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满族人的悲惨经历
白忠宇
（右二黑褂白衫为作者）
我的名字是白忠宇。民族是满族，出生日期是1974年01月24日，今年45岁。我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爷爷叫白成恩，奶奶叫白刘氏（刘翠兰），父亲叫白玉昌，母亲叫高淑清。
我们家族是满清王朝时的正白旗。据我奶奶讲后来我们才改为白姓。在我奶奶嫁给我爷爷时，我们家族是大地主，当时家里雇佣了二十多个长工，还都几十短工。当时我们的村子只有我们一户大人家，其余的人都是陆续后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家族房屋几十间，地有几千亩，好不气派，好不热闹。我太爷爷和我爷爷为人都很和善，对工人也不苛刻。所以工人们都愿意在我们家族做事。
我父亲一共兄弟姐妹四人，老大是我伯父，我父亲排老二，老三是姑姑，老四是叔叔。据我奶奶讲，在日本侵略东三省时，大约1931年，我爷爷加入了国民党，与日本人作战。粮食也捐献给了国民党军。为抗击日军做出了贡献。可把日本人赶走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又发起了内战。在共产党获胜后，国民党将领去了台湾。
共产党将我爷爷抓了起来理由是战争罪犯，在1951年6月死在了监狱里，死因说是畏罪自杀，只是口头告知，遗体没有归还给我们。据我们猜测是被他们折磨死的。但那个年代谁敢追究呀。我们几千亩的土地几十间房屋都被强行没收了，家里一下什么都没有了。我最小的叔叔才7岁。就这样在乡亲们的唾骂下，奶奶带着4个孩子艰难的生活。1960年又赶上三年大饥荒真是天灾人祸呀。我们村及附近的好多村了的人饿死了好多。于是我父亲在60年去了黑龙江鹤岗在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结了婚，63年我大姐出生了。
以为日子一天天的好过了，可谁知66年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结果新帐老帐一起算。我爸爸被批为地主走资派，臭老九在学校操场，礼堂挂牌批斗。红卫兵们用细铁丝栓一个牌子，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一挂就是三天三夜，不许摘下来，结果细铁丝都勒进了肉里，血顺着铁丝流下来，被整的死去活来。最后被下放了，老师也当不成了，总之，共产党把我们家弄得很惨。在下放期间饱一顿，饿一顿的，结果我父亲得了胃病。73年我父亲与我母亲才及三个姐姐才回到法库老家。此时我奶奶他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也经常被批来批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6年，毛泽东去世后。由于家里成分不好，我大姐姐虽然学习好，但就是没让上大学。
我们家直到1982年才被平反，之前都是战战兢兢的过日子。虽然平反了，但我父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落实。由于长期的折磨我母亲身体很虚弱，结果在1986年得了血癌去世了，这对我们打击很大。没过2年父亲胃病病变得了胃癌，在1988年也去世了。那时我才14岁呀.。一想到这里我对共产党是非常的痛恨，本以为共产党解放中国，老白姓能过上好日子，可谁知道把我们好好的家给弄没了，象我们一样的人家在当时有很多。我一下成了孤儿，政府也没有照顾我，谁让我出身不好了。
1989年5月份，我在上初中三年级，电视新闻里播放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刚开始新闻里是同情学生们的，可后来就说是学生们暴乱闹事，当时小也不懂。可我有个堂哥是辽宁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与他同桌也去了北京，后来他同桌被枪打死了，我堂哥受了轻伤。据我堂哥讲共产党真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呀，打死好多人，根本就不像新闻报的那样。我堂哥最后被秋后算帐了，晚毕业一年，不分配工作。共产党真的心狠手辣呀。
1990年9月份，我考上了辽宁省抚顺市建设中等专业学校。199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抚顺市建一公司汽车大修厂工作，公司当时是国有企业。由于我工作努力，技术过硬，2年后我被任命技术科长。我对工作兢兢业业，在1999年把我提拔为汽车大修厂的副厂长。在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气功热：什么中功；香功；等等。我特别喜欢研究神佛的事情。1999年初，接触到了法轮功，觉得是好功法。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了。没事就跟着练习，慢慢的了解了法轮功。可谁知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练法轮功的事被人知道了，公司找我谈话，并停止我工作，让我停薪留职。后来，有人告诉我再练警察就会抓我，于是，在1999年9月份我去了法国。
到了法国后参加法国民运组织“民阵”的活动，开启了我的民运生涯。
