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时翻转中的对贵族政策
茨仁卓嘎
今年是壮烈的西藏抗暴救国运动在境内被镇压完毕的60周年，这场以境内藏人死亡数十万人为代价的血腥清洗和战争浩劫。不仅成为中共最敏感的历史禁区之一，也给藏人心里留下了第一代伤痕。至1962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雏形，前噶厦直接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寺院，总数较1951年前减少了约四分之三。至80年代，中共当局在藏统计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是战争使得人口剧烈减少留下的证据，中共洗不掉。
我之所以在文章中不用中共所称谓的“民主改革”，因为世时翻转对藏人来说既不民主也不是“改革”。中共建政初期，对有的中国内地地方实施的工商业改造叫“民主改革”，中共以此名美化这场西藏社会的赤色浩劫而已。
中共血腥镇压西藏抗暴救国运动时，对参与那场运动的贵族，僧侣及其随从，进行了财产的没收和彻底的“斗倒批臭”，有的财产和土地分给了听党话的合作者。比如，一些寺院的仁波切(中文称活佛)流亡后，其寺院庄园的资产分给了寺院里与中共合作的僧人。对原噶厦政府财产一律没收，抄入国库，中共借此大发战争横财。以至于八零年代要重修布达拉宫时，中共当局哭穷，藏人官员说布达拉宫有仓库，里面有噶厦政府积攒的金银财宝可以用。结果打开后空空如也，这些金银财宝就是在世时翻转的年代被一辆辆卡车拉走的。
此外，中共在废除债务关系上实行双重标准，利用债务关系制约领主和农民。中共只笼统地宣传对农奴和领主之间的债务关系上废除，在中共的任何宣传电影上都给人农奴翻身了的印象。但中共掩盖了利用领主互相之间的债务关系和农民之间的债务关系来制约被划为敌对阶级的领主和中间有所动摇的西藏农民。笔者早在此前的文章就揭露，“百万农奴”是一个欺世之谎，在“平叛”时为了维稳寺院的僧尼，防止更多的僧尼离开亲共阵营加入抗暴救国运动，中共把过去西藏占10%以上的僧尼都划入了统战的对象。宣传他们也受点剥削等等，要团结在党身边与三大领主开展斗争。以至于后来编不下去了，在90年代起西藏僧尼于拉萨解除戒严后再次兴起抗争时。以藏学伪史编造专家臭名昭著于国际藏学界的退休18军情报参谋王贵先生就胡扯“西藏也有贫苦僧尼遭受终身劳役，遭铁棒喇嘛(卓嘎注：铁棒喇嘛藏语称“格贵”，是维护寺院法会秩序的僧人)殴打酷刑是常事”(典出王贵写于《中国西藏》杂志2006年英文版的文章)。王贵作为中共地下党出身的藏学写手阵营里少有的会藏语之人，大概不会不知道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措施里有“喇嘛不参加劳动”这一常识吧，如此公然地胡说八道，以为流亡藏人和国际藏学专家会相信吗？
闲话不多说，过去西藏有一部分生活过得下去的农民，并不是“悲惨的奴隶”，在西藏土改发起时，他们积极性并不高。于是中共利用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制造摩擦，在废除债务时没有免掉农民之间的债务关系。此外，领主之间的债务关系不谈废除。这就是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债务绑定陷阱”。
对于没有参加抗暴救国的贵族，则根据其立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区别对待，以“分而治之”。当时的政策是：“左派和中间偏左”，是中共保护的对象。对于立场站在中间的贵族，也不当面难看，反共右派贵族要当面批斗(中共党史里俗称“面对面”)。但是，所有没有流亡，根本没有参加抗暴救国运动的贵族群体，与中共有什么仇？中共却采取了唆使下层人士“告密”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所谓“黑档案”。这些黑档案，均在后来的西藏文革浩劫中被中共予以利用。这种告密的手法，在中共土改工作里黑话叫做“背靠背”。
时至今日，阴险的“背靠背”仍然有用，中国大学教师时常遭到学生的“背靠背”暗中举报，在西藏，政治犯家属和自焚者亲属，身边就安插了中共的特务眼线，中共公安称其为“耳目”，境内藏人称其为“昂觉”，意为耳朵，“空措”(他们，境内藏人指国保警察)和境内藏人之间，在称呼特务上用了一个意思的词。这也是今日藏区的黑色幽默吧。
边境藏人里“昂觉”得到的肉骨头更丰盛，只要举报陷害藏人抗议和流亡事件，经核实就能拿到数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翻身农奴的总代表，藏北霍尔派官员出身的热地，被中共重点栽培后，丧失了“初心使命”，“理想信念”，早在江胡时期就把西藏的各种资源包给他自己的家族享有。让境内藏人对“翻身农奴”的仇恨更加刻骨铭心。在文章结尾，卓嘎跟中纪委领导留个言：西藏反腐，敢不敢打掉热地家族，才是检验是不是“选择性反腐”之所在。