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奴、娃奴、墓奴与党奴：论中共的造奴
章小舟
引言
“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1）值此中共百年庆寿之时，若庆丰大帝、宽衣“圣君”御览了顺民所写的此类诗，必定龙颜大悦，愈发顾盼自雄。然而，此为清人谄谀清末摄政王载沣所作。多数专制统治者及其拥趸对于权力稳固性都有着狂妄的自信和不可理喻的坚执，萨达姆在美军攻入巴格达后仍在电视上谈笑风生、似乎稳操胜券，齐奥塞斯库在被枪决两周前还在大庭广众下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何况惯于战天斗地、蔑视秦皇汉武、俯瞰小小寰球的中共。七一前后，共统区好不热闹，中共故作不知内外交困的处境，选择性无视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问题的调查与追责，颂党之声沸沸盈耳，贺功之章擢发难数。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认为，专制政权垄断政治权力“一般通过将群众排除在政治之外来实现”（2）。百年党庆，让中共愈发现出与民为敌的真面目，大唱独角剧和愚民戏。看，防民大戏紧锣密鼓连番登场，鹰犬爪牙倾巢出动携狗巡市，文武官吏粉墨登场厚颜讴功，无耻文人谄党媚上不绝于耳，失德艺人炮制节目以愚粉红，无数五毛昼夜加班管控舆情……
今日红朝逆文明潮流的低劣程度，还达不到霍布斯所阐的利维坦式政权的水准（3），分明是实质意义的“朕即国家”（4），典型事实就是习氏经常进行大肆渲染百般包装、名为惠民实为损民的各种“恩赐”。为在“七一”前后将亿万奴民和粉红感恩戴德山呼万岁的愚举推向最高潮，中共当局全然罔顾人多地少、贫富分化、内需不振、内卷加剧、经济失调、社会失衡、脱轨国际的时下国情，极端厚颜无耻地自悖其长期奉行的“计生”党策，以“放开三胎”为噱头，在六一前后开足马力大造声势，还以“政治局”会议这种自违其恶法、自坏其规矩的方式暗示此乃习氏钦定、做出类似“皇恩浩荡”的姿态，试图换来愚民欢呼，结果在网宣层面并无良效，多数网民“呸”之嘲之，墙内墙外骂潮滚滚。习氏当局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不识今世何世，其动机和做派集无耻、蛮蠢、阴毒、专横、自大于一体，彰显出如假包换的习氏风格，可谓是“谄浪谀潮昏君醉，直把习朝作毛朝”了（5）！
见此招不是很灵，厚颜无耻龌龊阴毒早无底线的习氏当局，一边炮制漏洞百出的虚假脱贫的报道和数字，一边挥霍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以“神州十二号”等浩大面子工程再度加料“航空航天”这针鸡血，在千万五毛网监的通力造势和层层把关下，做成鸡血大料，以饲民众，以供外宣，企图营造“七一”亢奋。从已彻底沦为中共走狗的李彦宏的百度系的排行前列的此类新闻，到Youtube中共官宣频道，下方评论皆是清一色连绵不绝的颂赞党国之声，假的无以复加。中共对此“航空”愚民大项所投血本之高令人咋舌，但也不过是毛邓江胡各朝的“航天”愚民大项的升级版，其愚民技穷之态，已现端倪，习氏的皇帝新装之癖，展露无遗。
以史鉴之，近代以来以狂开倒车而臭名远扬者之排名，当为一毛二习，三袁四张（6）。今人常以袁世凯特供版《奉天时报》之类事以讽习氏。但是，处于清末民初这一民智加速开启的时代且多少有几分开明意识和文明思维的袁氏主要是自欺，而习氏自小浸淫中共毒罐深处，兼且以毛为师，阴毒蛮横，自欺有限，欺人无穷，其专制愚民之害较袁氏何止百倍！
以宣扬“为君之道”“治民之术”而著称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愚民统治下，“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7）。尽管当下大陆民智渐开，且习氏崇毛之心有余、效毛之功不足，然而，由于中共是一座集古今中外专制暴政之大成的巨无霸级的奴仆制造厂，虽经百创而元气犹在，并力求与时俱进之翻新和改良，其造奴工程百年以来以巨大体量须臾不停地运转，全力固守网宣愚民的基本盘，且在网宣之外仍有极大的愚民空间，在中国大陆制造了并制造着亿万奴隶，并以大外宣、大撒币、大收买、大渗透等方式在海外不断扩大造奴成果，广泛培植洋粉红和亲共派，其于人类文明发展之危害潜力，或已超德意日轴心国与前苏联之和。因此，针对专制奴化宣传的反制，极为重要，是反专制进程和事业中的重要一环。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己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8）汉娜·阿伦特则认为：“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9）
因此，本文聚焦于时下广受关注的各种党奴现象和问题，以“学奴、娃奴、墓奴与党奴：论中共的造奴”为题，戳破那些笼罩在血红色系中、裹挟在各式谎言里的令人观之眉皱、闻之作呕、厌恨透顶、忍无可忍的涂抹党庆、粉饰专制、美化独裁、吹捧党国的乱象、恶象、丑象、伪象，分析中共造奴的历史渊源和主要手段，揭出中共造奴的本质动力，促进大陆民众对专制之下奴隶地位和现实惨况的理性认知以及反抗红色暴政意识的彻底觉醒，不断清理从小到大被中共明里暗里强加和灌输的奴性，逐渐在现实层面增加抗争红色暴政的勇气，为铲除红色暴政、一党专制、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贡献绵薄之力。
1.从学奴到墓奴——极权镰刀下的韭菜命运缩影
不少独立学者和民间思想家试图对万恶中共的专制模式进行类型划分，以图进一步对中共专制特征进行细化解析，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徒劳的。因为，中共专制是一种大杂烩式的专制，融古今中外的专制大恶于一体，共产马列专制、奴隶专制、皇权专制、国家恐怖主义专制、偏重对内的法西斯专制、军政府专制、邪教专制等特征，在中共不同时期皆有一定体现或突出表现，但均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就中共专制方式的历史演化轨迹而言，总体上呈现出从融合“外来式专制”和“本土式专制”，到愈发侧重于“本土式专制”的演化特征，“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邪说渐成遮羞布，“秦始皇”“汉武帝”才是专制躯体的实质组成。因此，“两千余载皆秦制”之类说法的认同度不断提高，对商鞅式的法家专制手段的研究也不断进入大众视野，在觉醒群体中的影响尤大。
《商君书》，亦称《商子》，是秦孝公时期到秦朝前后由商鞅等人完成的、集先秦邪恶专制统治术之大成的古籍。具有一定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意识的儒道人士对其异议较多，司马迁、贾谊、诸葛亮、赵蕤等人有“刻薄”“苛刻”“谲诈”“不可以从教化”等评价，今之论者多称其“最毒”“骇人”“厚黑大成”“细思极恐”等。而大独裁者毛泽东则对商鞅专制思想极尽吹捧之能事，将商鞅视为千古知音，足见《商君书》对强化历代专制、钳制压迫民众之作用非同一般。其中的邪恶专制统治手段，被人总结为“驭民五术”，即，“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统一思想；弱民，使民众贫困；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辱民，使民众无自尊自信，专心于立战功博取爵位；贫民，使民众无余财。”（11）此说在墙内外均流传甚广。
