變得分裂社會的場所，毫無意義。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說我不參加類似這樣媒體或一些團體舉辦的每個人只有一兩分鐘時間的辯論會；同時，在社交媒體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各種各樣的指責，我對此也始終保持著置之不理的態度，其實我個人並不去看社交媒體，雖然有一些人會將相關的內容傳給我，或者希望我做出回應等，但我對網絡上來源不明的任何指責或支持的言論，不管好或不好的評論和言論都不做回應。
因為對這樣的一些問題做出回應，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不一定真的能夠緩解人們的疑慮，反而可能會招引更多的疑問或者說無數的質疑，這些質疑真假難辨，也很難說清，而且一定都是將焦點放在一些生活瑣碎事情上，讓你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而且這樣的質疑可能有無數個，你選擇性回應，其實就可能回避了真正的問題，卻在一些無關緊要、甚至根本就跟施政的政治責任無關的問題上糾纏不清，從而忽略了人們應該真正關心的問題，所以說對這些問題，我也採取不聞不聞的態度，都沒有做回應，而且也沒有拜託或要求其他任何人做出回應，外界一些相互的攻擊完全是當事人自己的行為。
同樣，我也沒有拜託任何有聲望地位的人支持我，而是繼續利用網絡開講來介紹我自己的主張和立場，不論是預選或正式選舉，我都是這樣。此外，我從出來參選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明確表明不論是接受採訪或其他任何的場合，我都不願意對我的競爭對手做出評論，對事不對人，不會對競爭對手做任何好壞的評論，我認為這樣的選舉方式符合人民的期待，我始終如一，沒有放棄上述的這些立場，而且也沒有委託或拜託或希望其他的人做出這樣的動作，現在，我對這次選舉中的作為深感自豪或驕傲。
蘇嘉宏教授：如果是在台灣，這樣就可以說是「佛系選舉」了！
邊巴才讓：如果這個可以稱作「佛教的選舉方式」也可以，因為我作為佛教徒，我的行為也許就可以說是佛教所影響的。
五、平等公正、齊心協力、向前邁步
蘇嘉宏教授：我也想聽聽您對於您的選舉對手的評價？就任以後可能會與對手進行某種形式的和解和合作嗎？這之前您曾向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提告司政，您可否說明一下？
邊巴才讓：有關訴訟問題，我從一開始就有一個立場，今年（2021年）1月4日我在加拿大就曾經對媒體說過，這是我對於訴訟的最後的一次講話，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不想對訴訟做任何的敘述或評論，也因此我在此不想做更多的評論。
我從法庭走出來的那一天，雖然我勝選了，但我未曾感到有絲毫的歡喜或滿足，因為我告的對像是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流亡政府輸了，我沒有任何想要貶低或羞辱西藏流亡政府的意願，完全沒有這樣的目的，我是為了維護民主制度和法制而提出訴訟。所以，勝訴對我而言，並沒有因此感到任何的滿足或高興，當然這樣的「第20號訴訟」在流亡社會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大家討論得非常多，所以也一定會對這次的選舉造成影響；事實上，如果沒有那這個勝訴，我不可能贏得選舉，或者說甚至連參選資格都成問題。
至於執政以後，對競選的候選人，我在競選廣告中提出的第一條主張就是「平等公正」，我認為每個西藏人在這個社會裡有各自的職責和責任，選舉結束後，如果人民把政治權力託付給了一個人，那麼這個人就要負起全部的責任。另外一個落選的人，他作為一個西藏人，他會根據自己的安排，要擔負起屬於自己的責任，並在西藏社會的某個領域承擔責任並繼續發揮其應有的能力，而並不是說一定要擠在一個辦公室裡共事。
我的競選主軸的第二條內容是「齊心協力」，就是在包括「藏中和談」等所有各部門制定的政策和大小事務上，每一個西藏人，不分境內境外僧俗貴賤貧富，都有責任，都要齊心協力地做努力。對政府或決策部門做出的任何決策，大家都要齊心協力都設法達成。大家各盡其責，各自努力！
我的競選主軸的第三點是「向前邁步」，意思就是我們沒有時間去回顧或評鑑過去的言行和得失，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善和發展未來的方向，在這些方面，包括格多先生（另一位候選人）在內的任何一個西藏人如果有能力、有意願為此盡力，則作為領導人，就要想辦法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服務機會、資源和施展的平臺。這是我們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我在最初的選舉中所提出的三項內容，其中都有清楚的說明。
六、美國兩黨參眾兩院都很支持西藏
蘇嘉宏教授：美國民主黨在過去歷任政府長期一致支持流亡藏人，未來新任的司政應該可以在中美關係現實框架下有哪些做法？來自美國的支持力量，除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女士之外，現在連白宮都是民主黨的拜登主政，這對流亡藏人是不是更加有利？
邊巴才讓：在美國，支持西藏的政界不僅僅是民主黨，共和黨的支持力道也很強，當然民主黨的領袖南茜‧佩洛西是很有名的，因此可能凸顯了民主黨支持西藏的這樣一個印象，其實美國兩黨參眾兩院都很支持西藏。
有關中美關係，當然，我們的目的是解決西藏問題，因此主要還要看我們西藏的利益是什麼？西藏的利益就是與中國和談來解決西藏問題，就是尋求西藏民族的生存。從目前的情勢來看，想要解決西藏的問題，必須要跟中國政府做接觸；在這些方面，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對西藏人的訴求沒有做出實質的反應，也沒有表現出善意的回應，或者說正確的回應，沒有表現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胸懷或勇氣，只是在西藏壓迫西藏人民，在國際上反反覆覆地指責流亡藏人勾結國際勢力、國際社會幹預西藏、影響西藏穩定等等，這樣一種似是而非的指責，或者說僅僅發表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明顯不是事實的言論，當然對於解決西藏問題是於事無補的。
