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流氓怕正义，岂有君子怕流氓
余东海
以君子的态度对待君子，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这种说法颇有迷惑性。东海少时也以一句类似的话自许：“比君子更君子，比小人更小人。”此话还被一位老作家写进了为我诗集所写的序言里。
其实“比君子更君子”的是圣贤，非一般人所能及。但幸亏“比君子更君子”的占了上风，避免了堕落为“比小人更小人”的盗贼。
其实，君子仁智勇俱全，对付流氓不需要使用流氓手段，更不需要把自己变成流氓。以流氓手段对流氓，反而丧失了自己道义优势。只有小人怕流氓，只有流氓怕正义，岂有君子怕流氓。你是流氓谁怕你！
极权社会诈力盛行，以恶为荣，我是流氓我怕谁，上上下下展开流氓赛。殊不知，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吉人自有天相，凶人难逃天谴。而且，对于流氓，小人或许怕，正人君子不怕，恶人未必怕，恶人自有恶人磨。大大小小恶人之间的相互鄙弃、厌恶和折磨，非外界所能想象。
挨打未必是流氓，流氓一定会挨打，越是无耻下流越容易挨打，正人遇见要打，流氓碰到爱打。大流氓收拾小流氓，流氓团伙内斗，都离不开打。挨打之后，大大小小的流氓也会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自己诈力不行。
然后它们继续诈力，继续挨更狠的打，直到被打断一切希望，打断未来。它们不知道，无论武功强弱，只要是流氓，就难免挨打，武功越强越容易送命。要摆脱挨打的宿命，唯一的办法是改邪归正。
是流氓就应该受到谴责和相应的惩罚。对于某些屡教不改、怙恶不悛的流氓，打是必要的，是替天行道和致天之罚，是体现正义、维护公道和吊民伐罪的必须。儒家的义刑义战义杀就是用来惩罚各种流氓罪恶的，义刑针对境内流氓，义战针对国际流氓，义杀针对杀害君父的流氓。
君子英雄挨打，世人同悲，同仇敌忾；流氓盗贼挨打，万民欢庆，天下称快。古人云，乱臣贼子灭亡之日，就是良民正人喜庆之时。
注意，不仅有黑社会流氓，政治流氓，还有文化流氓。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不是文化盲，就是耍流氓，甚至全力以赴地助恶帮凶。
它们不知道，崇马反儒是最大的文化颠倒，必然导致道德、政治和一切颠倒。这是从根本上助极权主义之恶，帮暴君暴政之凶，从根本上恶化国家和自家的命运，祸国祸家害人害己。祸从口出，此之谓也。
特此强调，马主义，只有马主义，才是当今大陆政治无道、制度恶劣、社会黑暗、道德崩溃等等一切问题的根本因。它不仅是“共和国”人道灾难的最大根源，也是当年民国内忧外患的重大根源。认识不到这一点，是文化盲；认识到了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或西方价值，是耍流氓。
很多人感叹苍天不公，善无善报，要因之一是善恶不明甚至颠倒，自己已经沦为流氓乃至罪恶分子。为极权主义事业而奋斗奉献牺牲，不是为善而是作恶，不是立功而是犯罪，没有后福而有后患，没有善报而有恶果，原是天理、因果之所当然。不得好报，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躬自省，争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注意，有时候君子躲开小流氓，并非害怕，而是不愿与之结缘，不屑与之纠缠。我说过，文化人的笔、政治家的气、武术家的拳脚有一个共同点，不为小流氓而动。很多小人文章、流氓文章不值得批判，就像文革大字报，批判它们无异于抬举它们而轻贱自己。交给风雨去收拾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或举人人都害怕流氓政权为例，说“君子怕流氓”是常态，“流氓怕君子”是特殊情况。这是举例不当。君子与流氓相对，应该是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所谓同德度力，同力度德，双方力量差不多。
个人对个人，岂有君子怕流氓？国家对国家，只有流氓怕君子！君不见，中东所有两极国家和恐怖势力加起来，也不是以色列对手。尽管伊朗、哈马斯口炮打得山响，谁怕谁显而易见。注意，以色列正义度虽高，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国。
君子与流氓，最根本的不同是道德、道义。道义是一种特殊力量，是一切力量之父，可以产生、感召、凝聚各种形态的力量。故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故有时候，即使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占据道义高地的一方，也有可能以弱胜强或者后来居上。最典型的例子是伍子胥，为报父亲血仇，以一己之弱对一国之强，最后将楚国踩在地上摩擦。
最后特别澄清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两个流氓竞选强过一个圣人专制。这个观点非常流行，也是国人反儒家反圣贤的一大理由。殊不知，圣贤君子在位，公天下时代，必能遵循禅让制；家天下时代，必能实行良性专制；民主现代，必能兼收禅让制民主制的精华而制作现代礼制，岂“两个流氓竞选”的制度所能比拟。
“两个流氓竞选”当然比一个流氓独裁强多了，但为什么不能是“两个正人君子竞选”呢？仁本主义就是君子之道，是中华特色的人格主义文化，最能培养君子人，形成君子团队。2021-6-20余东海集于广西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