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之心、爱民之道和中国之梦/余东海

 

 

仁爱之心、爱民之道和中国之梦
 
 
余东海
 
 
人民可以不爱国,官员和政府不能不爱民。无论人民可不可爱,官员和政府都必须爱民。爱民是官员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民不可爱,责任在官员;人民不爱国,责任在政府。人民素质低劣道德败坏,说明官员和政府不行,轻则惩罚和更换官员,重则重新建设政府。
 
爱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仁爱之心,心力厚实,内驱强大;二懂仁爱之道,爱之有道,爱得正确。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仁爱之心,没有真爱,所谓爱人爱民,无非虚情假意;不懂仁爱之道,没有正确方法,爱之不得其道,不能爱人以德,爱民以政,爱之无益,反而有害。
 
儒学是培养仁心、教导仁术之最佳学说。内圣学是最正确的道德学,可以最优效地培养仁爱之心,让人成为仁者;外王学是最正确的政治学,可以最优质地教导爱民之术,为民建设仁政。所以,要培养既能真正爱民、又能正确地爱民的领导集团和官员队伍,非儒学莫属。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爱一个人同样就要给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样道理,爱民,也必须维护人民的有序自由。这是爱民的基本要求,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小康王道对自由的重视有所不足。但是,除了明清两朝,人民享有的自由与现代西方差不了太多,人民的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迁徙、生育等等都是相当自由的。
 
关于生育自由,山海厅友说:“自古以来,中国生育自由,一个家庭都多少产,有多大能力生几个孩子,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能力自由选择的,外界从不干预,虽说中国人重视生育,有多子多孙的观念,但每家有多少田产,能养几个孩子,每家还是清楚的。所以人口解构自古大体稳定。”
 
有了生育自由,人口基本不成问题,即使多些少些,也是很有限的,少则稍加生育鼓励,多则略微政策引导,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往往是政府乱作为造成的。
 
传统社会正常时期,也有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为 “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提供基本保障。明清两朝是古代儒家王朝中最差的,但除了言论收得过紧,民众也不缺乏其它方面的自由。这些传统自由在民国也有残留,进入毛时代才全面丧失。
 
毛氏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东海曰,不让人说话,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正人君子没有话语权,天就塌掉了。反孔反儒就是反天翻天,但民国的时候,儒家和人民还有言论自由,天虽然晦暗,还没有塌掉。后来自由没有了,就无法无天、暗无天日了。东海拼命说话并索求话语权,就是要把塌下来的天重新顶上去!
 
非自由即非人道,反自由即反人民。反对不允许反对的政治,批判不允许批判的学说,是君子当仁不让的责任。不允许反对的政治,必是极权暴政;不允许批判的学说,必是邪说邪教。依道据德反对极权,就是最好的卫道弘道、爱民爱国方式;依仁据理批判邪说,就是最好的文化启蒙、道德教化手段。
 
同时,非自由环境恰是对人品最好的磨练和考验。在自由社会说真话做正事,很容易,一般正常人都做得到;在极权社会说真话做正事,很不容易,非正人君子和豪杰不可。真话,包括真理和真相。正事,包括正确和正义之事。
 
自由一定会到来,但一时不来,或许是上天另有更好的安排。没有自由,可以让有志之士受到更多锻炼,“天选”出更多优秀人物,让将到来的自由具有更高的品质。故东海一方面尽心尽力追求自由,一方面又从容不迫听天由命。
 
东海之志,在非自由社会中做一个自由人,在非自由政治下让道德自由起来。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思想道德、我的言论行为、我的人生道路都属于我的地盘,都具有神圣性。我的梦是中国梦,我的魂是中国魂,我的心是中国心,不容任何外力侵犯,不容任何外人做主。
 
我在中国在,这是我的一句诗。诗句不妨夸张,可以随便写;话语不能夸张,不能随便说。如果要说这句话,我的立场观点方法,我的思想、言论、行为、德智、信仰、愿想、追求等等一切,都必须彻底仁义化中国化。然后说我在中国在,就非虚话。现在,我应该是全中国有资格说这句话的极少数、一小撮人之一。
 
仁本主义体系就是我的中国梦、中国魂和中国心的集中表达。医生既要有仁心又要有仁术,大医必然仁心仁术俱全,政治家和文化人同样要仁心仁术兼备。仁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份仁民爱国、道援天下的道术。
 
《仁本主义宣言》开宗明义:“魂兮归来,魂已归来。一个伟大的灵魂,仁本主义的灵魂,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灵魂,已经从百年浩劫中悄然复苏悄悄归来。”这句话受到《马恩宣言》的启发。然两个宣言的文化性质、历史意义和政治功用皆截然不同。
 
中华文明可分为古典式和未来式。《仁本主义宣言》代表未来,开启的将是新一轮永不退色的王道美好和文明辉煌!论秩序和自由的品质,未来王道必将远远超越古典王道。礼法秩序和人权自由,品质双优。
2021-8-25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