在2000年10月，一次参加活动期间，我认识了中国民主党法国分部主席吴江老师，我们聊了好久，让我认识了什么是民主国家，清楚的知道了中国只有走上民主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的家庭所有的遭遇，都是共产党统治造成的，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是以欺骗，欺压老百姓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只有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建立民主的国家才是中国最终结果。由于法轮功人员不让参加政治活动，所以，我就决定退出法轮功，并加入中国民主党。我觉得政治更适合我，决定加入推翻共产党的阵营。朋友问我，你不怕共产党迫害你吗？我说我当然怕了，可一想到我的家人受到共产党的迫害，想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受到的迫害。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值得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名句。这是我的座右铭。
2000年12月份，我们民主党人员去日内瓦参加人权抗议活动。并抗议中共镇压西藏。我参加了在法国中国领事馆2001年6月4日纪念“六。四”活动。同年7月份抗议镇压法轮功活动。以及2002年，2003年，2004年的所有抗议活动。
由于，在来法国之前，我现在的妻子，当时是我女朋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等我了五六年。我不能抛下她不管，让我回去结婚。我很多法国朋友都不让我回国，怕中共迫害我。我也想了很久，最后，在2004年12月份还是回国了。我想我不过是个小人物，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可一下飞机，就被国安人员把我带到了小黑屋去问话，不让我睡觉，关了一天一夜，最后也没问出个名堂来，让我写了保证书，才被放出来。警告我再参加反共党活动就会把我关到监狱。
2005年4月20日，我与妻子王爱华结婚。2005年7月份，听说抚顺市第一建筑公司要卖给个人，当时公司市值一亿元人名币，可最后只卖一千万元。工人按工龄每年给五百人民币买断工龄。辛辛苦苦几十年，就给一万多人民币买断。我知道后很是为工人不值，我的工龄虽不长，可也有十多年呢，在法国几年也受到了民主的熏陶。于是我就带动工人去市政府抗议。我们没有搞破坏，只是举牌抗议，‘我们要吃饭’。可结果我还有另外几个组织者还是被关押了五天。说我们扰乱治安。我们不服，9月份又去北京上访，结果又被带回关了三天。最后，威胁我们再带头闹事就判刑。大家都怕了，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老百姓没有人权可言。他们一手遮天。大家写了份保证书，没人再敢抗议了。被迫签买断工龄协议。他们官商勾结就这样把国有企业变为个人的企业。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不顾百姓的死活欺压百姓。从这件事后，我就是派出所的常客，派出所经常让我去“喝茶”。
2011年回农村从事养殖期间，我亲眼目睹过，所谓农村的村长选举。是赤裸裸的贿选，几个候选人看谁给村民钱多，谁就当选。而且候选人几乎都是村霸，老百姓不选，就会遭殃。村民是敢怒不感言呀。我从事养殖期间也是处处被刁难。在中国做点事，没有靠山是真的很难呀。干了两年实在不行了，斗不过他们，只好不干了。2013年我又成立了抚顺环宇金点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跟工商，税务打交道，也是一样受刁难。赚点钱很不容易。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想让孩子继续被中共洗脑式教育，最后决定在2019年7月带孩子来民主自由的新西兰留学，换一种生活方式。总之在中国生活不容易。
到了新西兰，我很快就联系上了民主中国阵线组织。
2019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我们与藏人协会，在奥克兰中国领事馆前组织了一场和平抗议活动。晚上举行了祈祷仪式，以庆祝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殿下30周年。
12月21日，我们在陈维健老师家聚会，畅谈民主革命形势。
2020年1月19日，我参加了在昆街举行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活动。
2月13日我们 欢迎了到访的香港的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女士，德国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女士和德国民阵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大家畅谈各国民主形势，并合影留念。
2020年6月4日，参加了在奥克兰中国领事馆纪念“六，四”抗议活动。又在昆街举行了“六四”大屠杀图片展。晚上，在纪念碑举行了烛光晚会纪念“六四”31周年纪念活动。我在会上并发言讲话。
在6月13日昆街参加了香港反送中周年纪念活动。
在7月21日去惠灵顿抗议的途中，我们两位斗士民阵分部主席习卫国和王乐成因严重车祸当场遇难。另一位余洪明也身受重伤。他们为民主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场车祸很蹊跷，警察正在调查当中，不排除中共的阴谋。因为中共是心狠手辣的，这样的事情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们每个民主人士都会面临着中共的死亡威胁。但是我们不会退缩的。车祸发生后，我向他们家属表达了悼念的心意，捐助了追悼会，希望他们家属早日从悲痛中走出来。
由于我妻子王爱华还在中国。她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所以留在国内。在我参加活动当中，她接到了国安部门的电话，让她转告我不要再参加反共活动，回到中国定会坐牢。我妻子很是担心我。我现在国内公司的银行账号已经被冻结了，里面的资金也区不出来了。习近平现在正在到处抓人。不顾香港人的意愿，强推国安法。与世界民主国家到处树敌。我相信中共气数已尽，中国民主光明可期。
2020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