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對羅馬化運動及其為五四帶來的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誤解
——簡議林毓生先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之誤途
仲維光
1.
在我對於過去被譯為浪漫主義運動的Romantik一詞，及這個運動的徹底的顛覆性的工作引發的爭論中，有年輕的網友給我留下一個隨感，他說：
“我理解的‘羅馬化’是相對‘希臘化’而言的。文藝復興後在西方存在啟蒙與反啟蒙兩條線，現在也都還存在。而五四以來的‘近代化’又是‘羅馬化’的過程。如今的國人再把‘羅馬化’和‘希臘化’之別，偷換為‘中西之別’，可實際上已經不是傳統中國了，傳統儒家沒有那麼強排他性。”
對這個問題，這位網友在留給我的信上還有一段更精彩的話，對上述留言可說是個很好地注釋，經他同意也貼在這兒：
“中國能實現徹底西化（仲老師說的羅馬化）和儒家是有直接關係的，儒家開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強，是個可以不斷修正的體系。五四也利用了這點，不加擇取亂引入。不是啟蒙，而是反啟蒙，造成非常大問題，這點未來還可以和老師討論。”
由於涉及到非常根本的問題，且這位年輕網友涉及的方向我從來沒有直接地討論過，即中國文化傳統的開放和封閉問題，因此他的兩段話在我看來，不僅值得稍微詳盡地回應，而且值得進一步展開，以引起更多的有能力進行探究的朋友關注。
2.
五四導致中國走向極權主義——共產黨專制，這是一個沒有人否認的經驗事實。但是究竟為什麼導致這樣一個結果？七十年來眾說紛紜。我是學西學的，理論對我是一種描述方法。為此，對我來說，如何評價各類描述分析，各類描述及其思想為何如此紛紜，它的描述及結果是否是可取的，應該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要看的是，描述者使用的方法是否有問題，其次是他所了解到及使用的事實是否有問題，這兩點是對於由此形成的描述及分析是否是好的、可取的最基本的判斷標準。
為此，這位小學兄提出的問題，再次讓我想到上一代的林毓生先生關於五四問題的著述——《中國意識的危機》。這本書也是現在已經很著名的一本書。八十年代末期，我第一次接觸到這本書的時候，只是感到一些觀點無法接受，還完全沒有想到方法和基本的概念是否有問題，即它基本的知識框架是否有問題。那時，我的一些疑問只是：林毓生先生認為，“毛澤東強調的‘文化革命’，並非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他說，“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意志主動論，voluntarist，及人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在革命的過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都不導致文化革命及全盤否定傳統”。“列寧所重視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與毛澤東‘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他特別強調，毛澤東以及五四時期的全盤反傳統主義其根源在於“他們無力完全拒絕中國文化的影響”。（見該書第一章緒論）。
雖然就我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對於共產黨的認識，經驗的和學術的，這樣的論斷都有些匪夷所思，但是我當時剛剛到海外，更多地讀到當代對於一些基本概念的辨析，如意識形態及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有關當代思想史問題的各類文獻，因此感到，我的能力還沒有到能夠在更廣闊的視野，非常簡單明確地辨析這些問題的程度。從我讀到的文獻給我的感覺是——評述林毓生先生的著述，至少我還需要十年的積累。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我對於近代思想史問題的把握，尤其是關於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問題的把握導引我重新認識了Romantik運動——羅馬化運動，以及它與五四的關係後，我深深地感到，林毓生先生的研究，與自認為是五四及胡適的繼承者的余英時先生對五四的認識一樣，其對五四的描述分析可謂是個很壞的案例！他們不僅對於方法的理解及應用有問題，而且對於事實的選取及應用，從學術的角度都可謂是出了規範——張冠李戴，南轅北轍。這在林毓生先生有關五四的這本書中尤其如此。例如，他認為，全盤西化、全盤反傳統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方式的表現，“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態為一元論和唯智論思想模式的中國傳統文化傾向的影響。它并未受西方經邦濟世之道的直接作用。”
在我看來，就我學習研究的西學來說，這樣的論斷犯了學術上的大忌。
首先方法、概念的把握上，例如一元論、意識形態問題是西方二元化文化的帶有基督教宗教特點的封閉世俗思想系統，在中國多元性、融匯性、流動性的文化思想中不存在！不能夠隨便把中國文化思想及某些傾向貼上西方的理論範疇的標籤，由於它們的基礎，或者說形而上學前提不同，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以這樣的認知標籤為基礎來描述及詮釋現象，由於它的認識論方法論的錯誤決定了這本書徹底地出了軌。
其次，導致反傳統的是封閉，而絕不會是開放。由於共產黨是西來的，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對於共產黨的研究，在西學領域，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波普等很多學者就認識到，導致西方社會災難的極權主義專制的問題涉及的是封閉還是開放。而這就讓人看到，“開放”還是“封閉”是西方文化思想，二元性思想所獨具的一元化傾向的固有的根本性問題。與此相反，開放和封閉，不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或儒釋道文化的致命性的問題。中國文化存在的前提，天地人的關係，在這個關係下演繹出來的社會，沒有也無法徹底地走向封閉，走向基督教社會那種政教合一、等級固定不能流動的一元化社會及一元化的一教統治！
