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三十五章至第三十七章）
陶洛诵
第三十五章
有一件事情让我曾经遗憾了好一阵。
1958年8月，正置学校暑期期间，柬埔寨亲王第二次访问中国，到飞机场迎接献花的任务上级领导交给史家胡同小学。康文信辅导员负责学校所有的活动，在我们三年（4）班，他挑了梁丽丽，何伟和我。
梁丽丽住在史家胡同50几号的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大院里，很好通知。何伟住在和史家胡同隔一条胡同的演乐胡同里。也不难找。
唯独我们家住在东四六条和七条之间的一个小胡同里。那年头没有手机，好像连传呼电话都没建立。班主任曹受珍老师给同班同学邵孔昭车钱让他通知我。他费了半天劲，没找到我们家，使我失去了这次去飞机场献花的机会。9月1号开学位，邵孔昭皱着眉头埋怨我说：“你们家也太难找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爸爸安慰我说：“将来长大了让别人给你献花！”
后来几次去飞机场献花，如迎送德国总理格洛提沃能看见周恩来总理，我们抢着和他握手，他很和气，爱笑。
彭真市长也平易近人，在飞机场也有他的身影。在候机室里，他拉着我们的手，问我们对大跃进怎么看，有个小女孩大声回答：“不知道！”他笑着说：“回答的聪明。”
60年春节晚上，学校体育老师带我们在北京市委和彭真市长与夫人一起迎接新年。
还有在西郊友谊宾馆与苏联小朋友联欢庆祝“中苏友好协定签订11周年”都是很愉快的。
我们去工人体育馆两次欢迎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叔叔和阿姨们，我们把鲜花抛洒到空中，馆里鲜花遍地。
少年宫还组织我们去西山鹫峰夏令营，住在风景如画的山脚下47中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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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回忆都是快乐的。
第三十六章
1959年祖国十周年大庆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晴空万里，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海陆空三军仪仗队排成方阵等待检阅，面对城门楼第一排是巨型大花篮，里面是各式各样怒放的鲜花，放在彩绘的稳稳当当的木头圆柱体上，每个花篮两边是我们穿着雪白衬衫，花裙子，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我的位置正对天安门中央。我们的后面是一排举着少先队队旗的高个子男孩，他们穿白衬衫蓝裤子，每个队旗两边是和我们穿戴一样的小姑娘。他们的后面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好”的大型标语。
我们八点钟就准备好了，怀着激动热烈的心情等待毛主席检阅。我们挨着陆军方阵，有个背着药箱的军医，给个别战士注射葡萄糖，还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领头的那位：“他是元帅！”
我发现右肩后面举队旗的男孩是妈妈同事周梅生老师的儿子周状环，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周老师告诉她，说我俩发现认识“相视一笑”。
（ 语文老师喜欢用四字成语。孙惠书老师说她的女儿袁援与我认识“相见恨晚”。）
快到十点钟了！我们个个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出现了！
事隔将近六十二年的今天，我对几个记忆镜头依然印象颇深。我记不起有没有升旗仪式，听没听见礼炮的鸣响。
但我记得周状环不停地从裤子口袋掏手绢擦他头上的汗，那天不热，我们穿的也不多，他擦的是虚汗，
我们国家已经陷入了灾难深重的长达三年的人为造成的大饥荒。
主席高大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城楼上，他穿着灰色的大衣，戴着灰色的有沿的帽子，没有笑容，微微皱着眉头，他好像并不情愿，但又必须来应一下景。
他一定想不到，城楼下和他正对着的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小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觉得非常荣耀，我以前只看过他的字，现在我看到的是他真人，他的冷漠让我失望。
我们每一个人竭尽全力只有一个目的：讨他的欢心，让他老人家高兴。就像红楼梦里贾府上上下下都为了讨贾母欢心一样。
事隔将近六十二年，我一再地反思我当时的感觉与判断，我没有错！
1959年不仅有十年大庆，还有卢山会议，刘少奇主席和他的争执，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
我们这些人在他眼里又算什么呢？
大饥荒是他一个人造成的吗？敞开肚皮吃的时候有人反对了吗？是谁欺骗他说稻子可以亩产万斤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相信吗？
1966年，他亲手发动了中国人民更大的劫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和他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这样做，中国能从大饥荒里走出来，吃饱饭吗？
回到1959年10月1日上午，他无疑是心事重重的，他漫不经心地对热烈欢呼的遊行队伍摆摆手，就进去了。
遊行队伍完毕，我们按照指示，涌向城楼下方，主席早已不知去向。
第三十七章
有多如牛毛的文章描写大饥荒和文革的灾难，正视历史，无疑是宝贵的。
这些我们都亲身经历，每个人都有一笔血泪账。
我在一个熟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过这么一条文章后的留言：
“让我们过着数粮票过日子的卑贱生活！”
我还看到一篇农村从公社化开始到饿死人的详细过程，有一个细节作者斟酌再三写上去的，就是一个妈妈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国家公布的饿死人数是四千万，这些活生生的性灵以这种方式离世经历的是怎样相同的悲惨过程。
看了这篇文章，我开始转变思想，觉得自己在三年人为大饥荒里受的罪根本不算什么。我有饿的感觉，但不很严重，吃了上顿还是有下顿接着。妈妈说：“就是副食减少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副食品商店，心中充满悲凉。陶湘诵被饿蔫了，他老躺床上，说：“整天就想着吃！”
后来看过刘青手抄本小说“白色的路”，讲他被饥饿逼得精神崩溃的过程。相比之下，我的精神没垮，一直朝自己的目标冲刺。
但没垮并不代表没变低贱，我爸爸带我去人家作客，就拼命鼓励我多吃，他以为我可以变成骆驼，把吃下去的食物储存在驼峰里，问题是我没有骆驼的本事，在他的错误指导下，让我吃吐了！
在东四新家我结交了几位新邻居朋友，一个比我大几岁叫关红芳的女孩和我很投缘，她妈妈很早去世。她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后来给她和她哥哥弟弟娶了个后妈。饥荒前，我经常从我家的大厨房里拿一堆富强粉馒头（我外公负责做饭，保姆付同志打扫卫生外婆负责看陶淮，奶奶管我和陶江，爸妈管陶湘诵）给红芳哥姐弟仨人，她哥宏泰是林学院大学生，他经常借许多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书，我都转借看。他对红芳说：“别叫她偷馒头了！”我说：“根本不是偷，我奶奶知道！”
还有一个叫小芬的，她只有一个寡母，她跟我借煤球，我跟奶奶说，奶奶让她自己去煤棚铲。大饥荒开始，小芬找了份工作，去福建前线对台湾官兵广播。
我没有了给红芳拿馒头的乐趣。宏泰开始捉猫吃猫肉了，小肥（红芳的弟弟）老嘴（同院小孩，他爸是工程师，他妈妈是同仁医院保健主任，帮我们看病方便）都是同谋，我问老嘴猫肉好不好吃，老嘴说：“像蒜瓣。”
经过冬生连生家门口（他们家是红色资本家，父母入了党，后来父亲被劝退）听见给他家做饭的姨姥姥，好像是在骂冬生：“你是填不满的坑，喂不饱的狼！给你吃石头子好不好？！“
（202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