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一章）
陶洛诵
第二十章
老君堂胡同里的小市没多久被取消了。有些零星的小贩在胡同里穿梭，有一个卖云豆饼的，他把煮的很烂的云豆放在一块笼屉布上，包起来一攥，打开就成了一个饼。冬天的时候有吆喝声：“水萝卜赛丫梨～”。妈妈会去买，她白天讲课，吃粉笔面，口干舌燥，屋子里烧煤球炉子，空气干热。卖水萝卜的人会用把中型快刀，熟练地削皮，皮不掉，露出萝卜横竖切上几刀，大家掰萝卜条吃。
还有挑挑子卖糖人的，把一直处于用炭火烘热状态下的糖稀用一个小管挑出一小坨，吹捏成公鸡和小人。最常见的是一位推小车的小孩子们称他为“王八精”的老人，车上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有一天，我拿一分钱买了个“小碗”，用江米做的碗，里面盛着酸甜的山里红浆。浆是“王八精“用勺从玻璃瓶挖出来的。
我这样做是违反家规的，家里规定我们不许买小贩东西吃。我买了后躲进门洞，刚用附送的小勺沾了一点要送到口中，一个巴掌扇过来，打掉了我手中的小碗，原来是爸爸中午骑车回家，他什么也没说，径直往里走，留下我看着被打翻在地的“小碗“和山里红浆发呆。
星期天的时候，有朋友到我们家来，常来的客人是爸爸四个武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是49年化学系毕业，一位叫张楚宾的湖南人，中等个子，四方脸，戴黑框眼镜，皮肤黑黑的，湖南口音，他分配到解放军陆军部队教书，他和妻子都是军人，住在塔院部队大院里。我们也常去他家玩。长大了听爸爸说一有运动他就要受批判。不过好在文革到了都没受大碍。他比爸爸大，我们叫他“张伯伯”。小时候，在他家，他对爸爸说，他要写一本小说，名字叫“阴阳街”，他看见我在一旁瞪大眼睛注意地听，特地弯下腰向我解释：“阴天的阴，太阳的阳。”我一直惦记他这本小说，总追问爸爸：“张伯伯的小说写没写？”每次爸爸的答案都是：“恐怕没写。”后来我不再问了。他小说的书名可能是“阴阳界”，湖南人“街”和“界”都发发“该”音。
一位叫韩亦容的北京人，高个子，脸色白里透红，戴金丝眼镜，说话慢声细语。爸妈带我和陶湘诵去过他家玩，一座普通的平房，他们家很温馨，老人和气，给我和湘诵吃北京特产的鸡蛋糕，松软可口，香甜适度，我和湘诵都喜欢吃。韩叔叔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老师，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北京。最让我惊异的是，我30岁的时候，历经磨难插队回京分配在地安门银行工作，韩叔叔穿着军装到地安门分理处找我，他几乎一点儿都没变，他负责学院的招生工作。他像小时候一样拉着我的手。让我一下子回到童年的时光。
一位叫张玉梅的叔叔，他来我家的次数比较少，他的话不多，我不记得他的口音，神情不开朗，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被调到石家庄工作，文革中，他和太太（一位儿科医生），带着他老母亲到我家堂屋住过一段时间，也许是上访，他太太对他母亲态度不是很好，从外面回来，无缘无故对坐在椅子上的老人发脾气。当时，我跟遇罗文的关系密切让爸爸很不悦，张叔叔也一改以前的态度，用冷漠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忙于自己的事情，始终没过问他们为什么要住我家一阵子。
张叔叔单身时，爸妈帮他介绍的对象是国民党主席林省的亲孙女，爸爸科学院的同事。那天，我也跟着去了林家，我当时6、7岁。林家母女二人住在三大间青砖大瓦房里，我们去了不一会儿，有个中年男人来了，穿着一身半旧的干部服，戴着有舌头的灰色八角干部帽。爸爸也认识他，是院里的一位人事干部，已婚。他一个人坐在里面的屋子里，低头闷声抽烟。
张玉梅叔叔和林家孙女的事儿没成，若干年后，听爸爸说，人事干部离了婚，与林家孙女结合，生了三个孩子。
和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是胡祖熊伯伯，湖南人，他中等个子，瘦瘦的，尖下巴，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湖南口音比张伯伯还重。他忠厚老实，听妈妈说，妈妈生孩子，他提着两只鸡进来，不说话，往地下一放。以上三位一开始也都是单身，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合适的伴侣，过着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我的爸妈为胡伯伯着急，张罗着为他找对象，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有次给他约好了见面的女方，他不来。让爸妈大为尴尬。他在轻工业部工作，经济条件好，他有一部照相机，我六岁时，穿着他给我买的粉红色连衣裙，在天安门前，他抱我站在华表石台上，让我贴着雕花的高大的玉石华表，他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保留至今。还有许多我们全家和他一起去公园玩的留影都是他的作品。可以说，他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1961年，机关精减干部，有两条路让胡伯伯选择，一条是从轻工业部下放到北京小单位，一条是到新疆乌鲁木齐大学里当讲师。胡伯伯选择去新疆。爸爸说他只知道挑工作，不知道挑地方。胡伯伯带着他弟弟的一儿一女去的乌市。女孩名叫胡大庄，相貌不错，比我大一岁，喜欢给我写信，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叠。文革中来北京，和香港导演李翰祥有联系。
胡伯伯在新疆成了家，生了个儿子，起名叫胡佑赡，寄来照片，两只大眼睛像胡妈妈。胡伯伯常回北京。一次，夜里敲我们家大门，他背着一个大口袋，像个圣诞老人，大口袋里装满了新疆哈密瓜。