對我們流亡藏人而言，我們作為代言人，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要找到一個出路，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必須要有所行動，而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向國際社會發出拯救西藏的呼籲，向世人介紹西藏的真實現狀，以及西藏所面臨的問題等，就是如此，如果中國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沒有表現出解決問題的誠意，我們就一定不會放棄，就一定會持之以恆的推動我們的事業。
目前拜登當選後的美中關係處於一個變化非常巨大的時刻，彼此之間在過去幾年的變化之大，以及目前看來這種變化仍在進行中，甚至變化的速度和深度更快更大，幾乎是瞬息萬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就很難說事態會怎麼發展，以及我們要在其中如何做等。
就像臺灣，做為影響中美關係的一種重要因素，台灣其實也很難判斷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會到什麽樣的程度，以及臺灣在這種變化中的因應之道等，我相信台灣方面其實也很難說，可能也是看情勢的發展而隨機應變，從我們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我們很難確定說未來會這樣或那樣，我們只能說根據國際情勢的發展而想辦法把握機會，想辦法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或國際情勢中把握機會，抓住那些很可能稍縱即逝的機會，這個是我們的對策，把握機會對我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會繼續強化與國際社會的連結，更積極地尋求國際力量的參與和支持，將其作為最基本的策略。一般而言，世界上有很多以支持民主自由，以正義、抑強扶弱為宗旨的力量或精神，這些就是支持西藏、同情西藏的力量之源泉，這些力量不會消失，我們也會與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一直到西藏問題真的獲得最終的解決，否則我們不會停止，我們會不斷地向國際社會尋求關注、同情和支持，這也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七、中間道路不是一種名義上的而沒有實質意義的政策
蘇嘉宏教授：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似乎只剩下名義上的功能？實際上美國一連串的西藏法案和流亡藏人民間社會的主張西藏獨立的聲量和實力都在增強？在流亡藏人中，「中間道路」和「西藏獨立」兩條路線的前景，您的評估？
邊巴才讓：西藏的民主制度是達賴喇嘛所賦予的，所以西藏會向什麼方向發展，是根據人民的意願來決定的。不論是獨立或中間道路，都是由人民直接做出決定。當然希望人民清楚瞭解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之前因後果，預想到這些決定對西藏未來的影響，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知道這些的前提下做出的決定，就是我們最終的決定，這是達賴喇嘛賦予西藏人民民主權利的必然結果。
就目前而言，在西藏流亡社會，不論是達賴喇嘛尊者或民意代表等都一致地認為中間道路的是最好的，是現行的政策，任何人都難於提出一個比中間道路更好的選擇，因此獲得了議會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至於美國等的支持，不論是什麼名義的，雖然會有各種解說，但我們覺得在現實政治下，沒有國際社會的關心、參與和支持，僅僅靠西藏人的力量是不可能達成任何目標的。
至於說流亡社會中有關獨立的聲音增高，這個可能是外界的觀感，我們其實很清楚有哪些人或團體，他們在說什麼，以及這種聲音在社會上有多大的影響力，會造成什麽樣的社會效果等等，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民主制度下必然會有的聲音，是一種反對的聲音，任何社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這種聲音的存在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這些主張民主獨立的人把矛頭指向中國，要對著中國表明我們要獨立，並且向中國去爭取，那就是很好的。而不是在西藏人內部相互爭吵，中間道路也一樣，要面對中國講明我們的主張，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都是中共造成的，所以不論你支持中間道路或者是支持獨立，你要面向中國，向中國去索取你所主張的權力或者是結果，如果這樣做，那根本就不是問題，就不會是流亡社會中相互真吵的一個爭議性問題。
如果你覺得在西藏流亡社會有關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強，為什麼會這樣？那也只能是因為中國政府拒絕接受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如果不能接受中間道路，則獨立的聲音當然會增強。西藏民族面臨的是存續與否的生死關頭，當然會有反應。
西藏境內面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拯救民族，為了讓西藏三區的統一，不論過去的歷史進程是怎樣，所有西藏民族禍福與共及共進退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意願，要能夠達成這樣的願望，任何的選擇或方式都是可以討論或接受的，問題是，就目前而言，中間道路似乎是最容易或最接近達成這種意願的解決方式，也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既定政策，我如果當選也將會竭盡全力地推動和維護中間道路。
當然，如果真的大部分人民都覺得獨立是我們未來的選擇，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問題，其中關鍵的不是獨立或中間道路政策，而是哪些政策符合西藏的利益？如果大家已經想清楚為什麼要選擇獨立，選擇獨立對所有西藏人的要求或責任、西藏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我們怎樣去承受並克服這些後果等，如果這些都想清楚了而且願意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和後果，那就絕對沒有問題，大家就可以一心走到底。