笔者据“驭民五术”分析了《商君书》相应的原文，认为，“驭民五术”虽然未能十分精准地提取书中的专制邪术之要，但是也做了大致的概括。例如，《商君书》“壹民”篇原文大意是使百姓专注于耕战，实现“国务壹”“壹民务”的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显然不能单纯依靠严刑峻法的“先刑而后赏”，必须伴随着一定的“化俗”，亦即专制宣教和奴化，可归于“统一思想”的层面。再如，《商君书》“弱民”篇开头便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之说不见于原文，但可由“弱民”等篇章推演而来，如，“定分”篇有“民愚则易治也”，可谓是赤裸裸地宣扬愚民观点，“愚民”目的显然是使民众为国劳碌，专务正业（耕战），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疲民”。“辱民”亦非空穴来风，“先刑而后赏”就是利用严刑峻法来摧残民众的个体尊严，加强民众对专制暴政的敬畏和依附之心。“贫民”，也有一定道理，既然通过“壹民”等方式将绝大部分民众锁定于耕战主业，显然就是剥夺了民众从事其他足以致富行业的机会和条件（12）。
在中共篡权过程以及建政之后的百年，将其统治区域变成了一个偌大的现代版的奴隶加工厂。除了出生于和攀附上权势之家和既得利益团伙的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大陆民众从婴孩时期就被中共以各种手段洗脑和奴化。
如果简单地从空间角度进行划分，中共的愚民举措在严加防控的城市之中尤其突出，城市之中的愚民手段之多和程度之烈显著超过乡村。而重点城市、橱窗城市的愚民水准，亦与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基本对应。
如果根据大致的年龄段来划分，共统区的民众在入学之前这段时间应该是整体上受愚弄程度最轻的一个年龄段，个体所受的愚民影响主要来自家庭，次为社会，基本是随机性、碎片化的。不过，凡共统区的觉醒者，对子女这一阶段的反奴化反愚化的教育仍需高度重视，因为，由于中共极权统治特征使然，能够使其愚民毒素最大限度地扩散到每个社会角落和家庭之中，例如，各种面额的“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以及中共权力机构的象征之地，就是被微妙包装和巧妙美化的极权符号、专制象征，无形之中就会轻易进入孩童的白纸一般、一尘不染的心理世界，使他们对中共当局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无处不在的中共的宣传信息、宣传图文和载体，充斥日常生活之中，防不胜防，孩童处身其间，若不受反洗脑反奴化的正面教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危害不可小觑。既然万恶中共要“洗脑从娃娃抓起”“奴化从娃娃抓起”，共统区的觉醒者只能针锋相对，做到“反洗脑从娃娃抓起”、“启蒙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入学之前，就为他们注射充分的抗拒专制极权奴化毒素的各类疫苗，能够使他们受益终生。不然，孩童入学之前所接受的奴化毒素会在身心之中不断发酵和膨胀，即便今后机缘巧合被剔除，也已然深受其害，剔除的越迟，被奴化的经历就越曲折，越坎坷，越惨痛。
中共恶党对孩童的系统洗脑、连续奴化，从入学第一天就开始了。因此，凡在共统区学校之学生、以及受到所在学校的各种摧残和压榨者，基本可称为“学奴”（有的国际化学校完全接轨欧美澳日教学，不属于中共洗脑系统，但为数极少，因此在本文的主体论述没有单列必要）。值得注意的是，百度百科亦有“学奴”条目，创建时间为2010年。此条目虽不可避免地避重就轻，只把抨击对象定为“应试教育”，但足见民众对奴化教育的危害已有一定的清醒认知。这种洗脑和奴化，从进入校门开始，到走出校门为止，并被应试教育、填鸭教学、各种体罚、恶性竞争、分数攀比、名次诱惑等邪恶因素大力加持，对人的危害之巨，可想而知！！中共对“学奴”阶段的学子之残害，远甚于皇权科举和被广泛诟病的八股取士！一些邪恶野蛮无以复加的冠以“教师”之称而实为专制帮凶的党国文宣打手逼迫、愚弄着严重违背少年身体发育规律早起晚睡、死记硬背各种充满奴化毒素和无用知识的所谓教材。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尚未觉醒的，比较健忘的，虽已远离校门但被中共奴化机构和于丹、吴京之流炮制的各种精神鸦片、奴化信息、“心灵鸡汤”灌晕的大陆民众，对这些血泪之痛的咀嚼和感触会比较有限。有的民主人士经历了各种惨痛和曲折而最终觉醒之后，为了反抗中共专制统治，坐过中共的大牢，并受过残酷的刑讯折磨，但是，在其看来，“学奴”阶段所受的这些痛苦，远非坐牢之痛可比！！对人一生的伤害，也非坐牢和酷刑所可比！！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坐牢是被迫的，对其抵制和防范之心贯彻始终，但是，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投入的，不到伤痕累累痛不欲生则很难因痛而反思，因痛而觉醒！何况，“学奴”阶段，还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共同推波助澜、合力助共、齐心为虐，而监狱被视为惩罚之所，因此社会和坐牢者家属总对其有一定的警防意识，也多少有一些投诉渠道和舆论监督方式！再者，“学奴”阶段固然残害身心，但是对心灵的残害要大于身体，心灵创伤能够伴随一生，这就是为什么太多的在“学奴”阶段遭受各种残害的大陆民众要“用一生治愈童年”！监狱的残害主要集中在身体层面，虽然也很痛苦，但对比“学奴”阶段的身心俱损，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舒适了。
据我所知，不少大陆觉醒者为了不让孩子被大陆学校奴化和洗脑，不惜血本，将孩子送到海外学习。不过，由于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更多的觉醒者虽然知道共统区学校和恶师对学生的奴化之害，有以家庭教育取代学校教育的想法，但是，因生计所迫，往往也是有心无力、有心无时，不易做到。共统区的奴化教育是泥沙俱下、食屎混杂、水毒交融。既想让孩子只学有一定价值的知识，又要让孩子避开那些名为“知识”而实为奴化、愚化毒素的影响，确实不太容易，毕竟孩子年幼，理性辨析能力差，自主抗拒意识不强，尽管学前已经被家长注射了充分的反奴化的思想疫苗，但是，无家长在旁，要一点不受奴化教育环境和信息的影响与伤害，那是不可能的。不过，综合、辩证地分析，这样的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并非全是坏事，他们会在对比之中更深刻地认识奴化教育的手段和本质，不断磨砺反专制独裁的意志和决心，最终必将成为推翻专制暴政、建立宪政民主的骨干力量。
