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三十二章至三十四章）
陶洛诵
第三十二章
我和可爱的史家胡同小学曾险些失之交臂。
住老君堂时，我一开始走着上下学，路上要费很长时间，而且我爸爸说我晒得像个印度人，就给我买月票，并责令我戴帽子，因而养成我一辈子戴帽子的习惯。
56年8月26日，我第三个弟弟陶淮出生，9月1号开学，我急急忙忙向温贞芳老师报告这个喜讯：“温老师，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
那个时代鼓励生育，生的多的被誉为“英雄母亲”。
算命的说我妈妈会有八个孩子，生下陶淮妈妈选择做卵巢结扎手术，为了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她的教学工作上。
当时我们家有九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四个孩子、外公外婆，老君堂三间北房加上放煤的过道显得很拥挤。科学院宿舍又面临着拆迁，给我们朝阳门外大红门集体宿舍。爸爸妈妈就买了东四六条附近的一套房子。56年九月，我们搬到新家，我小学二年级。
离史家胡同小学更远了，妈妈决定给我和陶湘诵转学，他在离老君堂最近的一中心小学上一年级。我刚发现，他1949年10月17日生的，比我小将近两岁，凭什么他那么走运，能提前上学，我11月份生人，就要等到第二年上学，在大方家胡同幼儿园多呆了一年。那时是以开学时间九月一号为界收学生。
妈妈带着我和陶湘诵拿着各自学校的转学证来到六条小学，六条小学的红漆大门和我们家黑漆大门差不多大，我们在传达室等待好长时间，我朝外望，教室挨着教室，我抬起脸来跟妈妈说：“这个学校这么这么小啊？”话音未落，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我：“什么小不小？学校还不都一样？”我的话被刚进门的一个年轻男老师恰好听到。
学校和学校还真不一样，他不收我，只收下湘诵，把我退回了史小，我在史小六年，从未听过老师对我这么说话。
多亏他不收我，我又回到了温馨的史家胡同小学，度过了我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
第三十三章
我永远忘不了赵香蘅校长的微笑。
我进史小的时候，赵校长在欢迎新生的仪式上讲过一次话。她瘦瘦高高的，剪着略过耳朵的短发，她的颧骨突出些，两眼目光深沉。大概40岁左右，她喜欢把两只手背在后面，她很严肃，不苟言笑。
那是1956年的全校新年晚会上，我们二年级的节目是我和梁立明跳新疆舞。舞是六年级大姐姐教的，她们给我们俩编上多根小辫子，穿上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服装，纱质的粉红色散袖大裙摆连衣裙，一个镶嵌着闪闪发光小金片的深紫红色的背心，戴上一顶圆圆的同样闪亮的小帽子。
我们俩在台上边唱边跳：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
我聚精会神地唱着、跳着，忽然被台下对着看我的一双亮亮的眼睛和微笑的面庞吸引，定睛一看，原来是赵香蘅校长，她是那么和蔼可亲，我深受鼓舞。
我最近从微信公号“新三届”发表的文章里了解到有十万上海青年在50年代就奔赴新疆，住在干打垒地窖般的房子里，进行艰苦卓绝的劳动，参加新疆的建设。祝愿新疆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梁立明同学和我相伴时间很长，小学六年我俩同级不同班，四年级时，她的班主任刘老师安排我们俩在全校大会上朗诵长诗“刘文学”，一个与偷辣椒地主搏斗牺牲的少年的故事。
刘老师从没教过我，却非常喜欢我，而且她毫不掩饰对我特殊的喜爱。她个子不高，烫头发，应该不年轻了。一年级时，老师们换班检查小孩们的卫生。学校规定我们每个人要天天带小小的搪瓷水碗，手绢上学，手绢放在带把的水碗里，水碗放在布制的带绳子的罩里，挂在书包上。上课前，放在书桌上，供老师检查，老师走到一个孩子面前，这孩子需要站起来，伸出双手，让老师看指甲，要晃动脑袋，让老师看耳后有没有泥，最后要冲老师呲一下牙，看看牙刷没刷。
刘老师检查到我时，我乖巧地站起来，她跟旁边的陪同老师说：“我看不清楚，我忘了戴花镜。“她把我的手拿近眼前看了看放下了。
前两天，我的女儿列娜握着我的手说：“妈妈，你的手真软。”我说：“软吗？”她说：“我是说你的皮肤真细真光滑。”我告诉她，小时候，我爸妈领我走路，他们不知不觉总把我的手捏得很痛，我有时忍不住大叫：“痛！“妈妈抱歉地说：”哦，哦，你的手太软了！“
