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复旦说复旦
彭小明
垂青复旦意味着剔除欧美色彩
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复旦大学俨然成了东南一隅的文理最高学府。上海原有的高等院校多半有一点欧美渊源和教会背景，例如沪江、同济、圣约翰、大夏等等，唯有复旦源自最早的震旦公学，又因抵制外籍教职的言行，另立为复旦公学，逐渐成长自立为上海的国立大学。于是以上海各大文理科系为主体，再以一部分南京、杭州和山东的文理科系力量合并成上海复旦大学，又在21世纪初年将上海第一医学院也合并到复旦名下，综合性文理学府似乎已“名副其实”。
记得1978年，作为新生踏入礼堂“登辉堂”（这个李登辉不是台湾的那个李登辉，而是复旦公学创立人之一），老师给大家介绍复旦大学的简史，还再三诵念《尚书》中的文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由此而得名。
平心而论，1949年以前的上海高校群中，复旦算不上是首屈一指的文理翘楚。上海既有海外和教会背景的上述沪江、同济、圣约翰、大夏等高校，也有包括复旦在内的暨南、交通、光华等公立私立高校，争芳斗艳，各有短长；历经调整，挹彼注兹，刮垢磨光，阵容强大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七十年回首，上海的多科系大学，复旦之外，还有华东师大，交大和同济，面对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跟北大清华一样，乏善可陈。根本无法望抗战岁月中的西南联大之项背。原因说一千道一万，但最根本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国时代的高校，师生中虽也准允政党活动，却并没有一党专制。到了共产党的党委体制下，一党专制扼杀了所有高校的学术自由和科研民主。从民国时代演变过来的高校，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校训校歌，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可是院系调整之后，校歌早已不唱，校训仅残留在校史中最晦暗最不宜大书特书的字里行间。教学特色也已烟消云散，不知所踪。唯独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一以贯之，无远弗届。无论哪一座大学都显示的是党政景观。复旦何尝可以例外？民国老复旦校友问及，当年各科系楼院的那些浪漫雅号，“淞斋、鸿斋”还在吗？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刷涤荡，哪里还有点滴踪影！
“两校（梁效）”之外的第三校
院系调整之后，来自苏联的反科学的李森科理论君临复旦，曾经师从摩尔根的遗传学教授谈家桢只好在1952年《科学通报》第三期发表检讨文章。1955年肃反运动，贾植芳教授作为胡风的朋友入狱判刑，其他还有多人牵连。1957年反右派，王中教授因为说过“新闻是商品”这样的学术观点，打成右派。其他右派分子如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等人，难以计数。抗战时期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因为出于民族尊严发表过抗议日苏勾结霸占中国领土的声明，而长期遭受贬抑，反右时先打成右派，文革再打成反革命，家破人亡（子女皆死）。文革前夕，毛泽东江青已经看中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复旦是上海党政系统的意识形态重镇。姚文元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用的基本史料就是由复旦历史系教师兼党员干部朱永嘉搜寻提供的。从此朱永嘉在文革中不断飞黄腾达，从基层党支书攀爬到上海市委常委，成为实际上的市委宣传部长。最后作为四人帮馀部被判处十四年徒刑。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信任和重用，也因为朱永嘉跟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关系，复旦大学始终紧跟四人帮的脚步，直至四人帮覆灭。文革前已经出现的罗思鼎写作班子，是全由复旦大学文史专业人员配备起来的品牌队伍，（其馀杂牌的还有丁学雷、石一歌等）。文革中几乎成为“梁效”之外最为活跃的四人帮写作组。清华、北大是毛泽东江青直接操纵迟群、谢静宜掌控的样板，复旦堪称是清华、北大两校之外，最沐皇恩的地方大学。中央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直接影响复旦校园，“考教授”殃及多位中老年知识分子，评法批儒，裹挟多位资深学者入彀。北京大学冯友兰、周一良等教授是梁效特聘学者，而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则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添入了“儒法斗争”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青睐，得以出版了官修的大字本。