历经千难万阻走完“学奴”阶段，懵懵懂懂进入社会，很快发现，“学奴”阶段只是“党妈”恩赐奴民的初级阶段，“工奴”、“娃奴”、“房奴”、“医奴”、“墓奴”等等，早就列队恭候多时，真是：刚出油锅，又入火坑。“我爱党妈如初恋，党妈虐我千百遍”，峻厉而惨痛的现实让不少粉红、粉党逐渐明白，原来，自小便化作一副温情脉脉面孔的“党妈”，已经将自己捆绑在了“特色”试验田中，让自己学习雷锋、奉献到底，不割完自己的身体、不榨干自己的精力是不会罢休的。“房奴”等事，尽人皆知。在一党极权专制体制下，归根结底，房奴问题是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体制造成的，房奴问题的实质就是官商垄断民众居住资源，合伙分赃，赚取暴利。如果在一个发达国家，房价高还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像中共国这样的城市拉美化、乡村印度化的“特色”专制国家，房价完全是核心权力操控结果。工资非洲化、房价欧美化，是大陆普遍现象，不少大陆家庭苦苦拼搏一生，大好青春和人生元气都投进了房子，等于变相无偿给党国官僚及其走狗打工，就连资深五毛对此问题的辩解亦几乎词穷，这不仅因为他们同属“房奴”一族，更因为已经无法歪曲铁的事实。说到“工奴”，996、007早就不是私企或作坊的专利了，已向一些中小国企以及垄断性不强、同质化竞争激烈且效益一般的大型国企蔓延。说到“墓奴”，早在2010年，墙内便有一篇文章《从“房奴”到“墓奴” 80后大步跨进新奴隶时代》（13），从《辽沈晚报》传到几大墙内网站，其中包含了“学奴”“证奴”“房奴”“墓奴”等敏感关键词，从进行现象的列举和归纳，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只是从“消费主义”等角度作了片面而肤浅的分析。不过，此文的标题足够大胆，十余年未被删除也是一个小奇迹，是底层民众对制度不公已有清醒认知和抗争意识的重要体现。2012年，知名民主思想家和启蒙者资中筠也写了《奢靡殡葬：从“房奴”到“坟奴”》刊于墙内，批判锋芒及于“带头厚葬”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以及“用墓地营利”的“政府行为”（14），虽没有、也很难发出制度批判之声，亦已属极其敢言之文。百度百科亦有“墓奴”条目，剖析之刃亦未及根源，只是作了“移风易俗”“消费观念”“厚养薄葬”等浮泛之论，但所举现象足以令粉红、粉党们深思，看到导致此类问题的某些实质因素。至于“医奴”，更是大陆百姓的心头之痛，有几人周围没出现过因医疗费用过高而很快因病返贫、倾家荡产、放弃治疗甚至自尽的事件？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早就坏过了最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其实是最坏的私有制，分明就是中共以公有之名聚敛了所有的医疗资源，又以“市场化”等名义扩大分赃规模（1990年代中期私立医院的兴起，同样离不开所谓的“公立医院”这个母体），铸造成医疗枷锁给人民戴上。当然，这种论点同样可用于解释“房奴”“墓奴”等问题，即先以“社会主义改造”等高大上的名义敛天下资源于党囊与官囊，后又以“市场化”“特色”“改开”等名义将所控资源高价卖给国民赚取滚滚暴利。试问，古往今来有几个如此漠视人民、丧尽天良、狼心狗肺、全无底线的政权？别说向往民主宪政的觉醒人士无法忍受这些，就连毛左脑残们也看不下去，早就开始结党聚众造反了！
“娃奴”问题，和“医奴”“房奴”一样让人出离愤怒。“娃奴”问题，既是上述各种奴化问题的综合体现，也与家庭生育数量密切相关。在毛时代，对生育大体上是放任态度，因为毛共最需要的是大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做牛马可当炮灰、活的低贱死的廉价的“螺丝钉”“小白鼠”和所谓的“接班人”，其具体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准备着以巨量的人口为战争资本和美国、苏联打核大战，因此，毛时代的为人父母者承受着较大的“娃奴”重负。毛死后，人口比中共篡国建政时膨胀了两倍多，达10亿左右，巨量人口与有限资源、极端落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水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以至于一心垂涎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对中共暴政及其附庸利益团体的输血价值）亦不得不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邓时代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团伙的发展规模和程度远过于毛时代，因此，计划生育之链对于不少红色权贵和红顶富豪并无约束效果，他们即便不能明着多生，也大不了通过包N奶的方式扩大生育数量，最受计划生育之害的是广大底层民众，尤其是处于负福利状态下不得不采取多生方式实现兴家、养老等目标的广大农民。但是，在与民争利的一党专制体制下，尽管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屠杀数亿婴儿，广大农村并未如中共计生宣传的那样增加了富裕程度，2020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关于“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的说法震惊中外。鉴于中共报喜忌忧、好大贪功的习性根深蒂固、只增不减，因此此种说法不仅应当可信，而且，实际情况只能更为严重。由于这些足以在世界贫困人口中垫底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几十年，屠杀数亿婴儿，广大农村的贫困群体的状况大致如旧。然而，反民主、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中共暴政不仅绝对不会对计划生育的效果不佳进行反思，反而从更多“割韭菜”的角度出发，以自违恶法的政治局会议的方式决定“放开三胎”！有一些独立论者和民主评论人士以为，人口多并不等于消耗多，人多，不仅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举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大陆的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为例。但是，即便抛开中国大陆的专制独裁体制这一最大的发展阻碍不说，只说其他情况，中国大陆的情况是更接近台湾、日本、韩国，还是更接近同样人口密度极大的印度以及孟加拉国、菲律宾？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口密度大于中国大陆的发达国家，无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一定的地利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如，日本四面环海，降水充足，韩国、台湾也近似，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则更为显著；第二，全部或相当程度上引入了欧美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制度，并结合自身情况有所改良；第三，在民族、文化层面具有强大的内部整合力和凝聚力，国内没有或少有民族对立问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国家体量不大，而且在军事、文化、语言、政治制度和重大国际战略等层面同美国、欧洲以及五眼联盟高度一致或能够较好地相融，因此，在经济层面就有资格成为欧美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和补充，可以与欧美澳实现经济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所以，尽管这些国家人口密度大，仍然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对照以上各条，试问，中共国符合几条？