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历史的分期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暗夜寻灯

　

　

远古历史的分期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暗夜寻灯

 

第一章：绪论

 

    东亚土地之上人类历史的文明之初，出现了一个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相当卓越的王朝 ------ 殷商。后来的一个偶然事件：武王克商，一个崇尚农业的邦国（pre-state）灭亡了一个在工商业方面拿手的文明国家（state）。小邦周灭了大邑商，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来月，不仅让殷人震惊，更让周人惴惴不安。于是乎，为了厘清其中的奥妙，继承了文王思想革命方法的周公，掀起了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史称“周公制礼”。“殷周革命”，奠定了今天东亚这块土地的思想框架；使得今天在我们想从农业国家转型为工商业国家的时候，困难重重。今天的东亚土地不仅缺乏文王在“殷周革命”前的思想环境，也缺乏周公之后百年革命、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后备力量。因为东亚的这块土地，在人类大型（complex）社会建构的一开始就在方向上走进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条至今走不出周文化框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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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世界里，一般把李鸿章等清末洋务派所言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为中华帝国与外部世界相接触，感受到的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80、90年代，受芮玛丽的影响，以及对芮玛丽（Mary Wright）文明冲突思想做进一步补充的亨廷顿、福山等人的影响，8乘8那一代学人提出了《河觞》的概念。《河觞》提出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概念其实模糊不清，以至于后来苏晓康、谢选骏先生不得不承认，用海洋文明这一词汇表述确实不妥。

8x8的结果是断送了大陆社会共产党内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实干家。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派仍然是一蹶不振。个人揣度这段往事是与当时人们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局限性有关。8x8那批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事实；到具体的文明的涵义或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他们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解决。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查人类史，我们通常说人类史有四大事件。它们分别是:

①    45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

②    5万年前的文化爆炸；

③    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

④    1840年代以来的科技革命。

我们之所以说这四个事件是人类史的四大事件，乃是因为这四个事件中的每一次发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异和演化后果。第一个重大事件使地猿变为了直立猿，使直立猿得以通过延长了的子代对父母亲那一代和祖父母亲那一代的模仿学习出现第二个事件的重大结果（祖父母效应，女性与“男性”绝经效应会在本书后边章节叙述）。第二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人类真正脱离开了与其它动物的重大差别，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文化动物。

19世纪的科学界一般定义人是会制造使用工具的动物。但是后来珍妮·古德尔发现了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就使人类这唯一会制造使用工具的定义而成为泡影。后来有人定义人类是唯一的文化动物。但是自1958年以来对日本辛岛的猕猴有关洗红薯和海水去沙法的观察研究，人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事实：许多动物都具备起码文化的雏形；而定义人类是唯一文化动物显然与已经发现的其它各种各样动物所具备的文化行为相冲突。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是会自相残杀的物种；这肇因于人类的复杂文化现象，使得动物界普遍存在的点到为止的仪式化战斗在人类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导致规模巨大的自相残杀。但是很快，古德尔的报告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干出物种内自相残杀的勾当，这就自然让人们联想起来由于黑猩猩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现象导致它们也同人类一样会成为自相残杀的物种。所以今天，本文作者以文化的庞杂、不可数特性为人类这个物种做定义。这也是后来贾瑞德·戴蒙德把突然出现在5万年前的人类文化爆炸称为文化大跃进的原因。因为5万年前和之后人类的文化种类和数量是一个分水岭。5万年之前的人类文化种类和数量都屈指可数。我们这里提到的文化的自然演化路径貌似一个单线的直线发展；他们分别是：

  1. 黑猩猩、大象、鲸鱼、海豚等其它动物所具有的简单可数的文化

  2. 娄米奎3号遗址文化（Lomekwi 3 culture）（娄米奎3号遗址文化已经比目前所知的动物文化要复杂一些）

  3. 奥杜威文化（Oldowan culture）（比娄米奎文化复杂）

  4. 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比奥杜威文化复杂）

  5.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culture）（比之前文化都要复杂）

  6. 约五万年前人类文化的大跃进（文化大爆炸）考古学所发现的人类文化突然在这个时段内出现至少有迹象可寻的就有1千种还多

5万年前的人类文化爆炸，标志着古代智人和现代智人的分水岭。也就是说文化爆炸之后的5万年以来的人类在智力水平上是一模一样的。你训练一个5万年前的人类来开飞机，也一定能够成功。