文革一开始复旦大学党委就整死了所谓与王实味有牵连的前党委书记陈传纲夫妇，直接延续了延安整风的馀绪。1978级中文系新生跟系主任朱东润教授接触的第一课，不是他的明代传记文学，而是老先生声泪俱下地控诉文革逼死了他文化不高的爱妻，没有任何罪名，只是因为朱先生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株连。生物系谈家桢教授的夫人也是被居委会泼妇们批斗而自杀。自杀身亡的教师和干部更有长长的名单。著名戏剧家赵景深教授谈及他被红卫兵捆绑在教学楼里九死一生的故事，令人嘘唏不已。哲学系打击所谓胡守均小集团是张春桥直接插手的迫害活动。吴中杰教授（当年是青年教师）撰写的软禁回忆录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黑色幽默。这些历史跟国内其他高校的校园故事大同小异。复旦还有更加震动全国的人物和轶事。
《伤痕》文学和比文学伤痕更伤痛的伤痕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77和78两届新生带来了新的生气。77级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19780811）发表以后，引起了巨浪般的读者回应潮，打破了文学界的宁静，复旦大学开启了伤痕文学的肇端。并不是这篇七千字的壁报习作有什么艺术上的特殊魅力，而是它表达了文革时代中下级官员阶层曾经经历了无一例外的意外冲击，其中多有冤屈和不平，亟需在精神方面吐一口怨气，获一点补偿。可是按照文革前十七年的规矩，党的决议（五一六通知），党的政策路线（二十三条、十六条）都是不容否定、不容争议的天条。《伤痕》要对此发出争议，甚至要尽情哭诉，宣布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悲剧，那不是有违党的理论吗？《伤痕》提前提出了问题，打破了相关的禁区，直到过了四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1218）的决议确认下来，人民可以控诉文革罪行，可以谴责毛泽东“失误”的罪责。《伤痕》成为了控诉文革的文学新潮流的代名词。但是仅限于此而已。如果再进一步深刻地揭露一党专制的残酷，仍然立刻变成毒草。例如没有获得公映机会的《太阳和人》（白桦）至今未见天日。
实际上复旦还有比小说《伤痕》更加伤痛的伤痕。78级同学赵祖武的文章《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新文学论丛》1980.2） 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五四新文学（1919-1949）跟新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两个三十年相比，今不如昔”。前者，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丁玲、艾青、张爱玲……，作家作品不胜枚举；而后者，沈从文改行，艾青、丁玲打成右派，巴金、冰心基本没有作品，胡风逮捕判刑，“三红一创”中，《红日》《红岩》《红旗谱》艺术成就有限，《创业史》所描写的合作化高潮本身就遭到了彻底否定，该小说更加失去了意义。文革时期文学园地疮痍满目，惨不忍睹。面对这样明摆着的事实，当时的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室坚持不接受赵祖武的观点，赵祖武报考研究生竟不予录取。后来改行做古董生意。但是他理论抗争的伤痕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警醒的划痕。
复旦大学有一座办公楼，是党委和校长办公室。楼梯转弯处，高悬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英文全文。估计是让外国学术和政要代表或学者一进办公小楼，就能感觉到复旦大学的国际视野和人权关怀，实在是做足了外宣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回忆在复旦的学习期间，无论是政治形势报告，思想哲学课程和文史、法律讲座，从未听见过关于人权的议论，更没有教授和讲师选择介绍联合国的成立过程，人权宣言的诞生。知趣的师生都知道，人权是个敏感的话题，不想惹麻烦的话，就少沾这类的腥膻。虽是办公楼悬挂的一帧大幅宣传文字，也看得出复旦大学党委的巧伪之心。还有难忘的1980年的人代会竞选。复旦几乎跟北大一样，同学自发的竞选校址所在地宝山县人大代表，沸沸扬扬，热火朝天。按宪法说，竞选是公民的神圣权利，参选是公民的自由，却不料到了毕业的时候，凡是在竞选时参与过自由演讲的同学，全部必须书面检讨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夹入个人档案。如果自己拒写，则由组织上（党委团委？）代写，“自由化”的政治标签将随个人档案拖拽一辈子。复旦大学党委就是学生的思想警察。