中共国的情况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迥然不同，而是比较接近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中共会和伊朗、巴基斯坦打得如此火热）。有人会问，网络上不是对放开三胎的决议充满抵触吗？不错。但是须知，在广大农村，上网条件并不好，而且，在城市也有很多底层民众因忙于生计而无心、无暇上网。未来的三胎主力军之一，就在这些底层群体中，尤其在农村底层群体中。他们生三胎当然无法富养，但是完全可以穷养，其生育动机无非是希望通过做“娃奴”的方式进行人生赌博，试图借助后代数量优势实现翻身、兴家、致富、养老等目标。另外，未来的三胎主力军之一，还在那些有权有钱的体制内群体和既得利益阶层中。他们的贪腐所得是巨大数字或天文数字，整个家族几辈子、十几辈子也坐享不尽，就是愁巨额财富缺人继承，三胎正合其意，完全可以富生、富养。这样一来，习氏当局放开三胎的邪恶无耻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让底层民众为权势阶层提供廉价劳力，为党国的极权收割机提供充足韭菜，让中国大陆继续成为低人权低福利的世界工厂，满足专制人肉宴的批量供给。因此，习氏当局关于“放开三胎”的这一决定，不仅将饱吸底层民众鲜血和付出巨大代价的计划生育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抵消殆尽，还会进一步加重部分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底层群体的“娃奴”负荷，加剧内卷和阶层分化，加深社会矛盾，为今后中国埋下了人口进一步膨胀的危机，使得未来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趋向印度模式，以及孟加拉国模式、印尼模式、菲律宾模式，需要在民主宪政之路上长期坚持，才能逐渐迈入中等发达民主国家之列。
以上，只是共统区专制奴隶事实中的主要问题。上述问题之所以非常突出，广受海内外谴责，是因为中共暴政将此类奴隶锁链视为锁定十几亿奴隶的主要方式，将这些压榨手段视为一劳永逸或不劳而获暴利滚滚的吸血工具，因此不遗余力大力推行，不断改进层层加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奴隶事实问题。如，由于中共官商团伙贪图高污染行业的暴利而漠视民众利益、在大陆各地制造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环境难民”，亦可称为“环境污染奴”。有些行业对某些资源需求量较大，但是，由于中共暴政对所有资源进行了极限化的垄断，因此，这些行业人士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以巨大代价从中共手中换取资源，例如，需水很多的企业不得不向中共当局缴纳巨额费用，沦为“水奴”，以此类推，还有“路奴”、“电奴”、“气奴”、“煤奴”、“油奴”、“渔奴”等。此外，由于遭遇生活、经营困境而不得不在银行进行高息贷款的人们时刻处于偿还高息贷款的重压之下，可称为“银行奴”“贷款奴”。
2.万般为奴，皆源“党奴”
举凡学奴、工奴、医奴、娃奴、房奴、墓奴等各类现代奴仆问题，皆因中共一党极权专制制度所致。极权专制，可理解为极限化的专制。相比其他类型的专制，极权专制对社会的管控、镇压更为严密和残酷，主观上对全民进行奴化的意志从未有过任何松动，在客观上则尽最大努力创造奴化全民、钳制社会的条件，公然铸造网络高墙阻挡十几亿民众获得知识、信息以及其他网络权益的天赋人权，只是由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广泛普及而无法将极权专制意志充分贯彻到每一个社会单元和个体，才使自由意志和民主思想的传播获得了极其有限且被反复压缩和剥夺的空间。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亦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中共暴政为全体奴隶精心打造的专制链条的重要环节。中共暴政为了维护极权专制统治，将全民锁定在奴仆地位上，一直将对社会的全面监控和对民众抗争活动的及时镇压当作头等目标和第一要务，耗费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在其统治区域营建了庞大的摄像监控系统，并且不断增加现有摄像系统的密度和广度，以及大数据识辨的速度和精度。就连人迹罕至的边远山区也不断增加摄像头的数量。虽然这个摄像系统在打击某些确实属于违法犯罪范畴的活动时能够发挥不小的效力，但是，其营建初衷绝不在此，而在于打造和巩固极权专制的锁链、确保中共统治团伙永远盘踞在权力顶端安享既得利益。只要维权人士或民众提出有悖一党极权专制利益的关于查看摄像记录的要求，摄像头“失灵”就是大概率事件。
关于“党奴”，有一个问题一直有一定的争议，就是那些既得利益团伙中人以及身居高位者是否亦属于党奴？就理论角度和党奴本质而言，应是如此，可以说他们是高级奴仆、中级奴仆、有铁饭碗的低级奴仆。从中共内斗历史看，就连官拜总书记、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乃至贵为党国主席夫人者，亦皆因中共内部斗争而丢官去职，自我了断，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那些党内地位逊于上述人等并失势、失败于内部斗争的人，就数量更多了。但是，理论上的界定、判断应当和现实的抗争策略进行区别，并作出差异化考量。出于抗争中共暴政的客观考虑和现实判断，对于那些当下在党内以及体制内据占地位和坐享利益者，当下为中共暴政充当鹰犬打手者，以及内斗失败者、遭到民众抗争与正义惩罚者，首先应以对其报以怀疑、批判和抗争态度，并对其做出何功何过、罪罚相适的判断，而后再说其他。若片面而死板地从“一人之下皆为党奴”之类的理论角度出发对其报以同情、关怀之心，甚至为其卸责、辩解，就是迂腐僵化、矫情造作，更有伪“圣母”之嫌，会严重影响自身的抗争中共暴政的能力与潜力的发挥、发掘，并对维权抗争和民主转型产生负面作用。
从当下来看，中共造奴重点和事实特征充满了习近平本人的权力性格特征，而且为克服各种困境而愈发厚颜无耻，阴狠毒辣。为了满足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伙“割韭菜”的需要，习近平当局悍然自悖其规、自违其法，放开三胎，不仅将民众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计划生育所取得一点成果抵消殆尽，还进一步加剧了底层奴化现象（具体参见以上论述，此不赘）。为了解决近年来房地产经济泡沫愈发严重、房地产暴利不断下降、房奴处境有所改善的问题，邪恶至极的习近平政权无所顾忌地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所谓的“棚户区改造”“新农村改造”等严重缺少事实依据的名义在其占领区疯狂进行大规模强拆，以继续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并借机对城乡某些建设、产业等利益格局进行重新洗牌，不仅使老房奴的处境大不如前，还制造了大批新房奴，并顺带强化了其他方面的奴隶锁链。