而1万四千五百多年前由今日的以色列境内的那图芬文化(Natufian culture)开端的农业革命，慢慢扩散向土耳其和两河流域，再扩散到埃及，直至人类居住的几个文明发源地；使我们人类的小型社会而有能力跨入出现行业分工的大型社会，以至于有了今天的文明（这里请忽略各地文明独立起源论）。其意义无论怎么夸张都毫不过分。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和由其带来的社会转型，无疑就是我们现代人体会到的和清末洋务派感知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5-4运动虽然也意识到了民主与科学对社会建构的重要性；但科学与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富国强兵？还是《洪范》天下？是王道乐土？还是外儒内法？5-4那代人没有搞清楚，8x8那代人更没有搞清楚。

今天我们理解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生物学入侵人文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理解。考古学家任式楠在《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已经把农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做一个分期研究。他首次确定了农业萌芽期、发展期的概念。这种农业社会的从萌芽到发展，对应的人类时代的标准，我们分别把他们称为新石器的早期和中期。这每一个技术进步实际上都伴随着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种田还是不种田的问题，戴蒙德曾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做过详细分析。要种田就必须“面朝黄土背朝天”，付出艰苦卓绝的重体力劳动；除了放弃采集狩猎社会的悠闲自在，并且还要面对社会内部的和社会外部的也经由队群社会演变为军群社会后的抢夺和不劳而获。

西方的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把采集狩猎社会的小型聚集人口，通常为100人以下的社会称作游团band。我个人也把它叫做小型社会（simple society）。人类在这种小型社会中生活了至少5百万年，所以5百万年来所养成的我们的人性，也还是在这种小型社会中我们才会觉得生活得舒服自在。一旦现代的公司大于100人的组成，就必须订立公司章程以保持良好公司运行。原因也就出在这几百万年里我们养成的人性。

在动物行为学里，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可以分成四层结构，亦即一雄多雌或一雄一雌（One-Male-Unit: OMU）组成的家庭为第一社会层次family；由几个家庭依照血亲而组成的宗族社会为第二层次clan；由几个宗族组成的社会为第三层次，叫做队群社会band；也就是过去说的“游团”。由几个队群社会组织起来的群体叫军群社会troop。这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具体到各个物种，社会规模和动物物口一般都在100个个体以下。比如日本猕猴通常在20-30只组成一个军群社会。黑猩猩的社会小到只有十几只组成一个社会；大的也可以到30多只；一般我们也称之为队群社会（也有叫部落社会的，目前的分类比较乱）。恒河猴可以达到100只组成一个军群社会。阿拉伯狒狒的狒口由于也像人类一样常年都可以发情，因而社会组织和狒口数量一般在250只以上；而东非狒狒由于有季节性的发情期，其狒口在社会中的数量只能达到150只上下。相比较于人类，由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又由于人类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发情的物种，所以人类的社会规模可以发展到今天组织成国家上亿人口的规模。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通常把1万人以上的社会称为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我个人把100人至1万人之间的社会发展组织和社会模式与规模称为过渡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这种每一次的过渡，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规模都发生过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出现农业以后，就是由原来的100人以下的队群社会，经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出了军群社会与过渡社会和之后的大型社会。

而人类这个物种又与其它灵长类动物比较具有一些奇特怪异的不同，戴蒙德在《性趣探秘》中介绍了：

人类喜欢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它家庭比邻而居，是后来我们的这个物种发育成文明社会的基本的生物学条件。在此一本能的基础上交织成人类复杂的本能和文化行为。今天流行的民俗术语成为了“隔壁老王”这一代名词对人性的一种描述。至于为什么比邻而居而最后能发展出来大型社会。我会在下边的一个章节里专门就此一现象来比较马蜂的社会如何因为是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繁衍方式而只能成为100只大小的小型社会，在酿出指甲盖大小的马蜂蜜之后因为无法处理“文明”成果而导致社会分崩离析（一般的人或者有些讲述文明的公知不太懂得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成果而把二者混为一谈）。但蚂蚁和蜜蜂却因为是一妻多夫制而导致能够发育出来一种社会“警察”制度来处理“兄弟阋墙”或“姐妹阋墙”的本能从而达成百万只级别的大型社会。而人类“警察”制度的来源与处理标准源自于文化和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男性的如女性般的“绝经”现象，通常是希望在文化与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抢占资源、造福自己的后代。