再说刘老师，三年级我和葛小熊上了杂志封面后，我们全校要去天安门广场拜见刚刚落成不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她一下子就把我搂在怀里，“选她，我选她，献花圈。”还要选个男孩，她选了葛小熊。
我和葛小熊抬着花圈，慢慢地一步一步登上（老师嘱咐我们要慢走）纪念碑的台阶，我们把同学们自制的花圈安放在烈士们的雕像下。恭敬地行了少先队队礼。
那里象征着为了全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壮烈牺牲的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光辉榜样。
第三十四章
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个口号是：“五年超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那年生下的宝宝，有人就取名叫“超英” “赶美”，就好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出生叫“邓文革”一样。
先除“四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多年后有人提出麻雀不应该在此之列，破坏了生态平衡。当时大张旗鼓地跟麻雀过不去，是说它们一年要吃掉很多粮食。这个担心实际上是潜意识的寓言，同年，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切共产，敞开吃大锅饭，“放卫星，报高产”等等应该是后来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折腾惨了农村。
在这一切苦果没呈现的时候，人们表现出极大的真正的热情，商店的售货员，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态度和蔼，北京的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北京展览馆、北京美术馆、华侨大厦......）在忙碌的施工中，后来国家的领导人张百发（北京市副市长）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是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各行各业都涌现出标兵、三八红旗手。我们史家里小学也迎来了北京市委奖励的一面大红锦旗。
1959年10月1日，国家要举行十年大庆活动。九月一日，我们刚刚进入五年级，教我们的是年老的张老师，他以有学问在全校闻名。经他点拨，我的作文更是突飞猛进，许多外校老师来观摩他的课，他让我宣读我的作文“迎红旗“。
学校推荐我去景山少年宫参加”文学组“，梁丽丽参加”朗诵组“，名家给我们上课，发给我们少年宫图书证，大家蜂拥借同样一本书”他们在地下作战“。
张老师通知我、任大和、张琦三个女生参加十年大庆，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护花篮。平时各种活动都是我和梁丽丽、何伟（男生）三人，我很奇怪怎么没了梁丽丽，她对我的疑问是这么回答的：“老师说要胖一点的。”
我一点都不胖，有相片为证，我倒是比她健康，这要归功我爸爸，他从小带我们锻炼身体，滑冰游泳，甚至教我打拳。梁丽丽是比较瘦弱，她熬过了小学，没熬过中学，她考上了101中，得了肝炎，休学一年，从此，比我们低了一级。
凭心而论，那俩位在女孩里确实稍胖。张琦得以脱颖而出，是她当着全班向老师抗议：“为什么所有的活动都是陶洛诵和梁丽丽。”
张琦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欣赏她的敢言与正直。她的母亲是男二中高中语文老师，已经被打成右派。我和她的友谊一直保留到文革插队前，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冲劲，当我把“出身论”一文给她看，并告诉她我参加“中学文革报”的活动时，她说：“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她家族在文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她告诉我，她在班上，屁股都别想坐下，一会儿这家亲戚报信：“出事儿了！”一会儿那家亲戚报信：“出事儿了！”
临插队前，她上我家告别，说以后不要孩子，怕出身不好。自此，张琦与我失去联系，我一直记挂着她，张琦，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