为了将已经被专制高墙围住但是还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抗争空间和较强的抗争意识的香港民众牢牢锁在专制铁链之中、彻底压在奴隶地位上，习近平政权放弃了此前的江胡两朝一直沿袭的“温水煮青蛙”的对港策略，采取了似隐实显的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派遣大批军警以半遮标识、半掩身份、半公开化的方式进入香港，明殴暗杀、奸淫猥亵，无恶不作，指使林郑月娥等港奸对抗争人士罚款、逮捕、判刑，对抗争团体限制、打压、取缔……据说首肇武汉的新冠病毒也是为迅速扑灭香港民运以及防范香港民运蔓延大陆而量身打造，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如今香港处处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氛围，有能力移民的港人大批移民，不能移民的港人不得不噤声于暴恐势力前、蜷缩在极权刀锋下、屈身于专制锁链中，战战兢兢，委曲求全，苟且度日。为了在与欧美澳等民主国家对抗愈发加剧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争取国际支持，中共暴政仍是如毛时代那养主攻经济比较落后的专制国家，为了躲避海内外对“大撒币”的谴责，如今习近平当局对外撒币有所忌惮，不敢十分招摇（虽然招摇才能炫耀独裁权势，但只能视情况忍痛割爱），但是会对大撒币的结果进行百般炫耀，如，某个国企（实为党企、官企）项目落地非洲某国之类。最近中共大肆炫耀个别小国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定睛一看，原来是伊朗、古巴，两国皆因专制、落后、好战、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而饱受世界主流国家制裁，别说一般大陆百姓兴趣不大，就连小粉红官二代富二代出国都很少考虑……但是，别看中共的所谓成果拿不出手，为了这点成果——或者说只是出口转内销、用于愚弄大陆百姓的国际面子工程，中共不知暗中投了多少民脂民膏、不知已经割了多少韭菜……通过一个冰山一角的事实就可窥豹一斑：一些来自非洲战乱国或军政府专制、伊斯兰教专制的国家的黑人留学生获得“超国民待遇”的报道屡屡传出，这些黑人留学生不仅获得高额的补助、免去所有的费用，而且还有学校派遣的外貌身材尚可的高学历女“伴读”陪伴左右……最近网上比较火爆是河南科技大学留学生待遇和中国学生迥然不同的报道，同在一校、甚至同在一楼，留学生两人一间、空调厨房卫生间热水器暖气等一应俱全，费用全免且有高额补助，而中国学生付了高昂学费还只是6-8人一间、只有暖气和风扇，甚至热到半夜难眠、休克眩晕、整夜用水管冲身，诸如袁腾飞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还就此事进行评论，以表对学生维权的同情、支持和对中共当局“辱华”虐民的不满。据知情人士揭露，来大陆留学并不是其国人人都有的资格，而是中共当局精心选择的，这些留学生的家庭在本国均有一些权势背景或某方面的资源优势，他们通过留学这个渠道获得了各种好处，就有可能为中共当局提供相应的回馈……一言以蔽之，中共当局愈发变本加厉的各种内外活动，无不是通过割韭菜、损党奴，实现利专制、肥官僚的终极目的。
从历史来看，中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造奴重点和事实特征。第一时期：从中共建立，到以京汉铁路部分工人骚乱被北洋爱国将军吴佩孚迅速剿灭为标志事件的这段很短的时期，中共虽力量薄弱，但野心与胃口极大，希望学习苏俄城市暴乱经验，在城市策动部分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进行破坏，以求迅速夺权。这一时期，中共主要的奴化对象就是城市流氓无产者、具有一定流氓习气或抗争意识的工人，以及充作吹鼓手和主要头目的偏激型知识分子和被边缘化的知识青年。第二时期：从苏联帮助中共找到孙中山开启国共首次合作，到国民革命领袖蒋介石以雷霆万钧、力挽狂澜之势剿灭企图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展开大规模破坏和颠覆的中共。这段时期，中共因受益于北伐革命大潮席卷江南之势，在南方城乡双管齐下，大肆扩充组织力量，其主要奴化对象不仅包括了第一时期的奴化对象，还包括了相当部分的乡村地痞流氓和激进、愚昧、偏执的乡村不务正业者，以及生活无忧但怀有通过造反称王为侯之野心的某些农民。第三时期，从中共主要头目窜入山区，到抗战之后窜出山区扑向城市。这一时期比较漫长，由于中共在城市的破坏空间被国民政府和日军大幅度压缩，因此主要在广大农村组织串联、肆行不法，所以，其奴化对象不仅包括第二时期的奴化对象，还包括大量的原本勤恳本分的农民，他们一方面是被中共的伪革命邪说所蛊惑，一方面是被中共以斗争地主、富农家庭并瓜分其财其人等方式激发了贪欲等人性之恶，手上沾染了血债，拿到了赃物，不得不走上贼船，还有就是在中共刻意制造的乡村战火中失去家园或家破人散，只能投奔中共。由于这一时期中共乘国共二次合作之机广泛渗透政府控制的城市，因此，其奴化对象还包括一批对中共真面目认识不清或怀有反动政治野心的城市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少数被政府边缘化的中老年失意知识分子。由于这些知识分子进入中共的时机不错，正好赶上中共即将篡国夺权，因此不过几年时间社会地位就发生巨变，等于是打几年短工就拿到了血酬公司和人肉宴集团的原始股，所以，即便有些尚存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看穿了中共的很多黑幕、对中共有一定的不满，但是出于对既得地位和利益的不舍，以及对中共建政后炮制的所谓建设蓝图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干劲冲天地留在体制中，成为中共头目的廉价奴仆。第四时期，从中共百般刁难、挑衅国民政府并发动所谓的“解放”战争，迄今为止。这段时期最为漫长，尽管在不同中共头目主政期间有不同的奴化特点，但是，举国为牢、全民为奴的实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可以归为一个时期之中。这一时期之初，中共在广大农村的奴化对象和上一时期基本一致，只是奴化数量进一步扩大，奴化力度进一步加强，奴化方式更为残忍和无道，使绝大部分农民遭受了几辈人几十年无法翻身的灭顶之灾却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可谓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专制大罪。在城市，中共的奴化对象也扩大到绝大多数人，以所谓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等名义将工商财富装入党囊官囊，对广大市民和知识分子进行持续洗脑、各种折腾，针对其中的某些群体进行计划性屠杀，很快将专制锁链套在了城市民众身上，从此不能解除。
3.中共造奴工程之解析
通过上述阐述，中共造奴工程的维系手段已然若隐若现。下面，对中共造奴工程的主要维系手段进行具体解析。
第一，依靠军警特等暴恐力量将官民压制在奴隶位置上。
汉娜·阿伦特认为：“恐怖是它（极权主义—笔者注）的统治形式的本质。”（5）向往自由、渴望扩大人权，是人之天性。没有人在内心最深处希望被无形锁链套住，即便那些政治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也只是长期处于专制极权的客观环境的折磨而被动性、习惯性地服从、赞美专制统治。一些高官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尽管经常被人上人的感觉所包围，时而陶醉其中，但是，在面对权位更高、势力更大的中共头目，仍有种与人为奴之感，面对最底层的党国奴隶的悲惨遭遇和处境，也会生出不同程度的同情之心，所以，诸如薄熙来、林彪、林立果、周永康等尚存一些个性棱角和权力野心的高官会有僭越夺权之举，诸如胡耀邦、赵紫阳、彭德怀、刘少奇等尚存良知和人性底线的高官会有不同程度的开明举措和抗命之举。党国高官尚且如此，更别说几辈子深受专制压迫的党国奴隶了。因此，中共最高头目就要将军警特等暴恐力量牢牢掌控手中，时刻准备着对党内党外和体制内外进行威慑和镇压。在毛时代，用于国内暴力镇压的方式倒不是军警特，而是群众之间的互斗，军警特主要只是充作威慑之用。后毛时代，军警特成为国内威慑和镇压的唯一力量，制造了六四屠杀，以及对信仰团体、各种维权活动进行大肆镇压，将官奴和民奴压制在各自的奴隶位置上。