 

社会规模达到1万人上下，也是人类社会出现明显分工的时期；当然这种分工的出现也不是“嘎然而始”；它在100人以下的小型社会也出现了端倪。研究刺青的人类学家拉斯·库塔克（ Lars Krutak - Tattoo Anthropologist ）曾经在南美卡亚比（Kayabi tirbe）印第安人部落研究他们的刺青文化。要成为一个刺青师，在100人以下的小型部落也需要竞争上岗。这是人类最早时代的分工标志。早期的巫师萨满自然也脱离不了如此的模式，造就了人类社会演化史的“家为巫史”时代。后来的巫师萨满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我们古代文献所说的“颛顼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陈来教授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来源》中描述过这段历史，这是国家产生，政治权力把原本在民间家庭、村头树下可以进行的巫师、萨满的家为巫史的权力，收归国有。类似我们今天的政府不仅有宗教局管理宗教，也有教化民众以马列主义灌输给我们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的权力。这种政教合一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又决然不同。西藏的政教合一以神权为最高而神圣。华夏的政教合一以政权为最高而神圣。早期人类在组成大型社会，形成国家，实现所谓文明，靠的就是这种“国之重器，在祀与戎”。这种祀与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笔杆子、枪杆子。发展到今日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不仅仅要靠笔杆子、枪杆子，今天的社会建构还剥夺了社会群体的钱袋子，不仅仅把思想权力收归国有，同时也把一切经济资源收归国有；国家不仅仅控制笔杆子、枪杆子，而且还要控制起来钱袋子。这种对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的控制，形成了现代一种国家体系和国家的标志。如何处理大型社会建构的这三个要素，不仅是国家构成的三个要素，也是文明建构的三个要素；是现代社会的巨大争执，也是大自然的人文实验。

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如西藏，或者政教合一的权力政治如华夏文明都是我们的古老文化传承。遇到了西方传播过来的政教分离的笔杆子市场化、钱袋子市场化、枪杆子必须对外的国家化，这才是我们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笔杆子、钱袋子的市场化，是我们自殷末周初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以来所一直打击压迫的。如果说在传说中的颛顼时代，我们打压并控制起来了意识形态、实现了殷商和其以前的“绝地天通”、西周以来的政教合一的第一个大型社会建构、国家的形成；那么在以后的周秦之变前后，也就是我们所谓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华夏文明和所谓的中国文化，也开始了打压“钱袋子的市场化”的“重农轻商”政策。而这种对钱袋子市场化的打压，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殷末周初、武王克商的历史肇因和其导致并出现的结果。而周文王为了“克商”也是曾经下放过一段时间的“家为巫史”权力，允许诸侯也可以在家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是如殷商时代那样“绝地天通”：诸侯的祖先都是商王祭祀自己祖先时候的陪祭。因为祭祀权力下放，大为宣扬“天命靡长，惟德是辅”，给后世造就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和疑问，不仅仅酿成了“兄弟阋墙”的“三监之乱”，也造就了中国历史的这种王朝周期律。

中国大型社会建构的简明特征，或者中国历史的简明特征，可以概括为：

  1. 政教合一：政权与教化社会成员的教化权力合兵为一

  1. 天下观念与万邦来朝

至今中国人的我族中心，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之下的民族主义的摧残之下依然不断加强。这不仅显示这个民族的自卑，也显示这个民族的自大和缺乏理智。