他带我去拜访胡妈妈的妹妹，先去百货商场按我的身材买了一套绿色的套装裙。小姨子的丈夫是军人，住在郊区的军队大院里，胡伯伯把套装裙做见面礼送给她，并说按我的身材给她买的，不知道合不合适？她的一双眼睛也很大，看看我，说没问题。
文革初起，胡伯伯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寄到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师大附中，信中充满了迷茫，让我帮他分析分析。我同时还接到初中女十二中同班同学周晓园的来信，她爸爸是右派，她的信里也是不知所措。两封信是六月份来的，我心里也没底，无法给他们像样的回答，大家都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谁都没预测到这场血雨腥风刮得这么大这么长影响了中国上亿个家庭，浪费了中国人民十年的大好光阴，毁灭了经济，毁灭了人性！
第二十一章
老君堂胡同靠东口有一个大黑门，里面住着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俞先生是大学者，是著名的红学专家。是54年被毛主席钦点的中国被批判的第一个知识分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先生更为了批他的老师胡适先生。
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对这一切当然不知道，爸妈也没提过这些。我们俩家隔着一段距离，和俞先生的大女儿俞成阿姨一家认识是在北海公园滑冰场。我爸爸带我滑，俞阿姨从来不滑，她在小卖部坐着吃元宵，她个子不高，烫头发，四方脸，高额头，双眼皮大眼睛，非常善良，我今天早上查谷歌，才知道原来她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他的大儿子韦奈，小名叫贝贝，滑跑刀，他比我大三岁。他妹妹韦梅，小名叫梅梅，比我大一岁，和我都滑花样刀。
认识后，坐同一条线的公交车回家，才知道是住同一条胡同的邻居。他们俩是混血儿，爸爸是葡萄牙人，在香港。
北京的四合院很多，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昨晚在脑子里盘点了一下我去过的比较典型的四合院有：（按认识时间排列）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女儿雷元家汪芝麻胡同5号，在东口。西口是轻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的女儿汪凝。雷元汪凝都是我小学同级不同班同学。后来是我师大女附中高中不同班同学。东四九条胡同里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孙子叶三五孙女叶小沫孙子叶大魁家。再有就是东四六条国民党抗战英烈张自忠女儿张廉云家。这些四合院都是公家配给他们的。我还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发表的文章里较详细描写过我的两个朋友的私家财产 ：抗日著名将领孙连仲将军外孙女儿袁援西四的四合院、狱友邢泓远东四南大街礼士路的四合院。
比起这些四合院，俞家的四合院独具一格。古朴与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祢漫着院落的每一处。院子很大，四角有四棵大树，两棵梨树两棵海棠。北屋和南屋宽宽的几级高台阶上，北屋住着俞平伯先生的母亲，大家喊她太婆。她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海蓝色有花纹的锦缎旗袍。南屋住着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宝钏，夫人和他是表姐弟，比他大四岁。东厢房里住着梅梅，西厢房里住着俞阿姨和贝贝。
我从六、七岁到1967年一直断断续续和俞阿姨们有联系。我从来没和俞平伯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从来没见过他下台阶，见过他几次从屋子里出来，他个子不高，光头，额头突出，像寿星，戴眼镜。在屋檐下拿什么东西，也向下看看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回屋去了。
在没认识俞阿姨他们以前，倒有一次与俞先生近距离接触。我和奶奶从朝阳菜市场回家，拐进老君堂西口，看见几个小男孩子围着一个穿灰色长袍的老人，叫他：“书呆子，书呆子！”奶奶见状，上前把小孩子们轰走，说：“你们干什么！”老人冲奶奶鞠了一个躬。奶奶告诉我，她碰到这件事已不止一次。这位老人就是后来我见到的俞平伯先生。
太婆的屋子里我去过一次，过年的时候，太婆邀请孩子们去她屋里推牌九，她的屋子里放着她的寿材，让我觉得新奇。
我和外婆许宝钏有过一次接触，那种激动我至今铭记于心。我已经大了，上初中了，在东厢房，这实际上也是客厅，里面有台钢琴，是俞阿姨租来教贝贝和梅梅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圆桌。贝贝，梅梅，俞阿姨和我聊天，贝贝说我长得像电影画报上的阿诗玛，梅梅说我长的像新出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真古兰丹姆。贝贝削梨，他能削完皮，皮还完好无缺地包着梨，他表演完削梨绝技，拿掉皮，递给我，正在这时，外婆进来了，我也曾远远仰视过她，端庄、贵气、美丽，个子不高，她和俞平伯先生感情好人人皆知。贾宝玉和林黛玉也不过如此了。
俞阿姨让我把梨给外婆，还没等我俸上，外婆微笑着说：“只要一小片。”俞阿姨让我削一小片给外婆，贝贝把水果刀递过来，我几乎是颤抖着削了一片，献给了外婆。
据说杨绛与钱钟书是神仙伴侣，但钱先生尚有走神，俞平伯先生和夫人真是天设地造，在谷歌上读到他们文革后的故事，更是令人肠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