第二，依靠贪腐治国方式满足官奴及其僚属（既得利益团伙）的欲望。
趋利避害、贪图利益、难以慎独，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所以，智者早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一切精明的专制统治者都深谙“水至清则无鱼”之理，会对其追随者和拥趸的贪腐行为不同程度地暗开绿灯，以换取其政治站队，使其听命行事。早在毛时代，党国官员的特权就不是秘密，不啻贪腐的公开化；等级繁琐的工资制度则是彼时公然贪腐的另一种形式。后毛时代，在马列邪说基本破产、失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情况下，中共头目只能依靠利益收买的方式聚拢其统治基础——既得利益团伙。但是，精于愚民和专制权术的中共不会像古代皇权专制王朝那样公然卖官鬻爵以扩大收入，而是长期采取了贪腐治国的方式。大部分有权力和垄断资源者，不仅能够旱涝保丰收地领取高额工资、坐享各种福利，而且，由于其贪腐所得作为主要收入足够花销，因此，就如广泛流传的官场讽刺民谚所云“工资基本不动，福利基本不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无不采取贪腐治国方式，心照不宣地换取官奴及其僚属的满意和效忠。被惩处的所谓贪官，其罪实不在贪，无不因站队错误、权斗失势所致。习近平时代进行的声大于势、有名而实的所谓反腐，其实分明是早就被历代专制统治者和此前红朝头目玩烂的了主要用于愚弄百姓、掩盖内部权斗的无耻伎俩，居然在一段时期之内还能在民主人士和信仰团体中获得热烈好评，真是匪夷所思，无法不让人怀疑这些人究竟是良知有问题还是智力有问题。如今，随着习近平誓保一党专制的丑恶真面目的日益显现，其反腐愚民的市场和效果亦愈发惨淡，令人稍慰。
第三，依靠扩充中下层奴仆（既得利益团伙）数量的方式巩固专制统治根基。
对比不同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可分为重质轻量型、重量轻质型、兼顾质量型、无视质量型四类。显然，中共政权属于第三类“兼顾质量型”，其对专制统治阶层的数量和质量都十分重视，很简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专制统治服务，充分汲取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源充实专制躯体。即便专制政权溃灭，但由于庞大的统治基础未受重创或者基本完好无损，因此还有收拾旧部、卷土重来、复辟专制的极大可能。目前中共体制内外的人数比之大已经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权，实质是滥用民脂民膏、公然腐败的一种形式。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在百度、搜狗等局域网中也可搜到不少，谷歌则可以找到更多。典型文献资料如，2010年王经绫的《我国行政成本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引用“九三学社”公布的部分调查资料称：“中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相当于二十多人就有一个是吃财政饭的。目前约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用人民币3000亿元……”（15）进入习近平主政的所谓“新时代”，中共当局进一步发挥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本性，一方面宣称要压缩行政编制和开支，一方面半遮半掩地纵容、支持各级政府不断扩充既得利益团伙的数量。2020年王富禹的《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以湖南省H县为例》中，对湖南省H县的行政成本进行了调研，称：“（H县）从2015年的145284万元到2019年的262978万元，增加了117694万元，涨幅达到81%。”（16）巨额花费源于巨大编制，而巨大编制源于上级纵容。因此，“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数量扩张也就成必然之事”（17）。以上都是体制内的调研结果，因此调研独立性和全面性值得怀疑，但已经很令人震惊了。而谷歌可搜到的独立中文媒体上的此类体制外调研结果，更是令稍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无法不对亿万“红朝硕鼠”以及中共头目通过广蓄“硕鼠”死保专制吞噬民脂民膏的罪恶无耻行径迸发冲冠之怒！
第四，依靠各种愚民手段压制民众的觉醒意识和抗争意识。
中共用于压制民众的觉醒意识和抗争意识的主要手段，一是将亿万学子变成“学奴”，重用那些有党员身份的、学问不足而虐心有余的、人性不足而党性有余的、不学无术但暴戾凶悍或阴毒奸险的所谓“严师”管控一方教室、数十“学奴”。设置严酷至极的、使“学奴”困倦不堪的作息制度消磨、弱化他们的身心抵抗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抗争意志，为洗脑创造良好条件——此举之恶，远胜一切精于洗脑的邪教！！利用歪理邪说充斥、满目僵尸语言的政治、语文教材和伪史无尽的历史教材，以及此类学科的所谓的辅导资料，加上各种所谓的班会主题活动、校园主题活动之类，对“学奴”进行全无人性的洗脑愚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千万“学奴”具有重大诱惑力之一的因素就是大学，因此，在千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一流大学的吸引力早不如前、二三流大学的吸引力直线下降的当下，中共暴政拼命利用堪称网宣头号恶犬的“百度”系夸张渲染读大学的好处，对那些无比痴迷高考、将大学视为“圣殿”、为了几十分的增加便欣喜若狂的“学奴”的“事迹”进行大肆宣传，典型事实如，在中共七一庆寿之前、高考结果所受关注较高的时期，百度以所谓的“热搜”方式推出一条“三胞胎兄弟高考成绩平均超650分468万”，可谓是居心叵测，企图收一石两鸟的愚民之效，不仅通过宣传“兄弟姐妹尽痴迷高考”、强化愚民的高考情结，还顺带变相宣传了“三胎”这一旨在割韭菜的恶政，可谓其心之毒、无以复加！
关于“学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学奴”不仅包括共统区绝大多数学校中的学生，还包括多数教师，尤其是良知尚存、不想或者无法充当所在学校最高头目的鹰犬打手和党国奴化工具的教师。例如，处于管理岗位之外的相当数量的科学科目、技术科目的教师，他们在对学生进行奴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相反，他们和学生一样，也是所在学校最高头目的奴仆。最近发生的震动海内外的复旦大学姜文华老师以必死之心和决绝手段抗争所在院系的党委书记，就是不甘一直屈于“学奴”地位，像杨佳那样，采取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讨个说法。