  1. 江湖观念 与江湖争霸

有一西方学者向一中国学者讨教，问希特勒迫害杀死犹太人但不会对自己的德意志民族大开杀戒，中国为什么对自己人却那么狠呢？还有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据说此一学者竟然无言以对。探究民族和群体内部自相残杀和“蟑螂”般在“内卷”情形下的自相残杀，生物社会学里形成的“对抗式竞争”，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天下观和江湖观。大批所谓现代新儒家如钱穆、余英时等总结的中国文化并不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世界上其它各民族也都自然存有他们所总结的所谓“中国文化”和行为；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天下观却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江湖争霸观念，“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观念，真真正正是中国独有的。这种江湖争霸、天下争雄的文化观念，是其它民族不具备的。

  1. 对笔杆子、钱袋子的放松与收紧，成为中国王朝兴衰的演变律。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虽然各有特点，造就了那个王朝的特征；但无外乎是对意识形态与“重农轻商”政策的“驰”与“禁”。对政治与经济同时放松的宋朝，达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与科技的高峰期；后世至今无法企及；而大兴“文字狱”的明清，不仅仅错失了世界大航海的伟大时代，也造成了大航海时代传来的新作物、秋作物引发的人口突然增长和应对的措手不及。人口的剧烈增长造成了明清以来“汉奸文化”与坚强不屈、岿然屹立的“蟑螂文化”的蓬勃发生。（蟑螂文化一词的出处，请谷狗本人以端木一秋笔名的拙作《中国文化中的蟑螂文化》一文）

 

当然这里谈到的大型社会建构、国家建构、或者文明建构的三要素是人文科学部分。具体小型社会如何建构，是生物社会学部分。小型社会如何建构，我会在本书对《社会生物学》做一个简要介绍。理解了小型社会的建构，我们理解起来文明、人性、社会、政治、国家这些基本概念，才会有更深一步的融通。

大型社会建构的这种“国之重器”，在远古时期首先第一步做到的意识形态变革，也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把自己的祖先神化、神格起来。教化民众自己的祖先就是崇拜的图腾。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食玄鸟之卵而生契”、“我姬氏出自天鼋”。这是东亚文明开端，“卵”生文化的勾和线；也即是图腾动物的神圣躯体开始与自己祖先的身体“化而为一”，使自己的祖先也开始因为与神圣动物的躯体结合而变得神圣起来的大时代序曲。这是图腾崇拜转换为半人半兽神崇拜的开端。

东亚这块土地具有图腾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部落和民众也曾经能够组织起来更多的人口打败之前的万物有灵论的更小型人口部落。这是多次发生的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的战争；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争。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神话，本质上是殷周神话，反映的历史大多是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形态，打败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后羿射日”的神话。反映的是甲乙丙丁等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之间发生的兼并战争。殷商人的神话说太阳和月亮分别是祖先帝喾的两个妻子羲和和常羲所生，反映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是后一个朝代推翻了前一个朝代，也要对前一个朝代的意识形态做一番清算的结果。

“国之重器、在祀与戎”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考古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即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异出现了大型礼仪式的建筑、或者出现了城市、市场或者使用了文字，这些都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学者才开始考量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城墙建筑和良渚文化的城墙建筑均为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蚂蚁学家也把比如切叶蚁所发展出来的种植蘑菇作为文明的标志；认为这就是蚂蚁的农业；依靠蚜虫分泌蜜汁而生存的蚂蚁通过驱赶刺激蚜虫而称这些行为为蚂蚁的畜牧业。蚂蚁中也有驱使俘获另外种类的蚂蚁为自己劳动和生产而称之为蚂蚁的奴隶社会；也把相对蚂蚁个体来说巨大的蚁冢作为文明的标志。参考下边这本书《切叶蚁 --- 本能造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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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文明，通常被蚂蚁学家认为是5-6千万年前就开始演化出来的本能。而人类总的历史不过5百万年；文明不过才5千年。蚂蚁的文明建设已经埋入基因，是靠天生、靠基因，靠本能；那人类的文明建设靠的是什么呢？

答案显然是“国之重器、在祀与戎”；也就是人类靠着发明虚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强行逼迫的国家暴力。人类靠的是意识形态来把个体的人组织和整合起来、靠军队的镇压来铲除个体的人或小集团的反抗。然后是依赖个体人的技能分化来打造文明成果，建构社会。一个社会的人们有了统一的信仰，就能够为达同一个目的而协作与合作起来。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因为相信他们的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正如东亚的人相信皇帝是天的儿子一样而辛勤打造金字塔。

