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礼制和民主制
——东海客厅论制度
余东海
儒家制度是礼乐制度，简称礼制，是礼乐刑政的统一。《礼记·乐记》将并列，“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作为典章制度，礼制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各种制度的总称，包括政治制度、财政制度、军事制度、考试制度、中央官制、政府机构、官吏选拔、职官管理、行政监察等等。
礼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形式因时而异，三代不同礼，古今更不同。但无论怎样不同，都不会丧失礼制的特色。
现代礼制自当充分吸收民主制的精华，但不会等同于民主制。两种制度的文化依据、理论基础、价值标准、基本框架和具体形式，都将存在重大区别。文化与制度是体用关系，中西文化之立场观点方法大不同，制度模式必然大不同。把民主制当成儒家现代制度追求，夷王道礼制为自由民主，是对中道文化把握不全所致。
儒家对待自由民主最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是，以新王道礼制吸收自由民主的精华，与之并行不悖，对之先赶后超。这是最儒家的方式，醇儒的方式。其次是儒家自由主义，文化立足儒家，政治追求民主，将自由民主等同于新王道。这是民国诸儒的通病，不可不察。
儒家自由主义，基本立场仍然正确。自由主义儒家，文化政治皆立足自由主义，将儒家局限于个人修养领域，立场已非儒家。但不论是儒家自由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儒家，都属于正正联合，各有值得肯定处。儒家对待自由主义最错误、最不儒家的方式，是反对、敌视自由主义，完全否定西方现代文明。
儒家文化与民主制度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民国诸儒都以民主为外王，虽非的论，也可见两者相通。没有儒家尚可以民主化，但有儒而反儒，那就不可能民主化，不可能建立任何良制良法。无儒社会与反儒社会相比，就像无父孤儿与弑父逆子相比一样，前者仍有望健康成长，后者非下地狱不可。
新王道礼制之下，主权唯民意，最高权力交接出现重大问题和矛盾冲突的时候，民意具有终极决定权；治权重民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方面，民意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和吸纳，但不具备决定权；教权唯儒家，以儒家经典为第一学科。
这是东海的新三权分立法，自以为是最好的政权分配方案。主权唯民意，治权重民意，可以彻底隔离极权主义，充分吸收民主优点；教权唯儒家，可以有效避免自由主义的弊端和民粹主义倾向。
三权之中，主权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这是民本原则要义之一。教权要获得治权的任命，治权要获得主权的同意。但治权教权又各有独立性，不容侵犯和取代。就像五常道，虽然以仁为本，但不能以仁取代其它四德。政治是分殊的事业，主权、治权、教权各有疆域，人民、政府、儒家各有权限。
或质疑说：
“民主制就是全体选民每人都是票值相等的小股东，可选出董事会及CEO，并授予一定权限。所谓的儒宪就是一人或少数人有绝对控制权，所谓的圣王就是虽有绝对控制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从不为自己利益打算，整天都为小股东的利益操心。但如果董事长一旦动了私心，一味占小股东便宜，一众小股东也无可奈何，因为机制上并无小股东可罢免董事长之设计。”
东海曰：比喻虽巧，不明王道之义的想当然耳。公羊学有“天子一爵”义。天子虽然地位最尊，也只是一爵，不应有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性的权力，对国家天下不应拥有绝对控制权。传统家天下礼制及古典禅让制，未能建立罢免君王的正常机制，是历史的局限和无奈。
新礼制是现代公天下礼制，不仅应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制度设计，也当建立罢免君王的机制并明确化，明确规定，君王如果犯下背天逆理的大错，丧失民意支持（民意支持率降低到某个程度），就应辞职让贤，否则三界精英和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罢免之。注意说民意具有最终决定权，仅就主权而言，不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教育权等。
或说：“如果民意有最终决定权，就不是什么儒宪了。”
东海曰：尧舜时代，民意对于天子位就有最终决定权。后来退为家天下，民意隐退，然即使是家天下时代，儒家在理论上也始终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所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历代帝王在口头上也对这个政治原则表示基本尊重，只有昏暴之君才会公开否定。新王道在制度上为这个原则提供明确保障，不亦宜乎！2021-5-31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