二是，对传媒进行严酷管制和封锁，使广大民众只能接受到被中共精心过滤的信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专制优势压制民众的觉醒意识和抗争意识。在通信时代，中共在邮局内部以及邮政传送系统设置信件审查机构，不少具有一定觉醒意识和抗争意识的大陆民众因向美国之音和港台媒体写信而被查获，因此丢工作、离体制还是小事，以是遭受酷刑、被捕坐牢者亦不乏其人。由于收音机在通信时代应用较广，因此，中共不仅设置了很多的愚民电台、炮制大量的愚民节目，还花费巨大数量的民脂民膏，设置电子干扰，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以及台湾等地的旨在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的媒体进行疯狂干扰，其做贼心虚之心态可见一斑。至于报纸、杂志、电视，更是通信时代极受中共重视的几大愚民工具。在网络时代，中共一方面设置网络高墙，将推特、油管、脸书、谷歌搜索以及大量的不利于中共暴政维护专制统治的网站统统屏蔽，将绝大多数大陆网民圈禁在局域网之中，使其隔绝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之外、不谙国际重大时事却自我感觉良好，被愚之惨远甚于“坐井观天”。典型事实如，被中共暂时收买的无耻商人马斯克，在中共新华社账号下的一段留言，被中共视为至宝，推到百度首页，但是，中共在全文中并不透露信息的原始来源，只是故作模糊地称是“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帐号”。因为，这则消息源于推特，而推特，是中共绝对不想让墙内受众了解到的，以免受众产生翻墙冲动、找寻翻墙方法。中共对墙内愚民洗脑奴化手段的精致与严苛，以此事实可见一斑，令人惊诧，可见中共死保专制的魔鬼心态。另一方面，中共在百度系为主的内网系统中拼命炮制愚民信息，其重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宣扬中共暴政的面子工程（航空航天之类）、宣扬外国对中共（一律被中共故意歪曲为“中国”）的所谓顺服和配合、鼓吹在愚民工程和面子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杨利伟之类人物的所谓事迹、夸大或编造民众对其刀把子——军警系统的所谓拥戴、以及素来凶焰万丈的军警系统对民众的所谓爱护……虽然大陆网民的翻墙手段不断进步，但是，由于中共暴政将网络高墙视为最关键的专制生命线，一刻不停地耗费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进行巩固和加强，对提供翻墙技术和软件的志愿者、商家进行残酷打压，因此，有翻墙机会和条件的人实在比例太低。在所谓的敏感日和中共的重大庆祝日，中共将网络封锁恶行发挥到极限，翻墙之难令人惊诧……
中共还有一个愚民手段，就是“以外愚内”，诸如，利用大外宣系统、以“出口转内销”方式传送吹捧中共专制统治的消息，以及，利用“大撒币”“大收买”手段营造“友邦如林”“争相来朝”之类的假象。不过，在中共的各种恶行广传各国、丑恶本质愈显于世的当下，这种手段的愚民效果亦日渐不佳。例如，在中共七一百年庆寿之际，献表贺寿的基本是专制国家执政者或者极端性、集权性的政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国家的勉强和中共能够扯上一点亲戚关系的社会民主党，连共产党都极少。而诸如连战、宋楚瑜、马斯克之流为共贺寿的片言只语，被中共视为至宝，放在百度系的显眼位置大肆自吹。清醒者都明白，为了获得这些应景、违心的片言只语，中共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中共大失颜面，无奈之下，只能打肿脸充胖子，以拙补短。为营造贺表数量甚多的假象，将无名小国的无名政党也一一列出，让清醒理智者嗤之以鼻。献表贺寿之大国，只有俄罗斯，中下游国家亦为数不多，只有埃及、刚果、安哥拉、巴基斯坦，以及绝大多数国人几乎没听说过的小国，如，科摩罗、厄瓜多尔、卡塔尔、多米尼克、牙买加、所罗门群岛，以及被称为是“中共国”未来的朝鲜，集权势力猖獗、各类暴恐横行、政治难民无数的斯里兰卡、阿富汗、叙利亚。此外，就是诸如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等小国的极端主义集权政党，以及罗马尼亚、蒙古、巴哈马、挪威、德国、巴西、 阿富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家、地区的不太入流的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党），个别国家（如，奥地利、尼泊尔）的共产党。中共的这种愚民手段不仅效果不佳，而且还能反向激发民众对其本质和结局的思考，让更多的民众意识到，虎狼之间岂有友情，蛇蝎之群何来温情？民众完全可以参照中共已经无法隐瞒的历史，由苏共、越共和中共最初亲如父子、兄弟到最后的剑拔弩张，推知，中共这些为数不多的“友邦”，同样被民主发达国家排斥在世界主流文明体系之外，和中共不过是专制人肉宴上的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互相利用的关系；在中共政权遭遇内外致命打击时，这些狐朋狗友不仅不会伸手相助，而且十有八九会落井下石，趁中共大小头目狼狈不堪、自投上门之际再痛宰狠割。
第五，依靠各种压榨手段剥夺民众的财力。
由于中共借助暴恐力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无耻名义对各种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垄断，因此，大多数大陆民众不仅财力微薄，而且，拼死拼活挣来的一点血汗钱，也会被中共暴政以置民于“房奴”“学奴”“医奴”“娃奴”等奴隶境地的无耻邪恶手段剥夺大半、或洗劫一空。只有大部分大陆民众时刻处于为生计而劳碌的境地，才无暇思考、顾及其他方面的事情，无力或不愿理会其他人的不幸，也很少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奴隶处境、抗争各种侵权和压榨，只为了赚取一点可怜的加班费而劳力劳神、还要恶性竞争……仅以此而论，邪恶匪党赖以维系其专制统治和血腥暴政的最具迷惑性的说辞——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早就破产了！完全可以说，制造了全球最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无寸功的中共，早就没有任何借口和资本赖在台上，早就该被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近几年，中共暴政之所以对诸如孙大午、李怀庆等拥有巨大财力、较多员工和超强集结能力的抗争者进行残酷的打压，对诸如马云这样的尚有一定的个性棱角和不驯之气的商界巨头进行旁敲侧击、暗示警告，就是在于，中共暴政的“贫民”之术对这些人是无效的，“疲民”之术无法使用，“壹民”手段更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在“弱民”“辱民”范畴，采取图穷匕首现的方式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摧残和打压，以实现“弱民”“辱民”的目的。
第六，公开或暗中弱化民众的健康和体力。