人类要建构自己的文明，不能像蚂蚁一样演化出身体的器官作为工具和分工。人类的分工显然是依赖大脑的思想和技能分化。要把众多的人口组织协调起来，靠的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和内容自洽的一套成系统的信仰体系。靠着这套内容自洽的故事和信仰体系，社会的组织者教化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有着统一的行为来组建大型的礼仪建筑或者建造登月的统一行为。这就是我们建构文明的秘诀。大脑的技能分化出现的各个个体需要团结、合作、协作，来组织成为社会，就必须依赖意识形态的教化。所谓文明，也不过就是生物学家所要研究和表达的社会属性的演化和分级。从独居到亚社会型，从集群到准社会型，到半社会化、真社会化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标尺单位 ------ 文明。

昆虫学家研究昆虫5千万年来的演变，单以蜜蜂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4万多种蜜蜂中，从独居到具备社会属性的蜜蜂之间，具有前社会属性的蜜蜂种类实际是大多数，呈现连续的、不间断的、广谱的分布。前社会性昆虫也就是向具备社会属性的昆虫的过渡类型。昆虫的社会属性类型分布从独居型到真社会型，是按照下边的标准：

其中前社会型又可细分为：（下列的所有类型在4万多种蜜蜂中都有分布，被称为广谱性分布并且占有蜜蜂种类的绝大多数。）

昆虫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在威尔逊（E.O. Wilson）所著的《昆虫社会》中获得一致的赞同和美誉。它体现了昆虫本能研究中的各种由独居到具备少许社会属性的半社会型，以至于具备了完全社会属性的真社会型和组成超有机体的文明的连续过程。亚社会型和群居型是还没有具备社会属性的类型；准社会型和半社会型是具备了少许社会属性的类型。

对哺乳类动物社会属性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早年的埃斯皮纳斯（Espinas, 1878）、迪纳哲（Deeneger, 1918）和魏勒（W.M. Wheeler, 1930）；都对哺乳动物行为的社会属性提出过一些划分标准；但由于这些标准的繁复和冗叠，实践起来一直问题多多，因而哺乳动物的社会属性的划分标准还没有得到生物学家们的一致认同。哺乳动物因为哺乳的关系都会由亲代照顾至少一个短暂的时期；待子代趋向成年的时候，亲代会把子女赶出自己的领地以防止乱伦事件发生（乱伦禁忌也是动物们的一种普遍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哺乳动物成年以后的生活方式来审视其社会属性的演变程度。

    中国与美国养牛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一个家庭可以只养一只牛，让它下田耕地，或者套上车辕作为交通工具；然后把它牢牢地绑在牛圈里。而美国的牛都是散养在牛栏围起来的巨大的草场。我在美国跟一个养牛的人士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只买一只牛放进你的围栏散养。牛都需要有伴侣，不然它会忍受不了孤独逃跑寻找同伴过集体生活。

    贾瑞德·戴蒙德提出过一个问题，问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驯养斑马为我们做工或者作为我们的肉食来源。他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动物行为学家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驯养斑马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不能算是社会型动物，体型又过大容易伤人。

    在野生状态下的斑马看似过着群集生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我们在定义社会一词时的任何我们称之的协作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过着群集的生活，但在它们的群里边，除了争夺交配权的斗争，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的群内互动和交流。当狮子猎捕其中一头斑马的时候，没有哪一头斑马会挺身而出保护另外一头（母子除外）。它们防止被猎食的手段就是靠着身上的条纹，形成猎食动物只能分辨黑白颜色的那有缺憾的视力下看到的模糊的背景。对狮子来说，为防止猎食而集中靠在一起的一群斑马就是一群模模糊糊的背景。这就让斑马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成为仅仅只是集群动物而不是独居动物，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型动物。

    牛这个物种显然就很不一样。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让那些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同类的公牛有了更多的交配权力。这样牛演化成为社会型动物就当自然而然。