為此，這也就讓我們再次看到，和五四相聯繫的反傳統及其基本的特性封閉性，來自西化、西方。這同時讓我們看到，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對於共產黨的發生、發展及鞏固的貢獻是：
A.徹底摧毀中國文化固有的開放，徹底地反儒道釋及其文化思想傳統；
B.導入西方封閉性的思想，或基督教，或各類意識形態及其意識形態化的文化；
C.對中國社會施行徹底只具有某種思想傾向的西化。由於中國的西化，及其片面地融合到西方，是從文化到政治、再最後到經濟。故中國的毀滅性變化要遠比日本乃至韓國來得徹底的多。後者在某種程度上是迫於政治及經濟壓力而不得不西化，且逐步西化。
3然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如此，學西學的林毓生先生居然沒有看到，并且在五四五十多年後，共產黨掌握政權二十多年後，文革正在發生時，西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討論研究了半個世紀後，再次倒置了因果。而晚他半個多世紀的青年學人，一經點播既能夠悟到，直接說了出來導致反傳統的是儒家的開放性。這個觀點意味著，和過去到所謂中國的封建專制去找共產黨的存在原因，去找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就是在七六年所謂文革結束後，繼續反傳統的做法不同，它在反方向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及思維框架：
五四所以能夠導入封閉的羅馬化，片面且極端化的西化，或者更直接地說，導致共產黨的發生發展，不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部固有的專制及封閉因素，而是由於傳統文化，儒家的開放性！
這個看法，讓我產生了反差巨大的兩個感覺，遺憾於老林，高興於新木！
與此同時，這卻也道出了一個新的現象，恰好和西方發展過程相反，不是封閉導致極權，而是開放使得西方的自閉的因素——極權主義傾向的各類因素及事物進入，而後它又導致東方重蹈西方覆轍！
這真的是令人吃驚的事實！令人深思的歷史！
一百年前，中國社會固有的“開放性”——一種好的品質所導致的西學熱潮、對西方文化思想的開放，卻“沒有人想到”吃到肚子的是一個帶有極強的自閉性的癌變的基督教腫瘤。這樣的結果如果能夠開刀治療倒也罷了，只怕是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擴散，中國社會無論是文化還是環境，都牢牢地成了西方癌細胞的樂園，無論手術還是化療，看來都已經無濟於事，氣功療效如何，自也不知。
其實這個危險，并不是“沒有人想到”，陳寅恪先生早在百年前就警告中國人必須警惕耶教的進入，認為它對於中國文化是滅頂性的災難！他說：
“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千餘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剷除異己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適反。”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
“且他教盡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耳）。必至牽入政治，則中國之統一愈難，而召亡益速。此至可慮之事。今之留學生，動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12頁）
嗚呼！儒家的開放性遭至“善有惡報”，已是經驗事實，且是極為慘痛的經驗事實！
悲夫！一個文革更讓人赤裸裸地看到——封閉如何戰勝且粉粹了開放的儒家。
但是儒家思想卻也有著它的韌性、包容性、強力的文“化”一切的特性，這一次它是否能夠把這個如此堅硬的自閉的、西來的、起自200年前的羅馬化運動的各類惡果消化掉，似乎還無法下結論，路還很長。因為這個自閉的西化，早就在西方遇到過強烈的對抗。它激發了歐洲人覺悟到“開放”的衝動，以及對於人類共存的覺悟——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二十世紀兩次大戰，兩個極權主義的災難使得更多的人關注這個問題。為此，這個雙重——東西方的內外消化及對抗，或許會使人類文化傳統迎來新的歷史性的轉機！
而就因此，在這點上從開放性上關注到中西文化的後生小木，顯然比老林（毓生）要敏感準確的多！因為他竟然能夠領悟到，不是儒家的封閉，以及那些個無腦有論的人認為中國專制導致了共產黨及文化大革命，而是儒家的開放造成了共產黨、西學等的長驅直入。在思想及認識及文化感覺上，他可謂跨出了一大步，已經和八十年代那些所謂知識精英們延續文革思維，繼續反封建的、昏話連篇的超穩定結構說，不可同日而語！
而從西學——從方法論認識論來說，從對於近二百年對於啟蒙及羅馬化運動的思想史的理解，對於意識形態等概念的認識論及現象的考察及描述來說，過了三十年，我現在可以明確地說，林毓生先生和余英時先生一樣，他們繼承了五四的某些西學、羅馬化的傾向——繼承延續了五四，不僅學術上歧途未返，而且不可能不誤論五四以來所謂新文化的意義！
這些問題讓我們看到，林毓生先生，以及余英時先生在對於西學及當代重要的思想問題的了解及把握上出了嚴重問題：
A.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學術界、思想界對於共產黨及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問題已經有五十年的研究歷史，資料汗牛充棟，幾可說是相當成熟的領域，介於中國的歷史現狀，任何談中國當代問題，尤其是五四問題的，都首先必須熟悉對於共產黨的基本研究。可惜到現在為止，兩位先生也沒有認真進入過西方的這個學術領域。
B.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托馬斯·庫恩由科學史研究而闡述的科學哲學思想引起了學界及文化領域各界的廣泛注意。無論林毓生先生還是余英時先生對庫恩的理論都是非常推崇，但是，他們在使用庫恩的理論的時候，在對於不同規範的理論、範疇之間關係的理解上，卻都犯了最大的忌諱——其運用的方式及結論，正是庫恩理論所直接反對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20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