至於我們所主張的中間道路，尊者 達賴喇嘛從1987年提出五點和平計畫，到後來向中國政府提交的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備忘錄等，自始至終我們的立場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述。如果中國政府不對這些做出一些回應，其實我們還能做的也很有限，我們能表態或表達的空間也是有限的，我們要說的和我們要做的都說了都做了，現在是要看中國政府對此有什麼反應，不管是指責、反對、不同意，或者說是接受部分等等，不管如何，你都應該要提出一些理由，比如哪些內容你不能接受？為什麼？哪些內容你很反對，為什麼？或者那些部分可以接受，在此基礎上有哪些發展空間等等，這樣才能有進一步向前推進的空間。
如果你不能提出任何反對或不同意的理由，只是一昧地在那裡指責、譴責，不做具體的說明，繼續這種不負責任、毫無誠意的行為，其實就是放任事態的惡化，那還能怎樣？所以，真正需要追問的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問他們對西藏人提出的建議也好意見也好的立場意見，不是只有譴責，而是說出理由。所以，應該要去問中國政府為何沒有對西藏人的說法做出反應？為何不給中間道路進一步向前推進的空間？你們究竟想要什麼？或者希望西藏人怎樣做？這些事情不應該是一再地追著西藏人問，而是要問中國政府，表達友善或表達立場等西藏人該做的其實都已經做了，是中國沒有反應。我們現在就等中國政府作出回應，如果等不到中國政府的回應，我們也不會停止，會繼續去做我們認為應該去做的事情。
至於認為中間道路變成一種名義上的而沒有實質意義，我不這麼認為，這是我們仍在推行的政策。另外補充一點，在流亡社會，不論主張中間道路，或者是主張獨立，都是在熱愛西藏的基礎上對於拯救西藏的方式所提出的不同主張或想法，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對於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彼此之間需要瞭解對方的思維方式和理由等，需要清楚地表達或闡述自己的立場，不僅僅是主張而已，還要有論述，還要提出實現這些理念的方式和途徑等等，然後就聽從或尋求人民的支持，獲得人民的支持就會成為政府的政策，大家就事論事就好，不要把個人的恩怨好惡等作為評判標準，不要用這些個人因素影響了對關乎西藏民族未來之原則問題的決定或選擇，這樣是很不好的。
西藏境內的處境非常的嚴峻，不論何種觀點，彼此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大於不同，所以我們還要強調和凸顯我們都希望西藏自由等的共同點，要講這個大的共同點，把共同點作為基礎，而不是因為不喜歡對方就糾結於一些很細小的問題來逕行無原則的攻擊，這點我們西藏人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因為這些細小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或放任發展，不僅會在流亡社會中造成某種分化，或者甚至引發分裂，可能會成為分裂的根源，這是不應該的。
八、誰能夠提出一個比中間道路更好的選擇？
蘇嘉宏教授：九二共識在中美雙方戰略清晰的轉變下，已經沒有模糊空間，可以說是未來很難再有過去的功能，中間道路是不是這樣？
邊巴才讓：如果蘇嘉宏先生或任何人，不論誰如果能夠提出一個比中間道路更好的選擇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去討論，否則，不是不討論其他的選擇，而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途徑就是中間道路，被認為是最好的方式，我們看不到有其他更好的途徑和方法，如果其他人，包括蘇嘉宏教授或者說國民黨等任何人如果能夠提出比中間道路更好的立場或者是看法，那麼我們可以討論，可以去評估，以前桑東仁波切在議會這樣講過，尊者 達賴喇嘛也一定會考量。否則，不論是否有可能淪為一種說詞，中間道路都是唯一的可能有效的立場途徑，當沒有其他的選擇的時候，說這個立場有沒有用，以及其他的說詞等等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我們選擇或堅持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對解決西藏問題最有效、最有可能成功的一個途徑。
九、邊巴才讓司政事實上出於1966年
蘇嘉宏教授：謝謝，感謝您接受我的訪問。
邊巴才讓：不知道你對印度達然薩拉的特殊感情或想念的是那些（人或事）？但是，看你們兩位（另一位是指翻譯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前任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的頭髮如此稀疏，應該是需要考慮很多這樣的事情，我頭上的毛髮比較茂密，大概是想得比你們少！（笑聲）
蘇嘉宏教授：可以請問您是那一年出生的？
邊巴才讓：我並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只知道我的生肖屬馬，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我肯定出生於某個星期六，因為我的名字中的「邊巴」在藏語中就是星期六的意思，肯定是那天出生的。很久以前我的弟弟在填寫我的一份資料的時候，把我的生日填為1963年，其後，我把所有的身分資料上的出生年份都填寫1963年，因為資料裡面的日期如果不一致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所以全部都填了1963年。但是，我的生肖是馬，肯定不是1963年，根據生肖，我真正的生日應該是「1966年那一年的某一個星期六」。
蘇嘉宏教授：這麼年輕就擔任過議長和當選為司政！
邊巴才讓：未來打完針，人會到印度；疫情結束之後，就隨時歡迎你來達蘭薩拉！
附錄：司政參選人格桑多杰的書面回覆
一、 有一種觀察：將來印度派和海外派的流亡藏人將會代表兩種勢力、資源，在這個司政選舉的平台上將持續政治互動，並決定流亡藏人走向。不過，「用腳投票（鎖鏈式移民）」的結果，海外派在未來的幾次選舉的力道，如果移民的藏人沒被西方社會消融，應該會越來越大。請教格多先生的看法？