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贫民”、“疲民”、“弱民”，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具体应用到专制体系中，又各有其独立性。如，“贫民”当然是“弱民”，但是，只要健康还在，就不见得是“疲民”，例如广大的农民，虽然贫困，月入千元或不到千元，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只要健康还在、体力充沛，完全可以采用“躺平”之类的方式脱离“疲民”的处境，大门一关，种地为生，“辱民”也鞭长莫及，这样，农民们就可以思考自身处境、产生抗争意识，冲开“壹民”的思想枷锁，并联络志同道合者聚众结社，会对中共暴政的统治形成不同程度的显隐威胁。因此，中共暴政就会公开或暗中弱化民众的健康和体力，以达到“疲民”之邪恶目的。
比较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无处不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少农村甚至连深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这是因为中共不能禁止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吗？显然不是。非其不能，而是不愿。反正中共当局有的是人、有的是农民，还会愁韭菜不够割吗？？？农民大面积死亡，对中共而言绝非坏事，如此，它可以在农村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进行二次土改，扩充土地财政，实现梦寐以求的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目的，不仅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还能够有效解决分散式农业经营所造成的对农业资源的垄断、管理的不便，将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地聚集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民对它加强依附性和奴隶性。
再如，在中共的“学奴”恶政下，无数学生很早就戴上了眼镜，身体素质也普遍不佳，不时进入“医奴”范畴，为中共垄断的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利润。而且，体力不强，往往也影响抗争意识的觉醒和践行，例如，如果学生被恶师体罚，有心反抗，但是，体力不佳，往往还戴着眼镜，如果剧烈运动，眼镜就会掉落……这样的身体素质，怎么维护天赋人权、对抗邪师恶师、进行正义反击呢？怎么在街头进行抗议、并有效反抗军警的武力镇压呢？
吸烟有害健康，而且，往往是吸毒的起点和催化剂，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烟草业进行各种限制。但是，为什么中共暴政一向进行“禁毒”宣传和禁毒打击，却一直垄断并推动烟草行业的发展？？这是因为，若是吸毒大面积普及，中共的奴隶资源就会受到损失，一个废人，怎么做奴隶呢？吸烟，虽然不利于健康，但是不至于彻底摧毁人，不仅不影响中共使用奴隶，还能够给中共带来巨额利润、养肥不少高中级奴才，中共何乐而不为呢？
普遍严重低于国际健康、卫生指标的商品自来水，以及无处不在的有毒食品，从不见中共严打和禁绝，难道是中共无法严打和禁绝吗？怎么可能呢！网民在百度贴吧等大陆局域网络发表一点擦边球性质的敏感词，很快就会被删除；有些觉醒者戴着口罩和手套，在隔离性的单间厕所中写了几个表示维权抗争和不满专制的字，也很快会被找到和抓捕……既然中共有这样的管控能力，怎么可能无法禁绝和严打有毒食品呢？但为什么不做呢？原因其实也同上：中共不愁没有韭菜收割，愁的是怎么从韭菜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油水和利润，怎么让韭菜主动或被动地将“学奴”“娃奴”“医奴”“墓奴”等等全都经受一遍，最终在“中国梦”彻底做完后被挫骨扬灰……
4.结语
中共暴政的百年历史，也就是一部对其党内外的人们进行各种奴化和奴役的历史。由于中共暴政集各种专制基因于一体，因此，其奴化手段之残忍、阴毒、无耻、精致，非其他专制政权所可及。就理论层面而论，可以说是“一人之下，皆为党奴”，除了极少数中共最高头目，其余人皆为“党奴”。从学奴到墓奴，并在房奴、工奴、娃奴、医奴、路奴、电奴、水奴、食奴、油奴、气奴等各种奴隶锁链中被持续剥夺，是极权镰刀下的绝大多数大陆民众从生到死一直如韭菜般被割被宰的不幸命运的缩影。值此中共百年贺寿之际，揭出中共治下的造奴现象和本质，分析中共造奴的历史渊源和主要手段，是志在推动大陆民主化的人们的义不容辞之责，有助于帮助大陆民众防御各种奴化手段、清理被中共明里暗里强加和灌输的奴化毒素和奴性，促进民智开启和抗争专制的社会动力。但是，由于本人的经验和才智所限，不能就如何抗争中共奴化的对策层面进行系统的阐述，望同道拓展和深化，以补拙作之浅陋。
5.参考文献以及注释：
（1）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使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7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2）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3）根据霍布斯对利维坦式国家政权的阐述，君主与臣民之间应当建立世俗意义上的比较严格而缜密的服从式的契约关系，可理解为一种基于理想化法治状态的世俗强君主专制，在现实中比较接近强人模式下的具有一定的法治根基与成效的威权专制，如台湾蒋氏政权，韩国朴正熙政权，新加坡李氏政权。
（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多被用于描述极限化、实质意义的君主专制。
（5）据“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戏仿。
（6）依序为：毛泽东，习近平，袁世凯，张勋。此非约定俗成之论，系本人基于常识和逻辑推论之结果。
（7）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4页。
（8）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9）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89页。
（10）百家号“史图行者纪”：《<商君书>中的“弱民”是什么意思？为何被儒家坚决抵制？》
（11）本段引文皆来自《商君书》，文献来源是“古诗文网”。
（12）搜狐理财：《从“房奴”到“墓奴” 80后大步跨进新奴隶时代》
（13）资中筠：《奢靡殡葬：从“房奴”到“坟奴”》，《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11月9日。
（14）王经绫：《我国行政成本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年，第2页。
（15）王富禹：《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以湖南省H县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第17页。
（16）王富禹：《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以湖南省H县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