    我们说猫是嫌贫爱富的动物，狗是对人类忠诚的动物。这些行为的产生其实就是它们在亿万年的演化当中所形成的独居本能或者社会型本能的结果。成年后的猫科动物的绝大多数，除了狮子等极少数的几个物种，大都是独居型的动物。你可以牵着一只狗去散步，但你不可能牵着一只兔子、一只猫去散步。因为猫和兔子都不是社会型动物，所以它们不懂得如何跟其它同类或非同类进行协作和配合。正如戴蒙德所说：能够驯养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能驯养的动物各有它们不能驯养的原因。这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属性。

    文明，作为社会属性量度的又一个层级的新标准，在人类、在蚂蚁都是指所能协作起来的群体动物的物口水平。我们把蚂蚁、蜜蜂这类文明动物称作超有机体。那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能够组织起来上亿的人口协作或对抗其它上亿的人口或者做出不凡的所谓文明的成果、比如登月、比如火星探测，比如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等我们人类中心主义者骄傲的成就，我们人类目前的这种社会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超有机体呢？

    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我们人类的社会演化时所提出的几个分期的称谓，所谓王国时代、或者叫王政时代（Age of King）和帝国时代（Age of Empire）。

    人类出现的最早的第一个帝国就是与希腊发生希波战争的起家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后来的秦始皇创造的秦帝国以及罗马帝国都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本能水准演化到新高度的又一个标志。

    很明显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分裂，秦帝国之后东亚土地上翻烧饼似的王朝兴亡以及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灭亡都说明之前的帝国形式的社会协作属性的演化方向都是进入了死胡同的演化方向。也就是以“我”和“我们”为生物学本能的这种共同体利益为主的、以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为主的、以费希尔开创的自我哲学的民族概念而又并没有经过推理的逻辑论证而建立的帝国的国家形式“超有机体”都走入了死胡同。历史上商鞅三见秦孝公，谈帝道（老庄的无为之道），不行；谈王道（儒家以德治国之道），不行，最后唯有谈霸道（霸权之道），才合了秦孝公的心思；也是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大势。而霸道，也就是后来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下的策略。希特勒的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有机体”的灭亡似乎给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超有机体”所崇尚的国家形式带来了一丝生机；但冷战的结果也可以表明这种左的达尔文主义“超有机体”、不管是基于民族意识还是基于相对较小的“我”和“我族”的共同体 --- 民族国家意识，都是大自然走入了死胡同的生物社会学实践。这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社会从帝国退回到王国的原因。今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的是王道？还是帝道？抑或是霸道？值得深思。

而工业化的诞生、科技带来的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很显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英国为什么产生了工业革命，而这个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的伪命题），为什么没有在古老的两河流域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印度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埃及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它地方发生。都可以从蜜蜂为什么能形成文明而马蜂不能形成文明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把眼光放在了周秦之变，而不是殷周革命（请大家留意“革命”和“之变”这种叫法的差别）。周秦之变实际上只是从过去的王政时代或王国时代演化进入了帝国时代。而什么是帝国时代？什么又是王国时代？为什么不去遵从过去说的封建时代？这些问题是本书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也是理解和解释今天的世界冲突和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工业化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问题；当然附带地也需要解决和回答印度的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只研究周秦之变显然不是方法。生物学对社会的研究、对行为的研究给我们奠定了基础和思路以及方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回到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的殷周之变，结合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显然可以有独到的理解和眼光。这是本书所要阐释的逻辑和思路。

    研究殷周之变首先想到的是王国维在早年所做的贡献。他在《殷周制度论》里说过的许多话，我们都应该仔细品味和加以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P451 ~ 453） 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可以有周秦之变那样在制度层面的考量，也可以有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考量。哲学方面的考量，就是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词汇方面的涵义的重新理解和定义。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明的涵义，我们讨论的人类演化路径上的半人半猿的动物所发生的文化现象。而意识形态的涵义就是我们在判断事务的价值和标准，好与坏的标准，对与错的标准。殷周之变的所谓旧制度废，新制度兴，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这就牵扯到学界里所谓的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所谓的“微殊”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大部分继承，小部分变化，总体来讲，大同小异；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迥异”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支持“微殊”说的学者有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支持“迥异”说的有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王晖等；而本书是在迥异说的基础上提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

 

作者：暗夜寻灯 （武夤晟）Winst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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