1. There is an obser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Tibetan exiles of the Indian faction and the overseas faction will represent two forces and resources. Political interaction will continue on this Sikyong election platform and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all the Tibetan exiles. However, as a result of "voting by feet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hain migration)," the strength of the overseas factions in the next few elections, if the immigrant Tibetans are not melted by Western society, it should be more and more powerful. What do you think of Mr. Kaydo（Mr. དབུ་དཀར་ཚང་སྐལ་བཟང་རྡོ་རྗེ།）?
格多先生（Mr. Kaydo）：
藏人流亡已有62年。目前，超過15萬的流亡人口中有一半居住在南亞，另一半則居住在30多個國家（主要在北美、西歐和大洋洲）。隨著時間的流逝，居住在南亞以外的流亡藏人的數量將進一步增加，而印度將繼續成為中心，因為這是尊者 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CTA）的駐紮地。我設想的情況是，西藏以外的藏人將繼續作為一個社區，但會變得更加強大。我能想到的結構是以印度的這一個強大的樞紐，其網絡由遍布全球的緊密聯繫和協調的社區組成，每個社區都在支持樞紐並相互強化彼此。這種情況將使藏人行政中央（CTA）和西藏自由運動獲得最佳的財務和人力資源，社區和運動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當然，要實現這種情況，藏人行政中央（CTA）需要有正確的領導才能。我們必須擁有一個能夠適應變化的藏人行政中央（CTA），從以南亞為中心的組織轉變為真正的跨國公司，並能夠將自身轉變為採用技術和數字化作為主要推動力的21世紀組織。我在最近的司政競選中非常詳細地談到了這一點。
Tibetans have been in exile for 62 years. Currently half the exile population of over 150,000 reside in South Asia and the other half live in over 30 countries primarily in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Australasia. While over time the number of exile Tibetans residing outside South Asia will increase further, Indi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enter as that is where bo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are based. I envision a situation where Tibetans outside Tibet will continue as one but an even more powerful community. The structure that I can imagine is a strong hub in India with a network of closely connected and coordinate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globe each supporting the hub and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Such a situation will allow the CTA and the Tibetan freedom movement to access the best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community and the movement can become truly sustainable. Of course for such a scenario to be realized the CTA needs to have the right leadership. We must have a CTA that is able to embrace the change, pivot from being a South Asia centric organization to truly transnational and is able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21st century organization adopting technology and digitization as one of the primary enablers. I touched on this in great detail during my recent campaign for the Sikyong elections.
二、 這一次選舉結果越來越明朗了，關於兩位候選人目前得票數的多寡、在印度與海外的分布情況等等，對此，是不是可以聽聽您自己的見解？
2. The results of this election are becoming clearer and clearer. Regarding the current number of votes of the two candidates, their distribution in India and overseas, etc., Hope to listen to your own opinions on this?
附录两张汉藏友好协会成员与巴边才让会面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