意识形态术士和思想打手的团伙
谁会料到连中共中央的核心也跟复旦大学发生了关系？复旦大学培养了一名从理论战线出身的常委级高干王沪宁。他从小就被要求熟读毛泽东著作，学习马列文献。在文革中期高中毕业时被推荐进入（上海）华东师大的（工农兵学员）法语培训班。恢复高考时，以非本科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逐步跃入政坛。号称三朝国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之类的口号都出自王沪宁的手笔。习近平的成长过程谈不上任何理论经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多种说法，诸如“红色基因、金山银山青山绿水、平视美国（战狼外交）”几乎都跟这位国师脱不了干系。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全面破产的时代，正是王沪宁让习近平集团继续宣传马克思绝对正确论，经济上借用市场机制，政治上搞独裁统治。中国一党专制的延续正是跟这一股反动思潮一脉相承。浅薄不文的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十分倚重王沪宁的迷津指点。在尝到甜头之后，索性直接在复旦大学办起了一所怪胎中国研究院。专业上不挂靠任何科系学院，甚至说不上有什么学术任务。它的真实任务就是花钱收罗一帮握有外国学位的政治浪人，游走于国内国外之间，凡是党政宣传部门，驻外使领馆部门不好露脸，不便说话的地方，复旦中国研究院的学者就粉墨登场，笑容可掬，不疾不徐，不咸不淡，偷换概念，侃侃而谈，似是而非，无理说出“有理”来。所谓“创中国话语，走中国道路，讲中国故事”是也。中共中央不仅需要王沪宁这类政治理论术士，充当“思想工具”，还需要一家看上去既不属于宣传部，又不属于中央党校的“学术部门”，充当舆论打手。张维为、宋鲁郑、李世默等人就是其中骨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是中共当代专制思想的打手团伙，中国知识界的耻辱。共产党体制崩溃之时，复旦中国研究院必将钉死在中国大学历史的耻辱柱上。
党委制不除，高校苦难未已
2013年，复旦医学院研究生中发生了林浩森金属铊投毒案。跟之前的清华铊中毒案，云大马加爵杀人案，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车祸杀人案相比，细节互有不同，残忍难分轩轾。一党专制的模式教育下，连学生犯罪的案情都彼此相近。2021年百年中共党庆前夕，复旦大学再次好戏连台。知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自己跳出来表明爱党的态度，袒护中共粉饰历史，美化党政统治的做法。忽然复旦大学数学院突发命案，39岁的青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怒杀党委书记王永珍。还有中文系主任朱刚不知藏拙，偏要出来献丑，写一篇祭奠王书记的诔文竟然狗屁不通，词不达意，成语用错，网屏示众，煞是热闹。
老史地专家放弃史德，向党政威权屈膝；青年教师因待遇不公而动刀行刺，老书记化学出身，不事本行，跨行业任数学系党委书记，据说还有逼女生自杀身亡的前科。事故的背后，还不知道雪藏着多深的黑暗和丑闻。中文系主任连百字的文言都无力驾驭，其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质量亦堪忧虑。回看复旦大学，校园大了，财政阔了，楼宇连绵起伏。但是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含英咀华，人才辈出。复旦大学的乱象不断，中国高校的乱象不断。关键不在学人，肇端只在党政。一党专制之下，即使是引进先进的“六年非升即走”的“长聘教轨制”，在美国、英国运行成功，在复旦为什么酿成命案？死者王书记“以身殉职”，恰恰证明，正是党委领导插了一杠子，酿成血光之灾！自从院系调整，党委进驻，中国的大学就灾祸不断，1957年反右之后，教授治校惨遭彻底摧毁。中国的高等院校必须革除中共党委，实行教授治校。西南联大的先例早已昭告国人，复旦大学的现状正在昭告国人。
（本文作者 是复旦大学78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